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论”中的未定之数

“中国模式论”中的未定之数
摘要: 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最终应该形成一种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交往性的权力”,而不能成为行政权力的牺牲品。

正因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不应该成为我国模仿的目标、我国必须寻找到自己与之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加以践行,因此,讨论“中国模式”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才不能“去政治化”。

关键词:中国模式生活方式去政治化
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体现了我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

这种讨论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不仅影响着我国对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且也影响着每一个讨论的参与者与听众和读者的价值取向。

就此而言,让这种讨论“去政治化”,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而且恐怕还有悖于每一位讨论的参与者的本意。

况且,在涉及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我国已经不大可能“韬光养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原因是一则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回避地必须向国人和世人宣示其未来的发展理念和目标,二则以我国现在的国际地位而言,无论怎么做,外部世界都不可避免会议论纷纷,甚至充满猜疑。

但与此同时,这种“政治性”的讨论又必须是理性的、开放的和坦诚的,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避免强制手段的干预。

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最终应该形成一种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交往性的权力”,而不能成为行政权力的牺牲品。

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很多,很难对其进行统一的评论,但在这些“中国模式”论中,存在着几个共同的问题,或者说存在着几个从政治上来看的“未定之数”。

一、经验还是“模式”
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世所公认的巨大成绩,这也是人们谈论“中国模式”的基础。

但是,既云“模式”,就应该是那种可以复制的形式,比如说,麦当劳是一种可以在全球复制的快餐店经营“模式”,斯大林体制则是一种可以在很多国家复制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

那么,在过去的30多年,我国是否已经形成了某种可以复制——既可以复制到其他国家,也可以在我国的未来复制——的形式呢?
不可否认,我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而其中最重要的
一点,恐怕就是“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这是一种高度务实、不盲从任何教条、自然也不盲从任何“模式”的态度,是中国人传统智慧的体现。

既然我国的成功是不受任何“模式”规范的结果,那么,在此意义上谈论“中国模式”,在语言上就多多少少就有些自相矛盾。

因为时间地点不同、环境条件各异,人们采取的对策自然也就各不相同。

所谓“不审势则宽严皆误”,道理就在这里。

审时度势,是一种思想和行为方法,但不是一种“模式”。

我国的改革开放当然还提供了很多其他方面的经验,也的确体现出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诸多规律,这方面“中国模式”论者多有总结,而且颇有价值。

如有学者发现,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以及共和国建立之后的60年,再上溯到上千年的我国历史,可以发现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中存在一些不变的基本要素,而我国的成功,正是这些要素发挥作用的结果。

应该说,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发现的,其实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而规律有多种,并非所有的规律都具有普适性。

比如,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有自己的“规律”,但并不一定适合于别人。

我们可以研究、总结上千年来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规律,并且借助这些规律指导或者调整我们未来的实践,但正因为它们是我国自身的规律,其规范意义只限于我国,因而也不能称之为“模式”。

二、“完成式”还是“进行时”
我国的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但还远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

相反,我们正面临着诸多复杂的问题和挑战,比如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腐败突出等。

对这些问题,我们尚未找出有效的应对之策,而现有的各种制度与政策也常常在实践中失效或者变形。

举一个无关痛痒的例子。

为了改变原有的高考制度导致的应试教育,人们尝试采用不同形式的“特招”制度,但实践“特招”制度的结果,却使任何“特长”教育都变成了应试教育。

不能小看这类“制度失效”的现象,因为一方面,它在当前的我国社会具有某种普遍性;另一方面,它表明,这个社会正在很多方面失去一些基本的底线,“竟次效应”(或者不确切地说就是“劣货驱逐良货”的效应)正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不能否认,我国当前面临的有些问题,是前30年改革开放中的政策失误或者考虑不周带来的。

因为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力,导致了对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因为强调效率优先,忽视了社会公正,因为“双轨制”体现在各个领域,导致了屡禁不绝的腐败,等等。

因此,必须认识到,尽管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代价也不小,一些原有的社会经济政策组合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根本性改变的时候,自然也就绝对不能把它们上升到“模式”的高度,并且在未来加以复制。

这一点,大概是众多“模式”论者没有充分意识到的。

也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现在必须尽快进行到下一个阶段,必须想办法解决上一个阶段遗留下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否则的话,前期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很可能丧失殆尽,社会就会陷入停滞乃至动
乱。

我们裹挟着这些矛盾与问题一路发展到今天,但没有理由假定还能原样发展下去。

因此,我国社会现在最需要的,是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直接面对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勇气和魄力。

就此而言,过分沉溺对于“中国模式”的总结,至少会有让人们回避现实之过。

三、目标还是手段
要真正解决我国社会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首先就必须明确我国社会的发展目标。

从当前的各种“中国模式”论来看,它们基本上都把“中国模式”视为一套政策与制度组合,而把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模式、特别是其丰裕的物质生活方式视为我国社会默认的发展目标。

这是当前的“中国模式论”最根本的问题所在,因为“模式”论者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总结的“中国模式”与这种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之处。

我国离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越近,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就越来越面目不清。

必须明确认识到,我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追求现代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物质生活方式。

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这个地球无法为中国提供那么多的资源。

比如说,如果中国人要都过上像今天的美国人一样的生活,那么,中国人将会拥有超过今天世界总量的小汽车,这些小汽车需要超过今天全世界生产总量的石油,同时,还需要把今天大片种植着农作物的耕地修建成公路和停车场。

这样的未来难以想象。

之所以不应该,是因为,一方面,这种追求必将撕裂我国社会,而当前我国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追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物质丰裕、精神贫乏的生活原本就不值得追求。

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建立在对人的欲望的承认、解放和刺激的基础之上,而被承认、解放和刺激的欲望,则通过技术和生产的不断进步加以满足。

可以说,现代西方社会为人的动物性欲望的满足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模式具有其内在的矛盾。

首先,它使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严重依赖技术和生产的进步,后者一旦出现问题,马上就会引起社会和政治危机;其次,人作为一种具有道德意识的动物,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能够控制和调节自己的动物性欲望,对这种欲望的释放和满足避开了道德的紧张与冲突,并且也取消了道德本身,从而最终取消了人性。

正因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不应该成为我国模仿的目标,我国必须寻找到自己与之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加以践行,所以讨论“中国模式”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才不能“去政治化”。

但是,这种讨论首先应该是在规范层面的,而且也必须立足于对我国社会的批判性认识基础之上。

(编辑:王露)
编辑后记
唐士其教授的研究领域可以用广泛来形容。

他所授的课程包括:政治学原理、国家学理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研究、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社会主义学。

这种广泛还可以从他所撰写的论文中体现出来:《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西方地缘政治理论评述》、《环境保护主义与绿色政治》等。

近期,唐教授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模式”的文章,此文为其中探讨性很强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