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应从申博的“制度陷阱”中跳出来

申博权的第⼀次下放，就暴露出众多的相关问题。

在徐州师范罢课后不久，西北政法⼤学个别师⽣⽤“散步”表达了对结果的不满。

在陕西省的这次申博中，主管部门对信息的不公⽰，导致申博失败的部分⾼校教授“合理质疑”申博过程中的“暗箱操作”，流⾔满天飞。

⼏家欢喜⼏家愁，获得了博⼠建制的⾼校⾼兴不已，实⼒相当、申博失败的⾼校却很难接受这⼀结果。

(4⽉30⽇《时代周报》)
不管是徐州师范的教授罢课还是西北政法⼤学个别师⽣的“散步”，他们指向的都是同⼀个问题，即博⼠点评审过程中的不透明和不公正。

然⽽，他们却都落⼊了同⼀个“制度陷阱”，整个的评审过程其实就是⼀场争夺教育部扔出的⼀根“⾻头”的闹剧。

这是⼀根多⾁的“⾻头”———国家在博⼠点上捆绑了那么多的利益，引起各⾼校为此“竞折腰”也是很⾃然的。

但由于申博过程中信息不公开，不管是否存在所谓的“暗箱操作”，任何⼀所申博失利的学校也都会很⾃然地猜想其中存在着某种不能公开的“猫腻”———这类似于⼀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即把⾃⼰失败归因于某些远远超出了⾃⾝控制能⼒的外在因素，以纾解失败带来的内⼼焦虑。

这种学校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建⽴在对教育部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以及教育部的权威的盲从和确认之上的———每⼀次争夺的过程都是对教育部权威的⼀次重新确认。

⽬前的博⼠点申请制度以及类似的制度，教育部加强了⾃⾝的集权，虽然部分学校受益于这种制度，但⼤部分学校却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

各⾼校投⼊⼤量的⼈⼒、物⼒与财⼒去争夺的过程其实未必能促进⾼校⾃⾝各⽅⾯综合⼒量的提升。

尤其，⼀个学校的科研能⼒与教学⽔平，或⽤⼀个时髦的词，称之为“软实⼒”，并⾮仅仅烧钱就能提⾼的，⽽是需要时间和全体师⽣的汗⽔去培育。

就算那些申博成功的学校，在有博⼠点之前和之后，其科研能⼒与教学⽔平恐怕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的区别⽆⾮就是头上的光环更耀眼了，教育部下拨的钱更多了。

其实，就中国⽬前的教育现况⽽⾔，争⼀局之输赢对于整个教育环境的改善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甚⾄还会使整个教育环境变得更加恶化和⾮理性化。

需要质疑、需要挑战、需要改善的是“游戏规则”本⾝的合理性，⽽不是在这种不合理的“游戏规则”划定的圈⼦⾥争得你死我活。

各⼤⾼校需要更多的⾃主权才能步⼊和其他兄弟⾼校进⾏良性竞争的轨道，并通过市场竞争的压⼒(同时也是动⼒)促进⾃⾝综合实⼒的提升。

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修修补补只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更⼤的混乱和更⼤的负担。

中国教育改⾰的出路就在于通过利益格局和权⼒格局的重构，进⾏“去中⼼化”的改⾰，将制约着中国教育健康发展的重⼤权⼒下放到基层，下放到各⼤⾼校，由⼀个⼤⽽笨拙的权⼒中⼼变为多个⼩⽽灵活的权⼒中⼼。

这种改⾰固然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但此举将使中国⼈的活⼒和创造⼒极⼤地解放和释放出来，⽽且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各⼤⾼校应该通过这两次申博引发的争议进⾏认真反思，并且从教育局设计的那个狭隘的“制度陷阱”⾥跳出来，勇敢地承担起⾃⼰作为当前体制的反思者、质疑者、挑战者和改良者的责任。

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的希望也在于此。

（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