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兹“近距离经验”概念辨析

格尔兹“近距离经验”概念辨析
作者：王建新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04期
摘要：经验理论是格尔茨所提倡的解释人类学的理论基石，其“近距离经验、远距离经验”的提法与“主位、客位”的人类学传统方法论模式有质的区别，是对后者在认识论层面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而中国人类学界理论研究中多种迹象表明，国内学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存在理解和应用方面的偏差。

本文从人类学理论研究的学科史、解释人类学的形成发展、格尔茨经验理论的学术真意及其重要启示等方面展开论述，厘清概念，澄清事实，以图避免不确切认识的蔓延和误导。

关键词：格尔茨；解释人类学；近距离经验；社会话语；深描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011-06
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西北地区民族宗教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批准号：13LZUJBWZB001。

收稿日期：2013-09-21
作者简介：王建新（1956-），男，新疆乌鲁木齐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类学与民族宗教研究。

Analysis on C.Geertz‟s“Experience- Near”Concept
WANG Jian-xing
Abstract：C. Geertz‟ experience theory can be taken as the essential base of his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The usage of“experience-near and experience-distant”is greatly different from
the“emic-etic”mode of the anthropological methodology tradition. But many articles published in Chinese on the Geertzian theory indicate that those concerning understandings are not exactly right. Here，the author wants to provide facts and verdicts from related studies to make things sure，unfolding discussions from anthropology history，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the academic contribution of Geertz‟s theory and its true va lue to the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Key words： C. Geertz；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Experience-near；Social Discourse；Thick Description
一、问题的缘起
已故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素有人类学大师美誉。

在人类学界行内，他经常在不同场合被人们冠之以令人仰慕的学术头衔，如象征人类学家、历史人类学家、政治人类学家、经济人类学家、宗教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家等；而在行外，他又有社会学家、符号学家、象征论学家、文化史学家、博弈论学家等使人眼花缭乱的学术称号。

更有意思的是，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或说着眼人类学理论方法的认识论基础，有人又称他为“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分析家①。

笔者认为，格尔茨能够游刃有余地驰骋世界学坛半个世纪，其学术思想能被各种不同学科主动认领，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从1956年哈佛大学博士毕业至2006年故去，他的民族志作品囊括了以上提到的所有人类学专业领域，其学术视角和理论方法又都能从不同角度代表现当代人文社科领域的前卫思想潮流；第二，他坚持围绕地方性知识所支撑的社会话语（social discourse）体系的根本问题指向去设定学术问题，而且能紧扣相关话语形成的历史过程、现实意义和作用机制去展开理论分析。

通过这种问题设定和理论分析，格尔茨几乎能够百分之百地深入到地方民众所关注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项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因而其研究都有独具匠心的理论视角和超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这种治学风格为格尔茨解释人类学的形成提供了内部环境，或者说是学者个人因素。

这种学风初现端倪于其哈佛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本民族志专著《爪哇宗教》（1956年）②。

这部可归类为宗教民族志的作品有二十二章，从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综合反映了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部小镇摩角库道居民的宗教民俗，及其与当地居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突出体现了现代人类学研究整体观与民族志结合、从草根生活的理解到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把握之学术精神。

而这种学风的成熟则见于格尔茨的中年杰作《观察中的伊斯兰》（1968年）[1]。

这部可称为政治人类学或社会文化史学的人类学宗教研究专著描述了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两种截然不同文明环境中伊斯兰宗教知识阶层的宗教意识及社会生活状态。

两国的伊斯兰尊经主义者们在处理现代生活中世俗与宗教观念间不断扩大的紧张关系时所采取的策略非常不同：印度尼西亚人将基于科学合理主义的世俗观念作为古兰经已经包含的、属于伊斯兰范畴的知识体系来理解和整合，而摩洛哥人则将同样的世俗潮流作为与伊斯兰根本不同的体系来考虑。

这两种宗教策略在两国近现代史发展过程中与各自的民族主义思潮结合，就形成了对现代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被称为“宗教的意识形态化”的宗教文化运动③。

笔者认为，这两本专著是解释人类学从创始到成熟的标志性作品，其间及随后出现的各类学术作品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格尔茨解释人类学的学术特征及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有效性，诸如《爪哇的宗教导师：文化中介之角色变迁》（宗教学、博弈论，1960年）、《印度尼西亚农业的内卷》（经济学，1963年）、《商贩与王子》（符号学、象征分析，1963年）、《旧社会与新国家》（文化史，1963年）、《一个印度尼西亚城镇的社会史》（历史学，1963年）、《巴厘的亲属制度》（社会学，1975年）、《深层游戏：巴厘岛斗鸡的记录》（符号学，1973年）、《摩洛哥社会中的意义与秩序》（象征分析，1979年）、《19世纪巴厘的剧场国家》（历史学，1980年）等等④。

格尔茨独特学术风格形成的外部环境，或说学界因素，是现当代人类学理论方法赖以存在的认知论基础之不彻底，以及他对这种状况的深切洞察和批判性反思。

这种洞察和反思激励他在1970～90年代进行持续不断的学术创作，最终完成了解释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工作。

他用一系列学术散文和论集系统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如《文化的解释》（1973年）、《地方性知识》（1983年）、《作品与生活》（1988年）、《事实之后》（1995年）等等⑤，而他
解释人类学学术思想体系的认识论原点可以认为是本文要深入探讨的概念“近距离经验”所表达的经验性研究的学术理念。

这个概念在格尔茨的学术思想体系中的位置非常重要，是其“深描”、“话语分析”、“解释之解释”等一系列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基础，因而也是理解其人类学思想的整体意义的关键。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就有人开始关注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出现了不少介绍其理论方法的文章及相关翻译作品。

可以说，中国学界对格尔茨其人和他的学术思想已经有了相当了解，而且许多学者都努力在自身的研究实践中应用格尔茨的理论方法⑥。

但是，有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是，中国学界大多数格尔茨的介绍者和翻译者都不是研究解释人类学的专家，甚至不是人类学专业工作者。

由于缺乏对格尔茨学术思想的系统研习和把握，理解片面且存在大量误解，以至于目前中国学界所掌握的解释人类学与美国西方学界有相当的差距，非常容易产生学术误导。

笔者数年前曾有幸拜读过北京大学两名学者刊发在《开放时代》杂志、探讨格尔茨解释人类学认识论基础的论说文章⑦。

争论的焦点是，格尔茨提倡依赖田野调查者的“近距离经验”（experience-near）去获取地方性知识的学术思想过分强调地方性知识的一元本真和不容质疑的性质，似乎与其解释人类学通过深描进行深入理论分析的思路在认识论上有矛盾。

针对讨论中所产生的诸多误解，争论双方有一个相近的说法，即格尔茨的文字晦涩难懂以及国内译文异常费解是造成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懂得格尔茨的人都知道，其早中期学术作品的英文表述非常朴素易懂。

只是晚年的一些学术散文涉及问题众多，时空交错，表达方式渐转生涩。

笔者以为，对格尔茨的专业研究者来说，词语上的些许差异不会影响正确的理解，个别专业术语的误译和误解也不应该构成根本性错误。

二位争论者的学术意图和辩论过程都没有问题，问题是争论的前提与格尔茨学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脱离了人类学学科史的前提，也没有真正触及到格尔茨学术创造力的认识论原点。

在争论者的理解中，格尔茨采用的两个概念“近距离经验”（experience-near）和“远距离经验”（experience-distant）与通常人类学用来表述田野调查方法论理念的“主位”（emic）和“客位”（etic）概念在含义上对应，是传统方法论术语的替代概念。

这种理解说明争论者还不甚了解释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演进过程，过低估计了格尔茨的学术创造能力，也误解了格尔茨提倡这对学术概念的真实意图。

本来，个别学者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把握有偏差，造成一些误导也是可以理解的；本人也很赞赏北京大学二位学者的学术热情和勇气，最初并没有迫切感到要去纠正。

但是，近几年，笔者连续读到一些赞同以上观点的人类学文章，并在一些国内会议上多次听到有人表述同样的学术观点。

这种现象使笔者感到，有必要撰文进行“近距离经验”词义的梳理和辨析，以图矫正误解，避免学术误导的延续。

笔者执笔的宗旨不是要为格尔茨辩解或主张其理论方法完全没有弱点（这需要另篇专论），而是要搞清解释人类学赖以成立的认识论原点、其真实含义及重要的学术启示。

二、近距离经验的学术真意
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名著《西太平洋的远洋航海者》（1922）中提出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基本方法是“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2]。

1914～1918年，马氏本人在新几内亚岛屿地区进行了四年的田野调查，总结出现代人类学专业研究的行业流程：田野调查、参与观察、写民族志。

回到英国执教后，他坚决贯彻自己的科研教学路线，与拉德克里夫布朗一道创立了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培养出诸如弗斯、俄文斯普理查德、弗特斯、利奇和费孝通等一批早期人类学大师。

这些大师们也都深谙经验主义、科学归纳的认识论原则，同时又都主张客观、能动的理论分析，都将“参与”和“观察”视为方法论上二元统一的整体。

参与是经验，是人类学家通过自身体验感知和认识地方性事物的过程；而观察是考察分析，是人类学家根据地方性社会文化现象所做出的客观的理性判断。

后来，这种方法论体系的表述通过结构语言学色彩较重的欧洲人类学的再加工，在美国形成被当代人类学奉为经典的主位客位结合的方法论模式。

时至今日，虽说这种方法论模式的认识论基础及其可行性和有效性一直被学界认可，但在1970～8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人类学内部以及来自外部的质疑声逐渐高涨。

笔者认为，这些质疑的核心问题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所获取的经验信息是否绝对可靠？第二，即便可靠，从局部的个人生活体验是否就能得出合乎逻辑的整体性判断？第三，田野工作者作为经验性权威，似乎有资格堂堂正正地表述他们对研究对象的看法；但是，他们的分析是否合理，作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如何处理，他们的处理方法合乎当代人观的常理吗？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人类学基本研究理念的冲击，正好发生在格尔茨沉浸于自身解释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时期。

这个时期，人类学家开始调整思路和方法，尝试更合理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出现了各类实验风格的民族志作品和文化书写批判类书籍，比如《吐哈米：一个摩洛哥人的肖像》（库拉班扎诺，1980年）、《实践中的伊斯兰》（娄厄夫勒，1988年）《女性主义民族志的幻象》（维斯崴斯瓦兰，1994年）、《深与浅的民族志》（乔治马尔库斯，1998年）、《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乔治E.马尔库斯等，1998年）、《天真的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2001年）、《写文化》（詹姆斯克利福德等，2006年）等代表性作品⑧。

在这种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格尔茨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人类学方法论及学科认识论基础调整的必要性，也力图改进方法，但他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

他没有改变风格去创作实验性民族志，而是在深化人类学经验性研究理念和进一步强化人类学研究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方面做文章。

这种做法也部分出自解释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建构的需要。

他的问题意识可以表述如下：人类学家的工作是将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用自己的母语或惯用的语言解释（翻译interpretation）出来，再配之以客观合理的理论分析介绍给读者，使读者得到有关研究对象的尽可能准确的全息理解图像。

参与观察的方法虽说可以从经验和解释两个方面保证人类学家的翻译趋近于客观合理，但田野工作者在经验层面往往没有真正做到贴近如实地体验他人的生活；同时；他们对地方性事物的解释有时也不是依据当地人本身要表达的意义进行，从而难以保证归纳分析的准确度。

对格尔茨来讲，参与是获取直接经验，而解释也需要贴近经验，二者都不能脱离田野实践。

为了强调经验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关键位置，格尔茨引入了“近距离经验”和“远距离经验”概念，以图更合理精确地表述人类学研究的认识论问题。

尽管在格尔茨浩瀚的学术作品中，有关这对概念的专门论述不甚多；有时，他也会从这两个概念与主位客位相结合的方法论模式的相互联系展开论说，但他的推理方式完全不同。

比
如，当他讨论马林诺夫斯基留给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论遗产，言及各种不同表述模式时写到，“…内部与外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现象与实证‟，…认知与行为‟，更通常的表述是来自语言学的音素和语音分析的…主位与客位‟分析模式。

但是，也许最为简洁明了的表述模式应该是精神分析学家Heiz Kohuk为进行自身学术分析而创立的…近距离经验与远距离经验‟模式[3]。

”在评述以上诸对概念中两个词汇之间的关系时，格尔茨接着又总结说，“很清楚，问题在于程度，而不是对立的两级。

…害怕‟（fear）相对于…恐惧‟（phobia）是近距离经验，而…恐惧‟相对于…精神失衡‟（dyssyntonic）也算是近距离经验。

在对人类学的一般理解中，两个词语的区别被表述得不正常，似乎意味着一对词语的含义能够被另一对词语所代替。

……。

真正的问题是，……，这两种词汇在人类学分析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4]。

”由此，可以肯定地说，格尔茨引入近距离经验和远距离经验概念的目的，是希望矫正人类学理论探讨中将主位与客位概念对立理解的思维取向，同时也强调经验是人类学描述和分析的共通原点：参与强调的是近距离经验，观察分析是远距离经验，但都出自经验，都不能脱离经验而独立存在。

格尔茨为了说明经验是解释人类学理论方法的认识论原点，引入了近距离经验和远距离经验概念，但这种情况并不说明格尔茨忽视资料归纳提升的重要性（其晚年重要著作《事实之后》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使用这对概念的意图是进行田野调查之认识论的深化和调整，也希望用更加客观可靠的学理推论回应后现代主义批判者。

我们有充分把握认为，格尔茨的近距离经验和远距离经验学说是对人类学研究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分解和深化，是近半个世纪人类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创新（犹如自然科学家最初发现了物质的分子由原子组成，原子又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而后来科学家又进一步发现，原子核又包含中子和质子）。

格尔茨不是一位后现代主义类型的思想家，他对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批判等思潮似乎也没有兴趣，甚至从不做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分析，以及这种权力关系的世界体系背景方面的评介。

美国女性主义人类学家谢莉奥特娜对格尔茨爱其才学、怨其不争（不关注、也不做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批判）的评述就充分说明这一点[5]。

可以说，他的学术关心从不赶潮流，而是沿着一种既定的人类学基础理论的调整和创新方向前进。

这也许就是一位世界级人类学大师的独特风格：坚持传统，不失创新；勤于思辨，从不苟合；执着学术，静观红尘。

三、民族志/深描/近距离经验
格尔茨的近距离经验学说对解释人类学的奠基作用，类似于爱因斯坦一般相对论之于自然科学宇宙空间研究的科学建设。

前面已经提到过，格尔茨解释人类学最具魅力的学术目标是对地方性知识所支撑的话语体系中的根本问题的解释和把握。

这种话语体系所反映的问题不是靠一般的整理分析就可以得到，需要民族志工作者利用能揭示当地人话语的内在含义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来破译。

格尔茨认为，民族志工作的本质是深描，其目标是对人类话语世界的拓展，而民族志学家的任务则是记录和刻画社会话语[6]。

按照格尔茨的标准，能够形成深描的民族志应具备三个特征：第一，它是解释（翻译）性的；第二，这种解释的学术标的是社会话语的内容和过程；第三，这种解释执着于从话语正在消逝的场合里抢救出其具体表述，并用有说服力的言语将其记录下来[7]。

一个民族志工作者也许能成功解释话语，也许做不到；但任何脱离话语发生情境的、试图用研究者自身语言去表述的解释都可能产生虚妄，造成自我民族中心主义的认识[8]。

如何获取格尔茨所期待的深描，如实刻画出社会话语而又不犯自我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呢？格尔茨在不同场合对此问题做过反复且充分的论述。

为便于理解，笔者根据自身的研习理解对深描赖以实现的路径进行一个扼要整理。

它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学术努力：第一，利用当代人类学、微观社会学、语言人类学以及哲学人类学所普遍利用的情景刻画的方法（ethnomethodology），描述出对象群体的社会文化活动所发生的具体环境、阶层关系及群体博弈的全息图景。

这是一种通时性的场域观察法，要求研究者的描述尽可能贴近现实，充分彻底。

第二，捕捉群体博弈中各方所执话语（discourse）表述（representation）所包含的历史追忆、归属意识、利益诉求及其远近期目标，发现这些社会文化深层事项的历史缘由、发展过程和当下的作用机制。

这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动态研究法，要求研究者能真正反映出事件、人物及其社会活动和意识形态的深层。

以上两点的实现，需要近距离经验，也需要远距离经验，是远近法交错比较而成的田野图像。

第三，利用近距离经验去获取对一定场域中特定群体的文化特质（ethos）的客观感知（perception），再以此为基础描述出特定话语及其所反映的突出问题的本质，最终实现解释人类学所追求的最高学术目标：获得针对解释的更深层解释。

这是一种综合性动态研究法，是前两项描述赖以实现的客观基础，是支撑深描的最基本、最关键环节。

对格尔茨来说，深描的可能性存在于田野经验，而尽可能贴近生活实践的参与和观察是实现深描的基本条件。

换句话说，虽然田野工作者无法变为当地人去理解他们的文化，但他一旦获取到了与当地人尽可能相同的生活经验，他就能与当地人一样切身感受到存在的问题，从而就有可能利用深描将问题客观合理地解释（翻译）出来。

经验与人类学研究的关系，特别是近距离经验与深描的关系，在格尔茨关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斗鸡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深层游戏：巴厘岛斗鸡的记录》一文中，格尔茨充分展示了民族志的深描方法：通过对斗鸡仪式过程的描述，他深入考察了巴厘人的社会结构、国民性格、人格特征及地方性观念等方面的深层文化内涵。

这种深描的实现，首先可以说依赖于他在当地的近距离经验。

在巴厘岛斗鸡的调查历程中，格尔茨通过坚持与当地居民互动，获取了当地居民的深度信赖，得以真正参与到斗鸡活动中去，完成了他认为是深层次的异文化体验。

其次，这种与当地人共命运的近距离经验，使格尔茨深切感受到了当地人问题表述的本质内容，从而也使他对当地文化事项的解释能贴近当地居民所面对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实现了他所追求的对当地社会话语的深描。

四、近距离经验的获取路径
解释人类学要做社会话语的深描，而深描的可能性存在于近距离经验。

那么，这种贴近的田野经验得以获取的路径自然就成为另一个需要拓展的学术问题。

从马林诺夫斯基时期开始，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观察，人类学家就开始将建立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信赖关系”（rapport）奉为学科的座右铭。

为了与当地人建立起信赖关系，人类学家通常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耐心。

他们一般会在田野调查地停留一至两年、甚至更久，与当地居民同吃同住，参与观察当地人的生产生活及各类社会文化活动。

人类学家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即一旦与当地人建立了信赖关系，则深入参与和全面观察就成为可能，他们就能开始有效收集有关地方性知识和社会话语的田野信息。

因此，信赖关系也是人类学家融入地方社会，有效进行田野工作的人文前提。

格尔茨非常理解信赖关系对田野工作的重要意义，也与其他人类学家一样，在这方
面付出了很多努力。

不过，他在建立和维持与当地人的信赖关系方面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作法和思想体系。

作为田野工作者，与当地人建立一般性质的信赖关系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最难做到的是建立一种更深层次的、能使调查者全方位参与当地人社会活动的信赖关系。

这种深层的信赖关系需要田野调查者加倍的努力，利用各种可能的时机和契机，与当地人共命运，甚至分担可能发生的社会风险。

格尔茨在巴厘斗鸡的田野调查经验，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被乔治马尔库斯称为“共犯”或“共谋”（complicity）、建立深层的信赖关系、融入当地社会、获取近距离经验的运作路径[9]。

1958年4月，格尔茨和夫人一道在巴厘岛进行斗鸡的田野调查。

调查初期，由于当地政府取缔斗鸡活动，几乎没有巴厘居民愿意告诉一个外来研究者斗鸡的场所和举行的时间，研究进展得相当艰难。

一次偶然的机会，村落领导人决定举行一场旨在为当地学校募捐的大型斗鸡活动。

因为是公益性的社会活动，举办者认为政府可能不会干涉，因此没有进行特别保密工作，格尔茨和夫人也就得以顺利参与观察了斗鸡活动。

意外的是，正在大家全身心投入斗鸡活动时，一辆卡车满载警察突然开到了现场。

参与斗鸡的人群顿时炸营，开始四散逃走。

当时，格尔茨和夫人有充分条件向警察说明自身研究者身份、要求不同处理；但处于对当地人的同情和共患难的想法，他们选择了与村民们一起逃窜。

逃跑过程中，二人碰巧与村落领导一起逃入其宅院，而院落的主妇熟练地瞬间拉来一张茶桌，摆上了四把椅子。

四人紧急入座，开始佯装喝茶。

当端着步枪的警察冲入院落询问他们是否看到斗鸡逃跑者时，院落主人冷静地回答，他们一直在喝茶聊天，没有参与斗鸡活动。

警察离开村落后，格尔茨和夫人顷刻变成了村民们饭后爆笑的焦点。

许多目睹现场情状的村民在开心地谈论，他们看到两位高贵而文质彬彬的美国学者与村民一起落荒逃跑；还有一些不在现场的村民专门拜访二位，听他们叙说当时的情景，大家都无例外地捧腹开怀，善意取笑的同时也为两位尊贵的美国学者能与他们共命运而感到开心。

此后，格尔茨和夫人的调研处境彻底改观，居民们由高度戒备转为主动配合，斗鸡调查顺利展开，珍贵的近距离经验源源不断[10]。

这次调查体验以及后来对巴厘斗鸡入木三分的解释分析使格尔茨认识到，与居民信赖关系的深度和可靠程度是决定田野工作者的经验距离的重要指标，是一个有待于人类学进一步拓深的学术课题。

否则，人类学家将很难切实做到信赖关系到位、经验距离到位、解释分析到位。

当然，格尔茨对这种参与理论的共犯模式的伦理后果也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只是从偶然的巧遇中得到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启示[11]。

以当今世界人类学研究的伦理标准，田野工作者在调查地不能以共犯的形式参与任何类型的违反当地法律以及当地居民一般伦理道德准则的社会活动；无意而为之，另当别论；如果是有意图的参与，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其作品就无法通过学术伦理审查。

所以，共犯作为参与理论的一种有效模式是当代人类学所不能采用的。

但不容质疑的是，我们从格尔茨的田野经验得到了一些珍贵的学术启蒙：第一，调查对象的利益高于研究者自身的利益，在任何情况下，田野工作者都不得主张优越，将自身的需要置于调查对象之上；第二，深层的信赖关系是充分参与地方社会活动，从而获取近距离经验的基本条件，需要田野工作者加倍努力，寻找建立这种关系的时机和契机；第三，只要田野工作者能诚恳待人，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就能成功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通往近距离经验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