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陕南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发展规律

初论陕南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发展规律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陕南本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地方，只是说起它的与众不同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又是一个特色突出的闻名之邦，久来令人所关注。

陕南地处陕西省境的南部，北面以秦岭为屏，与关中相望；南面以巴山作障，与楚蜀相接。

横越陕西中部的秦岭，又是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主要分水岭及地理上北方与南方的分界线。

自古以来，久有域属黄河文化的秦地文化区位其北；域辖长江文化的楚地文化区置其南，遂使陕南的地域文化的历史源渊，不追溯到黄河流域的秦文化，就要寻根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

以致陕南的地域文化，则长期表现有秦楚文化交汇相融的地域特征，而与南北各地相不同。

只是由于文化是一个海涵十分浩瀚的历史概念，尚难仅以此文一一举证说明，只能采用举隅方，剔其最能表现陕南地域文化特色与发展规律的戏剧文化略示论述，籍以概观其域文化的历史真貌。

明清时代，是陕南戏剧文明兴起与繁荣的一个重要时刻。

明代中叶以前，高山纵横，密林蔽天，人烟稀少的陕南山地，除了有各种山歌民舞活动外，戏剧文化还几乎处于空白。

但是，到了明代末叶以后，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随着江南楚地和西北秦地戏剧艺术的不断北上和南流，陕南各地也相继出现并形成了汉调恍恍、汉调二簧、陕南道情、陕南曲子、商洛道情、商洛花鼓，以及弦子戏，八岔戏，大筒子戏等多种形式的戏剧声腔，使往日平静旷漠的秦巴乡野顿时热闹红火起来，极大地促进了陕南社会文化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可见明清时期，秦楚地的戏剧文化向陕南地区的不断流播与南北交融，是陕南戏剧文化文明得以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与地域特征。

这一规律，曾使陕南的戏剧文化既包含有南方楚地戏剧文化的奇光异彩，同时也呈现出北方秦地戏剧文明的历史辉煌。

由此可见，陕南虽然地处偏僻，而明清时代的戏剧文化的飞跃发展，确为陕南地区历史文化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再造陕
南文化文明的再度辉煌，研究它的过去，寻找历史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把握当前的发展走势，准确的预测未来，就必然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历史重任。

一、陕南——秦楚地域文化的交汇重镇
陕南地区，包括今商洛、安康、汉中三个地区，位于陕、豫、鄂、川四省的交界地带。

境内除了少量的汉江、丹江流域为盆地外，大多数地域多由秦岭和巴山山地所组成。

远在公元前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争雄的春秋战国时期，以中原和荆楚为中心而形成的楚国，共历八百余年，曾成为其时南方的一大强。

它最初建国于陕南商县和丹凤县的楚水和楚山，清乾隆《商州志》载：“乳水之南山皆曰楚山。

”“丹水之南，山亦皆曰楚山。

”乳水古名楚水，发源于楚山。

楚山脚下为商州，居丹水之阳，简称“丹阳”，为楚人早期的国都所在。

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时任陕南旬阳知县、陕西按察史的严乐园在《三省边防备览》(以下简称《备览》)中也说：“商州即楚地也，商地六百里，张议用以绐怀王者。

地在楚，则关中之险。

”此时楚国的疆域狭小，人口不多。

地域虽为“州方千里”，但辖南方小国甚多，有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二十。

(《礼记、王制》)楚国国王为熊绎，后因发迹于西北的西周南征，被迫南迁于湖北的荆山。

《左传》云：“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故有荆楚之称。

至楚武王熊通时，因国力日益强大，先灭江汉诸国；后问鼎中原，足至黄河；南吞吴越、巴蜀和两广，以及陕南安康的大部分地盘。

到楚庄时，已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一时成为雄踞南方，统霸江南的一大强国，久有华夏“半壁河山”之称。

《战国策》记载苏秦曾对楚威王说“楚，天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山东半岛)；南有洞庭，苍梧(广西漓江流域)；北有陉塞(河南密县)、郁阳(陕西旬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

”曾为后世中华民族的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楚国在中原和江南各地的郑、卫之声和楚调、吴歌、蔡讴等传统文化的基楚上，经汉、唐、宋、元各代的发展，遂渐形成了楚地的文化文明，并对后世各地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楚国因地处陕南地
区的南界和东疆，其中还有陕南的商洛、安康两地曾为楚国的辖地，因而楚国的文化文明，特别是戏剧艺术，曾是左右陕南地域文化发展的一支重要势力。

与此同时，位于陕南地区北部的另一七雄之强秦国，以秦岭以北的关陇和三秦地区为中心，在秦始皇的统领下，因采用于商鞅变法，也迅速强大起来，以连横和兼并之策，挫败了以楚为首的六国合纵抗秦政策，于楚怀王末年，战败楚国，并使楚国失掉了战略要地——陕南汉中等地。

以致楚国不得不连连迁都，节节溃败，秦国趁势举兵南下，吞掉了楚国的大片疆域，终至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之后秦国相继又灭六国而统一了六国。

秦国在以秦声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历汉、唐、宋、元各朝发展起来的秦地文化，随着秦地长安，世为汉、后各代的国都，对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无疑，形成于明清时代的秦地戏剧文化，也必然南传陕南地区，而影响到陕南地区历史文化与戏剧文化的发展。

究其秦楚两地文化对陕南地区文化的影响，孰大、孰小的问题，就有关的古籍记载和陕南出土的大量历史文物考证，相对而言楚文化的影响是要大于秦文化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陕南曾是楚国文化最初的发祥地，还因为陕南地处我国的秦岭以南，区内的汉江，丹水等两大河流均属于江南的长江水系，无论其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风俗习惯、民间艺术、建筑风格，以及所用器具等等，多数都与南方楚地相近同。

例如：①、自然条件，均属于南方亚热带湿润气候和亚热带作物区，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要，可占总作物面积的80％，且是一年两熟。

②、民房建筑，一般采用南方地区的独屋三大间明庭格式，不用秦地的四合院。

③、演出舞台，一律采用南方的以木柱棚板的栏杆式建筑，不用北方秦地的以砖砌基的台基式建筑。

④、安康平利出土的战国编种，饰乳钉纹，亦系巴楚先民的娱乐祭祀乐器，与秦地扶风等地出土的编钟不同。

⑤、民间艺术，有秦巴山歌，江南小调，湘鄂民歌，鄂西的郧阳调，安徽的凤阳花鼓等，但能够听到北方秦陇地区的山歌与民歌者尚少。

⑥、就连当地出土的古代兵器，也是以白虎为图腾的巴楚军用兵器，名“虎纽”，也不为秦地所常见。

二、秦楚戏剧文化流入陕南的要因与途径
明清之际，秦楚两地的戏剧文化能够流入陕南，并使陕南各地的戏剧文化得以勃兴与繁荣的原因，虽说是多方面的，但究其要者，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陕南地处特殊，自古以来久为西北秦地通往南方楚地的交通要冲。

远自汉、唐时代，以秦地长安为中心而通往东南楚地的交通驿站就多达四条，而且条条均须通过陕南地区。

其一，曰蓝关古道，自关中蓝田越过秦岭，经商洛，沿丹江南下，远达荆楚的襄樊地区。

《备览》中载：“商州在西安东南，距省城平路三程，出蓝田进峪，……东南至龙驹寨(今丹凤)，小河一道(丹江)，可通丹揖，直达襄阳老河口，西商之贸易东南者，多于此买舟揖雇骡，人烟稠密，亦习都令焉。

”即指此。

其二，曰大峪古道，自关中的大入山，翻越秦岭，途经镇安、旬阳、安康等地，沿汉江而下，直抵鄂西楚地。

《备览》中言：“兴安(今安康)往西安大道，由汉中一千八百里，故于山中另辟新路，由旬阳赵家湾、西河关经过镇安孝义出大峪口，山路约七百里”。

其三，曰傥骆古道，自关中的周至县穿越秦岭，南下汉中洋县，再沿汉江东下抵达湖北的汉江平原。

其四，曰褒斜古道，自关中宝鸡大散关南行，至汉中褒城，沿勉县南下至巴蜀，顺汉江东下，经汉中、安康、到湖北的襄阳，通过荆州，至湖南的长沙，最远可南达广州。

《备览》云：“由宝鸡县渡渭河进山，……达凤县古陈仓留坝至褒城县，山路五百里，为北栈道。

”入川之路，由此而南，“由宁强、广元南栈道而前者正道也。

”又说：唐时国都长安，江淮之米，多由汉江或丹江运至汉中和商州，继由陆路运至长安。

江西、湖广之米，多经汉江西运，专募湖南永州剥船，船既坚实，人亦耐劳，亏损甚少。

这些驿道的开辟，曾使“官方使臣往来，皇纲贡品运输，民间商贾贩运，鱼书雁子传递，文人墨客旅游更趋频繁”。

自然也为南北秦楚两地的戏剧文化的传入陕南山地，提供了方便。

(二)经过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全国各地，人口锐减过半，以至于十室九空，大批田园荒芜。

清初的统治者，因接受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推翻了大明江山的历史教训，从富民裕国的目的出发，对农民采
取了一系列的让步政策。

顺治六年(1649)颁布了《垦荒令》，“招抚流徒，开辟荒芜。

给以印信，永准为业。

”为了尽快地增加人口，鼓励农桑，康熙二十三年(1684)，又三次下诣，豁免赋银，实行“摊丁入亩”及“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税赋政策。

在这些让步政策的激励下，自清初到清末，先后二百多年间，曾有江南的两湖，两广、巴蜀、江浙以及北方的秦陇、中州等地的大批流民，或强制、或自愿，日以千众的惊人数目流入陕南的秦巴山地，“圈地占产”，“插标为界”，“开辟农林”，“兴修水利”，“商贾结帮，列肆府县”，便一度使陕南各地的人口骤增，呈现出“五方杂处”，“十室九户皆外籍”，而土著居民甚少的新局面。

各地流民进入陕南的途径与垦荒情形：“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南则取道重庆、夔州、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众，到处络绎不绝。

”“楚豫流民入山开垦者，多取道”于商州之洛南，并说：“其地土著人少，所种者不及一、二，招外省客民，……指地一块，立约给其种，客民亦不能尽种，转招客佃，……一户分作数十户，各租只认招主，不知地主为谁。

”(《备览》)这样随着各地大批移民的流入，不仅为陕南带来了各地的先进技术，还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方言语音、风土与民情，以及各地的民间艺术与戏剧艺术，为陕南地区的农林业、手工业、商贸业、交通与文化艺术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三)在清代，随着陕南各地人口的不断增加，农林业的迅速发展，各商埠重镇的商贸业，也遂之得到了扩大和发展，陕南的青茶，秦巴山区的党参、天麻等名贵药材，核桃、板栗等山珍名果，以及红松、油柏等珍贵木材，都成为南北各地的药商、木商、茶商等，以丹水、汉江水运为交通要道，进行贩运经营的主要商品。

这些在陕南各地落脚的商客，为了款述乡情，联络客户，扩大生意，一般还要互相集资，在各大商业重镇，以一省一地为名，修建各省各地的商业会馆，并以会馆为中心，成立各省各地的同乡会。

商人们为了祭祀财神，并得到财神爷的保佑，以求生意的兴隆和昌盛，馆内还都建有戏楼，每至会期，便由同乡会筹资献乐敬神，且不惜重金，远途从家乡邀请上乘戏
班，前来献戏演出。

这种商会戏的出现与流行，也为南北各地的戏剧向陕南地区的流传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与条件。

虽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关于此类商会戏演出的文字记载甚少，但这些来自各地的商人在陕南各地修建的会馆戏楼作为一种历史实物的存在，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秦楚等地商贾邀请南北两地戏班到达陕南各地演出的历史凭证。

如乾隆至光绪年间修建的安康黄州会馆和江西会馆戏楼；紫阳县瓦房店的西北会馆戏楼；武昌会馆戏楼，洞河镇武昌会馆戏楼；白河县黄州会馆戏楼；旬阳县蜀河黄州会馆戏楼，棕溪江西会馆戏楼；以及汉中的河南会馆戏楼，丹凤县的船帮会馆戏楼等等，都是南北戏剧早在清代荟萃陕南的最好说明。

(四)明清时期，秦楚两地流入陕南的各种戏剧文化，能在秦巴山区立足和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各地庙会戏的普遍兴起的大量需求。

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统治地位，都特别重视戏剧的高台教化作用。

他们不仅利用自养的宫廷与官府戏班，为他们歌功颂德，树立皇权，而且还利用民间戏班酬神赛会的戏剧演出，宣传封建礼教，麻痹人民群众的精神意志，遂使各地勒寺建庙，塑神祭祀活动盛行。

清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更是上行下效，沿袭明制，由各级官府出资，在各地大兴庙会演戏典乐之风，致使陕南各地的庙会演出活动处处可见。

凡有山有村的地方，每年至少都有两次以上的酬神典乐活动。

如面积不大的洛南县，清代各地就建有各种庙宇和戏楼一百多处，平均每个乡镇竟达五处之多，长期呈现出各山架岭神庙与戏楼林立，四季香火与会戏不绝的繁荣景象。

据陕西清末清理财政局编印的《陕西清理财政说明书》记载，其时陕西各州、府、县的各种庙会献戏典乐费用，一由各府、厅、州、县衙地丁杂项下存留银中支付，二由陕西藩司银库请领。

不足部分，特别是地丁尚少的陕南、陕北各县，如陕南的宁陕、留坝、佛坪、商南、镇安，以及陕北的甘泉、保安等县，也统一由省藩司库中予以支补。

若更贫而不能支者，由地方公款垫给，陕南沔县由地方官课租中开支，略阳水神庙等，由每年收取的香火钱中供给。

由于各级官府首先为各地庙会戏的演出，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客观上也就促进了陕南各
地戏剧的发展和繁荣。

这是秦楚两地文化荟萃汉江地区，并能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从上列所述的事实可以看出：无论说陕南是秦楚两地南北来往的交通枢纽，还是明清之际有秦楚两地的移民大量迁入，还是秦楚两地落户陕南的商贾，大力引进和发展商会戏等等，都是秦楚两地戏剧文化能以流入陕南的外在原因和主要途径。

而流入陕南的秦楚戏剧文化真正能在陕南扎根开花，并经过音随地改的演变而发展成为陕南长期流行的地方戏剧，则主要是依靠陕南各地庙会戏的兴起与繁荣而得以生存与发展的。

这是明清之际，陕南戏剧兴起与发展的一个内在原因。

由于各地庙会的会期与演戏典乐的礼制规俗，各级官府都予以明令颁布，久已成为各地群众众所周知的习俗，因而遂使各地庙会成为酬神赛会，戏剧演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庙会因有演戏而热闹，戏班因有庙会而生存，商业因有演戏而红火；无疑，数百年来，陕南各地的戏剧观众，也主要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

诚如一位古人，在描写清代陕南地区的会戏情景时所说：“农商聚兴，祭祀日盛，春祭秋报，戏会梨园，娱神娱人，市场相通，商邦会馆，祭神求兴。

”就是对这一戏剧现象的高度概括。

三、秦楚文化的传入与陕南地方戏剧的勃兴
基于前论，陕南各地久处秦楚交界地区，所居民人又多为“五方杂处”，十户九室多系秦楚等地迁居此地的外籍客户，便使陕南地区的地域文化，远从春秋战国时起，长期都是依靠秦楚两地的传统文化的输入、交融而形成的，以至于明清时期，陕南地区兴起的各种明目繁多的戏剧文化，也是秦楚两地的戏剧文化经过南下与北上的互相交融而形成的，既有楚调，也有秦音，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艺术特征。

再加上秦楚两地戏剧文化流入后，又多与秦巴山区故有的民间艺术——即各地的山歌、野调相结合而发生的种种变异，也更加增强了陕南地区戏剧文化的地域特色，它既源于秦楚两地的戏剧文化，但又与秦楚两地的戏剧文化不同。

这里我们只要对明清时期，陕南地区流入与形成的诸多剧种的源流作以考证，一切问题便可昭示于天下。

其一，汉调二簧，陕南地区的安康、商洛、汉中等三大区域均有
流行。

它形成于明末清初，演唱声腔主要以西皮和二簧两大声腔组成。

其中西皮腔，是北方秦地的秦腔南流江汉和荆楚地区，经过演变而形成的；二簧腔又是安徽流入湖北的徽二簧，由楚北上至陕南安康，与当地的民间艺术相结合而形成的。

两种声腔在陕南地区的长期交融，最终形成了陕南二簧戏。

因其流行于江汉地区，又称“汉调二簧”；又因陕南山区，演出戏衣和化妆十分简陋，故又有“山二簧”、“土二簧”之称。

它在长期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还逐渐形成了安康派、汉中派和商镇派等三大流派，是有史以来流行整个陕南各个地域的一个最大的戏曲剧种。

它经过在陕南各地的流行和发展，陕南的地方特色也日趋浓厚。

自清初形成的八省移民，五方杂处的陕南山区，经过后世的演变，虽有北音南化，南音北化的多种变异，但对二簧戏的演唱，民间仍然讲究五方元音。

在普遍采用中州韵，湖广音进行演唱的基础上，亦很讲究按照剧中人物的籍贯分别采用湖广话、湖南话、中州话、四川话、安徽话、山西话、关中话的语言与语音，进行唱白，以便满足秦、晋、豫、鄂、湘、川、皖、闽等八方移民的欣赏需求。

如《献地图》的张松要用四川话，《渔舟配》的渔婆要说湖广话，《四进士》的顾读要道陕西话，姚廷春要言河南话，老师要讲黄州话等。

这是陕南皮黄戏的演出与全国各地皮簧戏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能够突出表现陕南地域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二，汉调桄桄，又名南路秦腔，仅流行于陕南汉中地区。

是发端于秦地关中的秦腔，于明代末年，从关中南下汉中，并吸收当地的民歌，佛调等杂曲杂调而形成。

它属于板腔体的梆子腔。

落户汉中后，经过清代前期的发展，至清代中叶的乾嘉年间，曾逐渐形成了东西两路戏，东路以洋县为中心，流行于城固等地，称为下路桄桄，主要演出须生、正旦、大净等为主扮演的剧目。

西路以南郑为中心，流行于汉中、略阳等地，称为府坝桄桄，擅于演出小旦、小生、小丑为主的“三小戏”。

汉调桄桄因多采用汉中语言演唱，唱腔和道白多带巴语和川音。

唱腔讲究[硬三眼]。

花脸唱腔常用“将音”，行腔音高八度，多用假声窄噪，尾声托腔较长，艺人们称为“老配少”。

伴奏乐器，除用盖板二弦外，还兼用反调板胡和梅花调板胡，风格细腻悠扬，与
秦地秦腔高亢激昂的风格殊有不同。

清代因经济条件所限，演出服饰十分简单，生、净不穿靴，仅穿草鞋登场，民间称之为“草鞋班”。

化妆亦少讲究，旦角涂粉少许，头插几枝野花即可登场。

充分表现出陕南深山僻野的戏剧演出风貌。

民间崇尚唱工，讲究夜听十里大调或隔山听戏。

须生谢兴隆的唱腔，号称“燕过梁”，具有听远不听近的特点，被誉为汉中的好唱家，演出的《葫芦峪》等戏，观众为其放炮、挂彩，处处可见。

大净张同福，唱腔优擅虎音，颇有虎啸山岗，声震林木之美，久有“盖汉中”之称，亦表现出陕南秦腔不同于秦地秦腔的独有风格。

除此，明清时期，流行于陕西各地的戏曲艺术，还有多种小型剧种，属于由南方楚蜀之地北上传入的，有流行于安康的平利，汉中的西乡等地的弦子戏；流行于安康的旬阳、汉中的西乡、商洛的洛南、丹凤等地的花鼓戏，以及流行于安康的旬阳等地的越调戏等。

属于由北方三秦之地南下传入的，有流行于汉中、商洛、安康各县的曲子戏和道情戏，均有陕南曲子和陕南道情之称。

大部分均属于“三小戏”，多以皮影和广场踏席形式演出，只能作为民间娱乐所用，不能承应庙会等大型会戏演出。

综上所述证明：①、远从春秋战国时起，秦楚两地文化，曾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两颗明星，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过弥足珍重的历史作用；②、陕南处于秦楚两地文化的交界地带，其地的传统文化历来是凭借秦楚两地文化的传入融合而形成，以表现有秦楚文化相兼、相融的独有特征。

特别是明清时期，秦楚戏剧文化的传入和陕南地区戏剧文明与地域特色的形成，则更加充分地表现出陕南地域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③、在当今重视两个文明建设的潮流中，陕南地区的文化建设，应继续遵循这一历史的发展规律，在坚持开放改革的总体原则下，大力引进秦楚两地以及海内外的一切优秀文化仍是陕南地区文化今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来源：陕西文化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