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来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东来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东汉末年——隋唐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佛教东来绝对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至此以后，在中国得到长期的传播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文化形成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

后来，中国化的佛教又由中国传入到东亚各国，对东亚各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了重要影响。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中国的学术界和佛教界一般沿袭旧说，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时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

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

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於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四十二章经》。

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

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

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

《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和得到不断发展的重要时期，下面分四个阶段简要介绍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1.汉代佛教：
佛教在汉代产生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首先在文化方面，东汉末年思想文化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先秦诸子学说纷纷再兴。

这种思想文化状况显然为佛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汉代对外交通便利，对外交流频繁，打破了与西域和印度等国家的封闭状态。

那时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线路分为南边两道，南道是指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沿至昆仑山北麓，至莎车。

北道是指从敦煌北上到伊吾（今新疆哈密），然后西行，沿天上南麓，经龟兹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

以上两道都在天山南侧，因而又统称天山南路。

此外，还有一条天山北路，即从哈密出发沿天山北麓而行，中经乌苏、大宛，至康居，这就为佛教传入中国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

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开始受到汉代统治阶级的重视。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汉明帝的“永平求法”，这表明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在阶级统治中的重要性了。

与此同时，地主阶级也开始信佛，其中东汉明帝的异母弟弟刘英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信奉佛教的人，但是在当时，佛教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视祭祀黄老方术的一种，受到统治阶级上层中极少数人的信奉，还没有在民间广泛产生影响，仅仅在汉代的上层统治阶级中，佛教的发展在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

2.三国、两晋佛教：
三国、两晋时期的佛教在中国的佛教历史上起着承载的作用，这段时期的佛教以佛经翻译活动为主，大量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这就为佛教在社会上层和社会的下层的全面传播奠定了坚定的物质基础。

三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分割时期，这时的佛教也可分为曹魏佛教、东吴佛教。

蜀地佛教。

各地方的佛教各具特色。

其中曹魏的昙柯迦罗所译《僧袛戒心》和首创的授“戒度僧制度，这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昙柯迦罗因此被奉为律宗初祖。

另外，朱士行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同时，他又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以律受戒成为比丘的汉人。

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被誉为“中国第一僧”。

东吴佛教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六度集经》。

在本书最突出的特色是，用佛教的菩萨行发挥儒家的“仁道“说，把佛教与儒家思想调和起来，会通儒、佛，标志着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的开始。

蜀地与曹魏和东吴比起来，佛教并不发达。

西晋时期，佛教有了进一步发展，突出表现在佛教寺庙的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3.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大动荡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现实中的苦难使得普通的民众希冀在佛教中得到解脱，同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大力发展佛教，虽然这一时期战乱不断，但是封建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南方地区得到开发，这是佛教在这段时期的繁荣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另外三国和两晋时期大量的佛教的经典被翻译也为这段时期佛教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因此，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佛教在这一时期的繁荣发展体现在佛教发展的南北差异、佛教对外交流、佛教石刻的兴建、寺庙经济的发达以及三教合流。

4.唐代佛教
唐代佛教在中国古代发展到顶峰的原因是与唐朝皇帝的支持和玄奘等一批致力于佛教的发展分不开的。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相当发达的一个朝代，有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盛世局面，这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佛教在唐朝发展到鼎盛的局面就无可厚非了，唐朝佛教的繁荣是多方面的。

首先，唐朝的佛教典籍的翻译远远超过以前。

以玄奘为例，玄奘的翻译，从数量上来说，占唐代译经的总卷数的一半以上，是中国佛教史上其他三大译经师鸠摩罗什、真谛、不空译经总数的一倍多。

他所译的经典，精确得当，且能矫正旧译的谬误，在佛经翻译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其次，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又成立了许多新的宗派，比如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

在这一时期，佛教传入西藏，逐步形成了别具风格的藏传佛教。

再次，与南北朝相比，佛教的发展更加深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

佛教东来与本土儒家的摩擦
佛教从创立之日起，即不恋红尘，超然世外，佛祖释迦摩尼有大慈大悲心，放弃王位。

印度佛教认为“天下多道，此中王法最大，佛道为至上道”，佛道高于王道。

按印度佛教的规定，各地国王大臣觐见佛陀时须去除冠冕，跪足礼拜直至五体投地，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后，情况发生变化。

中国古代社会向来是讲究王权至上，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社会势力凌驾于王权之上，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样一来，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中国古代政治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佛教教义主张无君无父，一不敬王者，二不拜父母。

佛教最初入汉地时，僧众并不跪拜帝王，只是双手合十表示敬意。

这样与中国传统礼制不合。

在东晋时，佛教的兴盛使佛教和儒家纲常的矛盾迅速激化，主要表现在沙门见帝王时是否礼拜的问题。

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中书监痍冰主张沙门应向王者行礼，但尚书何充等认为沙门不应该向王者致敬。

何充由于信佛故坚决反对沙门向王者屈膝跪拜。

但痍冰等人从儒教名教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这样，他认为君臣之序、法度、礼秩是百代不废的头等大事，沙门不按世俗之礼仪敬重君王，不利于维护纲常，自然不利于维护统治，针对这样的观点，何充等人据理力争，使得痍冰之法不得以实行。

东晋末年，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

这时，一代名僧慧远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可以说这篇文章对佛教礼制和政治原则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痍冰至东晋末桓玄的发展，重点都是说沙门“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致使“尊卑不陈，王教不得”。

而其反对者则认为佛教教义与维护皇权、名教无矛盾，它的戒律有助于王化，并且它的业报之说能制约人的操行，而且可起到“上俾皇极”的社会作用。

慧远于《沙门王者论》中提出：佛教对人操行的陶冶是佛教的社会职能，而维护皇权、助于王化则是一种政治职能，从而把佛教的义理同维护名教做了调和。

他于《答桓太尉书》中说：“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

”他把处俗的内容规定为“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

这是一种调和。

但慧远又从佛教的修行上反对沙门礼敬王者。

后来，这一斗争以儒家和王权的胜利而告结束，北方北魏沙门统法果带头礼拜皇帝，后南朝宋孝武帝下令沙门必须对皇帝跪拜，否则被“鞭颜皴（cun）而斩之”。

沙门拜俗的问题，至此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