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经典战术之“围城打援”

解放军经典战术之“围城打援”
“围城打援”在解放军军语中叫做“围点打援”，是指以部分兵力包围城市或要点，诱敌增援，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中，目的不在于打被围之敌，而在于打援敌。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支军队能像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样将这种战术运用的如此炉火纯青，特别是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各大战场都留下了“围城打援”的经典之作，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有两个被歼于此，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战术。

一、“围城打援”是解放军野战强于攻坚的战术需要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初创时的红军、八路军开始到现在武器装备始终不如对手，除了79年对越反击作战感受了一把强大武器装备带来的优势外，几乎没有一场战争不是同优势敌人作战，解放军的战史可以说是一部以劣胜优的斗争史。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技术决定战术”，不同的武器装备造就了一支军队不同的战术风格，在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军的装备基本上是以轻武器为主，技术的劣势迫使解放军在“剑不如人剑法高于人”上想办法，凭借红军时期扎实的游击战功底，解放军将运动战发挥的淋漓尽致，今天再看解放军的那些经典战例，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是将敌人调动起来，迫敌分散，选择恰当时机和有利地形，力求限制敌装备优势，然后，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对敌实施贴割围堵、近战歼敌，以数量弥补质量不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解放军依靠灵活的战略战术、过硬的军事素质、顽强的战斗作风到在很大程度上弥
补了武器装备上的不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迹，实现了人和武器的最佳结合，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装备”。

但是我们在承认人的能动性可以弥补武器装备差距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这种弥补是限度的，也是有条件的。

攻坚作战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对坚固城市或是既设阵地实施攻击是非常困难的，兰切斯特战斗方程可以从数学角度解释“人海战术”的合理性，但是却无法将这一结果运用到攻坚作战中，历史上有许多战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可以横扫欧洲，但在襄阳城前却只能仰天长叹了，八旗铁骑面可以在辽东大破数十万有火器装备的明军，但对山海关却无可奈何。

解放军在这方面也深有体会，1947年8月以作风强悍著称的“彭大将军”指挥西北野战军以三倍优势的兵力强攻榆林，结果面对邓宝珊铜墙铁壁的般的城防，解放军攻城乏术，伤亡千余人无功而返。

所以从1927年红军诞生到1948年中原野战军占领开封这二十余年间，很少有解放军攻城拔寨的战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会清楚的看到，解放军的野战能力远远优于其攻坚能力，“以已之长，攻敌之短”是每支军队必须遵循的法则，野战强于攻坚现实使解放军清醒的认识到，能否将对手调动出坚固阵地和城市是作战胜负的关键，“围城打援”正是实现调动敌军的一种战术，同时解放军“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的作战指导思想，使得解放军敢于放手实施运动战，而处于明处，身为“政府军”的国民党军就没有这么洒脱了，蒋委员长决然受不了“国
土”沦丧的压力，这一正一反的矛盾使解放军如鱼得水，“围城打援”百试不爽。

二、“围城打援”的奥妙在于古人所谓的“奇正之变”
战争史上很多绝妙的战术往往是昙花一现，因为一旦为敌所知就失去了本身运用的意义。

《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就是最好的例子，可为什么“围城打援”这一战术能在解放战争中却能反复使用，这是因为“围城打援”战术中，围城和和打援是一对相互转化的矛盾，正如古代兵书上所说的奇正之变一样，国民党军之所以屡屡在此翻船，根本原因就是无法搞清楚解放军究竟是要攻城还是要打援。

孙子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分析战例我们会发现，解放军的“围城打援”正是抓住了这对奇正之变，玩国军于股掌之中。

清风店战役是解放军一场较为经典的“围城打援”，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向保定以北地区发起攻击，并迅速形成对徐水的围攻态势，进而威胁保定，在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的催促下，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第3军迅速离开坚固设防的城市向北驰援，在清风店地区被解放军打援部队6个旅包围，全军覆没，军长罗历戎被俘。

在此次战役中，解放军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晋察冀野战军以3个纵队又2个旅的兵力造出攻城之势，迫敌第3军出援，用奇正之术来解释的话：围城是正、打援是奇，实现了“以正合，以奇胜”的兵家之妙。

同样是这个套路，1948年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第一仗又是一个“围城打援”。

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以2个纵队一部兵力攻击
宜川，以5个纵队主力在瓦子街附近山区设伏打援，为了干扰胡宗南判断，彭德怀电令攻城部队“攻城要猛，但攻而不克，以逼敌呼救求援”。

在作战中这个火候真不好把握，以至于前线部队一度攻入城内，为了实现整体战役意图，又佯装败出，戏被解放军演到如此逼真的地步，刘勘的第29军冒地形不利之险火速增援就不足为奇了，结果成就了西北野战军全歼敌一个整军的赫赫战功，“宜瓦战役”从此名垂战史。

面对解放军频繁运用的“围城打援”，黄埔军校毕业的国军高级将领很快就发现了解放军围城是假，打援是真的特点，就连日本战犯冈村宁茨都撰写了《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主要战术》的文章，那么解放军是如何应对的呢?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在粟裕大将的指挥下发起豫东战役，战役初期是计划在鲁西南寻机运动中歼灭五大主力之一的第5军，鉴于战场实际，粟裕突然改变方案，渡过黄河，以2个纵队包围防守空虚的中原重镇开封，以3个纵队在外围打援，1个纵队佯动，从兵力部署上看似乎又是一个典型的围城打援，而且开封是当时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解放军从没有此先例，奉命增援的邱清泉兵团和孙元良部对此心有余悸，但是华东野战军这次反其道而行之，围城的三纵、八纵在炮兵部队的配合下，全力实施攻击，大大出乎国民党军的意料，从6月17发起攻击，至22日解放开封，从而完成了解放军第一次对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的作战。

当邱清泉有所察觉时，曾令部队全力增援，但无奈外围3个纵队的解放军牢牢将其阻于红庙寨、野鸡岗以东地区，当开封失守之后各路援军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个传统
的“攻城阻援”。

兵法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这正是“围城打援”战术的生命力所在。

但是战争中，作战双方都是在不断研究对方战术，改进已战术的。

1948年夏季作战后国民党军为防止陷入共军“围城打援”的迷局中，改变了作战特点，即解放军若不真攻城，国军即不真增援;只有在解放军真攻城，并且受到相当损失后，国军才会组织重兵增援。

如果说解放军的“围城打援”战术不是攻城就是打援的话，那就陷入了和国军一样的思维定式中。

在豫东战役结束后不久，华东野战军又发起济南战役，战役指挥员粟裕向中央上报三个方案来研究攻城与打援这一对矛盾，最后创造性的提出“攻济打援”的第三案，决定以14万兵力攻济，以18万兵力打援，几乎是将兵力平分，这一作法看似违反“集中优势力量”的战术原则和解放军的作战传统，其实这个部署带有极强的欺骗性，它令坚守济南的王耀武和准备增援的3个兵团捉摸不定，而真正的实质是，摆开“攻济打援”的态势，如果援军来的快就机动主力打援，主如攻城顺利就调动主力攻城，对于国军来说横竖都是死。

每逢“围城打援”的态势出现，解放军总能多算一步，因而能招招领先，“多算胜、少算负，而况于无算乎”这句话一语道破天机。

其实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也曾有一次险些破解解放军的“围城打援”，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围攻锦州，同时在黑山、大虎山一线准备先阻再打来增援的廖耀湘第9兵团，但是蒋介石增兵葫芦岛，以强大兵力向塔山方向攻击，与9兵团东西合进，这一新情况打乱了东野的部署，用林彪的话说是：“我准备了一桌饭，可是来了两拔客
人”。

要不是英雄的4纵顽强抵抗，创造了国民党所谓的“不可思议的败局”，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先克锦州再歼9兵团的战果。

三、“围城打援”是东方谋略在战役、战术运用中的具体反映
纵观世界战争史，人们会惊奇的发现，“围城打援”战术很少在西方战争中出现，在中国解放战争前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敌对双方投入数千万部队，却几乎没有“围城打援”的影子，原因何在?这正是东西方战术思维和谋略方式的差异所导致的，可以说“围城打援”是典型的东方谋略在具体战役、战术行动的体现。

“围城打援”的思路应该来自中国兵书《三十六计》中的《围魏救赵》，但是在运用中有的区别，关键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一种博弈思维，即：围城是假，打援是真，但究竟是攻城还是打援又取决于对手的下一步行动。

在研究“围城打援”战术中深刻的东方背景时必须认识到，民族文化、传统观念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军事理论和战术思维方式的发展。

中国军事思想受到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提出了许多充满哲理、充满军事辩证法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谋略思想和军事原则，以及“能而示之不能”的权诈之术，“围城打援”的战术思想正好符合这些特性，巧妙的将东方军事思维和解放军实际结合起来;而崇尚科学技术的西方社会环境，则在军人的头脑中逐步注入了从改进技术手段着眼求胜道的意识，而且受中世纪骑士决斗传统的影响，非常崇尚靠实力硬拼。

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成了推动军事理论前进的主导因素。

象美国马汉的海权论，意大利杜黑的空权论，二、三十年代苏联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理论，以及随后西方出现的
闪击战理论等，都是以技术为支撑，强调力量致胜，在苏德战场的例子最为明显，双方数百万部队尤如两个彪形大汉在角斗，战线基本上成线式东推或西移，所以任何一方都不会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

这就是所谓的：东方战术重谋略，追求“四两拨千斤”的巧妙;西方战术重技术，崇尚“雷霆万钧”的力量。

这种区别甚至到现在还深刻影响着东西方军人，1982年的英阿马岛海战后，阿根廷飞鱼导弹击沉谢菲尔德号巡洋舰的战例让各国军人为之震惊。

并纷纷进行研究。

中国研究的是今后海上作战军舰如何规避，如何进行战术欺骗，如何发挥小快艇的特长以小制大等。

而美军却是通过装备一种叫“密集阵”的武器，射出密集的弹丸，组成扇形阵势，使对方的导弹一进入这个“阵”，便会触撞到拦阻的弹丸而提前爆炸。

西方军人遇到难题，首先想到去寻求技术手段来增强实力，而东方军人则是在不改变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如何以战术、谋略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

正是这种区别导致“围城打援”战术较多的出现在东方战场。

大胆设想一下，二战中如果是粟裕大将来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面对被重重包围的德军保卢斯第六集团军和赶来增援的曼斯坦因的“救火队”，第一个被俘的可能是曼斯坦因元帅;同样，如果外军将领来指挥解放军，那么孟良崮那样阻援硬拼的战例会远远多于“围城打援”。

这就是东西方的区别，无论优劣，各有利弊。

四、“围城打援”在解放战争中的大量运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对于“围城打援”这个战术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即便是最
深谙此道的解放军也只有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大量运用，而在其它战争中却很少看到相似战例，由此可见这一战术在解放战争中的大量运用有着相当的特殊性。

首先，双方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且解放军基本掌握战场主动权。

分析战史我们发现，解放军实施“围城打援”战术最为频繁的时期正好是1947年至1948年之间，而这一时间正是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后的战略相持阶段，尽管整体力量还不如国民党军，但国军主力被分散在各个大中城市和交通线附近，机动作战力量有限，而此时各野战军纷纷跳出外线作战，基本掌握战场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被动地位的国民党军，在各绥靖区只能部分兵力坚守各个要点，以机动兵团适时实施支援，从而为解放军放手实施“围城打援”提供了机会。

而到了三大战役后，国共实力对比发生逆转后，就很难再见到“围城打援”的战例，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在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攻势面前，国军全线溃退，“围”住谁谁倒霉，哪有人会来“拉兄弟一把”，自然就没有“援”可打。

其次，解放军野战能力绝对优于对方。

“围城打援”本来就是一种以已之长攻敌之短的战术，如果没有强大的野战能力也就没有调动敌人的必要了。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除了个别主力兵团外，大部分部队虽然装备优于解放军，但是训练水平和部队作风远不如解放军，在遭遇战、伏击战中劣势明显，正是抓住这一点，解放军才想尽办法迫敌出援。

然而到了几年后的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却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由于受装备等各方面原因的制约，我们必须承
认美军的作战能力相当强，无论是防守还是野战，他们凭借强大的火力优势和密切的协同动作，让解放军的野战优势荡然无存，1951年的砥平里战斗就是最好的例子，志愿军集中39、40、42三个精锐军的兵力向防守在砥平里的美军实施攻击，结果担任攻击任务的部队无法吃掉被围的5个营，担任打援任务的2个师无法阻挡美骑1师第5团的增援，陷入攻城未果、阻援失利被局面。

所以在朝鲜战场从未见过一次真正意义上“围城打援”的胜利。

再次，双方对占领城市和歼灭有生力量的指导思想上各不相同。

正如前面所说，在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在对待占领城市和歼灭有生力量的指导思想上有很大差异，解放军强调歼敌有生力量为主，因此可以放弃延安保存实力，而国民党军力保各大城市的指导思想，供手交出了战场主动权。

当开封失守后，在南京的河南藉国民党政界要人纷纷上书、请愿，甚至跪地痛哭，面对国际、国内的压力蒋介石急令邱清泉、区寿年兵两兵团向开封急进，而解放军却为了寻机歼灭区寿年兵团主动放弃了付出极大代价攻占的开封，开封城的这一攻一弃，将两军的指导思想彰显无余，也从中影射出国民党军屡制于人的原因。

同样到了朝鲜战场，美军也同样以保存有生力量为指导思想，甚至可以不顾国际影响放弃汉城，让志愿军无法牵制，“围城打援”失去了“利而诱之”的基础。

这种情况同样用于79年对越反击作战，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越军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所以各作战师迅速南逃，别说解放军围攻谅山，就是打进河内恐怕也不会调动其主力回援。

最后，国民党军受“内线固守吸引敌主力，外线机动合围歼敌”的战术传统影响太深。

国民党军主要将领自北伐以来，受正规军事理论和自身成功的战例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反复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战术传统。

在进行具体战役设想时，攻击作战往往以“分进合击”为主要方式，而在防御作战中采取“内线固守吸引敌主力，外线机动合围歼敌”战术原则的运用更是极为普遍，几乎成了国军战术的经典。

所谓“内线固守吸引敌主力，外线机动合围歼敌”本身是一种具有很强积极防御意义的战术。

即以一部有力的内线部队，防守战役的重点地域，形成坚强的防御核心，吸引住敌方攻击的主力，己方强大的外线机动力量则相机对敌方的攻击部队进行包围或突击，配合内线核心防御部队击破敌方攻击主力，在攻防转换中完成内线与外线的里外夹击。

这种战术是传统的正规作战方式，而且李宗仁的台儿庄会战，薛岳的三次长沙保卫战都是这种积极防御战术的成功典范。

而解放军正是抓住国民党军这一战术特点，频频调动其外线兵团，在运动中歼灭。

而且随着解放军“围城打援”战例的增多，给国民党军各路机动作战兵团制造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反包围行动往往在犹豫、观察中进行，极大破坏了这种防御战术的协同。

孟良崮战役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华东野战军十四万围三万，国民党军主力四十万围十四万，但是就是这四十万大军在各自小算盘的影响和解放军的顽强阻击下，就是无法逾越那五公里的生死距离。

曾经对日军发挥巨大作用的这种战术，从来没有在解放军身上灵验。

反而将多少国民党军拉进了包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