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视域下中国人形象的后殖民解读

近代西方视域下中国人形象的后殖民解读
董爱兰
【摘要】异国形象的文化学解读是当下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近代西方对中国人的服装、头发等身体形象的几种表征描述,大都是丑陋滑稽的.西方在文艺复兴与
启蒙运动时代赞美过中国人,近代以来却将中国人形象定位于愚昧、肮脏、滑稽,并
逐渐成为套语.究其原因不过是为了证明西方文化的价值与优越,并为西方扩张与征
服提供意识形态根据.
【期刊名称】《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年(卷),期】2010(026)005
【总页数】3页(P87-89)
【关键词】西方视域;中国人;形象;解读
【作者】董爱兰
【作者单位】大同大学,山西,大同,03700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565.4
异域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

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时代西方视域下的中国人是富裕的、充满文化智慧与道德秩序感的,西方人赋予中国人形象的这些符号表征在近代却被丑陋、肮脏、滑稽等取代。

13世纪的马可波罗首次较为详细地向西方人描述了中国人形象。

在他的眼里,那是
一个充满财富的民族,知书达理、和平静穆。

1840年以后,西方各种描述中国人的书籍开始大量涌现,中国人的身体再次得到了西方人的关注与表述,但中国人的形象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这样描写中国工人的服装:“上衣穿得松松垮垮,衣襟扭向一边,并且长得过了臀部。

裤子也是宽松而肥大,但长只及膝盖。

……用棉布做的,而且被染成蓝色。

”[1](P42,58)在同一本书中,作者在描写中国的士兵时说,南方有些省份的士兵是不穿鞋袜的,在行军时也只穿草鞋来保护脚,军装是由一件紧身的上衣和一条裤子组成,它们都是肥肥大大的,一点儿也不合身。

每个士兵都把枪扛在肩上,还配备有一把扇子和竹烟枪。

中国学生的“上衣和裤子被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显得极不合身。

这些衣服都是用孩子们自家织的深蓝色棉布做成的”[1](P92)。

著名商人立德之妻阿绮波德·立德则是这样描绘她所看见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服装的:“我所惊奇的是宁波水手的衣服:下摆上有褶皱”,“高高的晒台上,穿蓝袍的男人和穿红裤子的女人紧盯着汽船”,“年轻的中国阔少衣服总是色彩鲜艳,颜色夺目得使时髦女士都默然失色,而一个伦敦阔少的衣服一定只是单色的”[1](P171)。

明恩溥笔下中国新年的新衣“有时颇似仿效非洲土著的古怪……翠绿和藏蓝搭配上大红、深紫、淡紫或橘黄,西方的服装师会惊恐地断定它们在‘自相残杀’”[2](P156)。

棉布与蓝色就是中国大众的底色,因此有些西方人甚至轻蔑地称之为“蓝蚂蚁”,立德夫人也称中国为“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中国人有珍爱头发的传统,同时,头发也是一种尊严的象征,在特定历史背景,一个中国人是蓄发还是剪发还意味着对祖国的忠诚与否。

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呢?1858年4月10日出版的英国《笨拙》杂志刊登了一首“为广州写的歌”,以漫画的笔法将中国人勾勒成一个“拖着大猪尾”的民族[3](P168)。

这种“拖着大猪尾”的中国人形象在西方世界中一直作为一种原型话语在使用,以至于一提到中国人,西方人就会想到猪尾巴似的辫子。

这一可笑的
形象不管是对中国与西方的外交还是日后中国的现实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如
库珀将他的一本游记直接命名为《一个商业先驱在辫子和小袄之国的旅行记》。

理应作为中国最强壮的士兵却从衣服与外表上看不出任何威武之气;而中国人为之
流过许多血的辫子在西方人眼里不过是个“猪尾巴”。

近代西方人所表征的中国人身体形象特征的转化、断裂并非偶然,也不仅是纯粹的观念与文化的问题,而与西方
现代扩张过程中中西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紧密关联。

研究西方视域中的中国人形象,实际上研究的是西方的文化思想与社会心理。

中国
社会的真实现实是什么,对近代西方人而言并不重要,对他们来说重要是发现一个为
已所需的异域文化形象。

赛义德对东方学概念进行的限定性说明,强调异域想象与
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正是特定时代东西方之间存在的那种“权力关系、支配
关系、霸权关系”,决定着西方“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

西方视域中的中国人形象,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
国的形象。

由启蒙运动时代的赞美到近代的侮辱,西方视域下的中国人形象的变化,
不是中国人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西方自身的文化精神发生了变化以及政治军事方
面的利益所致。

在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潮流中,中国作为他们其中的一个目标自然会被描写成一个适合于侵略的形象。

什么样的中国人形象对他们的侵略更有利,他们自己十
分清楚。

19世纪的欧美社会经历了科技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获得极大发展,生产
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

生物学上的达尔文主义的盛行又加强了种族的自信,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有了更大的市场,这些都为殖民浪潮的掀起做好了准备。

马戛尔尼1792年使华,试图敲开大清帝国的大门而未果。

虽然他在外交上失败了,
但在文化上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他的访华报告——《马戛尔尼伯爵在中国内地
和鞑靼的游记》,彻底改变了欧美社会对中国人的看法,为中国人是丑陋、野蛮的偏
见奠定了近代中西关系的主调。

而天主教的先期到来,似乎是为了来启迪、帮助“愚蠢”的中国人,为西方对我国实行殖民掠夺布置好了布景,也显示出现代殖民掠
夺的新特点:文化殖民为其经济殖民开道。

在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价值秩序中,中国形象逐渐黯淡了,马可·波罗时代以来500年间西方赞美中国人形象的时代也结束了。

近代西方人对中国人身体形象的种种描述,很多出自那些跟随殖民掠夺潮流来中国
观察、工作过多年的欧美人,很少是专门的学者或哲学家等人文研究专家。

如对中
国人的性格做过最全面的概括的《Chinese Character》一书的作者明恩溥即是一位来中国26年的传教士。

抒写中国人的这些西方人总是高高在上向下俯看中国人,这种观察与研究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始终存在于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之间。

赛义德曾说:“当一位学识渊博的西方人到他所研究的国家去旅行时,他对他所研究的‘文明’总抱着一种抽象的自以为是的固定看法;东方学家几乎对所有别的东西都不感兴趣,
惟独钟情于证明这些陈腐的‘真理’能够有效地应用于愚钝并因而堕落的当地人。

”[4](P65)但他们有关中国人形象的描述却会被西方读者视为权威,直接参与同时代社会思潮中大众文化心理的建构,同时影响着他们的外交策略。

由于这些描述
者大多是以亲身经历的口吻向读者介绍的,虽然这些描述很多是片面的但还是会被
西方读者以“确凿的客观事实”的形式接受。

在这些欧美人的笔下,“虚伪”、“肮脏”、“自私”、“狡诈”、“残忍”等词
语是对中国人性的描述,“蓝色的蚂蚁”、“中国佬”、“猪尾民族”等则是描述
有关中国人整体形象的几个固定词汇。

以上词语大量充斥于近代西方人描写中国人的文本中,成为表征中国人形象的套语。

语言本身不是一种客观的在场,其本身的编
码功能在今天已无需再加以证明,其强大的表述体系在20世纪后期已被人们所认可。

套语形成后便以一种不断重复的方式再生产。

这些套语会在不同文本中反复出现,
不断叠加了这些“陈词滥调”的权威,最后被不加质疑地作为有关中国及中国人本
质的客观知识在西方传播开来。

另一方面,套语还以一种“抽象的概括”方式来生产,抛弃中国人的多样性、复杂性、个体性,却常常对单个或部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赋予一种本质主义的表述来涵盖中国人的整体形象。

如赛义德所说:“隐藏在东方
学话语各个部分下面的是一套用以表达的修辞方式或修辞策略。

这套修辞策略与真实的东方的关系如同戏剧人物所穿的程式化服装与人物的关系。

”[4](P92)中国人的形象因套语而被程式化了:丑陋、肮脏、滑稽。

赛义德认为殖民者对被殖民国的套语描述是对还是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有关
中国人的知识建构起来的表述体系,是有特定的目的的,大多时候能够产生预定的效果,能完成一个或多个任务——说明殖民掠夺的合理性、正义性。

因此,西方读者接触到的有关中国人的知识牵涉到的只是一种对“他者”特质的解释和再解释,而且
在19世纪这个殖民侵略的特定的历史时期总是处在“自我”的对立面——野蛮愚昧是必然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远不是浮光掠影式的差异对比所能概括的。

文
化本身是有差异的,但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正如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提
倡的“和谐说”一样,世界正是由于有了相互对立的元素的和谐统一才构成美。

赫
拉克利特认为:“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
谐。

”[5](P67)世界文学的繁荣,世界经济的发展,正是依赖于“和而不同”的统一。

【相关文献】
[1][英]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M].刘云浩,王成东,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
[2][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M].陈午晴,唐军,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3][英]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M].常绍民,明毅,译.北京:中华书
局,2006.
[4][美]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
[5]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