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铜镜设计

汉代铜镜设计
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材质
两汉时期铜镜的合金比例是比较稳定的，铜的含量为79~85%，锡10%~13%，铅
2%~5%。

由于汉镜含锡量高，有利于镜表面的抛光。

铜镜中加入一定量的铅，是因为铅溶液环流状态良好，有利于热溶液的平均流注，有助于镜面干整，减少气泡，提高铸造文字和花纹的清晰度。

二、铸造
汉代手工业中，铜镜铸造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铸造工艺技术水平在当时的青铜冶铸业中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长期以来，对汉代铜镜铸造技术及生产工艺的研究虽相对滞后，但仍取得一定的成果。

这里对汉代铜镜的铸造过程及其工艺技术做一初步介绍和讨论。

汉代铜镜铸造的基本工艺流程为：制范→浇铸→铸件加工。

制范是铜镜制作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临淄齐故城汉代陶质镜范的发现以及部分镜范标本的科学检测表明，当时临淄铜镜的铸造采用了陶质双合范技术。

这一技术在汉代铜镜铸造业中可能普遍使用，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临淄镜范分镜面范和镜背范两类，外形多呈扁钵状，从平面看为上方下圆的弧底梯形。

镜面范正面平整，分型面和型腔位于同一个平面。

镜背范分型面要高于型腔，型腔上部中间接浇道，两侧接排气道。

部分镜背范保存有清晰纹饰，包括蟠螭纹、龙纹、四乳弦纹、草叶纹等。

从检测和分析的情况看，临淄镜范所用原料是当地一种含有较多黏土的细颗粒黄土，其中羼杂一定比例的稻壳灰或其他草木灰，目的应是降低范体密度，增加透气性，从而改善其充型能力。

在部分镜范的残断面上，可观察到若干大小不一且不连续的孔隙。

另外，镜范的质感一般较轻，测量所得比重多数都小于1。

这些现象和特点，可能都与镜范胎体的原料及成分有关。

经仔细观察和研究，临淄镜范的制作既有模制法，也有刻制法。

两种工艺并存，但以模制法居多。

范体制作好之后，还对型腔表面进行了处理，具体是加上一较薄的涂层，使得型腔表面结构平滑、细腻，不至于浇铸时产生铸造缺陷。

在出土的很多镜范上，尚可见该涂层，多呈黄褐色。

晾干后的泥质镜范需要入窑烘烤或焙烧，以制成陶范。

由于发现的镜范范体大多呈青灰色，因此可推测它们主要是在还原窑中烘烤或焙烧的。

关于烧制温度，从部分标本的测定结果
看，均处在方解石分界温度之上而又未达到烧结温度的合理范围之内。

与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发现的东周镜范相比，临淄汉代镜范在结构上更为科学合理，同时也更为简单、实用，表现出明显的进步。

关于铜镜浇铸，根据临淄镜范上残留的浇铸痕迹以及考古发掘出土的铸镜遗迹，并参考商周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可做大致的复原。

在浇铸之前，先是在镜面范和镜背范的型腔表面涂刷脱范涂料并晾干（有部分临淄镜范的型腔表面泛黑或呈细腻光亮的黑色，可能即是铜镜浇铸过程中脱范涂料接触高温所致），然后在镜背范的镜钮型腔处放置和固定钮孔内范，再行合范。

合范可能采用横向捆绑的办法，有的还用草拌泥涂抹合范之间的空隙。

从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铸镜作坊遗址的情况看，合范安装好后，先放置和固定在砂坑中，之后再进行浇铸。

发掘时，在砂坑旁侧的地面上发现一些红烧土痕迹，但未见熔铜。

考虑到铜镜铸造用铜量较小，推测当时所用熔炉的体量不会很大，结构可能也很简易，故未能保存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临淄镜范部分标本截面的显微观察，发现了疑似多次浇铸的痕迹。

当然，这能否说明当时存在“一范铸多镜”的工艺以及此种工艺在汉代是否广泛流行，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铜镜铸造成型后，还要进行必要的铸件加工，具体包括镜体热处理、机械加工和镜面处理等。

只有经过这些后期加工，铜镜才真正制作完成并可以使用。

热处理是汉代临淄铜镜制造过程中铸件加工的重要环节之一，具体主要是通过淬火和回火等工序，以达到提高铜镜强度和塑性的目的，另外获得“凸面镜”的效果。

根据对山东境内出土的逾百件西汉铜镜的观测和统计，有相当一部分都为凸面镜，而其凸曲度要明显大于临淄镜面范上测得的凹曲度，可知此种铜镜的形成主要和铸后热处理有关。

机械加工是指对铸造出来的粗糙镜体所做的进一步修整工作，包括减除浇道铜、剔除毛刺和毛边、填补气孔和砂眼、刮削和研磨镜面等，其中有一部分是在热处理之前进行的。

最后，为提高铜镜的映像效果和防锈能力，还要对镜面进行一些技术性的处理。

《淮南子?修务训》记载铜镜铸造好后还有“粉以玄锡”等工序。

对一些汉代铜镜的成分检测和分析也表明，镜面上多有一个富锡的表面层，系铜镜铸造成型后表面加工处理所形成。

在前述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铸镜作坊遗址的发掘中，曾发现一小片呈灰绿色的土壤，经检测含有大量的铜、锡、铅成分，其质量比与铜镜中的铜、锡、铅非常接近，另外在其中还观测到一些直径在百微米级别且有共析体形貌特征的富锡颗粒。

初步推测，该灰绿色土应是由金属污染造成的，而原因很可能与铜镜后期加工特别是镜面研磨以及其他镜面处理有关。

三、发展时期
中国铜镜，以汉镜出土的数量最多，使用普遍，汉镜不仅在数量上比战国时期多，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了很大发展。

从其发展趋势，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重要的变化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西汉末年王莽时期，东汉中期。

1.汉武帝时期
这时期的铜镜用平雕手法，镜面较平，花纹平整，镜边简略，装饰性强。

汉初沿袭战国铜镜的装饰作风，多采用底纹与主纹相结合的重叠式手法，战国盛行的云雷纹地的蟠螭纹镜继续流行，镜背中心作圆形成矩形，有的加铸铭文，通常如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等言语。

西汉中叶，即武帝前后，铜镜的形制及花纹发生显著变化，地纹逐渐消失，三弦纹桥形纽经过伏兽纽，蛙纽及连峰状纽后，普遍变成半球状圆纽，花纹严格对称于镜的圆面中心，或匀称分为四区，当时除流行简化蟠螭纹镜外，还流行星云纹镜和草叶镜。

星云纹实际上是由蟠螭纹演变而来，因乳丁甚多，星云纹镜又称百乳镜。

草叶镜的纽座为方形，四周饰以对称的草叶，有的像花瓣，有的像叶片，外缘用十六个内向连弧纹作边缘。

这类铜镜因流行时间长，在汉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大约从宣帝开始，又出现了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一圈铭文的日光镜和有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乎日月二圈字铭的昭明镜，间以绳纹，连弧纹，作同心的重圈组织，均是以铭文作为主要装饰。

2.王莽时期
这时期主要流行规矩镜。

王莽铸镜为炫耀其政绩，曾制作了一批华美而精巧的作品，汉镜以王莽时期最为精美。

规矩镜:因其铸造雕镂都非常精细规矩，镜纹有规则的TLV形装饰格式而得名，外国学者也称之为TLV镜。

其程式相当标准，一般均划分镜背而为若干装饰区，从纽座起，以圆纽为中心作为一个单独装饰单位，纽座的外形有圆形、方形、覆萼形几种。

紧接着纽座的幅面为内区，是主要花纹的部位。

花纹中的TL形，常常是在铜镜内区的四面，对称地排列于主花中，起着穿插作用。

再向外为外区，多装饰上由卷草纹或鸟兽纹以及几何纹组成的带状图案。

最后的外缘区，有全素的，有作简单联弧纹的，也有加饰绳纹、锯齿纹花边的。

内外区之间多加饰上铭文带。

其分成五个区域，布局严谨端正，但机械呆板少变化，给人以千篇一律的感觉。

规矩镜在东汉前期还在流行，但发生了一定变化。

这时期的铜镜多在内区主花位置铸造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所谓四神，有的还在纽座边加上十二生肖铭文，或左龙右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的
字句，所以也称规矩四神镜。

TLV 实系古代六博的棋局，山东费县曾出土石六博盘，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曾出土全套博具，其棋局上均有TLV纹。

规矩镜在汉镜的发展中，是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也是汉镜中最为优秀的一种。

3.东汉中期
这时期铜镜布局也更为活泼，区域划分简单，通常带有长宜高官或长宜子孙、位至三公等吉祥语作为铭文。

这一时期还创造了浮雕式作法，纹饰较高，主要的有双夔纹镜、蝙蝠纹镜、画像镜、方铭镜(神兽镜)等。

双夔纹镜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以纽座为中心的内向或外向的放射式手法，而运用了对称的格式，取得了别开生面的效果;蝙蝠纹镜实际上是柿蒂纹的变形和扩张，纹样抽象化，形式美观;画像镜是以浅浮雕形式表现人物、鸟兽、花草，和当时画像石、画像砖的作风趋于一致，此类镜大多出土于浙江绍兴，几乎占90%;方铭镜也称神兽镜，指在铜镜的四周有一圈突起的半圆和方块，多表现神仙禽兽的题材。

浙江绍兴是东汉后期最重要的铜镜制造中心，该地铸造的重列神兽镜和画像镜标志着铜镜纹饰的新发展。

后者与前者的不同之处除神兽形象外，还有歌舞、车马、历史人物及传说故事等浮雕图像。

四、文化价值
因为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影响，汉代是神化语言向非神化语言过渡的特殊阶段。

汉代铜镜的纹饰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反映，它通过生活和观念铸造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1.铜镜里的神文化
神话故事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古人对自然事物的想象力，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更是古代劳动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汉代铜镜上面雕出了代表吉祥富贵的龙凤，龙凤崇拜的起源非常早，在汉代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铜镜上的龙凤花纹，多以铭文“大乐富贵，宜酒食”与其相配。

反映了汉代的百姓对富贵美好的期望。

在神话传说中，上古时期的神仙也展现在了汉代铜镜上。

比如铜镜中出现了青龙，白虎和羽人，据考古专家分析，这类图案展现了古人为了实现升天的美好愿望。

生活在汉代的人向往追求羽化升天，据史书记载，汉武帝也是一直在寻找长生不老药。

汉代铜镜上的四神也体现了汉朝百姓对于地理观念的认知。

不仅如此，青龙代表木，朱雀代表火，白虎代表金，玄武代表水，中央为土，也体现了五行的观念。

铜镜展现出的神文化，结合了人与神兽，神话与历史，借助神兽的力量，展示了汉代人民对于生活的期望和对长生不老的美好祈求。

2.铜镜里的儒家思想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把儒家思想作为主要统治思想的时期。

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汉武帝的大力推行让汉代的儒家思想渗透到了社会各个层面，铜镜纹饰中也蕴含着浓厚的儒家思想。

自儒家思想成为汉代的社会主流思想之后，反映孝道故事的汉代艺术作品也逐渐流行起来。

铜镜纹饰中的“忠孝”比较常见，儒家认为“孝”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深刻的观念意识也就在艺术领域体现了出来。

图1伍子胥铜镜
董仲舒将忠君与忠父相连，将上层统治阶级所强调的忠孝观念逐渐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作为忠臣代表的伍子胥，就成了铜镜纹饰的题材之一。

镜背的图案被四乳分成了四个图案，整个图纹采用了浮雕的手法，生动形象，是历史故事铜镜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儒家思想强调内在的道德品质，汉代铜镜通过外在的形式成功的表现出内心的想法，这正是现代设计的核心理念。

五、总结
西汉前期是战国镜与汉镜的交替时期。

直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前后，一些新的镜类流行起来了。

这些新的镜类对后世铜镜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汉代铜镜为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汉代人民把对审美观和艺术情趣毫无保留的展现出来，通过铜镜的文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