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穿着自己的红舞鞋

昨天是记者节，11月8号。

我在微博的私信里收到了记者罗昌平在柏林获得“透明国际”奖项的发言稿。

打开微博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了，与往常不加思索的转发不同，我开始犹豫了――转发或者不转发。

事实上，我作为一个简单的个体，这样的信息转发与否对传播几乎没有什么正向或逆向的贡献；即使我不转发，微信上依然会散播开，即使转发我亦是极其微弱的传播。

但是，我真的犹豫了，而且我在犹豫中沉沉地睡了。

清早，我从一个焦虑的梦里惊醒。

梦到我的脸裂成一块块，如同不规则接缝的拼图，梦里我对着镜子，用双手捧住面孔，担忧它们会一块块掉下来……
11月8号的晚上，恰好是“危机公关”的课程，授课的老师是潘先生，而他确实有着小飞侠般神奇的气质，总之是目前国内危机公关领域一等一的高手，国内许多这一领域的经典案例中都有其运筹帷幄的身影。

课程中，潘Sir在讲解不同类型危机案例中，恰好提到了两个记者及与其相关的舆论事件，一个是曾经的“治安联防员强奸”事件，另一个是浙江乐清的村长车祸。

事实的真相其实很简单，但作为媒体从业者的两个记者却有意无意地让事态朝扭曲方向发展。

客观来说，同为媒体人的我很能理解他们，一个是都市报类型的地方媒体，强奸之类的话题甚至涉及公权力都是非常好的素材，就类似太阳报的“风格”吧，三版女郎还有暴力、香艳、奇幻之类的东西真的是大众最直接的爱好。

于是，忽略强奸者、妻子、丈夫三者之间的发小关系，并将妻子与强奸者曾有的私情忽略了，却把治安联防员的身份刻意凸显。

另一个是某知名财经类媒体的年轻女记者，很明显从其微博里能直观感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行曾经追求的“新闻理想”。

是的，很多时候作为一个媒体人似乎很应该有着“批判现实主义”的担当，总想去揭示黑幕，甚至为了黑幕而揭黑幕。

讲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忍不住悲从中来，联想到一个刻薄的段子：一个妻子每天晚上检查丈夫的包包、衣服、手机、电脑……一旦有细长头发、隐晦的短信等，就大发脾气，认为丈夫有出轨倾向或行为；突然有一天，她什么都没有检查出来，再查一遍，依然一无所获；于是她大哭起来，悲切地说：“你连秃头的女人都有兴趣……”
而更加让我悲怆的是，课程中，某个坐在我附近的同学倾过身来对我耳语到：“原来……这些都是记者在搞的事儿呀……”当时哭死的心都有了。

虽然案例涉及的这两个记者，从记者群体的范畴来说，也算是碎片化的呈现，但亦不可否认其代表性。

迎合读者的世俗化甚至低俗化的需求，向其献媚，原本就是一个常见于传媒业的、易于出现的不良趋向；而为批判而批判的范式，更是新闻理想之下的常见偏失。

这两类都并非极个别现象。

究其原因，我非常非常认同的，且对其有豁然之感的是危机管理课程中潘先生提到的两点――其一是，“我们的这些孩子（他用孩子这个词汇来称呼年轻的媒体人）没有受过系统的传媒伦理教育”，甚至说国内的传媒教学领域尤其是新闻方面，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缺失系统的传媒伦理教育；其二是，国内一直没有新闻主体法律。

这些不展开细说了，一来我对此也仅仅是源于潘先生引导的边缘性领悟，还未曾深入学习了解；二来说多了不免又带着批判的痕迹。

但让我感觉这一悲怆情绪得以缓解的是，就在经历了清晨噩梦的当天，我又何其有幸地听了黄先生的课。

黄先生曾是国内第一个战地女记者，讲的课程却是文化产业；在与同学交流中谈到她自己的时候，她坦然地摊开双手说道：我可以如此自由地感受着各种不同的真实存在（原话大意如此）。

于是我们感受到了她的丰厚与豁然，而这亦与她的新闻从业经历有关吧。

这又让我们感受到了新闻从业者的正向性，事实上在危机公关领域颇有建树的潘先生亦有着记者的从业经历，甚至是南方系。

忽然又想起了在听潘先生课程时，他提到疲于奔波到各地方基层，去讲授危机公关的课
程，却难以停下来休息，仿若有种特殊的责任感驱使着。

现下，我忽然想到了那个红舞鞋的童话，当你身处一个位置，且因此而拥有一些力量的时候，往往会像那个穿上红舞鞋的小女孩，不得不持续地跳着舞，就是那种如同敲门声的“不得不”的感觉。

而那两个记者以及与他们有着类似倾向的一些人，似乎也屈从于他们的“红舞鞋”，被鞋子的步伐带走了，仿若失去了自我。

甚至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红舞鞋”，但是不被它带走，而有能力驾驭它并获得自由，就如同黄先生的境界；或者若潘先生，保持着“不得不”的节奏，却游刃有余地选择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