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新中国前期的秘书工作思想（上）

毛泽东在新中国前期的秘书工作思想（上）作者：李昌远
来源：《办公室业务》 2009年第10期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27年，人们习惯于把他领
导的这27年命名为“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作为我党秘书工作的奠基人和伟大的实践者，在
27年中直接或间接对秘书工作有很多论述，其中有些论述是对各级党组织特别是领导干部讲的，
但同秘书工作的关系密切。

这些论述不仅推动了当时秘书工作的发展，而且对新时期的秘书工
作仍具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论述秘书工作集中在三个时段：(1)建国初期，当时社会形势发展很快，公文大量增
加，而从事公文撰制的秘书人员，大多没有经过严格的学习训练，因此在来往文电中难免出现
许多文理不通、乱用词汇等混乱现象，这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于是，1950年11月22日他致信
胡乔木，要求他邀请有关同志座谈，起草一个纠正文电缺点的指示。

胡乔木写出初稿后，毛泽
东做了许多修改并增加了几段话，于1951年2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了《关于纠正电报、报告、
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同时，建国初，各地群众给毛泽东的来信大量增加，中共中
央办公厅秘书室于1951年1月-3月就收到群众来信近两万封。

4月，秘书室将来信的处理情况
向毛泽东报告后，他向县级以上党委批转该报告时写了《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的批示，督
促各级党委重视和加强此项工作。

此外，如前述，毛泽东针对建国初各机关日益发展起来的
“五多”问题，主要是文多会多，指示予以纠正。

(2)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主持编辑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他在阅读修改该书收入的176篇文章时，深感到其中“有不少
篇是带有党八股味的”，因而在《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的按语（1955年12月）集中对
“党八股”的文风进行了批评。

在毛泽东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之后一个多月，即
1956年初，他为了调查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听取了国务院所属34
个部委的汇报。

在听汇报中，毛泽东感到一些经济部门整理的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条
条和数字，听起来好比“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因此，对经济部门的这种文风又提出了
尖锐的批评。

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
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做某些改变的必要。

因此，他
集中和总结各地的经验，于1958年1月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有不少条是论
述秘书和秘书工作的。

(3) 20世纪60年代前期，如上述，毛泽东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
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进行了调整农村政策的艰苦探索，而为了弄清问题的症结，
寻求解决的办法，他以身作则，组织身边的秘书，并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因此，这个
时段毛泽东通过讲话、写批示和文件集中讲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指导原则和方法等问题。

如
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5月30日）、《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给田家英的信》（1961年1月20日）、《要做系统的从
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961年3月1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1年3
月23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
辩证法》（1963年—1965年）等著作，其内容大多是讲调查研究的；同时，这个时段，毛泽东
还将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红军中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调查工作》（公开发表时改为《反对
本本主义》）一文印发党内学习，并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讲解。

关于调查研究问题，毛
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讲得比较多，而建国后如此集中地讲调查研究要首推20世纪60年代前期。

综合起来，毛泽东在新中国前期特别是以上三个时段论述秘书和秘书工作，主要有以下几
点：
（一）关于培养“秀才”队伍。

毛泽东说：“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
‘秀才，。

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

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
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这里讲的“秀才”，显然就是我们常
讲的为各级领导机关服务的从事公文写作、核文把关、信息调研等项工作的文字秘书，他们是
属于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大军中的重要一翼。

毛泽东不仅提出培养“秀才”，而且
要“比”培养，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早在1952年毛泽东给中央办公厅机要干部的题词中，就提出了培养的方向和要求，即“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注意业务，又注意政治”，也就是工
作与学习结合、政治与业务结合、实践与理论结合。

1958年他又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
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

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

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
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毛泽东要求“秀才”们不仅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这
个观察问题的“望远镜”与“显微镜”，而且要求“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就是要求达到政治与业务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也就是又红又专。

这是我们广大秘
书工作者为之努力奋斗的方向。

（二）关于领导人秘书的配备。

领导人秘书，即我们常讲的专职秘书，对他们的调配，毛
泽东提出了严格要求。

一是反对乱配秘书。

他说：“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种制度，不应当设
秘书的不许设秘书。

”1971年他在一次谈话中批评说：“听说现在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了秘
书专政。

”二是反对多配秘书。

他主张领导人配秘书应坚持精干的原则，认为“秘书太多会误事”，“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周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最多时达到17人- 20人。

1957年底至1958年初，周总理曾主动减去8人，但毛泽东仍然认为秘书太多。

为此，周总理于1965年撤
销总理办公室，只留2-3名秘书协助工作。

由于他的带头，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减少了秘书人员。

三是反对私调秘书。

在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针对领导人调动工作让秘书随调的情况，明确指出：“领导人调动不要带秘书。

”
（三）关于领导与秘书的关系。

毛泽东一贯主张秘书与领导的工作关系，应当是领导亲自
动手为主、秘书帮助为辅。

他指出：“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

要以自己动
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

……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在社会主义条
件下，领导与秘书还存在另一层关系，就是政治上的平等关系。

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以真正
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

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
是交给他的。

”他反对把上下级之间变成“猫鼠关系”，这种关系是资产阶级法权消极部分的
表现，“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

”他说：“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如果你的官
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

”由此可见，秘书处理同领导的关系应坚持两个
原则：一是工作上的主辅原则，不能“喧宾夺主”；二是政治上的平等原则，不能陷入“主仆”关系。

（四）关于人民信访工作。

新中国成立的最强音，是毛泽东1949年9月21日在全国政协
一届会议开幕词宣告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标志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有了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群众信访是实现这些权利的重要渠道。

毛泽东十分重视信访工作，开始
是亲自处理人民来信，随人民来信的增加靠自己和身边的秘书处理不过来，于是1950年便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设秘书室去协助处理。

1951年5月16日他批转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群众来信
情况的报告时写道：“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
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
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
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

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

”毛泽东
的这一意见下达后，从中央到地方党政机关，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抓信访工作，延续至今。

可以说，毛泽东是新中国信访工作的开创者。

（五）关于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1961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仅是针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讲的，而且也是针对各职能部门、秘书部门讲的；不仅是当时调整农村和城市政策的需要，而且也是从长远的战略考虑出发的。

他强调：“民主
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
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他指出，调查研究工作，应由各级领导，“带几个助手”，
“亲身去搞”；同时，“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指导他们去搞”。

这里讲的“助手”、“调
查研究班子”，显然包括秘书部门。

毛泽东在1958年后组织的几次大型调查研究，就是这样办的。

为什么调查研究如此重要？毛泽东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他讲了“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这样三条，首先是“情况明。

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
不明，一切无从着手。

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要“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
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

二是从根本上讲，坚持调查研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
阶级的，或者还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

他们常常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
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

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

”
因此，毛泽东指出，“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应“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
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点，是把实践引入到认识领域，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而调查研究是实现“实践——认识——实践”这条认识路线的基本方法。

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
去认识事物，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即“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

可见，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去
认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
发言权”这样两个口号，目的是要我们坚持科学的调查研究，坚持调查研究的正确原则和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前期，毛泽东在有关调查研究的论述中，反复强调调研工作应遵循的两个原则：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二是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

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向社会实践做调查，实际上就是向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做调查。

因此，在调查研究
中要把实事求是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必须解决对群众的态度问题。

毛泽东在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上的讲话》中，重提他在苏区进行农村调查的经验，告诫大家：向群众做调查“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

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调查到一点
东西”。

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针对党内特别是在一些
领导干部中出现的一种“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和“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
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的“五怕”现象，指出：“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
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这是在调查中要让群众讲真话、查实情的关键所在。

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有直接调查与间接调查，毛泽东更看重的是直接调查，就是深入到
基层和群众中去做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

他说：“应当采取走马观花、下马观花两种方法。

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

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

”“走马
观花”就是到处跑跑、问问、看看、座谈，做面上的调查；“下马观花”，毛泽东也把这叫做“蹲点”、“解剖麻雀”或“典型调查”，即从调研对象中选择不同的典型，做深入细致的调查。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过“一切经过试验”、“种试验田”，这既是一个调研方法，也是一
个领导方法，它能取得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