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安石“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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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王安石“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
摘要:王安石词作较少且精品不多,但在北宋词史上却有特殊意义。
他有意识地以诗为词,融诗入词,将原本只属于诗歌的思想内容、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引入词的创作中,开拓了词境,打破了诗词的严格分界,提高了词体的地位,为苏轼的“以诗为词”提供了铺垫和准备。
王安石是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诗词合流发展历程中的一位重要参与人物。
关键词:王安石词以诗为词
在中国数千年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中,诗歌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统,担负着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个人情感和抱负的重要作用,在诗歌发展至全盛的唐朝,一种诗歌的旁支——词逐渐产生发展起来,并最终在宋朝蔚为大观。
词,又名曲子词、长短句、诗余、乐府,是一种配合音乐而填写的文学体裁,可以供以歌唱。
北宋前期,由于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兴盛,社会相对安定,加上政策的倾斜,整个社会形成了追逐享乐的社会风气,为适应歌台舞榭的娱乐要求,大量文人创作的词作流入民间,词这一文学体裁得以迅速发展。
除社会需要外,词的繁荣也源于文人自身抒情的需要。
晚唐五代以来,花间词人创作了大量风格秾丽绮艳、多涉男女情爱的词作,开启了“词为艳科”的传统。
大量文人区别对待诗词,以诗言志,以词抒情。
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
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1]
一、思想内容上的拓展
以思想内容论,王安石的词大致可分为三类:咏史怀古、借怀古以讽今;写景咏物、反映词人的闲适生活;阐释佛理,表达词人摆脱现实束缚
的愿望。
他将怀古、写景、咏物、闲适生活、禅理等传统观念中只能用诗
歌表达的主题写入词中,极大地扩展了词的题材和表现范围。
王安石咏史怀古词的代表作当推《桂枝香》。
此词采取传统的上片写
景下片抒怀的写法,上片连续运用澄江、翠峰、征帆、残阳、酒旗、彩舟、星河等意象,描摹出一副雄壮明丽动静相宜的金陵全景图;下片化用陈后
主亡国旧事和杜牧《泊秦淮》的典故,六朝相继短命灭亡的原因在于“繁
华竞逐”。
王安石此词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仅嗟叹六朝兴亡荣辱,而是
由古思今,末三句严厉谴责宋朝统治者不知吸取历史教训,依然歌舞升平
沉溺声色,《后庭花》的亡国之音犹在耳边回荡。
此词借古讽今,直面现实,赋予儿女情长的“小词”以一种诗歌的格调和意蕴,立意高远,意境
开阔,气势雄浑,被历代评论家公认为王安石成就最高的一首词。
张炎在《词源》中论意趣曾加以称许:“词以意趣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境。
……王荆公金陵怀古桂枝香云……此数词皆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
未易到。
”[4]高克勤在《王安石词简论》提到梁启超对《桂枝香》的高
度评价:“李易安谓介甫文章似西汉,然以作歌词,则人必绝倒。
但此作(指《桂枝香》)却颉颃清真、稼轩,未可谩诋也。
”[5]除《桂枝香》外,王安石另有《南乡子》《浪淘沙令》两首咏史怀古之作。
《南乡子》
是一首集句词,写六朝繁华如逝水,人生如梦,表达词人内心的激愤和不平。
《浪淘沙令》借吟咏伊尹、吕望自况,表达自己对神宗知遇之恩的感
激和雄心壮志。
王安石的写景咏物词共有15首,例如描写词人闲适生活的《菩萨蛮》、《渔家傲》(二首),表达厌倦官场、要求及时隐退的《千秋岁引》,俱有一定的艺术特色。
《渔家傲》(平岸小桥千嶂抱)工笔描摹了
一副清新宁静的山居生活图景,富于诗情画意,表达了词人与山水相悦的
悠闲恬淡的心情,此词与王安石晚年被称为“半山体”或“荆公体”的山
水绝句颇为相似,艺术上极为圆融精巧。
《雪浪斋日记》中称道此词“略
无尘土思”[6],可谓至公。
王安石的禅理词共有11首之多,超过他词作总数的三分之一,大多
流于说教,生硬照搬佛语,如仿柳永词所作的《雨霖铃》,这类词作大半
思想艺术价值不高,多被词论家所诟病,在此不多赘述。
纵观王安石的29首词作,其题材和思想内容涉及咏史怀古、写景状物、吟咏闲适生活、以禅入词,尽管为数不多,却完全突破了晚唐五代及
宋初以艳情为主的藩篱,将传统观念中只有诗歌才能反映的内容以词的形
式记录下来。
在他的笔下,词已经由单纯的娱宾遣兴、应歌娱人的工具,
变为言志自娱的作品。
二、表现手法上对诗歌的借鉴
在王安石之前,北宋初期已经有不少词人在写作手法上尝试“以诗为词”,如张先的大量使用题序、化用前人诗句、用典等,而王安石在表现
手法上也有所突破。
王安石广泛运用用典、集句成词、直抒胸臆等表现手法,使词的艺术表现形式逐步成熟与完善,日益具有诗的气韵。
王安石善于使事用典。
《桂枝香》中的“门外楼头”、“后庭遗曲”,寥寥数字背后包含无数辛酸血泪,以简单的典故达到借古讽今的效果:六
朝统治者醉生梦死的历史还在今天继续;《千秋岁引》中更有楚王兰台之风、庾亮南楼之月、丁威的华表传说等典故。
用典是一种浓缩式的叙事方式,便于词人以简短的词句表达深刻丰富的内涵,用典本是诗歌的传统手法,王安石继承张先等人的传统,将这一手法引入词中,一定程度上将词
雅化,被视为“艳科”的词因而具有了典雅厚重的诗的气质。
王安石词的一大特色是善于熔炼前人诗句,创作了大量集句词。
集句词的创作对词人有较高要求,词人不仅要谙熟古代诗文,还应考虑诗句的长短和声律,更重要的是,将前人诗句运用到自己的词作中时,应契合原词的整体意境和风格,便于词人抒情言志。
王安石现存的集句词包括《菩萨蛮》(数家茅屋闲临水)、《浣溪沙》(百亩中庭半是苔)、南乡子(自古帝王州)等五首,尚有争议的《甘露歌》三首也是集句。
王安石直接化用前人诗句入词,可说是他“以诗为词”的最直接表现。
他直接打破了诗词在题材、创作手法、艺术风格和语言上的界限,使词的内容得以扩展,语言得以雅化,诗词这两种文学题材在他笔下得以合流。
传统意义上的花间词以婉约缠绵为美,表情达意往往比较含蓄蕴藉,而王安石在以词抒怀时,长于直抒胸臆。
《桂枝香》中直接指斥当朝统治者,语意辛辣;《千秋岁引》中直接感叹“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耽搁”,表达希望激流勇退、功名误身的个人感悟,反映了王安石思想中有独善其身的一面。
在王安石的词中,个人情绪和感悟直接呈现于字句之间,少了含蓄之美,使尔雅的词更多了诗歌的磊落和凝重。
三、风格特色上的突破
王安石“以诗为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在于风格特色上的“以诗为词”。
自晚唐五代以来,与花间词内容相伴相生的,是其绮怨幽丽的艺术风格。
北宋初期,张先晏殊欧阳修等文人士大夫,对词的内容作出一定开拓,他们将描写笔触更多地转向闲适生活、离愁别恨、山光水色、人生感悟,创作视角不再囿于简单的儿女之情。
他们都以各自的创作实践,为“以诗为词”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其风格仍以细腻温婉风流闲雅为主。
而王安石在词的艺术风格上有了较大突破。
王安石词的艺术风格因词题内容的不同而迥异,无论是《桂枝香》的雄浑苍劲,《千秋岁引》的清
冷凄婉,还是《渔家傲》等闲适词的平和恬静,都和前人大不相同,具有
鲜明的个人特色。
他的咏史怀古词直接承袭范仲淹边塞词的悲壮苍凉,气
势雄浑,感慨深沉,语意豪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安石的豪放词可说
是苏轼变革词风、开创豪迈一派之前的必要准备,成为词风由“婉约”转
向“豪放”与“婉约”并存的一个重要过渡。
清代刘熙载云:“王半山词
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惟未能涉乐必笑,言哀已叹,故深情之士无不
间然。
”[7]评价颇为公允。
尽管王安石词缺乏情韵深婉的作品,也不符
合词的音乐性的要求,但仅就“一洗五代旧习”而言,他的作品确实对五
代绮艳旖旎的词风是一种突破和冲击,这是毋庸讳言的。
此后苏辛等人或
豪迈豁达或雄劲苍凉的词体风格,在王安石这里都可以寻觅到某些源头,
王安石的豪放词对研究苏辛词有着重要意义。
四、从王安石的词论看王安石对“以诗为词”的态度
如上我们分析了王安石“以诗为词”创作的具体实践,那么,王安石“以诗为词”、融诗入词是否是有意识的开拓与变革呢?我们可以从王安
石留下的关于词的只言片语追寻一二。
魏泰《车轩笔录》卷五记载过这样一则轶事: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
闲日因阅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
“彼亦偶然自喜而为耳,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8]由此可见,王安石
早年对晏殊身为宰相作“小词”的态度是颇为不以为然的,在王安石积极
参与政治的早年,的确很难有心绪去填制他眼中的“小词”。
然而世事并
非总是一成不变的。
日后王安石非但填了二十余首词,而且对词有了更深
入的认识。
赵德麟《侯鲭录》卷七记载:荆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
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如今先撰腔子,
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
”[9]由此我们可以窥探出王安石的一些词学理
论。
王安石认为,词的音乐属性是应当从属于词的文学属性的,他反对曲
调对词造成束缚,要求词可以像诗一样自由抒情言志,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抒发真实的个人情志。
非但如此,他直接引用“诗言志”来证明词比
曲调重要,这本身就说明了在王安石眼中,诗词是同出一源的。
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王安石将词视为一种句式有长短的诗体,他的词作具有大气磅
礴的诗的风格,诗的气骨,也就不足为奇了。
汤江浩在《词至熙丰体变新——王安石词考论》中也提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王安石词作的题
材内容与传统的刻红剪翠的香软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这些内容的变化
不是一时兴会,偶然而至,而是主观追求的结果。
”[10]正是这样有意识
地以诗为词,才形成了王安石独特的词作风貌:反映内容广泛丰富、表现
手法多姿多彩、艺术风格更是一改过去的婉约蕴藉,形成了豪迈或恬淡的
个人风格。
诗词的分界在王安石笔下大大地淡化了,此前张先晏殊欧阳修
等人以诗为词的尝试在王安石的笔下得以大踏步发展,诗词合流的发展轨
迹也日益清晰。
五、王安石“以诗为词”的源头及影响
王安石的词作虽然数量不多,佳作也较少,且成就也多为其诗文所掩,但他在词史上的重要意义却不容小视。
王安石将怀古叹今、个人生活、山
水风物、佛学等传统诗歌主题大胆融入词中,同时广泛运用用典、集句为词、直抒胸臆等诗歌的表现手法,创造了极富个人特色的或雄浑超迈或闲
淡平和的词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诗词的严格界限,拓宽了词体的表现力,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冲击了原先婉媚华美的花间词风,拓展了词境,提
高了词体的社会地位,开日后苏轼豪放词之先声。
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王安石“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并非无源之水。
“以诗为词”既是时代发
展的必然结果,王安石本人又对“以诗为词”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的兴衰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诗尊词卑”的现
象的出现和消退自也不例外。
唐代诗赋取士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唐诗的辉
煌灿烂,也促使整个社会重视诗歌创作。
正因如此,文人们在诗歌创作时
多了一层顾忌心理,个人情感的抒发受到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的
影响,而词的兴起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宣泄个人情感的窗口。
在词体产
生之初,不少词作都产生在歌台舞榭中,以供歌儿舞女演唱,游戏意味比
较浓厚,词的社会地位不高,题材多限于儿女之情,风格多偏于香软婉丽,这是相当自然的。
而李煜、晏殊、欧阳修等人在词中注入自己的真情实感,逐步扩展词的内容,形成各自独特的个人风格,促使词由“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转变。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
原本属于诗歌的艺术手法、题材、风格、语言等,原先单纯的风月言情的
词开始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日益富于诗的规模和气格,以诗为词、诗词
合流的发展脉络日益清晰。
而王安石“以诗为词”的创作正诞生在这一过
程中。
他既承袭和接受了前人“以诗为词”的成果,又以自身的创作实践
直接推动了“以诗为词”、诗词合流的发展进程,对日后的苏轼、乃至整
个宋词词坛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长远影响。
诚然,我们也应该承认,词体的过分诗化,对于词体本身所具有的音
乐性、抒情性的功能有一定的损害。
词脱胎于诗体而自成一家,它既和诗
歌同出一源,又有其独特的和歌演唱、以抒情为主、形象性强的特点。
随
着时代的变迁和诗词合流的不断发展,除周邦彦、李清照等少数精通音律
的词人外,词体的音乐性日益被人们忽视乃至渐渐遗忘。
更重要的是,
“以诗为词”的本质意味着词的“雅化”,原本属于民间俗文学的词逐渐
成为士大夫笔下的雅文学,固然促使词的地位得以提高,但与此同时,原
先纯粹用以抒情的词却同样面临着被传统诗教束缚的尴尬局面,词温婉细
腻的抒情性功能受到了一定损害。
然而瑕不掩瑜,“以诗为词”、诗词合
流毕竟将词从缠绵悱恻的狭小局面中解放出来,将词提升到得以与诗歌并
驾齐驱分庭抗礼的地位,将宋词引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在诗词两种题材逐渐靠拢合流的历程中,尽管王安石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一分子。
他上承晏欧的“以诗为词”的尝试,下启东坡大刀阔斧的改革,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和词论积极推动“以诗为词”的发展,“以诗为词”最终在苏轼手中得以成熟和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