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通识教育是人的自我超越

甘阳：通识教育是人的自我超越
潘公凯院长的演讲画龙点睛地指出了我所认识的通识教育的关键话题，就是一个人的自我超越的问题。

通识教育本身不是一个功利性的、实用性的教育，不是让你去找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培养你今后可以在一个复杂的市场当中有多少灵便性；通识教育是要你回到人之为人的根本去。

我们现在经常讲"这个有什么用"，这个想法本身降低了人的存在价值。

"有用"什么意思，有用无非是讲在市场上有用。

康德有句非常伟大的话，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所谓到市场上有用，就是把自己当作手段，无非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机器上的螺丝钉，这有个工作你需要，那有个工作你需要。

工作是每个人的需要，功利性，实用性，市场需要性，毫无疑问是每个人必须考虑的，可假如中国人全部都只是为了这一个层面上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愧对自己五千年的文明传统，首先我们愧对自己作为一个人。

你一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不是为了市场，不是为了老板，你也不是为了区区几千块、几万块钱活着，你是为你自己活着，你必须问你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清楚，尽管很多情况下，你会做某些你不喜欢做的工作，你会因为这个工作，因为你不喜欢的老板而感到委屈，但实际上你知道自己很不情愿，很不高兴，很不舒服，你会觉得你的尊严并没有得到实现。

所以通识教育实际上是回过去问你自己，根本上你到底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每个人都想有个工作，但是工作不是你的全部，特别是为了挣钱而工作，如果这是你的全部生活，我敢说你生活得非常非常可怜，你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什么样的生活，你都被外界所规定。

这是一个动物，不是一个人(这是潘先生刚才讲的)。

所以，通识教育，我想回到以往西方说的liberal education，所谓的自由教育，目的就是要你超越功利性。

所以从前讲通识教育或是自由教育是非常简单的，它的课程一定是非实用性的，非功利性的，因为实用性的、功利性的课程是以后的，比如专业性调查都是功用性的，以后的专业大都是功用性的。

但是通识教育，包括中国以前所谓为己之学，都是首先强调让你做一个人。

但是强调做一个人，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而是要你通过了解人类本身这样一个过程，来反省、来想你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妙，不单是道德水准并不理想，审美水准非常糟，而且对问题的认识层面非常非常肤浅。

比方说大家都会讲一个问题，都承认要学做人，但大家把做人和课程分开。

为什么要学《明儒学案》呢？做人是否聘某一个大人物来讲一堂课教你做人？
做人实际上是体现在为学的方式，对学术的方式，对文明的态度上。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你自己，什么东西是你所敬重的，什么东西是你所敬畏的。

比如说潘先生刚刚所提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

在80年代终极关怀是一个大家很重视的词，90年代我们逐渐没有终极关怀，我们只不过是市场上一个可怜的生物，生活得非常庸庸碌碌。

我平常从来不大愿意讲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个社会里面非常非常低级，说这个话仿佛在唱高调，说大话，我不大愿意说，我是个非常现实的人。

我本来想说的是，通过通识教育这种方式，首先让人安静下来，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非常浮躁，我们的校园也非常浮躁。

我们经常浮躁到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什么东西是坏，不知道什么是好老师，什么是差老师。

如此下去，如何谈中国文明的复兴？不可能！也就是说，做人的道理，本身可以通过很多具体的课程，你慢慢潜下心来自己去沉思，自己去潜想，从老师的言传身教当中自己去体会，然后才有可能出现。

我同时要说，我也反对另外一种看法，有些同学问我，你为什么不教自由民主？通识教育是比自由民主更高的东西，比民主法制更高的东西，因为民主法制中国人误解很大，民主法制只不过是个相当低的、维持一个社会外在运转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个民主社会下，在一个法制社会，你要什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做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是做一个有审美情操的人还是没有审美趣味的人，仍然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民主法制并没有帮你解决的问题。

民主法制只不过是达到一个外在的条件，一个理想一点的条件使你不受欺压。

至于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要成为一个孝顺的人，你是不是要成为一个范跑跑，这仍然不是民主法制能解决的，恰恰是你要通过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去体悟。

所以通识教育不能满足于仅仅教一些我们非常流行的自由、民主、法制口号，恰恰是要对这些东西本身去进行批判、反省和思考。

所以西方通识教育从来不满足于去宣传非常简单的自由、民主。

我想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冷战时期，美国的通识教育要读马克思，为什么要读？因为马克思是他们的敌人，因为要去认识比较深刻、复杂的争论，了解这些问题的深刻性、复杂性，才使你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人。

所以我是希望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的学生、我们中国的教授、我们的大学管理者，对我们作为中国人提出一个高的要求。

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大的事情，潘先生的讲演让我想起2005年我们在香山开的第一次中国文化论坛，那次会议的演讲嘉宾是杨振宁教授。

杨
先生给我们四个字：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你要看他提出的意思，就是说，21世纪中国崛起是一个事实性的现象，全世界都在看。

崛起是什么崛起？仅仅是原子弹、航空母舰？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崛起是什么样的中国？中国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你能不能够在道德上、知识上、品性上向全世界证明你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你是一个优秀的文明社会？还是一些13亿、14亿、15亿，一大堆蚂蚁，毫无教育，毫无知识背景，只会说一些报纸上的空头大话？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所以，今天我就潘先生最后的演讲讲两句话，就是，我们重新回到一个自我超越的作为人的最根本的存在问题，重新回到人对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通识教育的最高的真正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