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海防建设与山东半岛人口的迁移

明初海防建设与山东半岛人口的迁移
发布日期：2015-06-29 原文刊于
明初海防建设与山东半岛人口的迁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金奎
明承元制，实行世袭军户制度。

从军军户被纳入分布在各地的卫所当中，进而形成庞大的卫所军户群体，成为一种特殊的军事性移民，对当地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试就明初山东半岛上的移民与海防建设的关系做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问题的提出
前辈学者曾提出“明朝政府刻意将军士调离原籍，实行南北互易，远离乡土，同一县的军士不准在同一卫所或同一地区服役，以防其同谋逃亡或共谋反抗”[①]的观点，并被广泛接受。

近年来，这一观点开始受到质疑。

于志嘉率先提出明代军士远离乡土的原因在于明初卫所草创阶段没有通盘规划，卫所频繁调动，致使卫所军逐渐远离原籍[②]。

个人认为，明初刻意将军士调离原籍的现象的确存在过，但仅限于归附军士，也就是从陈友谅、张士诚等敌对阵营投诚或收降过来的军士。

不过这些归附军士与其说是被调离原籍，不如说被调离“根据地”——旧阵营控制区——更为贴切。

另外，明初的谪充军基本不在原籍附近服役。

不过这是一种司法惩戒措施，并不会发生在一般军士身上。

更为重要的是，明初军户的另一大来源——垛集军的服役地一般在原籍或邻近省份[③]。

就近服役的垛集军户的存在也是前人观点需要适当修正的核心证据。

但是在山东半岛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出于防御倭寇的需要，洪武一朝先后在山东沿海设立了10个卫[④]，除了登州卫、莱州卫、宁海卫设立较早外，安东卫、灵山卫、鳌山卫等七个卫都创立于洪武三十一年。

也就是说，山东半岛上的大部分卫所都创立于洪武末期[⑤]。

明朝军户的来源，按照传统分类，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充和垛籍四种。

从征和归附主要在洪武初年使用，谪充是一种与司法制度相配合的集军方式，且不是军户来源的主体。

洪武中后期征召入伍的军户，主要采取垛集方式，也就是从新设卫所附近地区的民户中按照一定的比例签充。

大致从洪武十七年开始，明朝政府的海防战略开始发生变化。

洪武初，对倭寇及方、张余党采用主动出击战略，定期派出大规模舰队沿海巡航。

但在沿海局势相对稳定后，这种近海防御战略逐渐被近岸防御战略取代，大规模的出海巡逻不再独立举行，开始与海运结合进行。

东南海区的巡逻任务则交付地方都司负责。

洪武十七年，汤和等人被派往浙江，开始在要害地区大规模设立以被动防御为主要特征的卫所以及附属堡、寨等。

浙江陆上海防卫所建设完成后，这一政策被推广到闽粤沿海，并于洪武三十一年起，开始在山东半岛落实。

沿海地区的卫所因为设立时间较晚，其军官大多从其他卫所抽调，离开原籍是必然现象。

但士兵大多采取垛集方式，从附近府县民户中签充。

例如《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七记载，洪武二十年十一月，
信国公汤和奏言：宁海、临山诸卫滨海之地，见筑五十九城。

籍绍兴等府民四丁以上者，以一丁为戍兵，凡得兵五万八千七百五十余人。

先是，命和往浙西沿海筑城籍兵戍守以防倭寇，至是事毕，还奏之[⑥]。

又如洪武二十年四月，
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缘海卫所戍兵，以防倭寇。

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

德兴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

凡选丁壮万五千余人，筑城一十六，增置廵检司四十有五，分隶诸卫以为防御[⑦]。

山东沿海各卫设立时间更晚，按理，应该也是以垛集为主要征兵方式，即以附近人口为主。

但现在的山东在人们心目中却是军户大省、移民大省。

居住在半岛上的人们大多声称自己是山西洪洞人、四川人、枣强人、云南人以及江苏东海人的后裔，也就是来自山东以外。

人们记忆中的祖籍，大多能从谱牒资料中反映出来。

如《日照丁氏家乘》“初修本后序”载：
祖考中翰公行述:本为江南海州之东海人，明初祖顺北徙，占籍于邑南之刘家寨迤东二里许。

时朝廷命郡县募壮士守沿海哨墩，以勇敢募，且利其少，既禀为资斧，竟以军籍隶青州伍，世为日照人。

四传皆业农，积渐田连阡陌，至今人呼其处为丁家庄[⑧]。

又如（昌邑）《陈氏家乘·谱系叙略》记载：
始祖（得甫）原居成都南关铁臼巷，洪武二年以军籍来昌邑，遂家焉。

二世、三世均充辽东广宁左卫差，至四世乃罢。

今该处之姓陈氏者，多吾同族也[⑨]。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为什么山东沿海海防卫所的建置时间很晚，反而出现了有别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现象呢？
可以肯定的是，洪武三十一年明朝政府曾经在山东地区执行过垛集征兵，如胡士文在永乐二年撰写的《新设威海卫捕倭屯田军记》中曾写道：
洪武戊寅春正月，特命魏国公徐、都督朱垛集本处之民，置立沿海卫所[⑩]。

这在个案资料中也有所反映。

如诸城县人杨喜孙，“洪武三十一年垛青州左卫总甲”[1 1]。

又如日照县人卜官儿，“洪武三十一年投充青州卫后所总旗”[12]。

后者虽然是投充，即主动从军，但也说明明朝政府曾于洪武三十一年在山东半岛进行过征兵工作。

因为随机接受主动投军人众仅发生在战乱时期，和平时期是不会随意接受投充军士的。

不过从威海、成山等卫一般只有三个千户所，并未达到额定编制来看，洪武三十一年的垛集征兵效果并不好[13]。

其中固然有部分军士被补充到此前早已设立的青州左卫等卫所的缘故，但主要原因似乎应归结于本省潜在军户资源的短缺上。

本地兵源不足，只能借助于外省人口，于是才有了大批跨省军事移民的涌入。

那么，山东本地兵源短缺是否真的存在？原因又是什么呢？
二、山东本土军户的外流
元末，山东地区迭遭兵火，红巾军、元朝政府军、察罕帖木儿军、地方武装等多支力量曾在这里展开反复较量，给当地造成严重损失。

远在江南的朱元璋也对这里的局势发展十分关注，特意派著名谍报员何必聚以厨师的身份潜伏到山东红巾军领袖毛贵的儿子身边。

“时
太祖欲知齐鲁、燕冀虚实，乃遣何必聚为毛平章烧饭食，以探中原。

小毛平章年幼聪敏，必聚至数日，待之甚厚，以金盒盛玉带一条谢之”[14]。

1367年称吴王后，明军开始北伐。

山东一带的军阀陆续倒戈投降或逃走，大批军士投入明军。

战前对山东形势非常了解的朱元璋对这些曾多次改换门庭的降兵降将非常不信任。

当年十月，沂州守将王信表示愿意投诚，朱元璋密谕大将军徐达：“王信父子反复，不可遽信。

宜勒兵趋沂州以观其变。

如王信父子开门纳款，即分两卫军守其地。

信父子及部将各同家属遣至淮安。

若益都、济宁、济南俱下，各令信军五千及我军万人守之，其余军马分调于徐、邳各州守城，然后发遣其家属与居。

”[15]
王信父子正式投降后，朱元璋又在当年十一月十九日命令徐达等人，“王信来，其部下得力头目，尽数收拾，与王宣父子等管解来……军人全用然是全用，须要分于各部，随我军征守。

每军各带家小，于所守城内住坐。

止可数千调用，不可满万。

”[16]吴元年十二月，朱元璋认为徐达、常遇春等没有认真贯彻自己的要求，又派人告诫他们：“今山东诸将虽皆款附，而未尝遣一人至此，若留诸降将布列旧地，所谓养虎遗患也。

昔汉光武命冯异平三辅，营堡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璧，无使复聚。

古人之虑患深矣。

将军其思之。

”[17]
都督同知张兴祖推诚待人，“于其降将有可用者即使领其旧兵，俱以进取”。

朱元璋认为“此非良策。

闻兴祖麾下降将至有领马军千骑者，若一旦临敌，势不足以相加，因而生变，何以制之？”于是命令张兴祖；“今得一降将及官吏儒生，才有可用者，悉送以来京，勿自留也。

”[18]
几天后，朱元璋再次遣使晓谕徐达等北征将领：“闻大军下山东，所过郡县元之省院官来降者甚多，二将军皆留于军中。

吾虑其杂处我军，或昼遇敌，或夜遇盗，将变生不测，非我之利。

盖此辈初屈于势力，未必尽得其心，不如遣来，使处我官属之间，日相亲近，然后用之，可无后患。

若济宁陈平章、卢平章，东平马平章，各官家属亦发遣来，我将厚待之。

[19]”
朱元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不到半年，洪武元年闰七月，在济南就发生了降将乔佥院的叛乱[20]。

乔佥院原本是从福建航海北上，往大都运送大象的军官。

因为局势的迅速变化，航海至山东的他主动登岸投降。

按说，他在山东地区并没有什么根基。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可以鼓动成千上万人和他一起叛乱，足见原本在此经营的元朝旧将发动叛乱的风险会更大。

要把风险降到最小，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投诚兵将分散并调往外地安置。

从大量个案资料来看，明朝政府正是这么做的。

如高邮人葛敬，原为元朝“山东行枢密院佥院。

吴元年归附，克取青州。

洪武二年并枪，选充骁骑前卫壮士，三年充壮士旗手，十一月除怀庆守御百户……”[21]；沂水县人邢拳，“前王信下佥院，吴元年归附。

洪武元年钦除沂州卫百户，五年除宁国卫百户，十一年调太仓卫后所”[22]，等等。

为确保新复地区的稳定，朱元璋曾在要求把降军调离使用的同时，命令“惟土兵勿遣”，即来自当地的降兵可以继续留在家乡附近卫所服役[23]。

不过由于明初卫所军调动频繁，这些一度被留在本省的归附军士大部分也被陆续调离。

如洪武元年八月，徐达在设置燕山等六卫时，即改“乐安卫为燕山左卫、济宁卫为燕山右卫、青州卫为永清左卫”[24]。

这在个案
资料中也有所反映。

如济南府乐安州顺礼乡人张林，“洪武元年二月于华指挥归附从军，克大都，洪武二年调燕山左卫中所……”[25]同样来自乐安的王成也被发往燕山左卫中所[26]。

又如济南人管庆，“洪武元年归附，拨燕山右卫军”[27]；武定州人金木消，“吴元年归附，大兴右卫军……七年升除骁骑左卫总旗”[28]，等等。

为了最大限度的消灭敌对势力，朱元璋对战争中被打散的敌军非常重视，在战争仍在继续的吴元年十二月，他即命令中书省出榜晓谕亡将散卒，“尔等昔皆良民，因世乱，不得已而从军。

王师之举正为民驱除祸乱，使得复业。

尔等各有父母妻子、祖宗丘垄，岂不因此得以休息，遂仰事俯育之心。

何乃迷而不复？以此为终身之谋，得无失计。

若体此意，能自言于官，军则月给以粮，民则各归本土。

如不从命，天宪靡逃，一丽于法，悔无及矣。

”[2 9]不过因为战场形势错综复杂，并不是所有归附降兵都能及时编伍安置，如诸城人王恕，吴元年归附，洪武元年才被编伍，“拟充权百户”[30]。

郯城人明亮，更是直到洪武六年才充军入伍。

[31]。

像明亮这样先回家乡生活了一段时间，此后才被征召入伍的归附军士有很多，与之相关联的是一项针对这类人群的特定政策：收集。

所谓收集，即把因为各种原因散落在民间，未能收编入伍的元朝旧军户以及曾在敌对阵营当兵的人户重新征集，纳入军户系统的政策。

这一政策在洪武朝曾长期执行，甚至累及第二代[32]。

在山东地区，收集旧军人的行动也曾多次出现。

如洪武四年闰三月，命侍御史商暠往山东、北平收取故元五省八翼汉军。

暠至，按籍凡十四万一百十五户，每三户令出一军，分隶北平诸卫[33]。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东川侯胡海奏：招集山东故元军士凡一千四百四十余人”[34]。

洪武十八年八月，“命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高翼招集莱阳、即墨等处故元将校一百九十八人为军”[35]，等等。

这几次收集行动都记录在《明太祖实录》中。

另从零散个案资料看，明朝政府在山东还有一些小规模的收集行动未被记录入实录。

如济宁州人黄贵，“洪武十年收集，充济宁左卫军，调济州卫后所”[36]等。

经过多次收集，流散在民间的旧军人数量已寥寥无几。

可这些被收集上来的军士又被安顿到了哪里呢？出于对这些潜在敌对势力的不信任，归附军人大多会异地安置。

从种种迹象上看，山东籍的归附军士除了投降不久即入伍，随军转战四方者外，大致有两个去向。

一是被安置到了京卫，也就是南京地区，由中央直辖的卫所中。

洪武二年三月，朱元璋对指挥同知袁义说：“尔所统军士，多山东健儿，勇而好斗。

”
[37]根据《明太祖实录》卷七四的记载，这个袁义是羽林卫的军官，也就是京卫军官，并曾领兵“捕逐苏松温台滨海诸郡倭寇”[38]。

前文中提到的郯城人明亮，最高官职即“羽林右卫前所世袭百户”[39]，进一步说明羽林卫中的确有很多山东籍军士。

在其他卫中也有山东归附军士的例证，如登州蓬莱县人王疲儿，“洪武三年充登州卫军，拨府军卫中所”[40]，等等。

洪武二十年（1387）闰六月，“上以京卫将士多山东、河南人，一人在官则阖门皆从，乡里田园遂致荒废。

因诏五军都督府核遣其疏属还乡，惟留其父母妻子于京师”[41]。

可见，在京卫中服役的山东籍士兵非常之多，而且因为南京地区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大批军属主动
到了南京，随军生活。

由于数量过多，对明朝政府构成很大压力，迫使明廷不得不改变此前对军属赴卫生活的放任自流态度，转而强迫部分家属返回故乡。

洪武十四年，明朝政府发动统一云南的战争，大批京卫兵将参战。

战后，出于巩固新复领土以及减少京城管理压力的需要，大批京卫官兵被留在了云南，其家属也被陆续送往云南团聚生活。

刚才提到了羽林右卫指挥同知袁义，也被提升为楚雄卫指挥使[42]，彻底离开了首都。

明亮则被调遣到了云南右卫。

随着京卫军士西调，大批山东籍军士也因此到了云南，彻底远离了家乡[43]。

在基本扫荡了长城以内的残元势力后，辽东地区成为明军的下一个目标。

山东半岛因为和辽东仅一海之隔，很自然的成为明军向东北进军的大本营。

明军的进攻很快取得成功，洪武四年七月，明朝政府在辽东设立了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以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44]。

按惯例，马云等从登州渡海进攻辽东，其属下军士应从登州临近卫所中抽调，其中必然包括一部分山东卫所军士。

定辽都卫成立后，下辖各卫的军士从何而来呢？史载，洪武六年十一月，
置定辽右卫於辽阳城之北，立所属千户所五，命定辽都卫指挥佥事王才等领原将山东诸卫军马屯守[45]
可见，辽东开设卫所后，又有一批山东参战军士被留在了当地。

收复辽东后，辽东的战事并没有马上停止。

纳哈出等北元势力仍是明朝政府的巨大威胁。

因此，明廷需要继续不断从内地调兵增援辽东战场。

这其中，山东军士因为地理原因，仍是重要兵源。

如《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记载，洪武十九年四月，
命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商暠往河南、山东二都司训练军马，遣属卫指挥率赴辽东听征[4 6]。

同年八月，置沈阳中、左二卫，“命指挥鲍成领原将河南、山东校卒一万三百二十八人分隶焉”。

[47]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洪武四年后，仍有大批山东军士被不断调往辽东服役。

早年因为各种原因暂时被收编于本省卫所的归附军士因此也踏上了离家的路，远离了故土。

个案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

如沂水县人杜锡，“吴元年归附，洪武元年权千户，三年钦与实授所镇抚。

六年调定辽右卫。

过海官员钦除铁岭卫镇抚”[48]。

掖县人于亨，“前元汉（军）百户。

吴元年从军，洪武元年编充总旗，九年邀杀达贼，二十一年升定辽前卫中所百户”[49]。

平度州人丘云勋，“吴元年归附，充权百户。

三年除青州左卫百（户）。

二十一年过海升定辽右卫中所副千户，本年八月与世袭”[50]。

文登县人林青，“吴元年归附，洪武元年充总旗，二十一年升定辽前卫中所百户”[51]。

莱州卫总旗韩真，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钦除定辽中卫前所世袭百户”，“本所全伍管军，调设辽东宁远卫左所”[52]。

姚得，“丙申年归附……十一年除沂州卫百户。

十六年为整点大军，发辽东征进”[53]。

前四个例子，都是山东籍归附军士被辗转调离故土。

韩真和姚得虽然分别来自南直隶武进县和江都县，但也是归附军人，早年被安置到山东卫所，本身就是异地安置政策的证明。

这些被陆续调离家乡的山东籍归附军士大致有多少呢？洪武元年三月，徐达等奏：“所下山东州县，凡获卒三万二千余人”[54]。

加上此后数次收集，被收编入伍的山东归附军士数量估计应该不会低于五万人，非常可观。

尽管有部分军士幸运的留在了本省，如莒州人林
荣，“吴元年归附，洪武元年除青州卫百户，调胶州守御所，阵亡”[55]；章丘人胡士安，“洪武四年充军……三十一年以年深总旗除成山卫前所百户，调青州左卫前所”[56]，但在异地安置的大背景下，其中的大部分应该辗转离开了本省。

也就是说，山东本省军户资源至少减少了三四万户。

由于省内不同地区遭受战乱打击的程度不同以及风土民情上的差异，各地在元末投入军伍的士兵数量也有很大差异。

民风尚武，又遭反复拉锯的青州一带入伍者尤多。

史称“莒之民弃耒耜而趋戎伍者十室而九”[57]。

明朝建立后，这里的归附军户数量自然也会比其他地区多一些。

因此造成的各府县军户比例的失调，对后来沿海卫所建设的兵源有重要影响。

由于归附军士大多被调离原籍，山东本省卫所的军士又从何而来呢？洪武七年正月，定辽都卫奏并卫所官军，以左千户所青州土军五千六百人属定辽左卫，以右千户所莱州土军五千人并本卫军七百九十四人属定辽右卫，余军分为八千户所，内调千户余机领中、后二所，往金州守御，俱隶都卫。

从之[58]。

所谓“土军”，其实就是从山东本省民户中征召上来的军士，也就是垛集军。

有关山东垛集的记载，笔者所见，最早出现在洪武三年。

据辽东《宁远卫选簿》记载，山东宁海州人于信，“前原（元）百户，吴元年拨守本城。

洪武元年编充青州卫总旗，三年签充土军总旗，六年调定辽左卫”[59]。

可见，青州卫军士中有相当一批是本省垛集军，而且是集中管理的。

大概是未能满足编制需求，这次垛集持续到了下一年。

史载，诸城县人李良住，洪武四年，“垛充青州卫军”[60]。

博兴县人高关驴，“洪武四年垛充青州右卫右所军”[61]。

“洪武四年从军”的莱州府胶州高密县人常伏保[62]，也是借这次垛集的机会投入军伍的。

至于定辽都卫奏并卫所时提到的青州、莱州土军，究竟是渡海北征前临时从两府垛集征召，还是直接从青州卫、莱州卫抽调，因为记载不是很明确，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考虑到垛集军入伍后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和编组，青州卫、莱州卫在洪武四年前即已存在，估计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至少，两卫在马云等北征前，应参与了对这批军士的训练工作。

在这里需要附带讨论一下登州卫和宁海卫的设置时间问题。

登州卫，嘉靖《山东通志》中称其建于洪武九年[63]，《明太祖实录》更明确的记载为洪武九年十二月[64]。

但此前的《实录》中已经多次出现登州卫的字样。

如洪武八年十一月，“以登州卫知事周斌为户部侍郎”[65]；洪武九年二月，“调扬州卫军士千人补登州卫，高邮卫军士千人补宁海卫”[66]。

在其他史料中，还有更早的记录。

如登州蓬莱县人王疲儿，“洪武三年充登州卫军，拨府军卫中所”[67]。

这是笔者见到的登州卫出现的最早的时间。

一个卫的建立不会一蹴而就，期间会有很多准备工作，九年二月从扬州卫调兵的记载大体可以理解为登州卫正式设立前的兵员准备。

但另二条记载就不好这么解释了。

知事是卫经历司的属官、经历的副手，属文官系列，一般由吏部负责选派。

在卫所的设置过程中，经历司官员的选派并不是很急切的工作。

周斌从知事直接提拔为户部侍郎，说明有出众的才能。

按常理，他的才能应该在此前的任职过程中体现。

换句话说，登州卫知事曾经是他展示才能的重要舞台。

如果是这样的话，登州卫应该已经设立的一段时间，最晚不能晚于洪武八年初。

王疲儿的个案出自隆庆四年系统整理过的《青州左卫选簿》。

卫选簿的编纂依据主要是兵部保存的功次簿、获功堂稿、贴黄等原始档案，较之曾几度修改的《明太祖实录》，显然更有说服力。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明初，大规模战事不断，卫所的调动非常频繁，如前面提到的青州卫，在设立不久即被调往北平一带，一变而为永清左卫。

登州作为东部重镇，在被收复后不会没有军队驻守。

倭寇对山东一带的袭扰始自元末。

道光《文登县志》记载：
元至正元年，佥山东沿边州域民户为军。

莱、登州李璮旧军内起佥一万人，差官部领，沿海备倭讨贼[68]。

光绪《登州府志》的文字与此略有不同：
元初，佥山东沿边州民户为军。

益都、淄、莱所辖登莱州李璮旧军内起佥一万人，差官部领，御倭讨贼[69]。

二者最主要的差役体现在佥军备倭的时间上。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元朝政府曾经在山东沿海配置专门的海防军。

按照明初的制度，对元朝的旧军户以及曾投入其他敌对武装集团的军士要尽可能的查找、清理出来并重新束诸军旅，以免对新朝构成威胁。

但旧军户从清理出来到分配卫所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来讲，在这段等待期内，他们会被暂时就近安置。

按光绪《登州府志》的记载，“明初仍元制，洪武二年，分莱州卫官军以备登州”[70]。

登州有现成的卫所是没有问题的。

元代，登州一带也是海防重点地区之一，驻军相对较多，因而被清理出来的旧军户数量也会多一些。

王疲儿很可能就是被清理出来的归附军户之一。

留镇登州的明军加上清理出来，暂时安置的归附军士，如果超过一定数目，是否会组成一个临时军卫呢？
洪武四年明军登陆辽东后，登莱地区成为辽东明军的后勤补给基地。

为维护补给人员、物资的安全，登州一带的驻军数量应该会比此前有所增加。

因为辽东战事迟迟没有结束，以及设置新卫所的需要，大批内地军士包括山东地区的士兵被源源不断的调往辽东，驻守登州的士兵不免遭受近水楼台之殃。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真相应该是这样的：
明初，登州地区曾设有军卫。

但因为其他地区战争补给的需要，登州的兵源被不断抽走，又不断补充，以致登州卫长时间处于草创阶段，和邻近的莱州卫始终无法撇清关系。

相对频繁调动的武官，文职的经历司官员要稳定得多，而且在兵员频繁变化、工作内容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反而获得了展示才华，脱颖而出的好机会。

知事周斌因此一跃而成为朝中大员。

因为原来的登州卫始终处在动荡状态，这才有了洪武九年十二月的重置登州卫之举。

从洪武九年二月，《明太祖实录》中出现调“高邮卫军士千人补宁海卫”[71]的记载来看，宁海卫的情形应与登州卫类似。

《实录》中关于它设置于洪武十一年四月[72]的记载，应该也是最终完成创设的时间。

登州卫、宁海卫迟迟不能稳定下来的原因很多，但持续补给辽东战场应该是最重要原因。

洪武七年五月，山东潍州判官陈鼎奏准：“故事：正军、贴军地土多者，杂徭尽免。

今本州军地多而民地少，民之应役者力日殚，请正军全免差役，贴军免百亩之下。

其百亩之外余田则计其数与民同役。

”[73]。

潍州属莱州府，辖区在半岛东南部。

引文中出现“正军、贴军”字样，证明在山东确实实行过垛集征兵。

从陈鼎的汇报来看，这里由于军户数量过多，已经威胁到正常赋役的达成，于是不得不减少对军户的优待。

造成这里垛集军比例过大的原因，辽东战场对士兵的需求，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