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长存的原因

论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长存的原因
2019-09-27
【摘要】君主专制制度，是以君王为核⼼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在我国，君主专制制度存续了两千多年，虽有王朝的更迭，但君主专制的制度始终不移，并未如西⽅⼀样⾛向民主道路，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具有迥异于西⽅的政治⽂化观。

【关键词】君主专制；政治⽂化观；儒学思想
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得以⼀路沿袭⽽没有演变成西⽅式的王权治理，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具有迥异于西⽅社会的政治⽂化观，它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借以建⽴并不断推向极致的基础。

从⽂化与制度间关系的视⾓去探析中国君主专制制度长存的原因，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反思现实，剔除国家治理中的“专制”流弊。

⼀、⽂化与制度间的关系
制度由深厚的⽂化⽀撑，⽂化是制度的基础，作为⼀种集体⾏动的产物，制度有赖于传统习惯和⽂化观念的⽀持。

西⽅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对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化因素进⾏分析后指出，中国没能产⽣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其⽂化特性的不同，韦伯强烈地意识到宗教观念、⽂化精神、道德伦理等对于资本主义产⽣与否的重要⽀持作⽤，将制度变迁与⽂化演进联系在⼀起，指出制度变迁的过程受到⽂化因素的⽀持。

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化基础早在王朝政体成⽴之前的公社形态下就⼤致成熟了，在漫长的公社时期，社会关系靠伦理道德规范调节，⽽伦理道德⼜以宗法⾎缘关系为核⼼内容，“尊尊也，亲亲也，男⼥有别，此不可与⼈变⾰者也。

”（见《礼记·曲礼》）的伦常关系到了三代社会就不再仅仅是习俗⽽已，⽽是神圣化了，成为“不可与⼈变⾰”的法律规范，封建制度的⾦字塔于是在宗法规范与伦理纲常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并经过儒者⼤张旗⿎的理论宣传，以传统的制度和普遍的社会⼼理为基础，形成⼀种以伦理道德为中⼼的深具中国特⾊的政治⽂化价值观，这种政治⽂化观之中⾚裸裸的⽗权、君权和神权思想⾃不必说，就是常为今⼈称道的仁政、平均主义、⼤同理想等等传统政治思维也从根本上区别于个⼈价值、尊严、独⽴、⾃由、平等之类在今天民主观念之下不可剥夺的天赋⼈权。

在这⼀政治⽂化观之下，催⽣了我国“国家主义”的政治⽂化精髓，家国同构，国⼤于家，主张国家⽣活、整体⽣活、社会⽣活⾼于个⼈⽣活，“中国⼈把⾃⼰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同时⼜是国家的⼉⼥”。

正是这种家国同构、国⼤于家的政治⽂化观，衍⽣出维持古代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化价值观。

⼆、维持古代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化价值观
（⼀）“君权”的合法性
关于君的来源，有多种观点，《春秋繁露·尧舜汤武》认为：“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王天下。

”《春秋繁露·尧舜汤武》说：“唯天⼦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

”《左传·⽂公⼗五年》则认为：“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将君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归因于“天”，由“天”赋予君王垄断性与绝对性的权⼒。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君权天授”的说辞，将君王塑造为国家的最⾼⽴法者、最⾼权⼒执⾏者，为君王的统治权寻找到⼀个超脱⾃然的合法来源。

（⼆）“易君”的合法性
董仲舒说：“道之⼤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天命不常”⼀“有道伐⽆道”⼀“反皇帝不反皇权”的王权理论，是通过极端形式对君主政治的运⾏进⾏调整，其最终结果仍是重建君主统治的体系，但这种理论提供了制约君权的理论依据，从不同⾓度论证了调节君权的必要性。

“德化的治道”是对君主⾄⾼⽆上权⼒的⼀种制衡，“以有道伐⽆道”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内在调节机制，君权的绝对化理论与对君主专制的调节机制有机地融为⼀体，君权⾄上的刚性原则是统治秩序的主体，是坚定不移，不可动摇的；王权调节机制是对绝对君权的补充，其⽴论的前提实质上仍然是对君权的肯定。

“易君”这种内在调节机制并不触犯君主政治制度本⾝，⽽是针对那些倒⾏逆施，背离原则，有损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昏君暗主，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使君主专制体制更加巩固。

（三）“君统⾂”的合法性
从战国到秦汉，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为了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都竭⼒宣扬事君与事亲⼀体的伦理纲常。

《孝经·开宗明度章》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

”《礼记》说：“⽗⼦之道，君⾂之义，伦也”；“事君不忠，⾮孝也”。

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班固撰《⽩虎通义》，以阴阳五⾏的学说解释三纲六纪，更进⼀步为君权、⽗权的结合提供了神学的依据。

对君权的绝对服从，既是政治上⼈⾝⾪属关系的规定，⼜是伦理纲常上尊卑名分的要求。

在把君权绝对化、“君命”绝对化的过程中，君主利⽤宗亲⾎缘传统，把君⾂关系⽐作⽗⼦关系，借⽤宗法家长专制传统观念，强迫⾂服从君，⾂事君如同⼦事⽗，⼦对⽗要“报⽣以死”，⾂对君要“报酬以⼒”，这是“⼈之道也”。

在这种家长制的等级结构中，君统和宗统统⼀，天⼦对于诸侯，上级贵族对于下级贵族，⼤宗对于⼩宗，都具有天然尊长的⾝份，君对于⾂，亦是⾂的家长。

战国时，《国语·晋语》说：“事君不贰是谓⾂，好恶不易是谓君，君君⾂⾂，是谓明训。

”“委质为⾂，⽆有⼆⼼。

委质⽽策死，古之法也。

君有烈名，⾂⽆叛质。

”这种绝对⾂忠君观念，维护了君主专制的统治。

（四）“君治民”的合法性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民本君主”，即把政治体看做是由君王和⾂民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统⼀整体，君王和⾂民作为
整个政治体的组成要素，它们密不可分。

其中，君王是这个政治体的“主”，⽽⾂民则是这个政治体中的“本”。

从这个根本前提出发，⼀些⼈强调“主”在这个政治统⼀体中的作⽤，被称为君主主义，另⼀些⼈则强调“本”在这个政治统⼀体中的作⽤，被称为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者”认为君与民的关系是天定的，君主是为民⽽设的，是为了“抚民”、“养民”，抚民养民是上天给君王的职责。

孔⼦把“君君、⾂⾂、⽗⽗、⼦⼦”当做“仁”的基本内容，并且强调“天⽆⼆⽇，⼈⽆⼆主”。

孟⼦提倡施“仁政”⽽⾏“王道”。

苟⼦说“君⼦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母也。

”（《荀⼦·王制》）。

君主主义者认为，君王既是上帝在世的化⾝，是“天⼦”，⼜是世间的“⼈主”，是“民之⽗母”，因⽽，君王是联系天与⼈的惟⼀环节，他“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

”（《汉书·晁错传》）
⽆论民本主义者还是君主主义者，实际上其倡导的观点都是将君与民看做对⽴统⼀的整体，君离不开民，民也离不开君，民是“本”、君为“主”，这种“本”“主”关系的实质就是被统治与统治的关系。

三、古代中国政治⽂化价值观形成的基础
在论述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时，孙晓春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经历了缓慢的循序渐进的历史进程，决定于强⼤的专制主义统治，儒家的道德意识以及相对稳固的⼩农经济三种因素的作⽤。

儒家的道德意识因⽽具有了⼀种建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基础的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得到了充分发展，儒、道、墨、法等学派的思想在这⼀时期确⽴起来；汉代，随着政治⼀统和经济繁荣，思想⽂化的统⼀提上了⽇程，董仲舒以儒为主，吸收了道、法、阴阳家的思想，作《春秋繁露》，开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奠定了这⼀局⾯的，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化形态和⽂化现象：
（⼀）中国古代，宗教神权始终不发达。

由于特定历史环境，中国古代⽂明初期，没有经历过神权国家阶段，以神为本体的⽂化很不发达，决定了中国⽂化向⼈⽂主义发展的⽅向。

中国传统的⼈⽂思想是以确认⼈的本性为出发点，以道德为标准，对⼈性进⾏品分。

“格物、致知、诚意、正⼼、修⾝、齐家、治国、平天下”（《⼤学》）的儒家“⼋条⽬”，规范着⾂与民的⾏为，也把君的“德治”含于其内，成为民德、⾂德、君德的坐标。

（⼆）经学⽅式是中国传统政治⽂化的思维特征。

中国传统政治⽂化的主体是儒学，经学是传统儒学的制⾼点。

⾃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以后，传统儒家的思维⽅式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益扩⼤，⼈们在主观上认定，儒家经典是⼀切科学与知识之源。

从两汉始⾄清代，经学⼀直被⼈们视为最精深的学问，历代注家层出不穷，虽然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经学的思维⽅式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是有两点却是共同的：⼀是把⾃⼰的思维视野囿于儒家经典之内；⼆是把圣⼈之⾔、经传所云视为⼈的政治⾏为的规范和治理国家的准则。

它将儒家的道德理想、价值取向与⾏为规范在很⼤程度上“制度化”为每⼀个⼈，包括君、⾂、民的⽬标、原则与活动规范，使专制制度获得了思想源头和皈依。

四、结语
“道德的基础是⼈类精神的⾃律”深深植根与⽂化之中的道德准则，以⼀种⽆形但却强⼤的⼒量，把⼈的⾏为拉⼊符合道德规范的轨道，这种⼒量是发⾃内⼼的⾃觉与⾃愿，甚⾄是⼀种⽆意识，其效果却具有强烈规范意味。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们遵守道德习俗时的那种“毫⽆思考”与“出于⽅便”就是⼀种⽆意识。

这种⽆意识使道德习俗具有了“在今天可能还是⾮常命令性的，连⼀个独裁者也没法推翻它们。

”的⾏为约束⼒，出现“从⼼所欲⽽不逾矩”的现象，这种已经积淀为特定社会⽂化价值观念的道德意识，已经具有了制度化的特质，为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强有⼒的合法性来源。

注：本⽂为⽹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场⽆关。

好⽂章需要你的⿎励
你需要服务吗？
提供⼀对⼀服务，获得独家原创范⽂
了解详情
期刊发表服务，轻松见刊
提供论⽂发表指导服务，1~3⽉即可见刊
了解详情
被举报⽂档标题：论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长存的原因
被举报⽂档标题：论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长存的原因被举报⽂档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