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家的终极关怀与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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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家的终极关怀与社会责任
作者：贾玉树陈北宁
关键字：科学家、自由意志、客观规律、终极关怀、社会责任
科学理性发展到康德以后陷入了空前尴尬的境地。
从表面上看来，仿佛科学理性在科学主义的旗帜下轰轰烈烈地驱逐形而上学。
逻辑实证主义为捍卫科学知识的纯洁性甚至不惜放弃科学的价值评判，使科学理性被完全禁锢在现象世界中彻底退化成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理性。
然而事实上，在实证主义作茧自缚的同时，非理性在人本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旗帜下悄悄围剿科学和理性。
而当科学理性意识到形而上学不可拒斥与科学并非价值中立时，它已经丧失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地盘。
反科学主义没有费吹灰之力便把科学理性从形而上的和价值的领域中清理得干干净净。
不过这里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学主义同人本主义的矛盾冲突中，有一种东西在坐收渔利，它就是宗教神学。
可怜我们的科学家始终没有自己的文化意识，他们长期被囚禁在象牙之塔中为所谓科学而科学，这就不能不使作为一种新文化的科学在各种文明的冲突中始终处于缺席状态。
1 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
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首先是一对同伦理学息息相关的哲学范畴。
据伦理学家的说法，自由意志范畴可以为伦理学的存在提供合法性根据。
只有首先假定人有自由意志，才能进而要求人们为自己的决策、选择和行为承担责任；倘若人不具有自由意志，人的行为是由客观规律预先已经决定好了的，人自然无需为这种被决定了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的。
这种说法把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置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两极，造成了现代哲学的严重分裂。
人们不是以人的名义疯狂张扬自由意志、肆意践踏人类文明、并最终亵渎伦理学自身，就是借口尊重客观规律而冷落自由意志。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是两个未经分析的模糊概念，其中充满了歧义与矛盾；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代哲学仍然为一种简陋的思维方式所统治，它不能从现代科学的思想方法中汲取营养、及时更新和完善自己的思维方式，从而没有能力正确地解决这样的问题。
首先，自由意志是一个语义尚未确定的范畴，它也不可能真正代表人。
如果将自由意志理解为“意志的本质是自由”，正如意志主义创始人叔本华所理解的那种本体化了的盲目冲动的生存意志，具有绝对的自由，那么人也相应退化为一个生物的人，这样的人反而会由于同时受制于内在的生存意志与外在的自然规律而失去人的自由；如果将自由意志理解为“意志的本质是追求自由”，如存在主义集大成者萨特所理解的那种主观的人，仅仅满足于自我选择，而不考虑其行为的后果是否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意志，那么这样的意志就未必真是自由的。
可见，人和意志并不是完全统一的。
人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它仅仅同一于自我。
没有自我意识的生存意志只代表物而不代表人；而没有客观意识的主观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具有自我意识，因为自我意识是从非我意识中分离出来的。
其次，客观规律也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范畴，它也未必真正独立于人。
如果将客观规律理解为“规律的本性不依赖于人”，正如传统理性主义所理解的那种神目观的非人的先验和永恒的规律，那么这样的规律显然不是人所能够认识的，人所能认
识的只能是由人的感觉器官所决定的那个现象世界中的重复性和稳定性，不依赖于人的世界对人来说就是无，在那里谈论客观规律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如果将客观规律理解为“规律的本性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如现代经验主义所理解的那种人目观的后验的和实证的规律，那么所谓客观性就只能是主体间性。
同时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也包含两种情况：自然规律是在人的意志之外的自在的规律，不依赖于所有人的意志；社会规律则是在人的意志之中的自为的规律，结果只是不依赖于某些人的意志。
可见客观规律并不是与人无关的。
再次，无论是自由意志还是客观规律，作为哲学范畴都是理性描述人的存在境遇的工具，它们构成人的“自我”活动的两极，给出了“自我”存在的所有可能空间。
人的自我意识是在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觉醒的。
自我意识从其觉醒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意识到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矛盾，因为正是这种矛盾构成了自我意识发生和发展的契机与动力，正是这种矛盾把盲目的自由意志改造成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
人的“自我”要协助其意志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开启自己的理性，加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所以马克思曾断言：“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1]可见，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都不能单方面地决定人的“自我”，而只能共同构成人的“自我”生长的条件。
最后，把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截然对立起来是由于一种极其简陋的思维方式长时期统治现代哲学的结果。
根据现代系统科学的观点，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矛盾，它们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范畴。
人的意志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自然物质系统演化出“人”这一特定层次之后突现出来的一种特定的属性。
虽说它不能不以构成它的低层次的物理学的原子分子运动作为前提和基础，然而它却绝不能够被完全还原为低层次的物理学原子分子运动所遵循的那些简单规律。
从这种意义上讲，肯定自由意志并非要以否定物理世界中的客观规律作为其必要条件；而肯定物理世界中的客观规律也并不必然导致否定人的自由意志。
也就是说，在物理世界中，自由意志概念与客观规律概念并不矛盾，它们反映的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
同样，社会规律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自然物质系统演化出人类“社会”这一特定层次之后所突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律。
虽说它也不能不以构成它的低层次的人的意志性行为作为前提和基础，然而它同样不可能被完全还原为低层次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所遵循的那些简单规律。
从这种意义上讲，肯定自由意志也并非要以否定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客观规律作为其必要条件；而肯定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客观规律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否定人的自由意志。
也就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自由意志概念与客观规律概念之间依然没有矛盾，它们反映的依然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
所以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以人的“自我”的自由和解放作为终极目标与尺度，既要适当张扬人的自由意志，又必须探索并遵循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
2 科学家的终极关怀
近年来“终极关怀”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它已经走出学术界，进入大众传
媒。
所谓终极关怀，本来根源于基督教神学，它是指此岸世界中的人对彼岸世界中的上帝的终极关怀。
不过根据美国新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的说法：上帝仅仅是人
的终极关怀的象征，上帝就是存在自身；人最关切的是它自己的存在和意义，终极关怀就是人对自己的存在和意义的关怀。
[2]这样看来，终极关怀一词的流行，反映了人对自己的存在和意义的普遍关注，而这种情况显然根源于我们的社会对于人作为终极目的的漠视。
康德曾经讲过：“人之为物，其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这样一种目的，这种目的是不能为任何其它目的所代替的，是不能仅仅作为手段为其它目的服务的，因为没有人，就根本没有什么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了。
”[3]然而我们的社会恰恰是在手段的追逐中迷失了目的。
人本主义把这种状况归罪于科学主义，它们认为科学主义执着于物质世界中的客观规律，没有终极关怀，于是反科学主义便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在这些人看来，科学主义所执着的客观规律是“物”而不是“人”，只有人本主义所张扬的自由意志才能真正代表“人”。
许多人认为人本主义关心人的存在和意义，具有浓厚的终极关怀，这显然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说法。
事实上，科学主义固然有其偏离人的问题，而人本主义在抽象地谈论人的过程中也离开了真正的人。
它们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所建构起来的所谓自由意志实际上也是一种“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真正的人是在作为自由意志的“物”与作为客观规律的“物”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
人的“自我”应当包括知、情、意三个部分，而且在这里，自我还必须能根据理智和情感的需要对自己的意志加以调控。
以意志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把人降到了动“物”的水平，它们所谓的人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
事实上无论是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高度理性化的现代科学主义，还是极力鼓吹非理性的形形色色现代人本主义，大都是迷失了终极关怀的一种表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科学主义者则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这不仅是体现在他们毕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试图把自己的同胞从传统的封闭、愚昧、迷信和被奴役的非人状态中解放出来；也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资源来源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性的启蒙思想家，在他们身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始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且更重要的还是由于科学在他们那里从来都不是目的，而始终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推进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最终实现人性独立和解放的工具。
无论中国共产主义先驱陈独秀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是中国自由主义先驱胡适的“充分世界化”，抑或科学家丁文江等人的“科学的人生观”等，他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都是人的解放，是中国臣民也应当拥有的一种自由、理想的生存境况。
他们毕生致力于用科学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目的无非是要把国人从天人合一、主客不分的原始、混沌、蒙昧、非人状态中解放出来。
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理解科学主义。
近年来国内的反科学主义思潮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死灰复燃的先声，可惜我们的科学家很少具有自己明确的文化意识。
终极关怀是和人的“自我”存在境遇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无论是向外把它定位
在人的“自我”不能控制的客观规律方面，还是向内把它定位在人的“自我”不能控制的自由意志方面，都同样远离了人的“自我”。
人只能是存在于自由意志和客观规律之间。
以探索客观规律为己任的科学家和以张扬自由意志为宗旨的人文学者，都只有首先健全自己的自我意识，才能够成功地协调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
所以现代哲学要真正致力于终极关怀，必须首先返回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关注人的现实生存境况，尤其是人的“自我”的自由状况，进而由“自我”的现实生存境况的超越过渡到“自我”意义的反思与建构。
而所以需要这样一种超越，则是由于它
能够给现实的人生赋予一种意义。
蒂利希认为：“凡是从一个人的人格中心紧紧抓住这个人的东西，凡是一个人情愿为其受苦甚至牺牲生命的东西，就是这个人的终极关怀。
”[4]可见，终极关怀不仅能够为现实人生提供理想和目标，而且可以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使人生更加积极进取，更加绚丽多彩，更加充实与幸福。
蒂利希把由终极关怀牵引的这一超越的人生历程理解为人的改造和更新，即实现人的本质所是。
同形形色色宗教神学不同的是，科学的终极关怀绝不能被仅仅理解为某种与现实人生无关的纯粹超越的追求，因为倘若没有了人的“自我”的独立与自由作为前提和保证，任何超越的理想与目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3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科学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
这种角色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不仅拥有自由意志，而且同时拥有客观规律。
如果科学家也按照意志主义主张的那样无限张扬自己非理性的自由意志，将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早在古希腊的时候，柏拉图就认为“数理科学是通往上帝的必由之路”，“神永远按照几何规律办事”[5]。
近现代科学在物质世界的巨大成功完全印证了柏拉图所谓数理科学通神的预言。
客观规律是理性精神的乐园，科学家把它奉献给社会的时候，必须首先为社会灌注一种理性精神，这是科学家第一位的社会责任；否则，任凭自由意志非理性地支配客观规律，是科学家对人类不可饶恕的罪过。
因此，科学家绝不能只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附庸，它必须首先把弘扬理性作为自己义不容辞、贯彻始终的神圣使命。
科学家比其它社会角色要肩负更重要的社会责任。
第一，科学家要肩负神圣的社会职责，必须首先健全自己的理性。
现代社会分工把科学家从知识分子改造成为一个脑力劳动者，从而健全的理性也只能抽象地隶属于科学，而未必具体属于其中任何一个科学家。
这是对人类理性的巨大摧残。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必须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分工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重返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广阔领域，在那里建构“自我”的意义与价值。
爱因斯坦曾讲过：“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真、善和美。
”[6]在他看来，“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
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的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
”[7]真、善和美是全人类各种不同的文化在其各自的人生实践中所建构起来的一些共同价值，把它们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一种最高境界。
科学家应当把对于这一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自觉地作为自己超越有限、暂时和虚无的现实人生的终极理想、目标和价值尺度。
第二，科学家作为一个社会中率先用理性武装起来的高素质公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帮助社会公众健全理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用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科技社会，科学和理性是人们趋利避害、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指路明灯。
《维也纳宣言》早就明确提出：“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均有责任……在民众教育方面作出贡献。
”培根不仅认为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认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而且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不仅应当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增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且还必须通过引导人们从自由意志向客观规律进行超越，培养他们求真务实、破旧立新、客观公正、无
私奉献的思想品质，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
《维也纳宣言》还要求“教育应当改进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并且在教育中应当消除任何形式的对战争和暴力的夸耀。
”[8]科学家不仅要在社会中普及科学知识，而且还必须通过其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逐步提高民众的素质，增强他们的理性精神，培养他们的法制意识，最终实现健全社会理性的宏伟目标。
第三，科学家在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给社会的同时，有权利要求社会健全自己的理性。
所谓健全社会的理性，就是要建设一个理性化的社会。
具体说来，就是要把社会真正推进到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
然而由于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科学家长期习惯于躲在象牙之塔中同自然界交往。
贝尔纳曾严肃地批评过这种现象，他说：“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超脱世俗的传统信念，看起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幻想，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是一种可耻的伪善。
”[9]随着现代科学向两极领域纵深发展，人类从科学技术中所能释放出的自然力也越来越大。
不要说目前的原子弹和氢弹已足以毁灭全人类，就是伊拉克在两伊战争期间所使用的生化武器，也已经造成数十万人患有难以治愈的疾病。
科学家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然而如果科学家不能够自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不能够积极自觉地致力于社会的理性化建设，现代社会中日趋泛滥的非理性思潮迟早会通过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把战争狂人推到社会前台。
科学家首先应当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他应当积极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幸福，而不能以任何理由让自己沦落为独裁统治者发动战争的工具。
第四，科学家应当关心政治，应当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并能够担当社会的道义。
政治并不是政治家的专利，它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家首先应当是一个和谐的人，其次才能是某个领域里的专家。
而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显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所必不可少的。
知识分子本来应当是社会的良心，而科学家无疑当属知识分子中极为优秀的组成部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以任何借口使自己置身社会政治之外。
德国法西斯匪首希特勒执政以后，爱因斯坦曾经发表了一系列强烈谴责纳粹暴行的言论。
他的好朋友冯·劳厄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要尽量保持克制，爱因斯坦明确表示：“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
德国的情况表明，这种克制会导致：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盲目的不负责任的人。
这种克制其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吗？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10]科学
家只有首先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其次才能作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第五，科学家应当具有鲜明的人文立场与人文追求，应当关心自己时代的人文发展与社会的人文状况。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从属关系，科学从属于人文[11]，是人文中发展的较为完备的一种；相应地，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关系原则上也应当是从属关系，科学家从属于人文学者，它是人文学者中训练有素的一部分。
然而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从来不把科学家当人文学者来看，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关系总是被当成是并列关系。
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人文学者长期垄断了社会的话语权，形成了一种只许“人文”放火、不许“科学”点灯的局面。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本来都是一些邪恶的人文理念促成的，然而战后人文学者则不仅没有反思，反而把战争的罪孽嫁祸于科学。
以人文的名义已经掩饰了太多的愚昧、无知、迷信、野蛮
与邪恶，目前人文甚至演变成了反科学、反民主、反文明的堡垒[12]。
科学家必须以科学的理性精神审视和批判现代社会形形色色的人文理念，清理各种“人文”垃圾，建构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全新的人文理念，完善现代文明。
第六，科学家必须具有明确的文化意识，应当自觉肩负起发展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新文化的重要职责。
现代科学在物质世界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却举步维艰。
以科学理性反对愚昧迷信本来是现代文化的核心理念，然而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盘根错节、根深蒂固，顽强地统治着人们的精神；另一方面由于功利主义牢固控制和支配了现代科学，科学家被迫恪守在科学的社会建制赋予他们的社会职业角色内、长期游离于社会的精神文化之外，致使科学内在的精神文化始终得不到自己应有的发展，从而造成现代文化中科学精神缺席，蒙昧主义泛滥，科学技术竟然与宗教神学并行不悖，现代文明彻底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徒剩一具物质外壳。
科学家是现代文明的先驱，他们有责任和义务为现代文明注入灵魂。
科学家不仅要以各种方式在现代社会中自觉地弘扬理性，而且还应当同形形色色以反理性为核心的现代蒙昧主义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
第七，科学家必须关注人类的未来，必须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必须把科学为人类所带来的便利同其中可能包含的隐患联系起来考虑。
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提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13]20世纪所出现的一系列全球问题，完全印证了恩格斯的预
言。
现代社会已经发展成一个科技社会，科学家对于科学问题显然要比社会大众具有更为专业的直觉和判断力，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对科研成果的社会应用进行预先预测和评估，尤其是工程技术领域工作的专家，必须对科技成果的社会效果做出全面预测和综合评估。
同时，社会还必须加强和完善科技立法和科研道德建设，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科学的名义”从事某些危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所谓自由研究，如同防止那些“以人文的名义”出现的思想垃圾一样；防止可能危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科技成果的社会应用，使科学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
第八，科学家还应当关心人类的生存状况，积极致力于改善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始终把科学造福于全人类作为自己崇高的目标。
科学是关于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其中蕴涵着巨大的自然力，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这是科学不同于其它社会意识形式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它所以受到人们普遍信赖的一个重要原因。
科学家既要服务于内在的自由意志，又必须服务于外在的社会需求，他必须把探索客观规律同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紧密地结合起来。
同时，科学家还必须随时关注诸如萨斯一类影响人民生命安全与社会发展的突发灾难，始终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研究工作的首位。
科学本来就具有理性与工具双重价值，反科学主义只看见科学在物质世界释放出的工具价值而矢口否认它在精神世界的理性价值，甚至把科学贬低为工具理性自然是别有用心的，然而走到另一个极端，单纯强调它的理性价值而否认其工具价值也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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