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对2011年CHNS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及反事实分析

收问题，这也需要我们找出影响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从这些主要因素下手，稳步提升居民收入，使得农民在城镇化中真正成为新市民，避免城市贫民窟的出现。

由此看来，推动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落后地区的农民增收问题，需要我们从区域的维度上认清中国的收入差异。

因此，深入研究当前中国家庭收入的区域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家庭收入分配的研究开展得相对较早，一般认为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分别为Atkionson（1970）、Sen（1976）、Wolfson（1994）以及Esteban＆Ｒay（1994）所作。

在不同问题被提出后，都有一些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收入差距的度量方法。

国外学者同样关注到了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异问题，代表性的成果来源于Bramall and Jones（1993），Jalan andＲavallion（1998）和Kanbur and Zhang（1999）等，他们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问题存在的原因和演变过程做了深入的探索，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分位数回归（Koenker and Bassett，1978）、反事实分解（Juhn，1993；Machado and Mata，2005）等统计技术逐渐被国外学者引入收入分配的研究中，但鲜见于国内研究区域收入差异的文献，本文正是希望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中国的问题上。

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李实研究小组以及南开大学陈宗胜研究小组以实证方法为主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研究，其代表著作有赵人伟（1994）、李实、赵人伟（1999）、陈宗胜（2002）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近期从微观的视角进行分析成为研究收入差距问题的主流。

而由于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则成为国内大多数学者研究我国家庭收入区域差异的重点。

如段庆林（1999）、利小萍（2002）、谢瑞巧（2002）、周杰文、段一群（2003）、李颖、王尤贵（2004）等。

如段庆林（1999）指出，在1985 1995年期间，东中西三大地带内农民收入差异对希尔系数的贡献率下降，地带间差异贡献率从47.44%上升到65.31%。

一些学者同样就整个区域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而非对城乡加以区分。

杨开忠（1994）认为，在开放的外向发展阶段，地区差距变动主要决定于地区投资分配，各省区经济差异变化以1978年为转折点，呈“U”形变动，1952 1978年差距不断缩小，1978 1990年差距逐渐扩大。

魏后凯（1997）则在分析了各地区人均GDP、人均国民收入后认为，1952 1965年地区间差异一度缩小，1965 1978年差异扩大，1978 1995年差异缩小，新中国成立以来省际人均国民收入的差异有50%以上是由工业发展差异引起的。

林毅夫、李周（1998）指出，地区差距表现在利用市场的程度，认为不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这和Lee （1994）、Dayal Gulati及Husain（2000）观点相似。

Young（2000）则认为地区性保护政策是地区差距扩大的关键，因为地区性的市场保护会使本地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偏离本地的比较优势。

本文旨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最新的2011年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的家庭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从微观的角度，利用分位数回归及反事实分解方法对中国家庭收入的区域差异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求近年来影响中国区域收入差异的“变量影响”和“回报影响”，并尝试提出政策建议。

三、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2011年最新统计数据，该数据用多层次抽样办法，在全国范围内的多个省市以家庭为样
入影响的绝对值在低分位数上较小，在高分位数上大于东部地区。

这表明中西部地区仍处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对于高学历人才需求较大，教育（人力资本）在这个发展阶段对于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作用明显，尤其是对于低收入群体。

除在0.95分位数上之外，家庭主要劳动力工作年限对于中西部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均显著。

并且从图2中观察，这一影响趋势随着分位数的增加而呈递减趋势，这与东部地区一致。

但从绝对值上来看，中西部地区家庭主要劳动力工作年限对于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普遍大于东部地区，同时工作经验变量在除0.9、0.95分位数上也均显著（但数值较小），这表明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工作年限对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于低收入群体有着较大的影响。

城乡变量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与东部略有不同。

回归结果表明，城乡变量对于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在低分位数上显著，数值为负并且绝对值较大，对于家庭人均收入有负影响。

这表明在中西部地区低收入群体进入城市工作会减少家庭人均收入，但从整体趋势来看，图2中显示，城乡变量的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而变大。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正好是在0.05、0.1这两个分位数点上，家庭主要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于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出现这种现象说明，对于低收入群体，由于劳动力的学历较低，如果贸然进入城市工作，会由于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和缺乏对于新技术的应用等原因无法适应城市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加上城市生活成本较高，子女上学、住房等因素，无法提高家庭人均收入。

并且由于近年来国家实施产业转移战略，中西部地区为东部沿海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一些大型重工企业逐渐转移到中西部农村地区选址建厂，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当地居民如果能就近择业，一方面会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劳动力自身的收入。

而在中低分位数上（0.2、0.3、0.4）城乡变量并不显著，到中高分位数上，城乡变量都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正向影响，从图2中可以发现，这一影响有增加的趋势，这表明当中西部地区具有较高学历的劳动力获得进入城市工作的机会后，由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快速发展的需求，这些劳动力由于自身素质较高，接受与应用新技术的能力较强，在有助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得益于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进而获得更多的机会，提高家庭人均收入。

并且通过联系家庭主要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这种影响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作用越大，充分体现了在经济发展中，中西部城市需要引进更多的高学历人才来促进发展。

在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上，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只在低分位数水平上显著。

从2011年数据的回归结果来看，中西部地区所呈现出来的情况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状况。

与东部地区发展较成熟的情况不同，由于国家持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西部地区正处在迅速发展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的主要因素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家庭主要劳动力工作年限以及城乡变量。

这个结果与影响东部地区家庭人均收入的主要因素相同，但是影响的路径略有差异。

五、区域收入差距的反事实分析
前文分析了影响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均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在这部分，本文将研究进一步深入，利用分位数反事实分解的方法，来具体分析中国区域收入差异的原因。

本文所要进行的反事实分析，是建立在东部地区与中
加快市场化改革是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

在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与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对于中西部地区要重视市场化改革。

目前中国商品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但是要素市场化的进程还需进一步加快。

要素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有利于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更好地流通，从而为中西部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

2.稳步推进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加快第三产业建设，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随着东部地区逐步完成工业化，近年来国家实施产业转移战略，将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工业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要抓住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快工业化进程，进一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

同时，为了更好地完善工业化发展，第三产业的建设凸显重要性。

第三产业的发展既可以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又可以推进要素市场化进程，让人民群众更多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

在分析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的主要因素时，城乡变量作用显著，尤其是对于中西部地区，所以在中西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要兼顾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提升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减小城乡差距对于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

3.努力提高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注重职业化教育发展，减小城乡教育不平等性。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家庭主要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是影响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并且教育的回报率还处于上升阶段，所以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可以提高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进而减小与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

从“变量影响”中可以发现，家庭主要劳动力工作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于两个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在中西部地区，不仅要重视高等教育，更要注重更加实惠的职业化教育，增加技术熟练工种劳动力的数量，这对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减小区域收入差异有重要的作用。

在“回报影响”中，城乡差异和城乡教育不平等性作用突出，所以在城市教育发展的同时，要将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加以重视，促进城乡教育的协调发展，减小城乡教育不公平所造成的收入差异。

4.提升中西部地区自主创新能力，打破中西部发展瓶颈，寻求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2013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4300美元左右，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过渡的阶段，要想顺利穿过“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当前东部地区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如何进一步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此时亟须通过技术创新来为投资找到出口，这样才可以避免重复建设而带来的资源浪费。

而在中西部地区，当前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劳动力与资本通过政府输入到西部的经济发展中，同时提高了西部地区的要素回报率，但更多的人为了个人发展、家庭情况等原因仍旧会选择去东部较发达地区就业，这就是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进入的瓶颈，所以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提高中西部地区要素配置的效率，进一步促进要素市场化，通过更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来使得中西部地区突破发展瓶颈，从而减小与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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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68页）
波动情况得分较高，整体上该指标执行质量综合评价为75.32分，执行质量情况较好。

“十二五”头三年，该公司35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实际完成“十二五”规划总目标的49.97%，较规划的51.03%落后1.06个百分点，与规划进度基本一致。

规划执行质量方面，由于实际进度较规划进度略微滞后，影响进度偏差与当年的执行偏差得分相对较低，但是该指标整体执行过程偏差控制得较好，规划波动情况得分较高，但低于输电线路指标。

整体而言该指标执行质量综合评价为71.69分，执行质量一般。

八、结语
规划实施过程评价模型是监督规划实施的有效工具。

该模型不仅对规划实施的进度进行评价，同时对规划实施的质量也进行了评价，在监督规划目标按时和保质保量完成方面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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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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