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述评《辩证理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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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辩证理性批判》
【摘要】萨特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曾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并试图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但他所高度评价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经过其改造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他在《辫证理性批判》中反映的基本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歪曲和否认。
【关键词萨特马克思主义歪曲批判
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晦涩难懂而又争议颇多的历史论著,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分析同其离题万里的议论,总是使人难以扑捉住他的论述思路,但这并不影响在其曲折的思路和论述的沙漠中潜藏着他从《存在与虚无》中的“存在主义偏见”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抱负。
一、存在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至少是我们时代所不可超越的真理。
他说:哲学有三个阶段,即笛卡儿和洛克的阶段,康德和黑格尔的阶段,最后是马克思的阶段。
这三个阶段先后成为培育各种思想的沃土和发展各种文化的基点。
在它们所表达的历史阶段尚未被超越之前,它们是不可能被超越的。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无非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某个思想的‘借尸还魂’。
一种自命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在最坏的情况下,不过是退回到马克思主义出现前的哲学那儿去!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重新去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包括了的思想”这类庄严的宣言在他这部著作中真是俯拾皆是。
“我再说一遍,
对人类历史的唯一正确的解释是辩证唯物主义”。
“我认为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理论是不成问题的刀”对于一个并不照搬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在接受这种提法以前,往往会感到犹豫不决。
此外,萨特分析了何以出现物质匾乏的原因,为了防止使这一分析显得不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他赶紧又补充说“这里指出的原因,绝对不是要去反对或补充马克思的理论,而是另一码事,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发现在于,它看到,既然劳动是历史的现实,是人在特定的社会中和在特定的物质条件下使用特定的工具,劳动便是组织社会关系的实在基础刀。
萨特说这番话是在向哪一种学说宣誓效忠呢?从以上引用的话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奉献似乎是发现了“劳动……是组织社会关系的实在基础”。
就概念而言,“实在基础”同恩格斯关于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的提法是同样含糊不清的。
尽管我并不想有幸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十分愿意相信马克思主义确实作出了这个根本的发现。
同样,我可以十分痛快地接受萨特尔的意见,“无保留地接受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提出的论点‘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进行创造的’”。
我还十分赞同萨特的看法,即认为这段讲得不很清楚的话可以作种种解释。
萨特的另一个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显得更加庄严,但却并不使非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惊奇。
他说“我们无保留地同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旨在用以规定‘唯物主义’的这个公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制约”和“整个”二词缺乏确切的定义,因而使以这种形式出现的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第一性,在取得其真理性的同时,丧失了应有的说服力。
萨特固然信奉了马克思主义,但构成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的和含混的命题却使读者感到特别不能信服,因为萨特在称作《方法问题》的那部论著中,正是不顾一些蹩脚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力图要维护人的存在的每个“不可被归纳”的领域。
萨特一方面无条件地向马克思主义顶礼膜拜,但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是空洞无物的马克思主义;另方面又把个别的事件,单个的人—个人的作用不能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他要由特定集团的结构根据不同情况而作出决定,社会政洽集团的独立性,以及作品的不可被归纳性统统纳人到历史中去。
当然,按照萨特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根本上就是如此。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进行分析,这要怪马克思主义者自己,而不能去怪马克思。
特别在斯大林主义盛行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为了某种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需要而作出了这样的牺牲。
他们不是刻苦地去探索人类历史的复杂现实,而是用发号施令的方法,机械地推行某种人为的解释,而毫不注意事实究竟如何。
他们对生产过程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许多中间媒介一无所知。
马克思主义这门为我们时代所不可超越的哲学,在本世纪中已变得完全枯竭了。
萨特表示可以同意加罗蒂的说法:“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一个坐标系统,在无论哪一个领域里,从政治经济学到物理学,从历史学到伦理学,都只有它才能使一种思想找到自己的地位并且确定下来,但是,他在作
出这个让步以后,便立即不顾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重新回到自己的问题上来,他希望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生命力并要革新马克思主义,但他不打算对我们的时代作出新颖的解释,却只是为马克思主义去寻找新的哲学基础。
这个基础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存在主义。
二、《拼证理性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歪曲和否认
〔一〕排斥和否认辩证唯物主义
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无非是自然辩证法,之后又寻找各种理由和论据来否认自然辩证法,代之以存在主义的“人学辩证法”。
在他看来,辩证法只能是人的实践所造成的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不是自然的规律,因此,只有历史辩证法,没有自然辩证法。
因此,他把辩证法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排出自然界。
其论据是辩证法只能存在于整体化中,而自然界中没有整体化,也不可能由人的实践实现整体化,辩证法只能属于人类,而不能属于自然界。
因此,他只能接受历史唯物主义,而不能接受辩证唯物主义。
因此,他所接受的、高度评价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经过其改造、补充、割裂的存在主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二〕歪曲历史唯物主义
当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有生命力的哲学时,他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
然而,萨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有天壤之别。
因他认为辩证法是人的特性,是人的主观实践创造的、不是客观的。
因此作为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象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研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而只能研究人的特性、即
研究人的实践。
在他看来,社会历史正是人的实践即所谓人的整体化运动造成的,因此,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应以人的实践为对象,它应当是一种关于人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成为一种历史人学。
他以人具有绝对自由为前提,否认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对人的制约,把人的主观性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
因此,其历史人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
〔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他反对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阶级和阶级斗争等这些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索出发来分析和研究人及人类社会
历史,指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一种先验的方法,认为这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形式主义、必然“顽固地拒绝细分” , “用普遍代替个别”。
我们不能说他的指责一无是处,问题在于他把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他由反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片面性而导向了另一个极端:研究人和人类社会历史时,排斥人的社会性、排斥社会历史的普遍性、规律性,而只强调具体的人、具体的历史事件的特殊性、偶然性。
“存在主义只能肯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
因此,他所采用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大相径庭的。
〔四〕用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
他从存在主义的立场出发,以人的存在为根本前提来研究哲学问题。
主张个人第一性、社会属性第二性。
强调分析人的非理性的心理状态对于了解人和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认为“每一个人是作为一
种深秘而孤立的实在”,对此无法用理性和逻辑的方法加以解释,而只能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洞察了解人的这种“深秘”之处。
“只有用这种永远被马克思主义者所无视的歇斯底里病,才能说明真正的社会现实”。
他否认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否认人的理性的意义和作用,并企图以此来解释人和人类社会历史,其结论必然是荒唐的。
他想以此来“填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的空场”,其实质是想用这些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