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还是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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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还是重建?
今年1月11日,一高达9.5米、重达17吨的青铜孔子像,悄悄出现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由于这个位置正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附近,它的出现了不少人的关注和争议。
就在大家对孔子像竖立的位置是否合适渐渐淡忘的时候,它又悄悄地不见了……
争议随着孔子像的出现接踵而来,但并没有因为消失而使言论结束。
对此不同的人呢有着不同的见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表示不能将孔子塑像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应该多从文化的角度去诠释孔子像。
而很多网友则认为此举不合适,质疑孔子是否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孔子作为封建的历史人物,不放在历史博物馆里面,而竖在天安门广场,是极其错误的荒涎行为,是鼓吹封建主义,要取代毛泽东思想还是要背弃革命时期的理念?英国《独立报》记者克利福德·科南在北京报道称,孔子回来了,这位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巨大雕像已被高高竖立在天安门广场。
“在高度发展的现代中国,生活在2500年前的孔子正越来越被重视……这座雕像标志着这位学者、思想家以及教育家在中国的高调复兴。
”
这一举动不禁让我想起在近代,则每一次尊孔的喧嚣,都伴随着一场独裁统治的阴谋。
最典型的莫过于袁世凯复辟帝制。
在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此后,文化领域的复古主义抬头。
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借尊孔祭天,试图用这种传统的政治理念重整政治秩序,用道德说教来妄图再度取代国民心中刚刚建立的一点点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大造社会舆论配合复辟帝制。
因而,尊孔的实质也就是麻痹人民和宣示封建官僚统治的“合理性”的思想牢笼的确立。
事实上,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日益激烈,对孔子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
五四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显示出强烈的反传统倾向。
在批判的理念指挥下,文化激进主义对传统文化的“荡涤冲刷”,的确使一部分“坏传统”遭到废除,如“三纲五常”等,它们的废除,使中国从古老的枷锁中得到解放。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各种尊孔活动悄然复兴,近十几年来,有些地方的政府每年都组织祭孔活动,对传统儒学的推崇不断升温,从小学到大学都有人试图把儒家经典纳入正规的教育体系。
而且还哦设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并于2006年纪念孔子诞辰时,推出孔子的标准画像,推出一个统一的画像标准可以还历史的真实,以表示对这位圣人的尊重。
孔子像的树立是不是代表政治文化重建的基础工作呢?革命后的中国是否有必要回到传统?复辟还是重建?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我想这不仅仅是孔子儒家思想的问题,这关系到中国现在对于两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对于国民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态度。
要使国人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上建立共识,首要的问题自然是寻找一种既合乎中国国情,又有益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中国人价值取向的参照系。
显然中国现在选择了传统文化。
可是面对传统文化,是重建还是复辟,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重建传统文化是很需要,但绝对不是复辟。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30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物质文明建设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的精神文明发展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
这里的原因很多。
我们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实际上,精神文明的发展显然滞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
长期以来,这一现象一直未得到根本扭转。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前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仓廪实而不知礼节”的现象。
这势必会使人们
在激烈的竞争中迷失自己,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大力加强传统文化的重建工作,这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要组成部分,其他文化也在与儒家文化相依相存、漫长演化的过程中大受儒的影响。
从儒家文化论起。
儒家文化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特征。
以“仁”和“礼”为核心,其中,“仁”在孔子的诠释中已体现为一个价值理性的概念,在后继者的阐述中亦然。
“礼”于西周末期作为儒学概念被孔子提出,彼时正值宗法制分封制面临瓦解、封建社会即将登台之际,“礼”于其时无疑不能达到“效果最大化”,之所以提倡“礼”也是从价值理性方面考虑、追求“动机纯正”使然;董仲舒及其后的“礼”加入了遵从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但毫无疑问仍偏重价值理性。
而传统文化中执工具理性思想的文化,一方面为儒学所冲击,发展到今天已不尽符合工具理性;另一方面,其影响力本就较小,甚至没有完善的理论体系,不足以与讲究价值理性的“大宗”——儒学相抗衡。
故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价值理性。
历史事实证明了发展中的近、现代中国不能以“道德理想主义”主导社会。
晚清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就是想在保有“道德理想主义”的社会里寻求强国以自保的方法,结果宣告失败;二十世纪初的“整理国故”者乃至袁项城尊孔复辟,实质上是通过英国伯克式的政治保守主义维持“道德理想主义”的中道,也遭到历史的遗弃;而中共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前尚以发展经济为要务,恪守工具理性,遂一时大治,但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纠缠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走向价值理性,乃停滞二十年之久。
新的文化应该建立在对于传统文化的选择继承上,毕竟传统文化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现状和国民文化程度。
不仅仅要考虑历史,更要考虑现实,应该将其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符合中国现在国情的文化体系,引导国民文化思想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