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性肠病与妊娠相互影响的研究进展汪银萍

炎症性肠病与妊娠相互影响的研究进展汪银萍
发布时间：2023-07-19T02:22:10.623Z 来源：《中国科技人才》2023年9期作者：汪银萍
[导读]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慢性肠道疾病，主要影响年轻人。

该疾病在育龄期的发病高峰，可能对妊娠结果产生不良影响。

妊娠期间，IBD可能会导致病情反复，对妊娠和IBD的管理带来不利影响。

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综述了妊娠期IBD的流行病学特征、发病机制、疾病监测、治疗以及并发症，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诊断治疗和科学管理妊娠期IBD患者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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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慢性肠道疾病，主要影响年轻人。

该疾病在育龄期的发病高峰，可能对妊娠结果产生不良影响。

妊娠期间，IBD可能会导致病情反复，对妊娠和IBD的管理带来不利影响。

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综述了妊娠期IBD的流行病学特征、发病机制、疾病监测、治疗以及并发症，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诊断治疗和科学管理妊娠期IBD患者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妊娠期；炎症性肠病；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生物制剂；
1流行病学
IBD的高发年龄段为15至30岁，超过50%的患者在35岁之前被确诊，其中超过25%的患者在确诊后经历了妊娠。

由于担心生育能力、药物安全性以及不良妊娠结局等问题，许多育龄期IBD患者自愿不要孩子。

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溃疡性结肠炎和非活动性克罗恩疾病会影响生育能力。

此外，大多数药物在妊娠期使用是安全的，不良妊娠结局主要是由于疾病本身的活动引起的。

2妊娠期IBD发病机制
IBD的发病机制与遗传、免疫、肠道微生物群、环境、宿主易感性及心理因素等相关。

激素与人体免疫及肠道微生物群之间的关系也被提出。

本文重点讨论了妊娠激素对肠道微生物群和人体免疫的影响，以及其与IBD发病的关系。

2.1 妊娠期激素与肠道微生物群
研究表明，雌激素与其受体在维持肠道上皮功能和组织方面起重要作用。

肠道菌群中的雌激素受体β（ERβ）的表达有助于维持正常的上皮功能和组织。

当肠道菌群失调时，雌激素的再循环受到抑制，无法与ERβ结合，从而对肠道上皮的正常组织和功能产生不利影响[4]。

由于妊娠期雌激素含量较高，这也为男性患结肠炎的风险高于女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2.2 妊娠期激素与人体免疫
雌激素对人体免疫系统具有增强作用，如增加细胞介导和体液免疫反应，提高促炎细胞因子IL-1、IL-6和TNF-α的产生[6]。

相反，雄激素对自然杀伤（NK）细胞、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Toll样受体4有下调作用，同时增强抗炎性IL-10的产生。

在孕期，雌激素和孕酮的作用被认为对一些免疫系统性疾病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2.3 IBD与肠道微生物群
肠道微生物群的失调是IBD发病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IBD患者中，菌群多样性减少，厚壁菌门减少，类杆菌和兼性厌氧菌数量增加。

肠道微生物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产生影响，共生微生物有助于维持肠道功能和免疫系统的稳定。

微生物失调会破坏肠功能和肠粘膜屏障，导致细菌侵入肠上皮细胞，引发免疫反应和炎症。

3妊娠期IBD的监测
3.1 实验室检查
实验室检查指标如C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白蛋白和粪便钙卫蛋白（FC）可作为监测IBD的常规指标。

然而，在妊娠期间，CRP和ESR会生理性升高，白蛋白受血液稀释影响而降低。

相比之下，FC受妊娠期生理变化影响较小，可作为可靠的监测指标，用于评估疾病活动和预测妊娠期IBD爆发。

此外，全球医生评估（PGA）是评估疾病活动和指导治疗的方法，FC和PGA的联合使用可提高妊娠期IBD的监测准确性。

3.2 胃肠超声检查（GIUS）
虽然肠镜检查是评估疾病活动的标准方法，但由于操作和安全性等考虑，不常用于妊娠期IBD患者。

在严重疾病活动期间，可以考虑限制性内窥镜检查，如乙状结肠镜。

此外，非对比剂核磁共振也可作为检查手段。

胃肠超声检查（GIUS）由于无辐射，已成为妊娠期IBD的
常用检查方法。

与磁共振和CT相比，GIUS不仅能准确评估小肠和大肠的疾病活动，还能评估临近直肠的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并在诊断并发症方面具有类似的准确性。

因此，GIUS是监测妊娠期IBD的可行方式，能准确评估疾病的严重程度。

一项Meta分析显示，在肠壁厚度一致的情况下，超声检测结肠的准确性更高，尤其是在妊娠后期，无法进行乙状结肠镜检查时。

此外，GIUS的另一个优势是肠管壁厚度与FC水平呈正相关。

4治疗药物的选择
IBD患者在妊娠期面临着妊娠糖尿病、早产和胎膜破裂等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增加。

复发的克罗恩病、妊娠期疾病活动以及妊娠和产后期间的生物制剂降级治疗与产后疾病活动相关。

通过采取标准治疗，大多数患者能够在短期和长期内避免结肠切除手术，并且几乎所有患者都能成功生育健康的婴儿，很少发生严重的胎儿并发症[11]。

因此，为避免相关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控制疾病稳定，并尽早进行持续药物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4.1 免疫抑制剂
免疫抑制剂包括硫唑嘌呤（azathioprine，AZA）和6-巯基嘌呤（6-mercaptopurine，6-MP）。

尽管有报道称在妊娠期使用这些药物可能会增加早产的风险，但仍建议在整个妊娠期间继续使用。

为了优化生物制剂时代下硫唑嘌呤的使用，进行了基因组学研究。

研究发现，NUDT15基因的核苷二磷酸连接部分X-型基序15（NUDT15 p.Arg139Cys）遗传变异与硫唑嘌呤诱导的骨髓毒性之间存在强烈的关联性。

因此，在计划怀孕的患者或伴侣中进行NUDT15基因分型检测可减少药物毒性。

4.2 生物制剂
生物制剂包括抗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抑制剂、抗黏附分子药物、抗白细胞介素12/23（IL-12/23）抑制剂和Janus激酶（JAK）拮抗剂等。

有报道称生物制剂的使用可能增加早产和感染风险，与新生儿入重症监护病房和低出生体重有关，但不影响新生儿的疫苗接种。

经过大量研究证实，抗肿瘤坏死因子在妊娠期和哺乳期使用是安全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托伐菌素（Tofacitinib）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致畸作用，因此在怀孕和妊娠期应避免使用。

戈利木单抗（Certolizumab）仅以被动转运的方式通过胎盘，脐带血中药物浓度很低，因此被认为是对婴儿最安全的生物制剂。

然而，仍然有一些药物对妊娠期患者具有一定影响，详见表1。

表1 妊娠期炎症性肠病治疗药物
5妊娠IBD相关并发性
妊娠期IBD的相关并发症对患者的健康具有重要影响。

其中，静脉血栓栓塞和异位妊娠是两个主要的并发症。

静脉血栓栓塞是一种严重的并发症，可能危及生命。

研究表明，静脉血栓栓塞是导致妊娠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对于IBD患者的预后产生负面影响。

相比于一般人群，IBD患者发生静脉血栓的风险明显升高，尤其在疾病活动期间促凝能力进一步增加。

由于孕期本身就是一种高凝状态，妊娠期IBD患者发生血栓的风险更高。

一项丹麦的研究证实了IBD是妊娠期和产后静脉血栓栓塞的危险因素。

因此，控制疾病活动是降低静脉血栓发生风险的重要措施，也有助于改善IBD患者的预后。

另一个与妊娠期IBD相关的并发症是异位妊娠（ectopic pregnancy，EP）。

任何导致盆腔粘连的情况都会增加发生异位妊娠的风险，如盆腔炎、子宫内膜异位症、输卵管和盆腔手术、辅助生殖技术、吸烟和年龄等因素。

研究发现，患有CD的妊娠妇女发生异位妊娠的风险明
显增加，而UC患者的风险并无明显改变。

此外，妊娠前的IBD手术也会增加异位妊娠的风险。

因此，减少IBD相关手术的需求是预防异位妊娠发生的重要措施之一。

6结语
综上所述，妊娠期炎症性肠病是一种影响育龄期女性的慢性疾病。

由于其复杂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和临床特征，该病的监测和治疗存在许多困难。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发病机制和药物治疗指南，以提供更安全有效的临床管理方案和监测方法。

参考文献：
[1]中国炎症性肠病生物制剂治疗专家建议（试行）.中华消化病与影像杂志（电子版），2021
[2]生物制剂时代炎症性肠病的外科治疗. 刘威；周伟.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21
[3]孕期及哺乳期炎症性肠病的药物治疗[J]. 武丽娜；郎景和；鲁重美.中华妇产科杂志，2014（03）
[4]妊娠与炎症性肠病[J]. 安子元.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1994（04）
[5]妊娠与炎症性肠病[J]. 陈超越；邹开芳；付妤.临床内科杂志，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