自发性支出乘数∵

自发性支出乘数
资料1：外商直接投资与投资乘数
世界各国(地区)都高度重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从这些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来看，除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外，还包括土地使用费等有关费用的政策优惠。

综合分析泰国、越南、韩国、马来西亚等32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①，可以发现除了免税期、低税率等直接税收优惠方式外，这些国家还普遍使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亏损结转等间接税收优惠方式。

此外，各个国家和地区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通常还对之给予其他政策性优惠。

以中国深圳为例，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新开工的基建工程，自《土地使用合同书》生效之日起，至合同书规定的竣工日止，减半计征土地使用费。

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竣工的，经主管部门批准还可以适当延长，直至一年。

此外，对在深圳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籍人员逐步实行国民待遇，等等。

那么，为什么各个国家和地区会如此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结合宏观经济学中的投资乘数来对之予以解释。

针对一个经济变量的变动可能会同时直接和间接地作用于另外一个经济变量，宏观经济学提出“乘数”来度量其最终影响。

所谓乘数，是指经济中某一自变量的单位变动所导致的因变量的最终变动量，其计算公式为“乘数＝因变量的改变量/自变量的改变量”。

以函数()y f x =为例来看，乘数k 即为y k x ∆=∆或0lim x dy y k dx x ∆→∆==∆。

根据一个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产出水平y ，也即均衡国民收入是指和计划总支出AE 相等的收入水平，而计划总支出是由家庭部门的消费支出c 、企业部门的投资支出i 、政府部门的购买支出g 、国外部门的净支出也即该社会的净出口nx 这四项支出共同构成，可知y AE c i g nx ==+++。

显然，经济中任何一个部门计划支出的变动，都会直接改变计划总支出，进而直接影响均衡国民收入之值。

事实上，除了直接影响以外，各个部门意愿支出的变动对计划总支出进而对均衡国民收入还有间接影响。

为掌握一个部门计划支出的变动对均衡国民收入的最终影响，我们可以计算相应的乘数。

这里以企业部门计划投资支出i 的变动为例来作一说明。

按照宏观经济理论，设政府部门的总收入，也即总税收额a t 是国民收入y 的增函数，也
即0a t t t r y =+，其中0t 为自发税收或固定税收，其值的大小不受国民收入的影响，t r 为税率
① 刘建民，印慧，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国际比较与借鉴，《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6期。

或边际税率，且0<<1t r 。

政府部门的支出包括转移支付为r t 和购买支出为g ，二者的数额
均不受国民收入的影响。

家庭部门的消费支出是该部门可支配收入d y 的函数，也即
αβd c y =+。

由于可支配收入是国民收入扣除净税收n t 以后的余额，而净税收是总税收扣除
转移支付以后的余额，即n a r t t t =-，故而，家庭部门的消费支出实际上可以表示成国民收
入的函数，为[]αβαβ()αβ()αβββd n a r a r c y y t y t t y t t =+=+-=+--=+-+。

尽管一个国家的出
口x 不受该国国民收入的影响，但这个国家的进口m 却是国民收入的函数，即0γm m y =+，其中，0m 为自发性进口，即不受国民收入影响的进口，如本国不能生产，但又为国计民生
所必需的产品，无论收入水平如何，都必须进口，γ为边际进口倾向，表示收入增加1单位时，进口的增加数额，其值一般小于1大于0。

由此来看，一个国家的净出口也是国民收入的函数，即0γnx x m x m y =-=--。

若假设企业部门的意愿投资不受国民收入的影响，则均衡国民收入实际上可以表示成0(αβββ)(γ)a r y AE c i g nx y t t i g x m y ==+++=+-++++--或0αββ1βγ
a r i g x m t t y +++--+=-+。

对于企业部门意愿投资支出变动1个单位时，所引起的均衡国民收入的最终改变量，结合乘数的定义，按照投资乘数11βγdy k di =
=-+，可知为11βγ-+。

由于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边际进口倾向γ之值通常小于边际消费倾向β，故投资乘数的取值通常大于1，即1>11βγ
dy k di ==-+。

按照乘数的定义，这意味着增加1单位投资所带来的均衡国民收入的增加量要大于1个单位。

正是因为如此，鉴于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国家企业部门计划投资支出的增加，世界各国才比较重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资料2：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选择与政府部门乘数
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在1998年一季度末日渐显著，并通过与一系列国内问题的迭加，形成了迫切要求“扩大内需”的压力。

针对这种情况，1998年6月中旬，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人民日报》、《中国财经报》发表关于宏观经济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文章表示意向，指出我国当时不宜采取通过减税刺激经济的方法，而应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加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并通过推进改革克服制约有效需求的体制和政策因素，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1998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了启动财政政策手段、对原预算安排作出调整的方案。

具体来看，这一预算调整方案的重点内容是：1、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

2、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
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

2008年9月美国第4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破产，引发了美国金融危机并迅速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为应对这次危机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概括来看，这一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措施：1、扩大财政支出，在2009、2010年实施总额为4万亿元的政府投资计划，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

其中，中央政府的新增直接投资达1.18万亿元人民币，其他资金主要来自地方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银行贷款和其他社会投资。

如果加上地方政府的投资，政府投资额可占到整个投资计划的的60%以上。

为了尽快取得实效，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政府提前安排了1040亿元投资，2009年中央政府继续安排新增投资近5000亿元，2010年中央政府的投资将达到5885亿元。

从其用途来看，这4万亿政府投资项目中，1万亿元用于四川、甘肃、陕西等地的灾后重建，3700亿元用于技术升级和研究创新，2100亿元用于节能环保和减排，1500亿元用于包括农村教育、医疗卫生设施在内的社会性项目，1.5万亿元用于公路、铁路等主要基础设施的建设，3700亿元用于水利、农业灌溉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4000亿元用于为低收入人群修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

2、落实结构性减税。

中国自2008年以来实施了多项结构性减税和税费改革政策。

改革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个人利息所得税，降低了房地产销售税、印花税、车辆购置税税率，进行了增值税税率改革，成品油价税费改革，取消了100项行政费，并增加了出口退税。

从其结果来看，这些减税措施2008年为企业减负共计约2800亿，2009年则为5000亿元左右。

3、增加其他领域的财政支出，包括加大投入，进一步增加农民补贴、进一步提高粮食收购最低价、提高城乡贫困家庭补贴、增加国有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和为农村居民购置家用电器和车辆提供补贴等措施以提高家庭收入，促进消费需求增加；改善预算支出结构和人民生活水平；支持科技创新、节能减排，推动经济重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通过比较1997和2008年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选择的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大家会发现在减税、增加转移支付和增加政府投资(也即增加政府购买支出)这三种措施中，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额远大于另外两种措施。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三种政策实施以后，它们对国民收入的拉动幅度有所差异。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结合相关的乘数来做进一步解释。

以一个只含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三部门经济为例来看。

根据该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产出水平y，也即均衡国民收入是指和计划总支出AE相等的收入水平，而计划总支出是由家庭部门的消费支出c、企业部门的投资支出i、政府部门的购买支出这三项支出共同构成，可知y AE c i g
==++。

显然，经济中任何一个部门计划支出的变动，都会直接改变计划总支出，进而直接影响均衡国民收入之值。

事实上，除了直接影响以外，各个部门意愿支出的变动对计划总支出进而对均衡国民收入还有间接影响。

为掌握政府部门
计划支出和税收变动对均衡国民收入的最终影响，我们需要计算相应的乘数。

按照宏观经济理论，设政府部门的总收入，也即总税收额a t 是国民收入y 的增函数，也
即0a t t t r y =+，其中0t 为自发税收或固定税收，其值的大小不受国民收入的影响，t r 为税率或边际税率，且0<<1t r 。

政府部门的支出包括转移支付为r t 和购买支出为g ，二者的数额
均不受国民收入的影响。

家庭部门的消费支出是该部门可支配收入d y 的函数，也即
αβd c y =+。

由于可支配收入是国民收入扣除净税收n t 以后的余额，而净税收是总税收扣除
转移支付以后的余额，即n a r t t t =-，故而，家庭部门的消费支出实际上可以表示成国民收
入的函数，为[]αβαβ()αβ()αβββd n a r a r c y y t y t t y t t =+=+-=+--=+-+。

若假设企业部门的
意愿投资不受国民收入的影响，则均衡国民收入实际上可以表示成(αβββ)a r y AE c i g y t t i g ==++=+-+++或αββ1β
a r i g t t y ++-+=-。

对于政府部门收支变动1个单位时，所引起的均衡国民收入的最终改变量，通过计算相应的政府部门乘数即可获知。

由于按照乘数的定义，政府税收乘数之值为β1βt a dy k dt -=
=-，政府转移支付乘数之值为β1βr t r dy k dt ==-，政府购买支出(也即政府投资)乘数之值为11β
g dy k dg ==-，故而，结合边际消费倾向β的取值，也即0<β<1，比较来看，β1<1β1β
r t t g k k k ===--意味着政府购买支出增加1个单位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最终增加量不但要大于1个单位，而且其还要大于转移支付增加1个单位、税收减少1个单位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最终增加量。

正是因为如此，我国政府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中，政府投资额的增加力度才远大于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力度和减税力度。

问题与思考：
1、 凯恩斯模型中的乘数有哪些种类？
2、 在上述资料中，涉及到了那些乘数？其乘数大小如何？
3、 在危机中刺激经济政策和吸引外资政策中，乘数具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