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罕坝故事

塞罕坝造林人
上篇
通过卫星遥感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北纬42°02ʹ－42°36ʹ、东经116°51ʹ－117°39ʹ的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河北省最北部，有一处集中连片的绿色与周边灰黄色相连的地区。

这里的色度变化记录着人与自然的一段值得我们反思与敬畏的历史。

此处有个动听的名字——塞罕坝，系蒙汉混合语，意为“美丽的高岭”。

清初，康熙于此设立木兰围场，后来由于清王朝的衰败，同治二年（1863年）对塞罕坝进行开围放垦，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随之又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掠夺采伐。

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原始森林荡然无存，美丽的高岭变成了白沙弥天、林木稀疏的茫茫塞外荒原。

1962年，为了“建成华北地区中小经级用材林基地；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改变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研究积累高寒地区造林和育林经验；研究积累大型国有机械化林场经营管理的经验。

”原林业部决定在这片荒原上建立直属塞罕坝机械林场。

当年，来自全国19个省（市）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和242名工人，首先在这里扎下了恢复森林、重涂一片绿的梦想。

也许来此之前他们从未听说这块荒无人烟的塞外高原。

建场之初，创业者们以“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的实际行动开始了创业历程。

他们在与世隔绝的生存环境，无数次的失败以及一场场的自然灾害中，攻克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

经过几代塞罕坝人的努力，昔日的茫茫荒原变成今日的万顷绿洲。

在不断造林建设的同时，塞罕坝人也凝练了一种“艰苦创业、科学求实、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

作为我国林业行业的一份宝贵财富——“塞罕坝精神”——如今已成为一面旗，激励着所有林业人为守护、增添更多的绿色而努力。

如今当我们穿行于这片一望无垠的林海时，惊叹之余唯有向那些我们记得的和无数不记得的造林人深表敬意。

140名知识分子涌入塞罕坝
67岁的陈木东2001年从总场工会主席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退下来了，也就常常回想起以前的事情。

“想不想都不行，脑子里总是年轻时候坐过的敞篷大卡车。

”
陈木东的老家在武汉，1962年，刚满22岁的陈木东从林业部直属吉林白城子林业机械化学校毕业后，和同校的27名同学一起，分配到刚刚筹建的塞罕坝机械林场。

45年过去了，陈木东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从武汉坐火车到北京，再转火车到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派了一辆敞篷的货车把他们一行10人接上，咣当咣当从承德往坝上走，总也走不到目的地，就那么一直走。

从承德到围场就走了1天，从围场到坝上又走了1天——前前后后总共算起来是6天6夜。

和陈木东前后进入林场的，还有东北林业大学一个班的46名毕业生、承德农校的50多名毕业生，这么多大中专学生齐刷刷地来到几乎寸草不生的塞罕坝，简直是一个奇迹。

这种“人才结构”，也使得这个塞外的不毛之地成为一个知识
分子比例极高的地区。

除了这些大学生外，还有原有的200多名林场职工。

后来，又陆续有几十名大中专学生来到塞罕坝，加入到塞罕坝的创业大军中。

300多林业职工面对着1000多平方公里坝上荒漠，要想把她变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草滩窝子做工房”
塞罕坝机械林场建场初期，年平均气温为零下1、2度，最低气温达到零下40度，无霜期仅为42天，7级以上大风75天，年降雨量仅400多毫米，较高的地势，较少的雨量，低温、多风、无霜期短成为河北之最。

机械林场是在原先的三个国有林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总场下辖6个分场，面积140万亩，除了以白桦、山杨为主的天然次生林19万亩和疏林地11万亩外，剩余的都是已经沙化的荒漠。

在荒漠上造林，无异于石头上种花，听起来都不可思议。

“天当床，地当房，草滩窝子做工房。

”茫茫的荒原上，人烟稀少，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14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和200多名工人，迎着冽冽寒风，在皑皑白雪的塞罕坝开始种下第一棵树。

林场第一任领导、曾经当过县委书记的总场党委书记王尚海每天和100多名职工同时在地里劳动，同吃同住。

东北林学院毕业的李兴源副场长总结出育苗细则，为大家做科学指导。

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张启恩，也于1962年3月从林业部造林司调任塞罕坝林场技术副场长，举家出塞，来到茫茫荒原。

张启恩和广大技术人员一道大胆实验，攻克了坝上地区育苗关和造林关。

1967年，张启恩搬运树苗时从拖拉机上摔下，一条腿骨折，落下终身残疾，40年来以双拐为伴。

参与当初创业的老林场职工是这样回忆创业艰辛的：啃窝头、喝冷水、住马架子、睡窝棚，以苦为荣，以苦为乐。

第一任副场长王福明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渴饮沟河水，饥食黑莜面。

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

雨雪来查铺，鸟兽绕我眠。

劲风扬飞沙，严霜镶被边……”
马架子就是在山坡上建的半地穴式窝棚，由于坝上属于高寒地区，地面风沙大，在地上建窝棚容易被大风刮倒，建半地穴式的马架子，就是先在地上挖出一处房屋大小的根基，然后再在上面搭建窝棚，露在地上部分较少，地下烧土炕，土炕上垫上草，人就在草上面睡觉。

每天早上起来，被子的四周和人的头发上都是一层白霜。

第一批到塞罕坝的14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中，先后有三分之一的人以各种理由调走，原因就是这里的生活条件实在太艰苦了，苦得令人难以承受。

还有个别人私下开了小差。

但这些知识分子的进入，毕竟使得这个国营机械林场有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开端。

一天造林超过2000亩
当时的塞罕坝没有人工林，只有阴坡上有一片片不成林的白桦、云杉和山杨，阳坡和平坦地上几乎都没有树木，林业部要求在20年左右把150万亩的土地全部绿化，其中要造林100多万亩，这就意味着20年里每年要造林5万亩左右。

而坝上造林的时间性要求很强，创业之初只能在每年的五一前后造林，总共只有半个月的时间，每天要造林2000亩，分10个作业组，每个组有10多人每天造林200亩。

由于条件所限，作业组内男女工友晚上只能睡在一个马架子里，
男女分别在马架子的两头和衣而睡，中间用一道草帘子隔开。

春季造林时，白天温度在7—8度，夜间会降到零下1—2度，植苗机上有两个人负责把树苗一棵一棵地过一遍泥浆，然后再放到植苗机上，让机器自动投放，最后面有两个人又用脚把植过的树苗周围踩实。

每台机械配两个机组，昼夜轮番作业，歇人不歇机械，每台机械每天就要植树200多亩。

半个月内必须完成任务，否则成活率就会降低。

当时国内没有机械化植树造林的经验，后来大家逐步总结出“矮胖子、大胡子”的经验，即树苗不高但要结实，枝繁叶茂，根系发达，容易成活。

相比机械造林，人工植树会更加辛苦。

5月的天气，经常要冒着风雪作业，刨的树坑正好是上面的冰冻层刚刚解冻，下面还没有解冻，把树苗栽上后等树苗生根时，下面的冰冻层化开正好补充树苗的水分。

后来经过总结经验，秋天的9月份也可以造林，由每年一季造林变成每年两季造林，造林的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一代人的奉献和牺牲
正在筹建的塞罕坝纪念馆中，保留着当年工人穿过的“毡疙瘩”，相当于用毡做成的高腰雨鞋状的鞋子，在寒冷的天气里，工人们在野外作业时里面先穿一双鞋子，外面套上“毡疙瘩”以防脚被冻伤。

夏天穿的则是用生牛皮做的鞋子，能够防雨防潮，在泥泞地里干活不受影响。

人工栽树用的工具则更简单，普通的小水桶，不足一米高的植树锨。

当年的创业者们都留下了一身病，胃病、关节炎、类风湿是最常见的，但他们没有一丝的怨言，有的至今还住在围场县城的平房中。

72岁的张云才回忆起当年创业时的艰难，仍然历历在目。

他是滦平县人，原先在围场县当教师，1960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大唤起林场当护林员。

1962年成立塞罕坝机械林场时，他和总场的同事等3人一起进行规划调查，一天早上爬到一座山上，眼看着天要下大雨，却找不到躲避雨的地方，只能眼睁睁地挨雨淋，三个人被大雨浇得全身透湿，身体冻得受不了，只能互相用尿浇到对方身上用来取暖。

后来用了5个多小时走了近10公里的路程，才走到一户百姓的家中，烤干衣服，三个人喝了一水桶热米粥。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还要继续到野外调查。

创业初期林场职工都没有住房，只能住在附近百姓家里或是单位的仓库里，夏季来临时，经常是下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面下小雨，外面不下雨了屋里面还在下。

每年植树造林、除草管理、防火防盗，一年中有多半年在工地上，只有大雪封山的时候才可以喘口气。

野外作业时，人们只能在工地上自己做饭，除了粮食和盐，有时候连咸菜疙瘩都吃不上。

创业之初的老职工大部分和当地农村妇女结婚生子。

如今，已经有100多名老职工安息在坝上，他们的后代大都在坝上继续从事着林业工作，维护着这片难得的绿色。

记住那没有留下姓名的农民
在野外施工作业时，林场工人主要负责技术指导和监督，而真正每天栽树的主要是周边地区的农民。

当时农民生活极度贫困，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只好到坝上种树，他们从事的是最苦最累的重体力活，挣得却是最少，林场的花名册中没有他们，立功受奖的名单上找不到他们，至今没有人能记得他们的名字。

当年造林能做到成活率在90％以上，甚至能达到98—99％，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农民功不可没。

“春季一场风，从夏刮到冬。

”冬天时天上刮的白毛风，白天赶上大风天还要点灯吃饭，大风刮过后，有的地方积有1米多厚的积雪。

当时的劳保条件跟不上，除了必需的被褥、棉胶鞋和皮帽子外再就没有别的了，农民们经常是耳朵上冻出核桃大的包。

工人们两班倒，每天两个班，一周换一次班，每个班要连续工作12个小时，带着干粮上山。

就是靠着这样一种傻干的精神才一棵棵地把树种上。

北曼甸林场退休职工刘唤儒说：“林场当时通过各村队长，组织村民们上山植树。

当时我在的营林区，一年要造林一万亩，林场一般会以两个人一组，带领周围的村民上山植树。

住的吃的都要先紧着村民。

那时候营林区住的是用柴草临时搭建的窝棚晚上村民睡里面，我们用些草铺在门口，晚上被子或雨衣一裹，睡在外面。

”
资料显示，机械林场建场以来，累计为当地群众提供劳务收入15000多万元，有力地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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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渐有喧嚣
“这里是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创业者的战场……”这段手机提示音，是2012年夏，我在塞罕坝机械林场采访中不时能听到的，同时也看到了塞罕坝人脸上那若隐若现的自豪感。

说来也巧，此次回访正逢塞罕坝建场50周年。

然而林场内，没有一个相关的条幅或标语。

50年，半个世纪。

塞罕坝人却以一贯的低调，不事张扬地工作和生活着。

正是这样的塞罕坝人，迄今已成功造林112万亩，创造了一个变荒原为林海、让沙漠成绿洲的绿色奇迹。

塞罕坝的初秋，已是略带寒意。

一大早，就有爱好摄影的游客“全副武装”地摆好了架势，捕捉着这里正待层林尽染的季节更迭。

“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风景各异，春能赏花，夏能避暑；秋天看色，冬天赏雪。

”林场负责宣传的刘亚春说，近些年来这里旅游观光的游客越来越多，大家都是冲着这块林子来的。

林场中有个制高点，名曰“点将台”，据说是因康熙皇帝登临过而得名。

而今在旅游热的大背景下，已有一尊巨大的康熙石雕矗立其上，石雕身上也有了诸如“到此一游”的痕迹。

登高远望林海，蓊蓊郁郁，视力所能触及到的范围内，在阳光的照耀下，一直伸展到天边。

呼吸着林海特有的新鲜空气，人们不禁为几代塞罕坝人的努力而感慨万千。

每年的七八月，是塞罕坝的旅游旺季，京、津、冀等地的自驾游车队也便纷至沓来。

旅游给塞罕坝带来的变化，让这些以植树造林为己任的塞罕坝人有些应接不暇。

“这几年，林地里的野花明显少了。

”有细心的塞罕坝人说，林区里的干支梅和金莲花，因前者能观赏，后者能生津泻火。

于是好多缺乏自律的游客，便手下无情。

而且当地的个别村妇也发现了商机，她们将自己采来的干支梅扎成花束或花环，挂满自行车的车把，不厌其烦地向游客推销。

和许多旅游小集镇一样，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场所在地也已是宾馆鳞次栉比，餐饮购物样样兴旺。

白天，游客穿梭在茫茫林海，花丛草甸；晚间，欢笑伴着篝火，焰火照亮天空。

塞罕坝机械林场建场之初，主要目的之一在于解决国家大规模建设所需要的经济用材林需要，而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迫近，塞罕坝的生态作用被进一步放大，过去单一营林的思路也在悄然酝酿转型。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塞罕坝、了解塞罕坝，也悄然改变着林区的经济形态。

奉献伴随着困惑
“渴饮沟河水，饥食黑莜面。

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

雨雪来查铺，鸟兽绕我眠。

劲风扬飞沙，严霜镶被边……”这是老林场职工写的一首打油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自第一代塞罕坝人，迎着冽冽寒风，在皑皑白雪的荒原种下第一棵树。

塞罕坝上便有了一种精神在这里扎下了根。

林场第一任领导、曾经当过县委书记的总场党委书记王尚海，当年每天和职工同时在地里劳动，同吃同住。

总结出育苗细则，为大家做科学指导。

说起这位塞罕坝的“老革命”，人们至今感怀不已。

老人在1989年逝世后，遗嘱把骨灰撒在塞罕坝。

现在，林海里还有一片“王尚海纪念林”。

“我来的时候是1973年了，那时候依然很苦。

”塞罕坝第三乡林场母子沟营林区主任邓宝珠，尽管不是第一批来到林场的“元老”，但57岁的他在这里已工作40年，由他植下的树早已成林。

老邓属于那种“干一行爱一行”的人，那天与他穿梭在林区，老邓突然抱住一颗落叶松说，“看！三十年就这么粗了，抱都快抱不过来了。

每棵树，都好像我的孩子似的！”
做成一件事情，总要牺牲一些东西。

由于初期坝上条件的艰苦，塞罕坝造林人孩子入学就成了问题，“教师都不愿到坝上教学，即使请来了教师，但由于学校设施差，教学水平一直不高，学生很难考上大学。

我的两个儿子中学毕业后，就都当了护林员。

”老邓说，子从父业，重复着父辈曾经的工作和生活。

这种情况，在塞罕坝这里很普遍。

“坝上林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大片的人工林成长起来了，环境变好了，人们也富裕了，坝下的姑娘也都喜欢嫁到林区了……”如今的老林场职工都很知足，但对于现在的新一代造林人，还是心存忧虑，“现在的人很难再像那会儿那么吃苦了，毕竟社会在进步，过去下乡是骑马现在是开车，过去住窝棚现在是楼房，但塞罕坝精神还是要传承下去。

”
塞罕坝精神在传承
随着国家对生态建设投入加大，林木采伐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同其他国有林场一样，过去以营林为主的塞罕坝也面临着困难。

“这些年靠森林抚育和旅游开发，客观说我们也可以赚些钱。

但我们不能靠消耗资源过日子，得考虑可持续发展。

”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刘海莹介绍说，塞罕坝人都有个情结，就是“一家人”的感觉，有的家庭都已经是五代造林人了，一说到树就有感情，毕竟包含着自己家人的汗水，这个情结像个烙印一样在每个人心中。

“这也是一种主人翁责任感吧”。

如今最让塞罕坝人引以为豪的是，森林所带来的让世人瞩目的生态效益。

刘海莹说，森林还产生了许多附加值，周边群众可以直接受益，每年上山采摘蘑菇、野菜、药材等项收入就在数百万元。

塞罕坝机械林场原副场长赵振宇老人，一直十分关注旅游问题。

六年前他就曾表示，“旅游开发不能破坏已有生态，不能无限度地跑马圈地，应在资源环境能够承载的限度内。

”
“凡是老领导和职工以及所有关注塞罕坝人的意见，我们都会虚心倾听和珍视。

现在旅游这块我们把关非常严格，根本不批准再新建宾馆饭店，除了在原有的位置上改造升级，一律不准新建！。

”刘海莹说，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是一把双刃剑。

对塞罕坝人来说，发展如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一直是他们着力思考的课题。

几代塞罕坝人的拳拳之心在于：“那些前辈人历经千辛万苦留下的这片林，还应该泽被更远的后世子孙。

”50年前，塞罕坝人以勇气和智慧在恶劣的环境下改天换地，创造了奇迹。

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一定能恰到好处地解决好今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当我试图进入塞罕坝人内心世界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并不能很快进入角色。

或许忙忙碌碌中，这些以造林为己任的林务人员大概并没有很多时间能够耽于思想。

随着采访的深入，每一位造林人在我心目中逐渐定格成一棵树，在他们生命的年轮里，记录下无数的寒暑交替、岁月风华。

塞罕坝森林的崛起，当然是一代代塞罕坝人的辛劳，但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那就是从1960年代即开始以群体身份参加造林的周边农村的大批农民。

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并不在册的农民往往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不为人所知了。

在此一并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