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贵州毛南族家庭生产功能变迁考察

当代贵州毛南族家庭生产功能变迁考察
李小红
【摘要】外出务工潮的兴起是毛南族家庭生产功能变迁的时代背景.从土地人均占有量、土地质量、从业人员文化水平、职业致富功能四个角度考察该族在生产领域的困境,此困境导致了该族家庭生产模式由农业转变成务工为主农业为辅;家庭生产新模式所引起的生产成员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三个方面分工的巨大变化,以及生产管理的改变;家庭生产功能的变迁给毛南人在生活生产水平、成员地位两个方面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及在养老育幼、夫妻关系、乡村未来三个方面带来的消极影响.只有大力推行小城镇化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期刊名称】《凯里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4(032)004
【总页数】4页(P48-51)
【关键词】贵州;毛南族;家庭生产功能;变迁
【作者】李小红
【作者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文化系,贵州都匀558000
【正文语种】中文
毛南族是贵州世居民族之一，该族人主要分布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平塘、独山、惠水三县境内，其中平塘县最多，该县该族人约占贵州毛南族总人口的90%以上。

在21世纪之前，贵州毛南族家庭生产领域基本以农业为主业，辅之以家庭
养殖业及其他家庭副业，进入21世纪之后，该族家庭生产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家庭生产功能受支配于家庭生产领域，而家庭生产领域又深受时代左右。

在学术界，关于贵州毛南族家庭生产功能的学术成果尚未发现，本文以该族家庭生产功能变迁为主线，探究变迁的时代背景以及变迁产生的各种影响，尝试找出切实的解决办法。

一、时代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乡村维持20余载的人民公社体制寿终正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顺势取而代之，压抑已久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得以充分展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生活于中国西南山区的贵州毛南人亦然。

在此后的整个80、90年代，毛南人的温饱问题虽得到基本解决，生活水平却长期徘徊不前。

在此期间，中国城市居民却借助改革开放之契机，生活水平宛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城乡现实差距经历短暂的缩小趋势之后，又再次逐渐拉大，乡村人对城市人生活质量的渴望与日俱增，但进城之路艰难曲折。

时间流逝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实施，乡村人进城之门洞开，客观上为圆乡村
人的城市梦提供了绝佳契机，外出务工潮在贵州毛南乡村兴起。

二、功能变迁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乡村改革，使得生产功能由集体重新回归家庭，适应
了当时乡村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但是此后中国乡村的生活实况与毛南人的生活诉求之间的裂痕不但没有随着时光的推移逐渐得以弥合，罅隙却与日俱增，当务工潮到来时使得家庭生产功能产生了剧烈变动。

这里从生产领域、生产成员分工、生产管理三个方面展开阐述。

(一)生产领域
在20世纪80、90年代，贵州毛南人的生产领域基本拘囿于农业领域，属于以家
庭种植业为主，附带家庭养殖等副业的混合型小农经济。

到了20世纪末，依赖此种小农经济为生的贵州毛南人开始面临四种困境的考验。

1.土地人均占有量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且日趋下降。

毛南人因居于云贵高原崎岖山区地带，故人多地少现象特别突出。

1987年平塘县毛南族聚居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96亩，低于全县平均数1.01亩［1］。

且因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双重性，毛南人人口控制相对宽松，人均土地占有量仅因此便会有逐年减少的趋势。

另外加上因人口增加带来的居住建设用地、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必需的交通建设用地、城镇村落扩张用地等现实用地需求，土地变得越来越稀缺。

到了2004年底贵州毛南族人均占有耕地仅为当地(县)平均水平的70%左右［2］。

2008年末，平塘县卡蒲
毛南族乡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73 亩［3］。

2.土地质量总体不高且毫无保障。

毛南人所居山区独特的地貌特征使得有限的土地中呈现水田少，旱地多的形势。

因农田水利设施的历史欠账短期无法补清，农田相当大程度上依赖自然降水，气候变化对其产量影响很大。

旱地以坡地为主，缺乏基本的涵水功能，气候变化对其产量影响更大。

20世纪末，中国气候总体偏于干旱，西南地区更趋明显，缺乏水利支持的毛南地区的土地质量更无恒态保障。

3.农业从业人员整体文化水平低，对新兴农业技术接受程度更低。

中国潜在的不合理利益诱导机制，使得乡村中文化水平较高的村民纷纷选择逃离农业生产领域，使得剩下无路可逃的农业从业人员整体文化水平低下。

又因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低下，使得他们对新兴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可接受程度更低。

由于毛南族的特殊性，国家一直给予重点扶持照顾，在农业科技方面很是下足了功夫，可惜由于缺乏基本规模的受众，科技兴农一直无法真正得以实现。

4.坚持农业生产这一职业缺乏基本的致富功能。

中国是个人口超级大国，粮食安全一直是国家优先考虑的战略重点，粮价一直处于国家宏观调控之中，无法在市场中体现其原本价值。

从事农业生产仅仅能维持基本的温饱水平，发家致富则根本无望。

“在家种地一整年不如在外务工一个月”成了毛南地区种地总体上不赚钱的真实写照。

由于面临以上四种无法解决的困境，当21世纪初外出务工潮席卷全国时，地处偏僻西南山区的毛南人理所当然地顺应时代潮流，丢弃千余年来祖辈世代厮守的农业，踏上了外出务工之路，贵州毛南人的生产领域顺势由农业固有模式转变为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的新型模式。

(二)生产成员分工
21世纪初，贵州毛南人的生产领域由原来的农业模式转变为新的工主农辅模式，
生产成员分工相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里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三个方面阐述。

1.年龄。

20世纪80、90年代，农业模式一统天下时，贵州毛南人在农业生产领
域基本没有设置年龄障碍，只要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就可参与生产劳动。

因为农业相对而言是个低技术工种，几乎所有人一学就会，所以不同年龄段的人仅仅只是因体力大小而导致分工不同而已。

当然，因为青壮年年富力强，所以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老少则相应充当生产辅助角色。

21世纪初，工主农辅模式横空出世，原有
的年龄分工不得不重新组合。

因外出务工在体力方面青睐年富力强者，故家庭成员分工时青壮年优先选择外出务工，剩余老少幼则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这样的分工形成了青壮年务工，老少幼务农的新格局。

2.性别。

20世纪80、90年代的农业模式时期，贵州毛南人在农业生产领域同样
没有设置性别障碍，只要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均可参与生产劳动。

由于男女生理差异导致的体力差别，所以丈夫理所当然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妻子则相应充当生产的辅助角色。

21世纪初，工主农辅模式时代到来，原有的性别分工不得不重新组合。

同样因外出务工青睐年富力强者，故家庭成员分工时丈夫优先选择外出务工，妻子如不适合外出就继续在家从事农业生产。

这样的分工形成了夫妻共同务工或丈夫务工，妻子务农的新格局。

3.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

20世纪80、90年代，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桎梏，贵州
毛南人除了极少数升学、参军和凤毛麟角的招工等机会外，几乎无法获得城市准入证。

绝大多数毛南子弟只得继承父辈祖业，在农业领域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当时，在农业从业者中还有许多初中毕业生和不少高中毕业生。

由于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的正比例关系，拜这些文化水平较高者所赐，且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强制推行，整个农业领域从业者的平均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到了21世纪初，城市准入门槛降低，几乎所有的乡村文化与技术精英涌入城市闯天下，整个农业领域从业者的平均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陡然下跌。

这样的分工形成了文化与技术精英务工，非精英务农的新格局。

由于生产成员分工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三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家庭生产管理功能必然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顺势而变成为必然的选择。

(三)生产管理
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贵州毛南人地区，农业模式在生产领域处于一枝独秀的
态势，生产管理延续着千余年来的惯有模式，家长制下的直接计划管理模式。

农耕经济的特性，使得家长成为家庭财产最主要的创造者和家庭社会地位最重要的奠基者，家长因此也获得了家庭一切重大事务最终决策权的权威来源。

凭借家长在家庭财产上的绝对占有权和支配权的惯性思维，在一切生产事务上，家长自然拥有绝对权威的决策权，其余家庭成员仅仅只有建议权。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家长的决策权不但体现在种植作物品种、种植地块、籽种与肥料以及农药品牌与数量的确定等大的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劳动时间、地点的选择、成员内部再分工等小的方面。

因为农业生产在体力方面的独特要求，所以丈夫自然而然成为家长的不二人选。

家长制下的直接计划管理模式通常表现为丈夫自我决策、妻子无原则支持、子女无条件服从的场景。

到了21世纪初，家庭生产领域由单一的农业领域扩展为外出务工和在家务农双重领域，且外出务工领域占绝对优势。

家庭成员因生产领域不同而产生绝对分工。

社会化生产的要求、空间的差异使得家长不可能同时有效控制两个生产规
律不一样的领域。

相反，家长不仅丧失了对务农领域的有效控制，而且在务工领域反被控制。

工主农辅模式取代农业模式，家长独断乾坤的社会条件丧失，原有的直接计划管理模式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

逐渐转变为间接宏观管理。

家庭内部，妻子尤其是务工妻子开始获得相当比重的决策权，子女尤其是务工子女的发言权比重也在增加，相对应的是丈夫开始部分丧失家庭一切重大事务的最终决定权。

随着家庭财富来源的多元化和比例的变化，财富创造者的家庭地位逐步改变，生产管理模式也逐步适应。

三、变迁影响及应对之策
21世纪初，随着贵州毛南人家庭生产功能的变迁，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对于毛南
人的生活产生了或明或暗的影响。

本文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变迁影响展开阐述，并对消极影响提出应对之策。

(一)积极影响
1.生活生产水平改善。

工主农辅模式取代农业模式，使得贵州毛南人乡村村容寨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幢幢新式民居的涌现，挤走了城市人眼中破旧不堪的传统看法。

一切时代感浓郁的生活用品也随着务工者陆续带回了乡村。

可以这样说，除了村寨的布局规划和道路建设之外，毛南村寨在一步步接近微型城镇的水平。

在农业生产中，犁田机、抽水机、脱粒机、磨面碾米两用机等小型农业机械开始频繁使用。

毛南人生活生产水平的改善，是家庭生产功能变迁带来的直观的浅层次变化。

2.成员地位趋于平等。

工主农辅模式取代农业模式，使得贵州毛南人家庭内部成员间关系发生很大改变。

夫妻家庭地位日趋平等，这种平等并非道德说教和法律强制的功劳，而是妻子个人对家庭经济实质贡献增大的必然结果。

这种平等依赖强大的物质支撑而非空乏无力的舆论支持，这也是男女平等难题困扰中国数千年而未解的实质缘由。

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大力提升，尤其是在婚姻、职业问题上有了自己更大的选择权，父母不再是蛮横干涉仅仅是友善建议。

这种提升也并非是父母人权意
识觉醒的结果，而是子女的家庭贡献催生了父母权力的下放。

毛南人家庭成员地位的改变，是家庭生产功能变迁带来的非直观的深层次变化。

(二)消极影响
1.老缺所养，幼缺所教。

工主农辅模式取代农业模式，导致贵州毛南乡村中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一年甚至数年才回家一趟。

年迈久病的父母无法临床照料，年幼少知的子女无法亲面教育。

留守老人、病妇、儿童成了当今庞大的993861部队的主力军。

当留守老人、病妇、儿童的悲剧在神州大地反复上演时，边远的毛南村寨同样无法缺席。

2.夫妻关系趋于紧张。

工主农辅模式取代农业模式，导致贵州毛南人家庭中妻子地位实质上升，原先因生存而压抑下的女性人性得以张扬。

在家庭内外事务决策上，妻子不再甘心屈于丈夫之下，丈夫却囿于传统偏见不肯让步，仅因此夫妻争执就无法回避。

若因夫妻事实分居引起的感情隔阂，导致的道德背叛，往往促使夫妻关系紧张甚至婚姻亮起红灯。

3.乡村趋于边缘化。

农业模式被工主农辅模式取代后，生产、文化双重主力军争先恐后地逃离乡村，故土在心理上被毛南人的中新生两代、尤其是新生代遗弃，乡村趋于边缘化，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乡村经济衰败。

乡村各种经济趋于衰败且振兴无望，乡村自身造血不足，只得依赖务工输血维持表面光鲜的生命;二是民族文化传承中断。

传统民族文化继承断代，创新无望，独特文化失传;三是乡村治安恶化。

治安力量不足，道德防范无力，乡村治安堪忧。

(三)应对之策
对于贵州毛南人家庭生产功能变迁带来的消极影响，一切治标之策只能缓解却无法消融消极由此带来的种种可怕后果。

针对此种种恶果，笔者认为只有一策方可从根本上化解。

此策便是国家摒弃缺乏庞大实体经济支撑的揠苗助长式的城市化运动，尤其是弊端重重的大城市化运动，及时修正、调整发展战略，转向更为实在的小城
镇化运动，致力于乡民离土不离乡，农工两不误的乡村发展模式，有效地实施“美丽乡村”建设。

既真正振兴了乡村经济，又如实维护了民族文化的五彩缤纷。

贵州毛南族家庭生产功能的变迁，其实只是当代社会剧烈转型的一个折射。

其变迁的种种缘由、影响也只能从整个国家大环境中得到解答。

相信随着这一大环境的不断改善，贵州毛南族面临的种种难题终将得以妥善解决，毛南乡村的发展繁荣梦终将实现。

参考文献:
［1］贵州省平塘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塘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673.
［2］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贵州省“十一五”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毛南族)发展专项(2006－2010年)［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9－10.
［3］邹洪涛，杨正举.贵州毛南族［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