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皮卷全书之05《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羊皮卷全书之05《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正文第六卷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自传
回顾我的一生，有时我不禁这样想：如果有人提议我再活一世的话我愿意让我的一生再重演一次。

当然，如若可能，我也希望把某些不幸的遭遇变得更顺利些。

但是，我知道我这个希望是不可能重演的。

然而，最接近重演的似乎就是回忆了。

为了使回忆尽可能地保持久远，就应当把它记下来。

我出身贫寒，幼年生活在穷苦卑微的家庭中，后来，承蒙上帝的祝福，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生活优裕，在世界享有声誉，且一帆风顺。

我的子孙或许愿意知道我的那些处世之道，可以用以借鉴。

从一位伯父的笔记中，我了解到我们富兰克林家族在英国诺桑普顿郡的爱克顿教区至少住了三百年，并且，全家有30英亩的自由土地和一个铁器作坊。

当时，家族中的长子都要被培养成继承这种行业的人，而我的伯父和父亲就是按照这个老规矩走过来的。

我的祖父汤姆斯有四个儿子。

我的父亲约瑟最小，但是，他很年轻就结婚了。

大约在1682年，我的父亲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跟着一批追求宗教自由的人来到美国的新英格兰。

我的父亲共有两个妻子，第一个妻子生了四个孩子，第二个妻子也生了十个，我家共有十七个孩子。

我的妈妈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名叫阿拜亚·福求，是彼得·福求的女儿。

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生于波士顿。

我的父亲想让我献身于宗教事业，所以，8岁的时候，把我送到了语法学校去念书。

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都相信，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学生。

正如他们所料，当时，我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了班里的优等生。

但是，因为家庭人口众多，家里供不起我上大学，所以，不到一年，我父亲就给我转了学。

之后，父亲把我送进了另一所学校，让我学习书法和算术。

在这里，我很快就学会了一手清晰的书法，但算术却不及格。

在我10岁的时候，父亲让我退学回家帮助他经营制造肥皂和蜡烛。

但是，我不喜欢这个行业，因为我们住在海边，所以，我很早就擅长游泳，后来又学会了划船。

每当我和其他小朋友在船上玩的时候，他们总是让我当船长。

特别在遇到困难时更是如此。

而我则总是当孩子头。

由于小时候的记忆，所以，我渴望去航海，但他不同意。

因为我从小就喜爱读书，所以，一直把全部零用钱都花在书上。

因为喜爱《天路历程》，我一开始就收集约翰·班扬文集的单独发行的小册子。

以后我把它们卖了，用这笔钱又买了柏顿的《历史文集》。

当然，这些是开本很小的，由小贩们贩卖的书籍，价格便宜。

正当我的求知欲那样旺盛的时候，可当时业已决定我不做牧师了，所以，没有机会阅读更适当的书籍，迄今此事仍是我的遗憾。

因为我对书感兴趣，所以，父亲决定把我培养成为一名印刷工人。

当时，我的一个哥哥盾姆士已经从事印刷工作。

在1771年，詹姆士从英国回来，带回了许多印刷工具，一台印刷机和许多铅字，他准备在波士顿开业。

没用多长时间我就掌握了印刷技术，成了哥哥的得力助手。

并且，这时我有机会阅读较好的书籍了。

当时，有一个名叫马太·亚的先生，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商人，经常到我们的印刷铺里来。

在他家里藏书颇多，他注意到了我，邀我到他的藏书室里去，并借给了我一些书籍。

就从这时我爱上了诗歌，写了几首小诗。

那时我哥哥认为写诗可能日后有用，所以鼓励我并且命我编写两首应时故事诗。

但是，我父亲却反对，他嘲笑我的诗歌，他说诗人一般都是穷光蛋。

这样我幸免成为一个诗人。

但是，在我一生中散文的写作对我十分有用，而且是我发迹的一种主要手段，因此我将告诉你，我是如何在这一方面获得一点小小才能的。

在我的镇上还有另外一个爱好读书的孩子，名叫约翰·高令斯，我和他往来甚密。

有一次，我和高令斯进行了一次关于妇女应否受高等教育以及她们有否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的辩论。

高令斯认为妇女受高等教育是无益的，她们也没有能力学好。

由于是辩论的缘故，所以，我和他持相反的意见。

但是，我们的辩论毫无结果，于是，我们就分手了，以至好长时间不想再见面。

之后，我就把论据写成书面材料寄给他。

他答复了，我又回驳。

就这样，我们通了三四封信。

后来父亲偶尔发现并看了我的文章。

父亲借此和我谈了很多有关写作的知识，他告诉我，拼写正确，用词恰当，这是我的高明之处，但他认为我的表达能力不强，主题不明确。

我认为父亲说得非常正确。

从那以后，为了提高写作能力，我更加注意练习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并且逐步提高了写作能力。

那时，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从事写作，但是，我仍渴望能成为一位出色的英文作家。

为了能实现这个愿望，我开始阅读大作家的作品以提高自己。

苏格拉底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被他的推理方法迷住了，并决定在辩论中采用他的方法。

在与别人辩论时，哪怕对方的知识比我渊博，我仍能熟练地诱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而且，无论如何，他们也摆脱不了这种困境。

所以，在辩论中我总是获胜者。

这种辩论方法，我使用了几年，之后，我只保留了其中一部分要领。

在论述论点时，我常说"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恐怕是这样的吧"或"我想是这样的吧"。

我从来不使用"当然了"、"毫无疑问了"这样的字眼。

我认为这种方法是大有益处的。

用这种方法，我能很有利的说服别人同意我的见解。

在辩论中，人们都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从而取得一致的意见为目的。

讲话时的态度应使善意的人们不反对你，这才是聪明的。

1720年或1721年，我哥哥开始出版一份报纸，叫《新英格兰报》。

这将是在美洲殖民地出版的第二份报纸。

我哥哥的一些朋友很聪明，喜欢为报纸撰写一些小故事。

这使得报纸富有情趣，增加了销路。

他们常来拜访我们，我很喜欢倾听他们谈论他们的作品是如何博得好评的，我被他们的谈话所激励，决定也试着为报纸撰稿。

但是，当时我仍然是个孩子，哥哥一定不会同意让我在他的报纸上刊载稿件的。

于是，我就用了一种奇特的字体写了一篇故事，并在夜里把它扔在印刷厂的门口。

第二天上午，哥哥的朋友们照例来访，他们朗读并且评论了我的作品。

我对他们的赞扬感到十分得意。

之后，我又写了几篇故事，同样也都受到了好评。

当我厌倦了这种把戏的时候，就不再保密了，并宣布这些文章的作者就是我。

知道作者是我之后，哥哥的朋友们对我的评价更高了。

但是，他们对我的赞扬却使我哥哥大为不快。

因为，他怕我会因此变得更加自负。

后来，我们报纸上发表了我的一篇谈论政治的文章，触怒了议会。

哥哥为此被拘留了一个月。

我想那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不愿意披露作者的姓名吧。

后来，我也受到了法院的传讯。

虽然，我的回答没有使他们达到目的，但他们在教训了我一番后还是放我走了。

也许，他们认为，作为学徒应该保守师傅的秘密吧。

在哥哥被拘留期间，我主持了报务。

在报上我大胆地对统治者进行冷嘲热讽，我哥哥倒很喜欢这些文章。

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开始对我有了恶劣的印象，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有着诽谤讽刺癖好的天才青年。

当我哥哥被释放的时候，州议会发出了一道命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

哥哥的朋友们在印刷厂里聚会商讨对策，有的提议改换报名，但是，哥哥不肯接受这项提议。

最后，哥哥决定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出版商继续办报。

后来我与哥哥有了分歧意见。

我决定宣布自己是自由的。

当时，我气愤的是他常常打我。

其实，他不是个坏人，也许是我惹得他发脾气的缘故。

当我哥哥知道我要离开时，他嘱咐波士顿所有印刷厂的师傅都不要雇用我。

他为我重新找工作设下了障碍。

结果，所有印刷厂都拒绝给我工作。

在这个时候，我无路可走了。

于是，我决定离开这里。

因为，纽约是有印刷厂最近的地方，所以，我打算去纽约。

但是，父亲不同意我去纽约，他认为我必须和哥哥在一起。

我知道，如果我公开去纽约的话，他们所有的人都会阻拦我。

于
是，我请我的朋友高令斯帮忙，他给我想了一个小小的妙计。

他跟一只纽约州的帆船船长讲好了让我搭乘他的船，说我是他的一个年轻友人，因为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怀了孕，她的朋友们又逼着我娶她，所以我无法公开地出现或上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卖掉了一部分书籍，凑了一点钱，悄悄地上了船。

因为是顺风，三天后就可以到纽约了。

这样，一个年仅17岁的男孩子，既没有一封介绍信，也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口袋里仅有少量的钱，到了一个离家几乎300英里之遥的地方。

此时，我对航海的兴趣已经消失了。

由于我学会了一种手艺，并且自信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工人，我去找当地的印刷铺老板，年老的威廉·布莱福德——他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铺老板，后来又从那里搬到了纽约，我请他收我为伙计。

他那里生意不多，人手已经够了，所以他不能雇用我。

但是他说："我在费械的儿子最近失去了他主要的助手阿克拉·罗斯，他病故了。

如果你到那里去，我相信他一定会雇用你。

"
费城离纽约有100英里的路程。

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我出发了，坐船到安蒲，留下我的箱子和铺盖，以后由海路运来。

在途中，我们遇到了狂风，风把船上破烂的帆撕成碎片，因此，我们无法驶入小河，狂风却把我们吹到长岛去了。

当时，有一个喝得烂醉的荷兰乘客失足坠入海中，当他正往下沉的时候，我伸手入海抓住了他乱蓬蓬的头发，最后，总算把他到了船上。

掉入水中之后，他清醒了不少。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要我替他去弄干，然后就睡觉去了。

我一看原来是我多年来最心爱的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荷兰文版，用上等纸精印，还附有铜版插图。

可以说，这本书是我见过的印刷装订最好的版本。

据我所知，班扬是把对话混进叙述中的第一个人。

他的这种写法让读者非常感兴趣，在最动人的部分，读者宛如身历其境一般。

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和《宗教求爱》、《摩尔·富兰德尔》、《家庭教师》等都成功地模仿了这种方法。

在靠近长岛的地方，因为海滩海浪澎湃，乱石丛生，我们发现无法在该地登陆。

不久，岸上有人来了，他们对着我们大声呼喊，我们也向他们呼叫，但是，由于风太大、浪太响，我们彼此听不清对方所说的话，所以，无法相互表达自己的意思。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走开了。

天黑了，我和船老板，还有那个全身透湿的荷兰人一同挤在小小船舱里。

浪花打在船头上，漏进舱来打在我们身上，结果，没过多久我们身上几乎跟那个荷兰人一样了。

我们躺了一夜，根本就没有睡着。

第二天，风渐渐小了，我们努力想要在天黑前到达安蒲，因为我们已经在水上过了三十小时，既无食物，又无淡水。

当天晚上，我发高烧，上床睡了。

晚上喝了许多水，出了大半夜的汗，烧终于退了。

第二天上午，向着50英里以外的柏林敦徒步前进，在那里，据说有船可以送我直达费城。

两天后，强打精神，又经过一番艰苦的跋涉，我终于赶到了柏林敦。

碰巧，有一只小船，正准备去费城。

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到达了费城。

当我到达这个城市时，我身上肮脏不堪，饥寒交迫，精疲力竭，工作服的口袋里塞满了衬衣和袜子。

我形影相吊，举目无亲，身边仅有一先令和一个荷兰币。

我来到大街上，走进一家面包店，买了3个便士的面包，有三大块。

因口袋装丁衣袜，只好把面包夹在腋下，嘴里还啃着一块。

走在市场大街上，正好路过我未来的妻子里德小姐家的门前。

当时，她恰好在门口看到了我，她还以为我是故意做出这副滑稽可笑的样子。

当我塞满了肚子后，就把剩下的面包送给了一位同船的妇女和她的孩子。

第二天早晨，我去见印刷厂老板安德鲁·布莱福德。

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请我吃早饭。

但是，因为他刚刚录用了一名新工匠，所以，他不能给我工作。

他告诉我有一个叫凯谟的人，最近在费城新建了一所印刷厂，也许能雇用我。

我到了凯谟的新印刷厂后，发现凯谟的印刷厂只有一台陈旧的印刷机和一小箱铅字。

并且，他的印刷机也坏了，不会修理，我为他修好了机器。

他答应一旦准备就绪，就可以让我来印刷他的诗作了。

几天后，凯谟派人请我去印他的诗。

此时，我发现，这两个印刷厂老板对印刷业都缺乏技术训练。

布莱福德根本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受过教育。

凯谟虽然读过书，但他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印刷机，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

并且，他的脾气也很坏。

凯漠不喜欢我为他工作却住在布莱福德家里，于是他安排我住在里德先生家。

现在我的外表，比里德小姐见到我在大街上大口嚼面包时的样子要体面多了。

在这里，我尽量地不去想波士顿，也不想让那里的人知道我住在哪里，当然，我的朋友高令斯除外。

在费城安顿之后，我给高令斯写
信，让他为我保守秘密，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哪里。

但是，我的姐夫罗伯特·霍姆斯是一位船长。

这艘船，在波士顿与道拉瓦之间航行。

因为纽格斯尔位于费城道拉瓦河下游的40公里处，当船到达纽格斯尔时，他打听到了我的下落。

霍姆斯写信告诉我，由于我的出走，全家都非常的不安，而且还催我赶快回家，并向我保证，只要我回去，一切都可依从我的意愿。

我回信感谢他的忠告，在信中我竭力证明，我的过失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严重，并阐明我离开波士顿的理由。

当我的回信到了霍姆斯手中时，他恰好和兼任宾夕法尼亚州与道拉瓦州的州长威廉·基夫先生在一起。

霍姆斯向他提到了我，并把我的信给他看了。

州长读了我那封信，当他知道我的年龄时，好像很吃惊。

他告诉霍姆斯，我是一个前程远大有作为的青年，只是需要别人的帮助。

他确信，如果我办一家印刷厂，我一定会获得成功。

他说，如果需要帮助，他一定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我，并且，保证把公共事务的印刷任务全交给我。

这也是霍姆斯后来才告诉我的，在此之前我对州长的上述反应一无所知。

有一天，州长和另一位绅士科伦那·富兰契来到凯谟的住宅。

来找我。

他彬彬有礼地和我谈话，并说了许多赞美的话。

他表示很想成为我的朋友，并为我没能在他到来之前去拜访他而感到遗憾。

听到他的话，我感到受宠若惊，凯谟在一旁更感惊奇，他的神情像只木鸡。

州长建议我自己开业，而且表示对我的成功确信无疑。

他和富兰契都一再向我保证将帮助我得到政府的印刷生意。

我告诉他，不知道父亲是否会同意我建立印刷厂。

威廉先生说他坚信他会劝我父亲同意的，他将给他写封信。

州长在给我父亲的信中对我倍加称赞，还赞扬了他为我制定的计划，说如在费城开办印刷业，必然会使我发迹。

大约在1724年4月底，有一艘小轮船准备开往波士顿。

我告别了凯漠，说是去看望我的老朋友。

这次，我们的船顺利地到达了波士顿。

此时，我已离开这里七个月了。

我突然回到波士顿，家人见到我都大吃一惊。

看到我，大家都很高兴，对我表示热烈欢迎，惟独哥哥与众不同。

之后，我到印刷厂去看望哥哥。

哥哥此时的衣着打扮比我为他工作时讲究多了，从头到脚一身新西装革履，戴着手表，口袋里装满了银币。

谁料，哥哥看到我，只打量了我一下，然后，又继续干活去了。

父亲收到了州长的信，显然很惊奇。

我父亲觉得，州长让一个离成年还差三岁的孩子建厂，实在不是高明做法。

我父亲问州长的为人怎样。

，霍姆斯也为这项计划说好话，父亲仍然认为这样做不够稳妥。

于是，父亲给州长回了一封措辞委婉的信，感谢他对我的慷慨帮助。

在他看来，我太年轻了，不能胜任一个重要而又庞大的企业的管理工作。

所以，他自己仍然拒绝帮助我。

我的朋友约翰·高令斯对我和他讲的费城的情况感到欣喜若狂，他决心也到那儿去。

当我还在等我父亲的回答时，他已经出发了，而且告诉我他将在纽约等我。

回到波士顿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跟哥哥之间没有和解的可能，于是，我决定回到费城。

哥哥也答应让我回到费城去，他告诫我对当
地人士切忌讽刺和诽谤，应当谦恭有礼，好获得人们一致的好评。

他还告诉我靠不断的辛勤劳动和耐心节约，到我21岁时我或许能有足够的积蓄开业。

倘若到了那时候，我的积蓄接近所需的费用，他会帮我凑满不足之数。

这次去纽约我获得全家人的同意和祝福。

帆船停靠在罗特岛的新港，我去探望哥哥约翰。

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年，并且，结了婚。

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因为他一直很爱我。

我来到纽约，高令斯正在等我。

当我住在波士顿时，我把大部分工余时间用来和他谈天。

他的学识获得了一些牧师和其他绅士们的尊敬。

看起来，他的前程似锦。

但是，高令斯养成了酗酒的坏习惯。

他告诉我，自从到纽约之后，他每天都喝酒，赌博也输掉不少钱。

我不得不替他还清在纽约的债务，还要为他支付去费城的路费。

这使我感到十分烦恼。

高令斯打算在银行工作，并弄到了几份推荐书。

但是，因为酗酒，他没找到工作，只好继续和我住在一起，开销都由我支付。

他知道我手里有钱，所以他总是向我借钱。

他还和我保证一旦找到工作立即还债。

没多久，他已从我手里借了很多。

对此，我不免有些忧虑，但是，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当喝多了的时候，他常常大发雷霆，并且，有时我们常常因为他的酗酒恶习争吵不休。

最后，高令斯遇到了一位船长。

这位船长正为一位正在西印度的绅士的孩子聘请家庭教师。

船长决定雇佣高令斯。

这样，高令斯离开了我。

他答应把他的第一次薪水寄给我还债，但从此他就杳无音信了。

当基夫州长看到我父亲的回信时，他说我父亲太谨小慎微了。

他说："既然你父亲不肯帮忙，那么，这件事情包给我吧。

你开一个需要从英国买的物资清单，我派人去买。

至于债务，当你有能力的时候再
还吧。

我决心要培养出一名出色的印刷工人，而且我确信，你一定会成功。

"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非常诚挚，以至使我对他是否会信守诺言没有丝毫怀疑。

后来，我才听说，人人都知道州长就是那种到处许愿又从不兑现的人。

如果其他人知道我要依赖州长建厂，我的那些深知州长为人的朋友，一定会劝我婉言谢绝。

但是，我从来也没向他求援，因此，我怎么能怀疑他的慷慨资助呢。

我还是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

我向州长呈报了一份开办一所小印刷厂所需的物资清单。

我计算了一下这些物资大约价值100英镑。

他同意了。

我们还讨论了卖书卖报的优越性，以及在我们印刷厂中印刷物资的供应问题。

我将会见一些出版商和生产印刷设备的厂家。

他告诉我，如果我亲自去英国将再好不过了，这样，我一定能得到最好的设备。

那时候，在伦敦和费城之间只有一艘轮船航行。

但是，此时离开船还有好几个月，因此我继续和凯谟一起工作。

我们相处得很快活。

但他对我要建立自己的印刷厂是一无所知的。

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上了里德小姐，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

我爱她，也尊敬她。

我有充分的理由确信，她对我也是如此。

但我们还太年轻，刚过18岁，而且我即将扬帆远航。

她母亲认为不要操之过急，在她看来，如果我们是真诚相爱，最好还是在我回来以后再结婚。

因为那时，我将着手建立自己的企业。

在准备去伦敦之前，基夫州长十分喜欢和我在一起。

他经常邀我去他家做客，并喋喋不休地提及让我在印刷业里出人头地。

并告诉我，他要写信把我推荐给他的朋友们，甚至还说要为我写一份贷款介绍信，这将为我提供我办厂所需要的钱。

并且，他还叫我在某个时候去取这
些信。

但是，每当我去取信时，他总是告诉我，"等以后再说。

"
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已经到了要起航的时候了，而且起航的日期已推迟了好几次。

最后，我实在是急了，就到州长那儿去取信件，他的秘书告诉我，州长很忙，船在纽格拉斯停泊时他将去那里，信会在那儿交给我。

这次我与詹姆士·腊尔夫同行。

据说，他要在英国开办企业。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和他岳父母的关系不好。

他打算把妻子扔给岳父母，而且永远不再回来。

我告别了朋友，并与里德小姐立下了海誓山盟。

然后，离别了费城。

船到了纽格斯尔，我去找基夫州长。

和上次一样，他的秘书用世界上最甜蜜的语言接待了我，并告诉我说，因为州长正忙于处理极其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不能见我，不过，答应把信送到船上，还说，州长祝我一帆风顺，早去早归。

我回到船上的时候，感到有点奇怪，但仍然没有疑虑什么。

船上的旅伴中有一位叫田纳，是个商人。

还有一个叫安德烈·汉密尔顿的，是费城一位有名的律师。

这两位绅士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

不久，听说富兰契带来了信，于是，我立刻到船长处去要我的信件。

船长告诉我，所有的信件都装在一个邮袋里，但是，他一时找不出我的信。

他说，到达英国之前，可以让我检查邮袋，从中找出州长给我的信。

当船快到英国的时候，我去找信，发现有六七封是州长亲笔写的，但是，没有一封是写给我的。

其中一封是写给一家文具店的，另一封是写给英国一家印刷厂的。

我以为这两封信就是州长答应为我写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