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中的阶级和民族-左翼文学理论话语的一种考察

置（；１９１０２
内容提要
本论文的目的是探讨支撑２０世纪中国左翼文学观念的理论预设，分析构成左翼文学话语的思想光谱，以此考察在全球化的当
下历史语境之中，左翼文学带给我们的启示。

首先讨论“阶级”和“民族”同一性建构在美学上的表意形
式一一人民美学，指出只有特定的阶级与特定的社会阶层才有资
格代表民族，这就是“人民美学”的阶级一民族一体叙事的真正
机制。

接下来要分析的则是“人民美学”作为集体主义话语其内部
的分裂和不连续，指出在一定条件下，“阶级”话语可能对“民族”
话语形成压抑，反之亦然。

最后，将讨论话语的创造、传播者一一知识分子作为话语主
体与权力体制之间的关系，指出当知识分子参与创造的话语形成
权力体制后，知识分子一旦向政治权力献出自己的主体性，就无
法逃脱权力的操纵。

本论文结合文化研究、政治学、社会学等理论，通过话语谱
系的分析，审视评价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现代
性为历史目的的左翼文学，最终期待的是这样的美学立场：在文
学不能放弃对民族、阶级、底层人民命运的现实关怀和知识分子
承担的同时，不为“民族性”、“阶级性”这样一些集体主义话语
所桎梏，从而展现它独特的个人性的自由景观。

关键词：阶级（阶级性）民族（国家）或民族性启蒙知
识分子
来经佧考、导筛同意
纫全文公布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
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ｉＳｔｈｅｓｉＳｉｓｔｏｐｒｏｂ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ｌｅｆｔｗｉｎｇ１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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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知识分子话语中的阶级与民族
那么真理是什么？是一些变动不居的格言，转喻、拟人；筒言之，是人类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已经被诗意地、修辞性地强化、摹写、修饰过，而这些荧系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对一个民族来讲已经固定化、标准化并有约束力．真理是幻想，我们已经忘记它们是幻想；它们是已经破烂不堪、被耗尽了激发美感的力量的比喻，是已经失去了浮雕图案、现在被认为是金属的不再是硬币的硬币。

尼栗一一Ⅸ从道德之外的意义看真理和谎言》１
一、左翼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
开端并成长壮大于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带着自身强烈的社会政治意识与崭新的文学观念进入文学现场，登上历史舞台的。

中国左翼文学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作为思想旗帜与文学指南，强调以代表工农大众的利益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将反映工农大众的苦难、觉醒和斗争视为文学的责任与使命。

左翼文学在自身的理论建设中，在同各种各样的文学力量的理论论争中，在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创作实践中，强有力地凸显了自身鲜明强烈的政治社会意识。

在左翼文学中，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空前强化。

作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文学的主导力量之一，它以高亢激越的旋律奋力呐喊，创造了“红色的三十年代”，成为当时中国最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实践。

使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激进姿态，加入了历史的进程。

２０世纪中国左翼文学并不是孤立的文学流派和文学运动，而是它所置身的历史语境中社会、政治运动与时代精神状况的一部分。

左翼文学为现实要求与思想潮流所激励，满怀着激切、热情与勇气，将文学作为组织社会、变革社会的利器，从而将左翼文学纳入了整体社会、政治运动之中，成为社会、政治运动的一部分。

将文学视为改革社会的有力工具，当然并不自左翼文学始。

事实上，对于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或者说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借用詹明信的话来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是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
转引自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一一从吉希腊到后现代》，Ｐ３０９，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１倘若那些看起来是主要关注在于个人命运的文本都隐喻着民族命运，那么那些用文学直接呼吁民族新生与重建的文本就更是对文学承担民族命运的一种确认。

由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当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进入现代形态，自其伊始，就被要求服务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

勃兴于晚清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白话文运动”面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大变动，着重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以是否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作为评价诗文的标准，热切地呼唤文学对民族和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

倡导诗界革命的黄遵宪，相信鼓吹文明的诗人，“有左右世界之力”２，主张诗歌鲜明的时代感．“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

务使诗中有人。

诗外有事”。

３维新运动的主将之一，也是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的梁启超大声疾呼把小说和社会改良结合起来：“故今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开始，欲新民。

必自新小说始。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格，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４文学的地位被拔升到关乎民族再生之眩人高度。

自晚清以降，文学之所以承担如此重负，根由在于随时势而发生的思潮之大变。

旨归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后发现代化”，相应而生的是中国社会各领域各方面的全方位变迁。

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持续地发生着、发生了深刻的“现代性”变化。

中国的社会精英与知识精英由对西方“现代性”的“器物”层面的追求开始，到寻求“制度”层面的变革，但建立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使命却未远未成功。

于是，思想革命被推上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前沿，通过对传统思想的批判铲除旧制度的精神基础，以思想启蒙唤醒民众、启发民众，促进国民意识的“现代性”转型就成为知识精英的追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所高扬的“新”之旗帜，褐橥其实质，正在于以西方社会和文明为价值标准．批判旧的传统，诉诸文化和文学领域的现代性变革与转化，以观念生产的形式，参与和最终促成中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与现代化社会。

以此而言，这场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从性质上就是归属于中国现代性总体工程的。

“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着重点为原文所加）。

１詹明信：《处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Ｐ５２３．三联书店，１９９７．
２黄遵宪：《与丘寂园书》．《中国历代文论选》第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３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中国历代文论选》第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４粱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华小说界》１９０２年第２卷第１期
２
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

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１从此一认知视角看，五四一代人所创造的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可能止于建立和确认自身的文学审美价值观念。

它批判旧文学，也否定传统的文化观念：它呼唤新文学，也高扬西方文化的现代思想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

对于现代文学而言，文学价值观、思想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缠绕在一起，构成了繁复纷乱的历史语境。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就不能不始终缠绕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之关系。

“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是一个包含了二元对立关系的命题。

它经常也用其它的话语方式来表述，例如被表述为现代一传统、西化一民族化、本土性（地方性）一普遍性、民族性（中国性）一世界性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的命题。

这一系列命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并且始终存在的“现代性”难题，它构成了近、现代中国基本的文化语境。

晚清的“中体西用”的论争，“五四”之后，爆发于１９２０年代的关于中西、东西方文化的论战，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和中国文化问题的论争，都深深植根于这一文化语境。

文学作为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自然更要受到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影响，所以，“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本身就包含着传统与现代、“中化”与“西化”的矛盾和论争。

“五四”之后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潮也自不免这样的现代性背景下的文化矛盾，１９３０年代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大众化讨论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甚至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寻根文学和９０年代的“民间”概念的言说都与现代中国的这种文化语境和文化矛盾有内在的关联。

２
二、左翼文学的“民族性”与“阶级性”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是２０世纪中国不断激进化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

并且是激进化浪潮中最为激进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左翼文学运动是～场以理论为先导的文学运动，它十分强调意识形态的重建。

左翼文学以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审视社会文化的依据与标准，虽然尼采所声言的“重估一切价值”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但它的激进程度却远不能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

共产主义运动所声称的是要同传统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在如此决绝的姿态下，不仅中国古典文化与文学成为批判的对像，即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也受到左翼激进分子的严厉审视。

虽然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与文学。

在“五四”的文化精英们那里就已经被视作中国进入现代的障碍，他们声称只有通过
‘刘禾：《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

Ｐ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９９．
２参见逢增玉：《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中的现代性问题》，‘作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对过去民族的思想、文化、伦理的整个精神价值体系的清理、批判，现代性才可能在中国实现，但是对于左翼知识分子而言，仅仅满足于“批判的武器”是远远不麴的，文学与文化还必须成为“武器的批判”的一部分ａ如同马克思所表明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１，文学在左翼文学运动的倡导者看来，同样也不能满足于描绘与理解世界，而必须参与到变革世界的努力中去。

从“五四”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如果说“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同社会其他领域中的变革保持着联系，但毕竟具有自身独立的形态，有着自身独立的价值。

它以启蒙的姿态和话语，从事于国民精神的改造与现代价值观念的建立，它固然服务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这个总体性的目标，但它服从的总体性却仅仅是目标的总体性，面目标的总体性的价值构成却恰恰是由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革命所确立的。

但“革命文学”则不同，文学本身不能建构独立的现代价值体系，它的价值是由现代性的本质和总体性所规定的，文学在多大的程度体现了这种现代性价值，文学自身就具有多大价值。

这种现代性的“本质”与“总体性”是以“革命”的名义颁布的，文学只能是“革命”的文学。

那么在左翼文学那里，“革命”意味着什么呢？
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想象中，不可避免地透露着强烈的民族政治的意味，即要求民族国家自身的独立与强大。

在民族主义进程中，社会、政治、文化运动牵动了所有的社会阶级和政治集团。

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把民族主义纳入自身的理论框架，不同政治集团的精英和知识分子都要动员社会，形成社会政治运动。

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决定着选择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奉行不同的现代性价值体系。

在这些政治思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特殊的地位。

在中国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意味着克服西方化的、以资本为中心的民族，建立起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概念，以革命手段整合社会力量。

对于由新型知识者所组织起来的革命政党而言，阶级动员必然成为谋取政治合法性与权力以实现民族国家建立所必须的策略，基于阶级分析和阶级意识之上的“民族性”就必须被建构起来。

运用“阶级”的概念必需有具体化的行动，运用包括了“分类”的过程，即确定各社会成员的阶级地位。

这一过程对每一个阶级都设想了一个具体而又细致的公式，作为对每个人进行衡量和分类的标准。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以“阶级”这一现代性概念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毛泽东列举了六个阶级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构成；地主阶级，“买办”阶级（这一阶级成员的利益与那些在华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休戚相关），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他进而对这些阶级作了一定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Ｐ１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４
的分析，并把它们分成三类：“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他的这种分析的基础是这样一种认识：阶级分析不仅要考察经济地位，而且同样要考察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分子”构成“人民”的敌人或者非“人民”、反“人民”，他们是西方资本的影子，他们是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工具，是罪恶西方的象征：而“人民”一一“工业无产阶级、～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构成了真正的“中国”。

真正的“民族性”。

在这个等级清晰，层次分明的现代“阶级”话语谱系中，“中国”的本质就是从作为“人民”的阶级中生长起来，“人民”的确认就靠不断消灭敌对阶级。

通过“无产阶级”、“人民大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现代概念的确立和话语规定，这些意义明确的概念成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条件，也是“民族性”的根本规定。

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以阶级理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性、现代性，但毛泽东更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如何在中国获得“民族性”。

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分子接受现代性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知识分子不能完成“创造”中国的任务．“现代性”将毫无意义。

现代中国人只能生活在国家中，以国家为主体进行创造，因此“革命”的任务就是要通过阶级叙事去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建立现代国家的“民族性”。

１
随着国共分裂，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名义单独承担起“革命夺权”的历史使命。

在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的“普罗”和左翼文学已然形成气候。

这在种情形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文艺大众化提出了阶级论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即如何用新的语言和形式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反映无产阶级大众的生活并为他们所接受，其中隐含和涉及到了一些重要的现代性问题，如怎样评价和对待“五四”文学运动及欧化，如何看待以阶级性面目出现的大众化、“中国化”和民族旧形式。

从阶级论角度出发对“五四”新文学和欧化倾向的批判指责，对无产阶级大众文学的倡导，都是与阶级和民族二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的。

这些论争实际上反映了受到中共领导或影响的中国～些激进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走向独立和壮大的过程中，开始在文学领域对欧化、西化等与西方现代性有关的问题进行反思批判，并开始提倡一种反西方的、与阶级性紧密相关的“本土性”和“中国性”。

相应地，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等人此时在政治上亦在形成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的理论，以及反对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反对简单莺复以城市为中心夺取政权的俄国革命道路的思想。

以阶级论为中心命题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内含着如何评价对待欧化与中国化，以及阶级性遮盖下的本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问题。

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之后不久，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２年问，在抗日战争这样一场民族解
参见李扬；《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
放战争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艺界又展开了其规模和声势更为浩太的有关“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民族形式”论争承续和包含了３０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某些思想资源，如方言土语和旧形式的利用、大众语与大众化的关系和对“五四”文学运动及新文学的评价问题，透过民族形式论争中的诸多问题，可以看到在抗战救国与建国主导权争夺要求中共对广大民众进行更广泛有效动员的情形下，这些讨论必然依旧地和更加深刻地打Ｅ了阶级话语的烙印。

１
三、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

阶级“与“民族”
１、“阶级”与“民族”的统一叙事
这些文化难题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获得了想象性的解决。

以进化论线性时间观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使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获得了对于中国的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优越性，为了获锝与西方他者交往的主体性，而不是仅仅成为西方的附庸，中国就必须在历史的进程超越西方。

这样，五四时代各色西方话语在中国的角逐中，声称超越了令中国人各感羞辱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从历史进程中时间逻辑的角度上就为中国人提供了比西方列强更具时间优越性的现代性方案，即虽然从现象上看，中国仍然落后于西方，但是中国拥有了历史发展的本质，从而也拥有了未来，在进化的线性逻辑中，未来无疑是拥有更强力的话语优势的，中国的知识者和中国的社会改革者在焦虑中就可以拥有了一份必须的自信，这种自信在激进的俄国革命的胜利炮声中也获得了现实可能的支援，“青春的中国”的呼唤就不仅仅是一种热切的期待，它转化为人们为之投身的历史运动。

在对“历史本质”的理性主义自信中，中国人可以超越现象界的痛苦情境，获得具有丰富本质的未来。

对于“历史本质”的确认，对于“历史规律”的存在与可以把握改写了作为“发生的事情”的中国现代历史，也深刻决定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叙事。

“历史本质”观念支配下的历史叙事能在二十世纪中国语境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不仅仅是由于理论话语声称的时间标尺上拥有未来的优越性，更是由于在将话语付诸实践的竞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表明了它是现代中国的最为有力的现代性叙事模式。

中国现代民族冒家的主体的初步建立，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版一一毛泽东思想和它在中国的阶级体现一一中国共产党获最了最终的历史叙事话语的支配权。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的前半叶，在急风暴雨的革命话语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她是投身于在场的历史行动中的话，那么在场的历史实践中所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原则必
参见逢增玉：《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中的现代性问题》，《作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６
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全面组织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叙事，确认已经在话语的实践中胜利了的中国革命在元话语层面上的全面合法性，它试图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历史本质”所要求的必然的胜利，从而在理性主义本质观上建立起宏大的历史话语谱系，不仅确认胜利者已经拥有的胜利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确认这种胜利是属于指向未来的已经被胜利者所掌握了的历史目的和历史规律的现实进程的阶段，从而使胜利者拥有永恒的历史台法性。

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性”、“民族性”与“现代性”获得了统一，因为中国的“民族性”代表着最现代的“现代性”，是代表着人类历史最先进方向的“现代性”在中国的本土展开。

胜利者所要求的历史写作，在中国革命获得了全国性胜利之后，迅速地被组织起来。

在历史写作的各个门类，新的叙事规范的建立，新的学科范型的构建都在展开、进行。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命名，同样也处于这样一个背景中。

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叙事总体性的历史本质观特征，中国新文学必然被视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服从历史本质及其现实实现的总体要求。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与历史分期的界定是服从于中国革命史叙述的本质与框架的。

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性质“是为新民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

简单点说，‘新文学’一词的意义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学”。

“一切企图用资本主义社会文艺思潮的移植，或严格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内容来做概括说明的，都必然会犯了错误。

”，总之，“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

”’由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所建立的现代文学研究范型，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处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导地位，王瑶对“现代文学”命名内涵的确立，实际上也确定着“当代文学”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是与“现代”相对立而言的，“当代”与“现代”分别意涵着社会主义文学与新民主主义文学，社会主义现代性与带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之间的分野。

从“现代”到“当代”相信的是文学历史的不断进步，这种进步是由于社会政治的进步对文学的决定性影响。

在这样一种文学史范型中，相应地确定了一个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体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史的叙述即是将一系列的经典连缀成为一个体系。

这样的体系包括着一批作品篇目，包括这些作品的成就判断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

”“如果考虑到经典体系的形成包含了主流文化的审核与确认”，“事实上经典体系的代表性来自作品背后某种不断承传的价值规
参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
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