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王国维的不解情缘

胡适与王国维的不解情缘
2019-07-31
1927年6⽉2⽇，北平的天空布满乌云。

偶尔⼀两声雷声也沉闷异常。

上午10点左右，⼀位⾝材⾼瘦、头戴⽠⽪帽、⾝穿长衫、脑后拖着⼀根细⽽短的辫⼦、神⾊凝重、⼿捏⾹烟的男⼦下了黄包车，步履沉重地进⼊颐和园。

他环顾四周，似有⽆限留恋。

随后他来到昆明湖畔的⽯舫，长叹⼀声坐在⽯凳上。

⾹烟快要燃尽，他⼜换了⼀根，但只吸了⼀⼝就拿在⼿中任其⾃燃。

⾹烟⼜快燃尽，他站起⾝，⾛⼊鱼藻轩，低头沉思。

⾹烟已经灼到他的⼿指，他抬起⼿，⽤⼒吸了⼀⼝，将仍在燃着的烟蒂投⼊湖⽔。

⼀缕青烟挣扎着混⼊阴沉沉的天空，转眼就不见了。

然后，他纵⾝⼀跳，平静的湖⽔荡起⼀道道涟漪。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常死亡对中国⼈来讲就像平⽇⾯对的油盐酱醋⼀样，因⽽并没有多少⼈在意这样⼀位跳湖者。

然⽽，此⼈的离去，却使清华⼤学刚开办不久的国学研究院⼏⾄关门“歇业”。

此⼈就是胡适⼒荐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四导师之⼀、“我国现代有数之国学家、亦为世界的绝⽆仅有之⼤学者”的王国维。

王国维⽣于1877年（光绪三年），1892年（光绪⼗⼋年）中秀才，但此后屡试不中。

1923年4⽉，当时溥仪要选海内硕学之⼠，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升任“帝王之师”。

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作，⼤都应是进⼟、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物，王国维虽只是布⾐出⾝，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温肃三⼈同时⼊南书房⼯作，由此可见王国维此时的声望已是极⾼。

王国维出⼊深宫，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宫内藏书藏品，尤其是主持整理景阳宫藏书期间，他得到了常⼈⽆法看到的第⼀⼿资料，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如获⾄宝。

从政治上来讲，王国维虽有⼀点恋古情节，但从学术上来讲，王国维并不保守。

1924年，冯⽟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

王国维引为奇耻⼤辱，愤⽽与罗振⽟等前清遗⽼相约投⾦⽔河殉清，因家⼈的劝阻未果。

但政治上的保守没有影响其学术上的开化。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攻词曲戏剧，后⼜治史学、古⽂字学、考古学。

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

胡适⽣于1891年（光绪⼗七年），他所⽣活的年代正是晚清政局⼤变之时，社会上各式新式学堂突起，晚清政府⼜于1901年废除⼋股，1905年废除科举，因⽽胡适接受的主要是近代西⽅的学术思想。

他是⼀个热烈颂扬西洋近代⽂明的学者。

由于他在“”时期提倡⽩话⽂，反对⽂⾔⽂⽽名声鹊起，使他成为当时名扬⼀时的新学领袖。

按理说，胡适与王国维是新旧交替时期的两代学者的代表，其思想应该是互不相容的。

但恰恰相反，此⼆⼈除在个别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外，在学问上却有共同语⾔。

“确切地说是彼此在事实考据上兴趣相投。

因为王国维是从早年的辞章、义理之学转向纯粹的考据。

⽽胡适则是辞章、义理、考据并举，且以考据为重。

”正因为有此共同点，胡适对王国维的学问赞不绝⼝。

也正是胡适的这种由衷的推崇才留下了⼀段两代⽂⼈惺惺相惜的友情佳话。

胡适对王国维是未见其⼈先识其学。

1917年胡适留美归国，离开中国的7年⾥，胡适发奋读书，夯下了坚实的⽂学基础，再加上《⽂学改良刍议》的助阵，使他成为时代的骄⼦。

胡适回国后，在了解了中国已出版⽂学之后，认为中国近⼏年的学术
界“⽂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

”他在⽇记中写到：“读王国维先⽣译的法国伯希和⼀⽂，为他加上标点。

此⽂甚好。

”同年8⽉，胡适⼜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果真凋敝零落极了。

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叶德辉、章炳麟四⼈;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个⼈。

内中章炳麟是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了。

”
胡适与王国维的相见得益于顾颉刚。

顾颉刚⽣于1877年，⽐王国维⼩16岁，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

顾颉刚对王国维也是未见其⼈先识其学。

1921年，顾颉刚在北京⼤学国学研究所⼯作，研究所中藏有王国维的著作。

尽管顾颉刚对王国维的观点不赞同，但对王国维严谨的治学态度赞叹有加。

1922年，北京⼤学想聘请王国维做国学门导师，当时，顾颉刚回家，途经上海，时任北京⼤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的马衡请顾颉刚顺道登门敦请王国维，这是顾颉刚第⼀次与王国维见⾯。

⼀⾯之缘，就使得学有所成的顾颉刚产⽣了拜王国维为师的想法，“惟以拙于⾔辞，不能⾃达其爱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问业，如蒙不弃，许附于弟⼦之列，刚之幸也。

”王国维很谦虚，不愿接受顾颉刚的弟⼦之请，并以弟⾃称。

顾颉刚与胡适既是师⽣关系⼜是密友。

1917年秋，胡适从美国求学归来，在北京⼤学讲授“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等课程，顾颉刚正是“中国哲学史”的选课学⽣之⼀。

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顾颉刚被胡适新颖的授课⽅式和宽⼴的⽂学视域所折服。

1920年，顾颉刚毕业，任职于北⼤图书馆，所得薪资⼊不敷出，胡适伸出援⼿，经济上给予⽀持，这让顾颉刚感动不已。

同时，⼆⼈在学术上也互相帮助，关系⽇益密切。

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的⼀封信中说：“顷阅胡君适之《⽔浒》、《红楼》⼆卷，犁然有当于⼼。

”王国维对胡适的这种称赞通过顾颉刚传递给了胡适，胡适及时抓住这个机会，亲⾃登门拜访王国维。

“往访王静庵先⽣（国维），谈了⼀点多钟。

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都不懂得，⼏乎及⾝⽽绝。

”在王国维的提⽰下，胡适开始了对戴震的研究，并完成了《戴东原的哲学》，同样在王国维的帮助下，胡适的《词选》问世。

作为⽼⼀代学⼈和“帝王之师”，王国维⾃然也懂得胡适在当今新派学界的地位和如⽇中天的社会影响。

他更不能轻视胡适的存在。

深谙学界礼数的王国维，第⼆天便到胡适府上回访。

虽然胡适没有详细记载他与王国维的谈话内容，但晚年的胡适回忆说：“王国维是⼀个绝顶聪明的⼈，他少年时⽤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当然要靠他⾃⼰的天分和功⼒。

” 可见，当天胡适与王国维的交谈仍然离不开哲学与⽂学。

胡适与王国维的这种⽂学情缘，在清华学校设⽴国学研究院并聘请国内顶级学者担任导师时达到了⾼潮。

1924年秋，清华学校
欲改办⼤学，并设⽴研究院。

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欲聘请胡适为导师之⼀，并负责研究院的具体⼯作。

但由于胡适时任北⼤教学⼯作，因⽽没有接受曹云祥的请求，但胡适向曹云祥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四⼈（章太炎没有接受聘任，后改聘陈寅恪）。

王国维碍于“帝王之师”的⾯⼦，对清华学校研究院聘任⼀事犹豫不决。

为了不让这样⼀位才⾼⼋⽃、学富五车的学者埋没于常⼈当中，与王国维仅有两⾯之交的胡适积极主动地做溥仪和王国维的⼯作，并使溥仪以“圣旨”的形式要求王国维接受清华学校的聘请，这才使王国维在溥仪的“命令”和胡适“先⽣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节”的激励下决定接受清华学校的聘任。

王国维在决定接受聘任后，⼜提出要到清华学校考察。

胡适为了使王国维不起反悔之念，⼜亲⾃陪同王国维进⾏考察。

胡适的这份诚意最终使这位“帝王之师”决定抛弃⼀切世俗琐事，专⼼教学研究。

迁⼊清华园的王国维也不⽆欣喜地说：“离此⼈海，计以良得。

数⽇不亲书卷，直觉⼼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

”王国维说到做到，他利⽤占有的第⼀⼿资料，在清华园潜⼼学问，从受聘之⽇到辞世之时的短短三年时间⾥，发表论著⼏近三⼗篇（部），成绩斐然。

然⽽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园并不平静。

1924年10⽉23⽇，冯⽟祥发动了“北京政变”。

溥仪被逼出宫，逃往天津寻求⽇本⼈的保护。

在此过程中，王国维“随侍左右，未敢少离”。

回顾“逼宫”的这段经历，他⼼有余悸地说：“⾃冬徂春，艰难困辱，仅⽽不死。

”家国⼀体，在国家政局瞬息万变的时刻，王国维家庭也发⽣了巨⼤的变化。

先是1926年9⽉26⽇，其27岁的长⼦王潜明病逝。

王潜明的英年早逝，给王国维及其家⼈带来的巨⼤悲痛，是难以⽤⾔语表述的。

紧接着，王国维的亲家罗振⽟，因王潜明的后事问题与王国维断交。

尽管王国维忍着丧⼦之痛⼀再希望能与罗振⽟维系30年来的友情，但性格偏激的罗振⽟还是于1926年的11⽉提出了断交。

直到半年后，王国维跳湖⾃尽，罗振⽟才认识到⾃⼰的错误，“静安以⼀死报知⼰，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但此时的忏悔已经晚了。

在家庭变故的同时，国家政局依然不容乐观。

1925―1927年，国共合作，⼤举北伐。

北⽅军阀混战不息。

奉系掌握政权后，⼀⾯对抗北伐，⼀⾯残酷镇压北⽅进步⼈⼠，最终激起北⽅学潮。

全国性的动乱，各种政治主张、派别和势⼒间的争⽃，使北平学术界惊慌万状，不知所措。

1927年4⽉，同为旧式学者的叶德辉被北伐军处死，这给了在北京政变中遭受巨⼤⼼灵创痛的王国维更⼤的打击。

⾯对此种政局，王国维所期望的溥仪等⼈，却在天津过着悠闲⽇⼦。

王国维的助理赵万⾥在《王静安先⽣年谱》中说：“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时时以津园为念。

新正赴津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以安危为念者，先⽣睹状⾄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之症。

四⽉间，豫鲁间兵事⽅亟，京中⼀⼣数惊，先⽣以祸难且⾄，或有更甚于甲⼦之变，乃益危惧……”赵万⾥作为王国维的私⼈助理，其说是值得可信的。

国事家变都使这位清华园“最不理解时局的”⽼⼈既担⼼再次受到“艰难困辱，仅⽽不死”的羞辱，⼜从现实⽣活中找寻不到亲情与友情，最终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对于王国维的死，胡适没有向舆论界发表⾃⼰的见解。

他只在⾃⼰的⽇记中写道：“此⽼真是可爱可敬的，其学问之博⽽有要，在今⽇⼏乎没有第⼆⼈。

”虽是短短的⼀句话，却将这位和蔼可亲⽽⼜学识渊博的学者描写得淋漓尽致。

在王国维去世后，胡适还曾想为他编⼀个《纪年集》，但最终没能完成。

事实上，王国维的死也没有让胡适震惊，或许因为他知道王国维内⼼的苦痛和他所追求的个⼈⽓节。

这也或许就是胡适和王国维⼼有灵犀的不解之缘的⼀个例证吧！
（选⾃《⽂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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