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传》有感

读《梁启超传》有感
自从我们中学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以来，我们都离不开讲维新变法的那一段历史，更离不开讲其主导的重要领袖康、梁二人。

然而，囿于惯性的认识，每当我们总结或回顾那段历史时，总是容易以大是大非的角度，直陈其利弊，批判其教训，以期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

但难道历史就是以成败论英雄吗？历史不应该是无数人的人生体验与经历才汇聚而成的江流海涛吗？或许，承认这个前提，我们去阅读具体到个人的传记时，才能明晰即便个体很渺小，但它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更何况，作为“一言兴邦”的梁启超，那位在教科书上已经被贴上历史标签的他，理应作为更为鲜活的人，为我们所更进一步地认识。

《梁启超传》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

当我读完这本书，放下这部包含着沉重历史的书籍时，我舒了一口气。

我感觉自己仿佛从那段风云变幻在历史穿越回来，一时回不过神来。

这本书用纵横交错的笔法，兼叙兼议，描绘了一个血肉丰满而又感染众人的梁启超。

而书中凸显梁任公在教育理念、为人处世、家国情怀方面的细节之处，尤为值得回味再三。

教育理念
一个人对他人、对外界的理念，很多时候往往与他本人的切实经历和人生体会有重要关系。

梁启超的教育理念就首先来源、亦得益于他的家庭教育。

祖父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同时还经常跟小时候的梁启超讲述古代忠臣孝子的故事，使得梁从祖父身上看到了高尚的道德情
操，感染了祖父忧国忧民的气节。

而父亲谦恭仁爱，不辞劳苦一清乡里之风气，也为年少的梁树立了典范。

梁家早期教育的核心是立志和做人，这与当下急功近利、过于强调出人头地的许多家教方式相比，梁家的方法似乎不太实用。

正如当下的读书，许多人认为读好书是为了考好试，考好试是为了有好文凭，有了好文凭就有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就有高收入、好生活，但却忽略了读书的宗旨其实是人格完善的培养与塑造。

而恰恰是这点，才理应是教育的根本要旨。

梁启超教育理念的第二个特点，是教人学做人，学做一个现代人。

梁认为，要做成一个人，要做到“三达德”，即教育要在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分别做到“教到人不惑”、“教到人不忧”、“教到人不惧”。

他说生平最服曾国藩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他告诫孩子们：“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

他认为要做到心地光明，“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要磨练意志上下工夫，不要“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

任公教育理念的第三个特点，是开民智，重实践。

他的实践有很多方面，总的说来主要在两方面更为突出。

一个是办报，通过参与创办并担任《中外纪闻》、《时务报》、《知新报》等等，通过文笔为当时的中国人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启蒙。

另一个实践，便是办学校。

他通过在湖南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的机会，将自己维新变法中开民智的理念融入到教学实践中，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强调立志是根本，经世是核心。

他指出：“学者既有志于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贵利达，耳目声色，游玩嗜好，随在皆足以夺志，八十老翁
过危桥，稍不自立，一落千丈矣。

”至于所言经世，又与唐宋以来所说的经世不完全一样，要解决的是当时的实际问题。

师友情深
说到为人处世，梁启超与许多有才能而至高傲的人不同。

在我看来，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真诚心，真性情。

对待自己的爱人伴侣，他相敬如宾，不仅非常依赖妻子的李夫人以及后来的王夫人对他在生活上的照顾，而且对爱妻的拳拳深情也在他的许多书信中表露无遗。

对待自己的师长友人，他既极力尊重维护，同时又坦诚，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

与师康有为相处，梁启超一开始是完全跟随老师的思想主张的。

如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所说“戊戌以前的梁启超只能算作康有为的走卒”，但“戊戌失败后，康的思想始终没有一点变化，（而）梁思想言论渐渐地脱离康的羁绊，要立起异来了”。

面对老师的责怪甚至怀疑其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梁启超真诚地说，如果先生认为我的意见不对，批评我，教育我，我愿意接受，但也希望能辨明是非，如果说我有二心，想要自立门户，“则不敢受”。

而当后来康有为支持乃至主导张勋复辟，梁为了表示对共和的呵护和坚持，不惜与老师决裂，说“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不过在那10年之后，康有为在上海做七十大寿，梁启超作为学生，仍然是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师，亲往祝寿并撰写《南海先生七十寿言》，被认为“情文并茂，传颂一时”。

与亦师亦友的黄遵宪相处，梁启超则一直敬重他的思想深沉，考虑
周全。

后来在时局的剧烈变动中时，他们仍携手并肩，共为进退，所谓“平生风谊兼师友”是也。

正因为梁对他的真诚与尊敬，黄遵宪也对梁毫无保留地交流与引导，期望梁能用好手中的这支笔，“一眼兴邦，一言丧邦。

茫茫禹域，惟公是赖，求公加之意而已”。

与谭嗣同等友人相处，梁启超则对他们肝胆相照，交心至深。

梁后来回忆起与谭嗣同、夏曾佑等人一起读书、切磋学问时，他说他们曾天天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因学问争论而对吵起来，每天至少吵个一两次，但吵的结果，最后都是以一方被另一方说服为结尾，并取得了意见上的一致。

这种因怀抱共同理想、探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坦诚相对和争辩的氛围，至今仍令人向往。

在戊戌政变发生前夕，谭嗣同面对即将到来的追铺，毫不畏惧。

谭一方面建议梁先逃往日本，一方面把自己所有的著作信件托付给他，可见其对梁启超是何其信任。

据说谭嗣同本来可以不死，来得及和梁一起逃往日本的，但谭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今读此一言，不禁对谭之浩然正气肃然起敬。

书中还叙说了与梁启超有不少交集的一些近代重要人物的情况，或交往，或合作，或同路，或相对。

与其说是在通过其他人丰满了梁启超的个人历程，不如说是借梁启超之主轴，详尽描绘了近代中国复杂而又宏大宽广的历史场景。

家国情怀
有人曾问李克强总理从政以来他有着怎样的情怀，李总理答说：“行
大道，民为本，利天下。

”对于梁启超而言，他的家国情怀最早应来源于孔子思想的影响。

但他又不同于一般的儒学之流，他认为那些把孔子之言当做教条的人，实际并没有抓到精髓，真正的精髓是“学孔子者，当学其舍身弃名以救天下明矣。

”这便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梁认为这种责任感正是孔子以及孟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两千年来被儒家丢弃的东西。

当梁启超的家国情怀碰上国家民族危亡的时日，他尽管内心彷徨挣扎，但行动上仍然艰难求索，力求找到国家富强之路。

他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被日本欺凌，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精神。

梁大声疾呼：“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

”想来对国民灵魂的改造，梁比鲁迅要走在前面，而且身体力行的广度和深度，也让后人难以匹及。

如果我们能抓住梁启超恒久不变的家国情怀这一核心，那就不难理解为何他在跌宕起伏地浪潮中如此多变。

梁的多变，有时是自我内心矛盾的产物，有时是顺应时局变化的结果，有时还是权衡一时利弊的妥协。

当然，不能说因为康有为一直那么“固执”，所以他的爱国心就比梁启超少几分。

有时，我们难以去界定每一个人的孰是孰非。

如果非要作个对比，那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康有为而言，由于他坚守孔教及君主立宪，且自己独创教派，于是对于其他的思想理论，接受得较少。

同样，而梁由于前后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思潮影响，加上“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著），故其立场有多次变化，也是自然而然之事。

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评价梁启超说：“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

是的，为了能够救国新民，梁启超不惜否定过去的自己，不惜与老师立场对立，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呼号，更不惜与一切世俗眼光正面挑战。

他说：“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

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

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

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

”
读罢《梁启超传》，我不禁陷入了思考的漩涡：梁任公的少年中国梦，那个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的梦想，我们何时能最终实现？此时，我想我的回答便是“实践”二字，而实践的主体是我们广大的年轻一辈。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虽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殊途是同归的。

晚清维新志士何其悲壮，谭嗣同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康有为的“天下大同”，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梦”，等等。

虽然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局限，但都无不将自己的所学所识和盘托出、奋力一搏，其志其情，其言其行，难得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得失与成败吗？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反之，大家共同努力，民族才会好，国家才会好。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是时代的缔造者，都是历史的创造者，说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

愿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