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的意义与局限——经济热点讨论之六

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的意义和局限——经济热点问题讨论之六
人们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从中获取启迪，经济学也是如此。

人类经济活动没有终点，对传统经济学说进行反思也就没有终点。

那么，究竟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西方主流经济学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与局限？尽管解答这些问题的著述颇多、浩如烟海，但是，进行深入的反思，找寻新的答案依然是必要的。

敝人认为，就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及核心内容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可以分为四个大的历史阶段。

从十六世纪出现的重商主义，到十九世纪中叶客观效用价值论盛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体系的历史阶段；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边际效用学派诞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占支配地位的马歇尔的均衡分析，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丰富发展的历史阶段；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诞生凯恩斯主义，到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发展，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转折发展的历史阶段；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批评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回光发展的历史阶段。

那么，各个历史阶段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与局限，不妨一一道来。

今天这一篇，集中讨论形成体系时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局限。

概要地讲，从十六世纪出现的重商主义，到十九世纪中叶客观效用价值论盛行，西方主流经济学一面为确立和巩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摇旗呐喊，一面围绕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构建起庞大的理论体系。

先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由于商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货币金属金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突显出来。

适应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和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积累财富的要求，重商主义将货币金属等同与财富，认为对外贸易是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并提出了一套借助国家干预经济，通过国际贸易积累货币财富的理论与政策主张。

不难看出，重商主义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国际交换关系在增加财富中的作用，为资本主义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理论武器。

但是，重商主义不懂得金银为什么可以成为财富？对外贸易为什么能够增加财富？它只是从对外贸易中表现出来的现象出发，将金银看成一种绝对的财富，不惜牺牲其他产业的利益，片面地促进对外贸易发展，随着英国、法国经济活动中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重商主义破产了。

在重商主义之后，西方出现了重农主义。

由于当时法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片面地促进对外贸易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极力地从国内外掠取金银，人为地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以应付军事上和宫廷中的巨大开支，结果农业凋敝，生产萎缩，农民生活困苦，经济结构失衡日益严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国重农主义兴起了。

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出“纯产品”，才能使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并由此出发系统地研究了社会经济活动的范式，提出了一个由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不生产阶级构成的社会《经济表》，极力推崇“自然秩序”和“自由放任”原则，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对于重农主义，人们一般认为，它的意义在于最早系统地研究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并对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其实，重农主义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意义，就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农业在人类生存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

但是，重农主义同重商主义类似，不知道农产品为什么可以成为财富？不知道财富是怎样增长和创造的？它将农业看作是创造财富的唯一生产部门，忽视交换在财富增长中的作用，对经济理论来说，这不仅不是一种发展，反而是一种倒退。

18世纪中叶，斯密创建了经济学庞大而完整的体系。

斯密研究经济的逻辑起点是“经济人”，“经济人”的本性是追逐个人利益，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会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给整个社会带来共同利益。

斯密认为，财富是一国国民每年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财富即可以由本国人民直接生产出来，也可以用本国产品向外国交换得来。

财富的源泉是劳动，财富的增长，第一靠劳动的效率，或者说劳动生产力，第二靠增加劳动的数量。

经济自由是“经济人”追逐个人利益的体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能够“自然的”、“永恒的”实现财富的增长。

斯密经济学的创立，在理论上，系统地论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性、正义性，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直到现在依然对西方经济学有着重要影响；在实践上，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推向了神坛，为扫除地主和金融贵族势力竭力维护的封建制度，确立起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辟了道路。

“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因此，萨伊能够肤浅而系统地把它概述在一本教科书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81页）但是，斯密的经济学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财富是什么的问题。

他以“经济人”追逐个人利益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但是，利益什么？仅仅是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吗？财富与人类生存发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都被忽略掉了。

他反对重商主义财富来自于对外贸易的思想，但在纠正这一片面思想的同时，却将生产对财富增长的作用绝对化。

他反对重农主义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思想，强调一切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但依然没有解决劳动产品为什么可以成为财富的问题。

由于没有对利益是什么、财富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斯密提出的财富增长途径也只能是肤浅的、片面的。

由于斯密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在它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自由竞争的经济体系，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斯密之后，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一度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李嘉图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并将其推向极致。

他认为商品价值的源泉是劳动，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

为了建立起劳动价值论的理论体系，他对萨伊的效用价值论提出了尖锐批评。

他强调：必须将财富、价值这两个经济范畴严格区分开来，前者由物品的使用价值，即有用物品的数量来计量，后者则由生产活动中耗费的劳动量来计量，因而，人类劳动借助自然因素以及体现在机器中的科学发现和被利用的自然力，虽然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从而使财富或使用价值的数量增加，但只要投入的劳动量不变，价值量不会发生变化。

李嘉图系统地构建起劳动价值论，论证财富来源于包括无产阶级雇佣劳动在内的一切劳动，地租只是凭借土地所有权获得的工资和平均利润之外的一项加价，以此根本否定以地租为标志的封建主义经济关系，成为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思想武器。

但是，他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割裂开来，撇开人的生存发展需求空谈价值，不仅依然未能对财富是什么作出科学回答，而且还开创了将价值与财富割裂开来的先河；不仅将生产商品的劳动要素与土地要素对立起来，而且也与资本要素对立起来；不仅否定了土地及其增值的合理性，而且否定了资本及其增值的合理性；不仅对于经济活动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实际现象，特别是一些耗费活劳动大体相当，但是由于需求因素导致的商品价格大相径庭的现象，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妨碍资产阶级积累财富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所以，当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全面彻底地确立起来后，消除了地租对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不利影响，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也就退出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在李嘉图之后，西方系统地发展起了生产费用价值论、生产成本价值论、生产要素价值论等客观效用价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

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萨伊，将斯密的经济学“肤浅而系统地”“概述在一本教科书里”。

他认为，财富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并和价值成正比。

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性能叫效用。

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

生产数量不是以产品的长短、大小或轻重来估计，而是以产品所提供的效用来估计。

价格是测量物品价值的尺度，而物品的价值又是测量物品效用的尺度。

效用是由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创造的，所以工资、利息、地租三种收入（也是三种生产费用）决定价值。

萨伊在论证“客观效用价值”的同时，还提出了“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的理论。

他认为，商品用商品来购买，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销路呆滞决不是因为缺少货币，而是因为缺少其他产品。

活跃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价值问题上，认为是由生产需要的“劳动”也就是通常说的工资和利润决定，对生产成本价值论进行了系统而完整的论述。

客观效用价值论注重资本、土地在财富增长中的作用，重点论证资本、土地增值的合理
性和正义性，从而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思想武器。

但是，不管是生产耗费劳动量的比率决定交换比率，还是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它们都与劳动价值论一样，仅仅从供给对象出发揭示价值的决定因素，完全忽略了价值与人生存发展的关系。

在萨伊“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的理论中，生产成了整个经济生活的决定者，而将人的生存发展需求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人的生存发展需求与供给这一基本经济关系中，不考虑人的生存发展需求，仅仅考虑供给因素，必然陷入丢掉根本的误区。

总之，19世纪中叶之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围绕着增加财富和确立、维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历史课题，系统地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内容就是论证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理性、公正性和神圣性，从而缔造起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为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

但是，财富究竟是什么？财富与人类生存发展是什么关系？这些基本问题都被撇在了一边，没有人注意并给以科学回答。

结果必然是，工业革命大潮过后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和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