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卿]逃出高天荒

[马卿]逃出高天荒
带信
死人的消息，起初是1958年冬天从河西传来。

我娘家就在河西，那年我18岁，刚嫁到大河东岸的曹台子，丈夫是19岁的曹为斯。

那条大河叫淠河，从南山的佛子岭下来，往北流到淮河正阳关。

河西都是土坡，我们也叫“岗上”，河东比较洼，就叫“湾里”。

我记事起，旱路不好走，人们想运点东西都走水路。

南山常有人放木排下来，上面扣满了瓦盆瓦罐，还有山货，到我们这里的码头售卖。

时间久了，码头就成了集镇。

附近好几个集，比如隐贤集、迎河集，都是码头。

到了三化时期，这些集都改叫“公社”。

我们这里叫淠东公社，曹台子叫曹台队，领头的人就叫队长。

队长也姓曹，和我们多少有亲戚。

河西刚死人那会儿，我们就看到他把外乡的亲戚接过来度日。

我也想把河西的娘家人接来，就问队长，能不能干。

他说接来可以，但不能白吃白喝，要干活。

这就好办了，我河西的娘家有七口人，我的父母、祖父母、两个叔叔和五岁的妹妹。

反正在家里也要干活，不如到这来，还有口饭吃。

有天夜里，曹为斯到渡口接他们，回来住在生产队腾出来的空屋子里。

别看湾里和岗上就隔一条河，土可不一样，地里的作物也不一样。

我们湾里那时候还有胡萝卜和红薯。

但娘家人一来，人多粮少，我们就不讲究了，连胡萝卜叶子都不放过，吃完牙齿都发黑。

到年底时，公社突然来通知，要我们把逃荒的都送回去。

我没办法，用扁担挑十几斤胡萝卜和红薯，送娘家人回了河西。

才送走，这边又来通知，要所有男的都去“高天荒”打埂。

“高天荒”是一条长约4公里，高约20米的大堤，当地人称“高填方”。

1958年，为了将淠河水引流至瓦埠湖以东地区，当地地方政府组织调集了瓦埠湖以西的数批民工，去开凿一条“瓦东干渠”。

这条人工河跨越江淮分水岭，民工们徒手凿开了多座山头，是为“切岭”，
又肩扛手抬，垫高了多处洼地，是为“高填方”。

当时我们更熟悉打埂，不就是挑土垒大坝嘛。

我们那几年除了种地就是打埂，淠河两岸的防洪大坝都是我们一铁锹一铁锹打的。

但“高天荒”是什么，当时没人知道。

我丈夫曹为斯、父亲和两个叔叔都去了高天荒。

不久听到传说，高天荒有白米饭吃。

我想那还不错，我们这儿只有碾碎的米糁熬粥喝，不到过年，都见不到一粒整米。

他们有了饭吃，娘家那边却遭了秧。

男人都调走了，没有人干农活，也就没有吃的。

生产队长说，“劳动力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给饭吃。

”
我看这样不行，母亲和妹妹，还有两个老人，靠十几斤胡萝卜怎么活啊。

就想写信给男人们，让赶紧回来。

信没写成。

我不识字，只会写“洋码号”和姓名，而且公社不许高天荒的民工和家人通信。

我想，既然有传说“高填方有米饭”“高填方的饭吃不完”，我不如大老远去一趟带口信，顺道留在工地干活。

在那里吃米饭，比在家喝米汤强。

生产队有位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名叫沙先芝。

她刚结婚，丈夫就被征到南山的横排头水库去了。

一起下地干活时，我这样一说，她两眼直放光，一心想吃白米饭，当时就催我一块去高天荒。

1959年正月初一，我俩各带上被子和网兜，装着布鞋、梳子、筷子、碗和盐，往东出发。

同行的还有一批男社员，加上我俩，共十几个人。

天气不错，从白洋店渡口过了瓦埠河，就是瓦东地区。

再往东80里是车王集，高天荒就在那里。

路上没什么人，走了40里，到了小甸集。

天黑了，在一个村口，我问路边妇女，庄上有没有空房子住。

那妇女手指着前面几间屋说，那里没人。

我们走近看见，确实没人，房门已经被半米高的土墙堵住，我们只好扒开土墙进去。

东西两屋都铺有稻草，我和沙先芝放下被子，睡西屋。

男人们睡中堂和东屋。

清早梳头时，我看见屋子里还有没纳完的鞋底，针线兜里还有没缝完的花儿。

我从小跟奶奶和母亲学过这些手工活。

集体化之后，妇女们每天在地里劳作，根本没时间纳鞋底，偶尔生产队开会，我都把鞋偷带进会堂。

正想着这些，庄上另一位妇女过来发现了我们，问：“你们晚上睡觉，见到什么了吗？”我说没啊，她恍然大悟一般，“那……恐是没有鬼的。

你们还不知道，这户人家死了。

”
黄鼠狼和尸首
经过那一晚之后，我到现在也不怕鬼了。

要是在以前，我什么都怕：拔花生时怕摸到毛毛虫，下雨天怕打雷，年幼跟奶奶学纺线，怕她讲鬼怪故事。

就算长大了，我还不敢独自走远路。

正月初二下午，我们总算走到高天荒，足足120里。

到跟前一看，高天荒和我们常说的打埂不一样，坝埂足有好几丈高，比我们之前打过的防洪坝宽几倍。

民工用铁锹铲土，用箩筐抬土，用独轮车推土，往上垒成大埂。

出发之前，我把家中仅剩的两块五毛钱装进兜里，准备带给曹为斯用。

所以到了高天荒，还没放下行李，我就跟着男社员们去宿舍找他。

民工们的驻扎营地在大坝不远处，男女民工分别住在几排草庵里，每排三座，每座长五六十米，宽五米，约一人高。

看起来有点像现在的蔬菜大棚，只不过是用木头搭起来的，上面盖着茅草，两边用泥土垒实。

我走进一间男宿舍，过道两边是地铺，过道两端用树枝围成小隔间，放着便桶和粮食。

那时还没下工，人都在大坝上，草庵里只有几个人，低头在给民工们叠被子。

有个人抬眼看了下我和沙先芝，嘀咕着：“黄鼠狼钻棺材柩子，活的往里钻，死的出不来……”
我也没理他，接着找曹为斯。

这时沙先芝拉住我问：“你认得刚才说话的人吗？”
我转身看那人。

他腮帮子凹陷，脸色枯黄，眼皮下垂。

我心里一
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曹为斯那张脸。

他个子仍那么高，可年前走时，还白白胖胖的。

那会儿再看，已经像个死人了。

他吐出几句话，“我走不动路。

他们把我留在这，干点轻活……你们怎么想起到这来，得赶紧跑啊。

”
我问完他知道，高天荒的饭不够吃了。

人们看不到白米饭，上工时动作变得迟钝。

身材小的妇女，开始给丈夫分饭吃，假意说：我吃不完，不能浪费。

原来“饭吃不完”是这意思。

我给了曹为斯一块钱。

交代他，找机会到附近的车王集，买点雪菜面团吃。

等到下工，我又去找到父亲和叔叔，告诉他们娘家断粮的事。

他们兄弟仨，第二天假装解手逃回了家。

到工地第一天晚上，我找到自己的床位，左右都是近乡的熟人，但只要进了草庵，人基本不说话，毕竟累啊，三言两语都是借梳子，借木盆，然后倒头就睡。

民工们没时间洗衣服，工地专门派了一位妇女给我们洗。

我看她眼熟，问过才知，她姓黄，三十多岁，婆家也在曹台子。

工地上，大家都叫她老奶奶。

当年，三十多岁就算是老人了，我们有句俗话讲“四十打棺材，不算胡安排”。

每天我去拿衣服，都和黄姨说几句话。

别的时间，人都累得痴呆了，发愣、捉虱子，谁还说话呀。

早晨哨声一响，人就起来干活。

我们行动都是军事化的，要集合站队。

人走得急，鞋经常穿错。

民工们干一会儿活才能吃早饭，去食堂的步子明显比上工快。

食堂有三口大铁锅，上面都用半米高的木板箍成桶，这样一锅能盛更多饭。

工地里什么吃的都有，就是不饱腹。

米糁煮青菜，煮豆渣，或者黄豆粒。

每人给三勺，每天三顿都一样。

冬天刮风下雨，外面的土地比锅里还单调。

南北两座山头，中间是大坝，四下都是灰黄的草，不见人和庄稼。

山涧沟里都是流动的溪水。

工地上常有人去外面挑一种名叫水葫芦秧的水草，挺嫩，凑合能吃。

过一阵子，水葫芦秧也不能吃了。

上面发通知，说水葫芦上有蚂
蝗卵，吃了会害病，食堂把水葫芦秧抬出去倒掉，我就和沙先芝偷偷跟着，把草捡回来吃。

风调雨顺
有一天下雨停工，民工们去西边的车王集买雪菜团吃，我和沙先芝溜出去挖野菜。

我从小就认识很多野菜：马齿苋，荠菜，剔剔芽，老猫眼，蛤蟆皮，还有喂猪用的水葫芦秧。

我对土里长的一切，就像对身体一样熟悉。

雨天路烂，一脚踩下去全是黄泥土。

这种土的肥力不行，只在有水的地方才能长点东西。

我们找到一条小溪，溪边泛点青色，但是在冬天，野菜也挖不出多少。

我边挖边想，还是家里那片沿河的沙土地好，四季都有作物生长。

挖野菜时，我经常幻想能不能挖到别人丢的花生粒。

一年前，地里随便抓一把就有，可生产队的监工不让拿。

我还记得更早时，在姥姥家吃过金黄黄的油炸馓子，上面缀着焦黑的芝麻粒。

娘家没有田，庄上还有土匪。

我娘给我梳头，我问：“娘你去抓一只土匪，绑在桌腿上我看看吧？”吓得她拿梳子敲我。

我那时挺愣，觉得土匪就是一种很凶的小动物。

还没见过土匪，就听说土匪被消灭了。

接着是土改，家里分到了田。

我就跟着大人溜进地主家的花园，把各种没见过的花摘下，戴在头上。

14岁时，大河来了一场洪水，我看到浑身虱子的侉子在门口讨饭；15岁那年，冬天下了八天八夜大雪，人差点被雪埋起来——一件一件细数，这些恐怕就是最难看的光景了。

所以我就想，这年头风调雨顺的，不比以前差，好歹也能过下去吧。

摘了一把野菜，我和沙先芝蹲在溪边用水涮一涮，塞进嘴里嚼。

我仔细挑着，生怕草里有“老猫眼”，那种草味道苦。

沙先芝却不管那么多，抓到野菜就往嘴里塞。

不一会儿，沙先芝看见前方土坡上有一小块旱田，但没有一根庄
稼。

人都哪去了呢？我拉她过去看看。

爬上去才看见，土坡背后是个小医院。

那医院门前码着一堆木柴。

走进了再看，不是木柴，是饿殍。

原来工地不见的病号都抬进那里了。

青年人、中年人，全是大个头的男性。

医院里，活着的人也有气无力。

我直奔营地，去男宿舍找曹为斯，只恐他也被抬进医院。

找到了，我却被他一顿骂。

曹为斯以为，上次见面第二天我就和父亲叔叔一块逃走，没想到还在工地。

“我虽走不动，你又不是死人，为什么不跑！是想都死在这里吗？”他生气。

他刚来这里，就被调到北边的水家湖镇运黄豆，也就知道高天荒根本没什么粮食。

黄豆来了第二天，就有人吃完腹胀而死。

食堂改运豆渣，那是榨豆油所剩的废料。

我听他这样说，一丝侥幸也没了。

我想走，不敢声张，只告诉了洗衣妇黄姨。

她听说了曹为斯的情况，让我先跑，自己会想办法帮他。

油菜花盛开的一个下午，趁民工们上工，我和沙先芝卷起铺盖就往西跑。

来时的路已经三个月没走，我还能记得。

要是走得快，两天就能到家。

你不走，我也不走
还好我们吃了午饭走的，往西几十里走得并不费力。

瓦东地区虽是岗地，但没有太大起伏。

几乎遇不到村庄，路上也杳无人迹。

天色变暗时，我们终于在一汪池塘前看见了人。

是个老头子，正趴在塘边喝水，塘埂很陡。

老人头朝下趴着，背上绑着行李和一条棉裤。

我俩刚要路过，只听他呻吟起来，吆喝救人。

声音很小，呼吸都很吃力。

看老人的样子，也是高天荒逃跑的民工。

我正想放下行李拉他，沙先芝害怕了：“将死的人，拉住谁都不会放手。

我俩要是被他拉下去怎么办？”
“可也不能留他死在那儿。

抓他手腕，别让他拉我们。

拉不上来我们再松手。

”我说。

人拉了上来，不能说话，让他斜倚在行李上。

我们俩继续赶路。

第一天傍晚，我俩来到一所学校前。

校门大开，空无一人，只在学校对面的小铺子里坐着一对男女。

他们说这里是“大李庙小学”。

学校里没人，可以进去过夜。

我们走进最后排的教室，把行李放在最后排课桌中间，人各坐一头，背靠背休息。

天黑了，冷飕飕的。

外面有人走动，是两个男人说话。

我探出窗问是谁，外面人答，是民工。

“你们请假了吗？”我问。

“谁还请假。

”
“东边有个池塘，还有人在那吗？”
“有个老人，死了。

”
“他有行李吗？”
“没看见。

”
说着两男人走进来，看不清人脸，大约个头也不高。

问家在哪里，说是瓦西的。

我们俩就说，你们是男的，就在靠门口的地方休息，别往里进。

其中一人想借个被子，我们没给。

天微亮时，只见他俩冻得发抖，什么行李都没有。

沙先芝小声说，我们有两条，不如给他们一条，路上也能做个伴。

于是借给他们，准备上路。

个子矮的男人裹着被子，我们四个人往瓦埠河方向走，准备在白洋店渡口过河回瓦西。

路上没什么人，只有三三两两的民工拖着步子。

到渡口时，已经有十几个民工堵在那里。

起风了，浪头涌起，渡船不能过河。

只听有人说，瓦埠河往北是十二里宽的瓦埠湖，虽宽，但也有渡口。

我们四人远远跟着说这话的民工，一路沿河往北走。

时至中午，前方就是瓦埠街，街的尽头就是瓦埠湖渡口。

已经缺了三顿饭，我用剩下的钱买了两个雪菜团。

雪菜团是揉过的湿菜叶沾上面粉做的，蒸出来有点像包子，面却只有薄薄一层，一个两毛钱，我们俩各吃一个。

这时天飘起细雨。

路旁的油菜花嫩黄，绿油油的韭菜已经一指长。

沙先芝放下行李，取出盐和碗，上前揪一把油菜花拌着吃。

我也尝了
几口，那种异香令我出不来气。

我就对沙先芝打趣：“我呀，肯定死在你之前喽。

”
瓦埠渡口还能摆渡，公用渡船一趟两毛钱。

船到岸时，同行的民工一拥而上。

颤巍巍的渡船甲板下，立时塞满几十个人。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裹挟进人群，挤在甲板下的角落里。

外面有风浪，船老板不让人上去，把船舱封死。

我慢慢感觉到喘不过气来，大叫“要命了”，船老板无奈，让我爬上去紧俯在在甲板上，不得站立。

12里宽的湖面，简直有过去两天走的路长。

浪拍船激起的水花打在脸上，浑身湿漉漉的。

上下颠簸，我开始呕吐，却只吐出一些清水，到对岸时，我趴在甲板上直不起身。

船老板叫人把我抬下去，放在渡口边。

雨下大了，民工们脚甩着泥巴往前赶。

先前作伴的两个民工也还了被子离开。

沙先芝催着赶路躲雨。

鞋走没了，袜子走破了，只剩足腕还有一圈布，我瘫软在泥泞里，不能起身，感到自己要把命交代在这里。

流着泪，我让她先走。

她说，你不走我也不走。

我们两人都哭。

半小时过去，我感觉略好，能站起来了。

沙先芝把行李都绑在自己身上，只让我拎着网兜。

我就这样一步步往前挪。

天快黑了，终于看见几间屋子，我们去找屋檐躲雨投宿，可那些屋子要么门关着，要么没地方收留我们。

前方还有雨中挣扎的民工，倒在路上，再也没起来。

有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草房，门虚掩着。

我们推开门，见一位老人靠在床上，口中哼哼吐气。

屋里没灯，一张床顶着两面墙，土砌的灶台挤在门后，锅如明镜。

床边还有一尺余宽的空地，老人允许我们在那里打地铺。

我们俩蜷着身子对坐，盖上被子，在雨声中歇了一宿。

逃出高天荒的第三天早上，雨终于小了。

临走前，老人让我把门关上，我那时居然连声谢谢都没说。

已经丢了两顿饭，但还要继续走。

这里是堰口公社，路边开始有零星的草房。

这一天，我们只在路边挖了一点荠菜果腹。

傍晚雨停了，已经五顿没吃饭，我们俩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摸到
堰口公社的食堂外。

食堂没有锁门，穿过饭厅就是伙房。

那里有几口大锅和一大捆被屋漏打湿的稻草。

我们溜进去揭开锅看，全是空的。

这一天最后什么饭也没吃到，沙先芝闷闷不乐，躺在湿草上不说话。

我宽慰她：“有个地方过夜就好。

”
第四天早上，我唤沙先芝起来，她不应。

好不容易喊醒，梳完头起身时，她倒了下去。

再起来，又没站住。

第三次也没站起来，沙先芝嚎啕大哭。

小鬼
伙房很小，一扇门朝外，一扇门和大饭厅相连。

将近中午时，外面来了一帮人，在饭厅开会。

我能听出，是生产队的干部们在商量运粮。

那个队长吩咐一位社员去挑米糁，然后叫上掌勺的大娘朝伙房走来，准备刷锅生火。

他们开门，看见我们俩哭哭啼啼，队长问，“小鬼，你俩从哪里来？”我说是高天荒的民工，已经两天没吃饭。

队长赶忙叫运粮的社员回来。

他写了一张纸条，叫手下多带半斤米糁。

又问我家在哪里，我说在隐贤集附近。

“到那还有一百多里路，你们走不回去的！”
“我俩也不求多吃，你给我们匀两口饭，我们有力气肯定走得回去。

”
说这话时，米糁已经送过来了。

掌勺大妈又出去抓了一把雪菜，找了口小锅，架在土灶上煮。

蒸汽很快从小屋飘出。

外面开始吵吵闹闹，几个逃跑的男民工，正抢劫一户人家的口粮。

被抢的妇女不给，大叫：抢我干什么，食堂里有人做饭！
民工们转头寻到伙房，破门而入。

饭才刚煮开，几个男人不怕烫，几乎骑在灶头上舀粥喝。

我对沙先芝大喊：“快拿水瓢！”
我们掏出葫芦瓢，伸手各盛一瓢，撒点盐，不分冷热喝了下去。

锅里连汤带水早已被刮干净。

沙先芝试了下，能站起来了，路还要接着走。

现在我们起码知道离家多远了。

顺着队长给的方向，南行几个小时，前方就是迎河集。

迎河集是
淠河东边的码头，我奶奶的娘家就在那里，我还小时，和奶奶去过很多次。

走了四天，终于来到一个熟悉的地方了。

1958年，附近几个公社合并后，迎河集成了新公社的总部。

我的四舅是附近生产队的炊事员，那时也已经被调往公社食堂。

我就试着问沙先芝：“年岁太凶，我还有个舅舅在迎河公社打饭，万一他也没饭吃，不能接济我们，你莫怪啊……”
沙先芝连忙说：“你放心，不会的！家家都没饭吃，他能让我们进去睡个安静觉就行！”
到迎河集时已经是傍晚，街道上人影稀疏。

远处就能看到一幢亮着灯的大屋子，我俩走近一点，听见有人在说话。

其中有个干部，人称“张主任”，正交代“检查”的事。

“可有人？”我敲了下门。

“谁啊？”一中年人开门问，“你们找谁？”
“不找谁，能让我们歇一晚吗？”
“你们干嘛的？”
“我们是高天荒回来的民工。

”
“呀，昨天我们妇女主任卞修兰才给高填方写慰问信，今天你们就回来了？”
“嗯，我们想家了……”
“请假了没？”他问。

沙先芝赶忙抢话，说请了假。

“没有，这也算到家了，我们不瞒你罢。

”我直接说了身份，“我们偷跑回来的，再高的大帽檐子都请不了假。

”
“吃了没？”
“我们走了四天，已经两天没吃了……”
“别说了，跟着。

”那人连门也没关，就带我们去了食堂。

他招呼里面的炊事员，让找点吃的给“两个小鬼”，转身走了。

看来，他就是张主任。

炊事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个子不高，非常爽快。

那时已经过了饭点，食堂即将关门。

他拿把铲子，刮了一遍锅底的米糊，盛出两
碗递给我们。

我俩早已累得坐在门槛上，行李随便一扔。

我接过碗来，碗里的东西让我吃惊。

那碗很大，碗口涂的是蓝釉，碗中也不是稀汤，而是有整粒米的粥。

要知道在我们生产队，整粒的米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

又因为是锅底，那粥格外浓稠。

转眼看沙先芝，她已经快喝完了。

大叔还在刮锅底，说还能刮出几碗，叫我俩再盛。

我们呢，也根本没客气，喝完接着要。

他看我们这模样，又抓了一小把芹菜，拌了香油递过来。

还没走回灶台，芹菜早已吃完。

他回头看看，二话没说，转身又翻出一碟雪菜给我们。

如果把两盘菜算上，我一共吃了6碗，沙先芝吃了7碗。

锅底已经刮完了，我扶着门起身。

沙先芝坐在那里仰着，后脑勺贴背，像只大鹅。

张主任过来了，原来他一直在给我们找宿舍。

他解释，今天有上级检查组过来，公社忙于招待，没留下一间带床的宿舍。

西边还有一间堆稻草的空房子，可以凑合睡一晚。

我们谢过，炊事员大叔点起一盏煤油灯，上前带路。

刚进门，沙先芝没办法坐下。

我扶着她，把她放倒在草堆上，自己先铺被子。

还没弯下腰，饭涌上来，我吐了一地，人霎时就轻松。

可沙先芝没有吐，能受得了吗？我有点担心。

万一这时候磕了碰了，肚子岂不就炸了。

我把两人的床都铺好，看着沙先芝睡着，才敢睡下。

耳边是碗筷的声音，门缝是白色。

打开门，太阳已经老高。

这一觉睡得太沉，逃出高天荒的第五天上午，醒来时食堂已经在刷碗。

回家
我们起床，把煤油灯还给隔壁食堂的大叔，千恩万谢。

这时，外面来了一个人，说是来借蒸笼的。

我一看是四舅，他也看见了我这副狼狈样，抱头痛哭。

他在北边的另一个食堂做饭，为了招待检查组，要蒸馒头，才到这里来借蒸笼。

四舅先走一步。

炊事员又给我俩各盛了三碗米糊，我们吃完谢别。

走在街上，仿佛新生一般。

我俩也商量着，既然肚子饱了，还是回家
要紧，便不打算去四舅家耽搁。

可先前四舅说了让我过去，我后来还是去打了声招呼，她在街道口守着行李等我。

在四舅的食堂，我看见父亲也在那里帮忙蒸馒头，料想是在家吃不饱，“蹭饭”去了。

问娘家怎么样，父亲答，从高天荒逃回家中后，生产队终于给每人每天发1两米糁。

虽然吃不饱，但没断过。

临行前，四舅给我5毛钱和一张粮票，嘱咐路上吃饭用。

我在街上买了几盒火柴和一袋盐。

到隐贤集的路还剩四五十里，我们沿着张马淠堤，不紧不慢地走。

大堤上一片嫩绿，风和日丽。

路上有人躺着，不知死活，也有人坐着。

我俩的脚都肿了，每一步都隐隐作痛。

终于在天黑前，我们走到离家不远的郭台队。

巧的是，我们生产队的炊事员当时正在郭台队做饭。

因为那时候开小灶盛行，上面有要求，炊事员不能在本队做饭。

他看到我们俩，给盛了一斤米糁带回去。

到家时，我看到各家院墙已经被打通，我家里还有公公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以前，他可以挑一百多斤的蒲扇，一路走到120里外的叶集。

到我回来时，他已经浑身浮肿，每天靠一小截红薯撑着。

听见来人，口中唤着：“韩丫……韩丫……”
我煮了一锅米糊，端给他吃。

没过几天，他咽了气。

依风俗，儿媳不能抬棺。

家中没有别人，只能找邻里帮忙抬出去。

那些天大家都没力气，所有去世的人被抬到村头，就地埋葬。

他们的坟茔很紧凑，也无从整齐。

多少年过去了，子孙来祭祖时，有的还分不清。

逃回家的人越来越多，不是每个人都幸运。

有人死在大路上，有人倒在家门口。

公社开始严查逃跑的民工，看更人全天巡逻，随时入户搜查可疑人员。

已经逃回家的人躲躲藏藏不敢露面。

不过看更人并不抓妇女，只抓劳动力。

有一天夜里我正要睡觉，外面忽然敲门了。

我警觉起来，“谁啊！”
却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

“我。

”
都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