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太极宫、大明宫肺石小考

唐长安太极宫、大明宫肺石小考
翟晓强
【摘要】唐代都城长安是中国古代宫城史发展上的典型,其宫城及附属建筑集前代之大成.长安太极宫承天门前、大明宫含元殿前各有一处名为“肺石”的设置,然学界对其建置仍有颇多未尽之处,如关于两宫肺石设置的时间、位置及其实施,或未涉及,或有误解.针对唐代肺石的历史渊源及其在两宫的建置展开考述,以求能窥测唐代肺石的原貌.
【期刊名称】《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15)004
【总页数】6页(P7-12)
【关键词】唐代;太极宫;大明宫;肺石
【作者】翟晓强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20005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928.74
唐太极宫因于隋之大兴宫，于宫城布局方面并无实质变更，然就其附属设置而言，却有诸多变更，承天门前所置肺石即为一显例。

唐高宗时建成的东内大明宫，仿太极宫亦置有肺石。

作为唐代宫城的重要设置，其见于关涉唐代宫城的诸多图籍。

按唐制，肺石是为庶民直诉于皇帝而设，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唐代长安的太极宫承天门和大明宫含元殿之前皆有设置。

由于年代久远，时过境迁，今惜已不存于世。

目前，已有学者对唐代肺石的政治内涵作出一定的解读[1]，但尚无论著专门、系
统地探讨唐代设置的肺石历史细节，其设置时间、位置及功能仍有待探讨，故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考辨。

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钩稽零星散籍，对以上问题作一定的考辨。

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肺石，典出《周礼·秋官·大司寇》，其文载：“以肺石达穷民。

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2]即民众可以越过地方长官，而直接诉于君王。

但是，《周礼》一书成书
时间及其真伪两千年来聚讼不已，大致可确定为儒家学派根据旧籍加以系统的理想之著作，实为托古改制而未尝施行的政治理想。

①历代研究《周礼》成书时间及其真伪的学者及观点众多，学者在其著述多有罗列，兹不赘，有意者可参见沈长云、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载《历史
研究》2004年第6期。

肺石之义为何，历代学者莫衷一是。

汉郑玄注云：“肺石，赤石也。

”[2]此后学者对《周礼》的注解多陈陈相因[3]。

但亦有论者以肺石的功
能角度加以阐释，如王安石《周官新义》卷十二云：“肺在五脏，其情为忧，其窍为鼻，以肺石达穷民，则以其忧在内，不能自达故也。

”[4]其以肺石功用如肺，
可导穷民忧冤，故而得名。

诸家学者大多集中于肺石的形制或者象征意义论之，然因史料难考，肺石本意已无从详考。

尽管存在肺石之制是否为周代制度的争议，然自《周礼》被立为官学后，其所载制度被认为是良制善法而广为流传，肺石亦在此间散布。

其后辗转嬗蜕，平民将其看作申冤之凭借，统治者将其看作仁德之彰显。

故自《周礼》提出“肺石达穷民”后，历代多有记载，不绝于史书。

《后汉书·寇荣传》：“臣思入国门，坐于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

”[5]《魏书·高恭之传》言：“若御史、司直纠劾失实，悉依所断狱罪之。

听以所检，
迭相纠发。

如二使阿曲，有不尽理，听罪家诣门下通诉，别加案检。

如此，则肺石之傍，怨从可息；聚棘之下，受罪吞声者矣。

”[6]南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十
二月诏曰：“上览易遗，下情难达，是以甘棠见美，肺石流咏。

自月一视黄辞，如有含枉不申、怀直未举者，莅民之司，并任厥失。

”[7]以上三例似不足谓肺石制
确实存在，引用“肺石”或仅为修辞，三者共通之处在于皆与诉讼冤抑关涉，从中亦可见肺石为民申冤抑之途径。

南朝齐东昏侯时，“肺石之傍，穷冤不一”，梁武帝萧衍承齐“幽枉未理”之乱局，遂对诉讼制度予以变革。

[8]故而，其践祚之初，便“陈肺石于都街”，[9]后又于
公车府旁置“肺石函”为穷民自伸提供救济。

[9]据此可言，南朝梁仿行《周礼》
之制，在公车府设肺石以恤刑。

但应当注意，“肺石函”与“肺石”机制的迥异，前者甚似唐之匦函，唐人封演言：“梁武帝诏于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横议者投谤木函，求达者投肺石函，则今之匦也。

”[10]陈承梁制，事多因循，亦置有肺石，陈宣帝太建四年（572）九月诏略云：“置鼓公车，罕论得失；施石象魏，莫陈可否。

”[11]“象魏”也可作“阙”解，如《玉篇·门部》：“阙，象魏阙也。

”故
此处所谓“施石象魏”，即在宫阙前设置有肺石，以供负冤者自陈。

尽管零星散籍难以还原各代肺石之原貌，然于钩稽爬梳中亦可窥其一二。

据上大略可知，肺石约置于宫城阙前，为民众向君主诉讼而设。

唐代于太极、大明两宫置肺石，亦可谓是对前代之继承。

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不断演变，爰及有唐，肺石俨然变为一种向申诉冤抑的形式。

但是，肺石在唐代是否存在及其功能实效为何，学者亦有争论，如清人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卷二十四引《日知录》言：“至钧金、朿矢，嘉石、肺石之法，见于《周礼》，唐时己不行矣。

惟迎车驾及击登闻鼓，尚与立肺石之意相同。

”[12]检诸史籍，则唐代肺石，史迹昭然，下文试考之。

唐代于何时置肺石，史料不详，学者多以《唐六典》首载肺石，认为其系唐玄宗时设立。

但是，据已有的史料可知，唐代肺石至迟在垂拱元年（685）既已设立，是年二月癸未，武则天诏：“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
御史受状以闻。

”[13]据此，垂拱元年二月前就已有肺石，此诏唯强调“不须防守”而已。

但宋人王应麟所撰《玉海》中之引述颇值得注意，《玉海》卷九十《器用》其文：“《会要》：显庆五年八月，东西京置嘉石。

垂拱元年二月制：朝堂登闻鼓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御史受状为奏。

”[14]王应麟此引述提及嘉石，唐人李华《含元殿赋》亦言：“其（含元殿）前则置两石以恤刑，张三侯以兴武。

告善之旌，登闻之鼓。

”[15]“两石”者，或为肺石与嘉石，如《周礼》云：“左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

”[2]《玉海》卷一百一十《音乐》亦云：“《唐会要》：显庆五年八月，有人赉鼓于朝堂诉，上令东都置登闻鼓、嘉石，西京亦然。

”[16]据此，显庆五年八月（660），东、西两京各置登闻鼓、嘉石，即登闻鼓与嘉石并立，而非唐中后期文献所载的登闻鼓与肺石并立。

李华为唐玄宗时人，其《含元殿赋》对含元殿的描述当反映出玄宗时的建置，是文作为目前还原大明宫含元殿的重要史料，其内容的记载已经被现在考古发掘所证明。

若李华、王应麟所引无误，则含元殿前似亦有嘉石，与周制同。

顺便提及，今本《唐会要》与王应麟所引之文有异，今本《唐会要》卷三十载：“显庆五年八月，有抱屈人赍鼓于朝堂诉，上令东都置登闻鼓。

西京亦然。

”[17]据此可言，太极宫肺石至早于不过显庆五年至迟不晚于垂拱元年既已建立，而大明宫含元殿于龙朔三年（663）建成，故大明宫肺石似应晚于太极宫。

尽管肺石设置的具体时间有俟考证，然其于两宫所置的位置却是极为明确的。

肺石设置在宫城正门阙前，已见诸多旧籍，如韦述《两京新记》载：“（太极）宫城南面六门。

正南承天门，门外两观、肺石、登闻鼓。

”[18]《长安志》亦记：“（承天门）外有朝堂。

东有肺石，西有登闻鼓。

”同样模仿太极宫的大明宫也有同样的设置，《唐六典》云：“与（大明宫含元）殿飞廊相接夹殿，东有通乾门，西有观象门。

阁下即朝堂，肺石、登闻鼓，乃承天之制。

”[19]据此，大体可以确定肺石分别在太极宫承天门之东和大明宫含元殿之东。

承天门是宫城南面正门，位于皇城之内。

皇城之设隋前不闻，清人徐松言：“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

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

”[20]隋文帝“公私有辨”之新意会对置于皇城之内的肺石产生何种影响呢？因大明宫与太极宫的布局相异，故需分别考辨。

《唐律》规定：“诸阑入宫门，徒二年。

阑入宫城门，亦同。

”[21]唐开元七年（720）《宫卫令》规定：“诸明德等门为京城门，朱雀等门为皇城门，承天等门为宫城门。

”[22]可见，承天门系宫城门，在皇城之内，不得无籍阑入。

朱雀等皇城门，不在禁限，故承天门所置肺石可为庶民诉事而用。

大明宫的布局与太极宫稍有差异，有学者认为原先由承天门所扮演的“外朝”，在大明宫由含元殿扮演，故《唐六典》言含元殿前的布局“乃承天之制”。

[23]实际上，据杜文玉教授考证，原先承天门的“外朝”角色是由大明宫丹凤门和含元殿共同承担的，[24]这无疑就使得含元殿的性质更为复杂。

唐《宫卫令》规定：“诸京司，应以籍入宫、殿门者，皆本司著其官爵姓名，以移牒其官，以门司送监门勘同，然后听入。

”[22]可见，宫城门凭籍而入，阑入宫城门者，徒二年。

故而，若将大明宫丹凤门定义为宫城门，则庶民难以进入，更遑论立肺石申冤了。

反之，则含元殿前的肺石与承天门的肺石性质一致，庶民均可触及。

大明宫诸门的籍牒制度，对于理解肺石、登闻鼓、匦函等直诉形式甚为关键，但其非本文范围所能讨论，唯俟专文探讨之。

上文已简要辨析唐代在太极宫、大明宫肺石的建置时间及位置，然而就肺石的形制及功能而言，仍有诸多模糊之处，下文试析之。

唐代肺石究竟何制，由于唐末长安城被毁，肺石不存于世，难以详考。

幸而宋人沈括曾目睹唐代肺石之残遗，《梦溪笔谈》言：“长安故宫阙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击响石，而甚大，可长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志，但漫剥不可
读。

”[25]从沈括对唐肺石的记载中颇可一窥其形制，但其是否如汉儒“肺石，赤石也”之解，沈括并没有明确交代。

初观“如佛寺所击响石响石”之语，似以肺石是可以敲击的，如登闻鼓一样。

南宋朱熹亦认为：“肺石，其形若肺，击之有声，民许其击此石，如今登闻鼓。

唐人亦有肺石。

”[26]
实际上，关于唐代肺石历来有“击肺石”和“立肺石”之讨论。

《周礼》之肺石言“立于肺石”，上引“垂拱元年二月癸未制”亦曰“挝鼓立石”，《唐六典》、唐《公式令》言：“若茕独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肺石之下。

”[22]据此，立于肺石之制甚明，然因何又有“击肺石”之说法呢？据考察，言“击肺石”者，其依据大抵有二：一是上引沈括之语；二是《唐会要》之记载。

[1]下文试分别考辨之。

第一，沈括言肺石可击，主要系其推测，其在介绍完唐代肺石形制后，又对《周礼》肺石作如下论述：“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原其义，乃申冤者击之，立其下，然后土听其辞，如今之挝登闻鼓也。

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声，声所以达其冤也。

”[25]其言“申冤者击之”极易会让研究者认为唐肺石是“有声有义”的，即肺石通过捶打出声的，与等闻鼓相类。

[27]然而，这不过是沈括的揣测之语，关于此点宋人程大昌早有辨正，程氏云：“然则鼓可挝矣，而肺石不可击也，但见人立石旁，即知其有冤欲直也。

垂拱元年敕：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其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为奏。

则与沈语又复乖异也。

沈以意料，而《六典》《会要》自载其时制法，其可疑可信，固有间矣。

”[28]
第二，依据《唐会要》而论者，主要系对其中一段载文的解读，是书卷六十二云：“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其有捶鼓石者，令御史受状为奏。

”[2]可见，《资治通鉴》和《唐会要》的记载大略相同，然而就文字而言，唯在肺石的实施方式上前后相抵，前者言“挝鼓立石”，后者言“捶鼓石”。

若按后者理解，肺石似与登闻鼓一样是敲击的。

但是，无论就《周礼》还是《唐六典》之文而论，《唐会要》之记载实不知所本。

检索史料，颇可一窥其端倪。

《雍录》卷十《登闻
鼓、肺石》对《唐会要》此文的引用为：“垂拱元年敕：‘朝堂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其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为奏。

’”[28]《玉海》卷九十《器用》亦引《唐会要》曰：“朝堂登闻鼓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御史受状为奏。

”[14]故而，今本《唐会要》“捶鼓石”之记载可能为辗转抄录过程中发生的舛讹，所以有学者引《唐会要》之记载，言肺石存在“登闻鼓化”的趋势也就非常值得商榷了。

[1]
顺带提及，《周礼》所载肺石之制，亦只云“立”而未言具体当如何，但大多学者将此解释为立于肺石之上，①这点可参见杨天宇编著：《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温慧辉认为周制应是先击打肺石，然后在站立上面三天，参见氏文：《<周礼>“肺石”之制与“路鼓”之制考》，
载《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有的学者遂认为唐肺石也是立于肺石之上。

但是，至少从上文所引《唐六典》“立于肺石之下”之语，能确定唐代非立于其“上”。

此点在上文所引《梦溪笔谈》可为佐证，其言唐肺石“形如垂肺”“便于垂”便是此理。

在讨论此问题时，学界多援引黄本骥所编《历代职官表》所载：“唐代于东西朝堂分置肺石及登闻鼓，有冤不能自伸者，立肺石之下，或挝登闻鼓。

立石者左监门卫奏闻，挝鼓者右监门卫奏闻。

”[29]然引用之时，均将“立肺石之下”作“立肺石之上”，虽只一字之差，但却混淆了唐肺石制的真实形制，而这种舛误显然囿于《周礼》之肺石的传统解读。

就肺石的功能而言，其为直诉皇帝之凭借。

据上可知，肺石与登闻鼓相邻而设，两者功能相类，皆为诉讼冤抑的方式，如唐《公式令》（开元七年令、开元二十五年令）“词诉皆从下始”条规定：“词诉皆从下始……经三司陈诉，又不伏者，上表。

受表者又不达，听挝登闻鼓，若茕独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肺石之下。

”本注曰：“立于石者,左监门卫奏闻；挝于鼓者,右监门卫奏闻。

”[22]据此可见，唐代“立
肺石”变为诉讼审级的一环，与“挝登闻鼓”同类，是一项诉诸最高司法审级—
—皇帝救济的制度。

初观此令似肺石逐级上控之最后救济，但详绎之则实不尽然，如唐人林廿五妻谢氏，在田地被侵占后，径行徒步四千里赴京，坐肺石三日诉冤。

[30]
《资治通鉴》垂拱二年制载挝登闻鼓、立肺石者“御史受状为奏”，而唐《令》改为“监门卫奏闻”。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四月于大明宫诏：“其击登闻
鼓者，金吾将军收状为进。

”[31]如上所知，登闻鼓与肺石受理机关相类，则可推立肺石亦有金吾将军收状。

据此，似肺石之受状机构曾发生过变化，从“御史”到“监门卫”再到“金吾将军”，至于这种变化之缘由，学者多语焉不详。

实际上，若从太极宫与大明宫布局的差异中去理解，则甚为便利。

唐代御史虽有“受辞讼，推覆理尽，然后弹之”之权，但“将有弹奏，则先牒监门禁止，勿许其入”[32]御史衙署距肺石甚远，且奏闻皇帝时仍需监门卫审查，远没监门卫受状便利。

《唐六典》：“左、右监门卫大将军、将军之职，掌诸门禁卫、门籍之法。

凡京司应以籍入宫殿门者，皆本司具其官爵、姓名，以移牒其门，以门司送于监门，勘同，然后听入。

”[33]监门卫掌诸门禁，其意甚明，承天门为通藉得入之宫城门，于其前立肺石者，由监门卫奏闻，可谓便利。

但是，大明宫之肺石置于含元殿前，而含元殿由金吾卫负责警卫，即李华《含元殿赋》所言“其下则鹖冠鱼服，良家茂族，厉禁非宜，金吾领之”。

[15]同时，含元殿前置有左右金吾仗院，[34]肺石离其不过咫尺，所以会有唐代宗大历十二年“金吾将军收状”之诏。

故而，监门卫和金吾卫似应是分别针对太极宫和大明宫而言，即大明宫之登闻鼓、肺石由金吾卫负责受状奏闻，而太极宫则由监门卫负责。

唐长安太极宫、大明宫所置之肺石，昭然于史。

唐末长安因战火而被毁，但肺石并未随之湮没，至宋初沈括仍见其残存。

五代时，亦有模仿肺石之制，如晋高祖天福元年（936）闰十一月壬午敕:“鸣谏鼓以侯谠言，列肺石以申冤滞。

”[31]“谏鼓”即登闻鼓，可见五代时肺石与登闻鼓并立之制仍然存在。

综上所论，可对有唐一代
之肺石做如下概括：唐肺石之制源于《周礼》之文，其形如垂肺，长八九尺，书有文字，唐时在长安城太极宫承天门、大明宫含元殿前均有设置，如有冤抑不能伸，可立于肺石之下，由监门卫或金吾卫负责呈递诉状于皇帝。

但是，监门卫、金吾卫皆为警卫之官，只负责受理和转呈诉状，既非司法部门，亦非言事机构。

唐代权力中心在各宫之间的转移，也对法律的制定、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点在与皇权密切相关的登闻鼓、肺石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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