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柳永和周邦彦词作之异同]周邦彦少年游

[浅析柳永和周邦彦词作之异同]周邦彦少年游
柳永和周邦彦是北宋时期词坛的著名词人，两人的词同中有异，异中存同。

周邦彦虽较柳永晚了近一个世纪，但是在雅俗风格的取舍选择方面以及慢词的铺叙手段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蜕变和发展的关系。

王易对“词家正宗”解释为“自来为词者皆目之为艳科，以为绸缪婉转，绮罗香泽，乃词之正宗。

”周邦彦的词之所以被誉为“最为词家之正宗”，就是因为最为符合这一历代士大夫文人既定的宗旨。

柳周两人都曾出没于青楼楚馆，相似的生活阅历成就了他们相同的文学体裁。

翻开《乐章集》、《清真集》，恋情词比率很大，宋代胡仔在《苕溪渔隐从话》中指出“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留穷愁之词，则闺门淫谍之语。

”周邦彦摒弃了柳永词里有关于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和描写都会繁华以及反映中下层人民生活情趣的内容，而专工艳词和羁愁词。

柳永写过一些庆贺北宋王朝和投献达官贵人的词，如《送征衣》的庆皇子“诞弥月”等等。

周邦彦的《清真集》里一首也没有。

但周邦彦不写这类词，并不说明他不对统治阶级唱赞歌。

《宋史……文苑传》说他“元年初游京师，献《汴都赋》万余言，神宗异之，”所以，“自太学诸生一命为正。

”可见他是用别的形式歌功颂德，而坚持不把此类内容入词。

因为有共同的生活经历，他们的词作中出现大量“艳情”也非常自然。

比如柳永的《鹤冲天》：“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饷。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周邦彦的《瑞龙吟》：“黯凝伫。

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

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

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

惟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

”周彦邦用华丽的辞藻对他放浪的生活加以粉饰，显得含蓄委婉，而柳永则直抒胸臆，毫不掩饰。

这说明宋词至周邦彦还没有从“词为艳科”这一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纵观历代词评，对柳词之内容斥之者尤胜。

寻花问柳，听歌买笑，本是封建士大夫们的常事，为什么唯独柳永因此受到非议和被斥为“薄于操行”呢？原因是此类事情，封建统治阶级尽可以做在暗处，但不许明里说破。

柳永不仅明里与乐工、歌妓为伍，而且把这些都尽情吐露在词中。

柳永虽说也是封建士大夫，确是下层破落文人，而周邦彦长居官场，帮闲味尤浓。

正是因为这种地位和生活经历的差异，反映在词作中的思想情绪也有所不同。

柳永久处妓群，对她们的思想和不幸有所了解和同情，甚至产生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真挚感情。

他的《迷仙引》：“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就反映了妓女希望跳出火坑的痛切呼声和争取人生幸福的强烈要求。

当然柳永对妓女既有同情和理解的一面，又有与一般士大夫一样寻欢纵乐的一面，而前一面正是他不同于周邦彦及士大夫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词作与周词在内容上的本质区别之所在。

在表现手法上，周柳都擅长铺叙，不同的是柳善白描，而周则长于勾勒。

柳词的铺叙往往是平铺直叙，给人以一览无余之感。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按自然顺序即过去、现在、将来；从空间角度上看，按照明晰的自然空间位置来转换，如从内到外，从东到西。

如《引驾行》：上阙从离别时的自然与心理环境写起，然后写离别，最后抒情。

下阙集中抒情。

抒情是按过去、现在、将来的自然时序展开。

这样全词的结构就很清晰，如《双声子》、《八声甘州》等。

而周词更讲究人工思力，不像柳词那样以平铺直叙为主要形式，往往采取回环往复、因果倒置、时空交错等手法，有意使结构复杂多变，其词给人以摇曳多姿之感。

如《兰陵王……柳》，此词别情中渗透着漂泊的疲倦感。

第一片写自我的漂泊，第二片写目前送别的情景，既有往事的回忆，又有别后愁苦的设想。

第三片又有眼前景折回到前事。

因而整首词时空交错，一会眼前一会过去，一会朋友一会自己，今昔回环，情、景、事交错，可谓是一首穷极工巧之词。

柳周在形式上都精通音律，他们所创的许多词调都成了后人作词的规范。

柳永更是大胆地创制“新声”，丰富了词作的曲牌。

唐圭璋先生所编的《全宋词》收柳词212首，而慢词竟达103首。

可以说柳永是大量制作慢词的第一人，从而使词的容量大增，有利于词的进一步抒情、叙事、写景、伦理。

考其能大量创制慢词之缘由，除了他本人富有艺术天赋以外，恐怕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和他与乐工、歌妓的交往不无重大关系。

柳永完成了前人所未完成的创造与变革，为词的发展高峰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人在词这种文学体式的天地中驰骋开拓了道路。

到了北宋中叶，词的发展日趋严整，周邦彦的词作最能体现这一点。

他上承柳永创调之业绩，下“开北曲之先声，”审音度调，严密精确。

细读其《清真集》，他所创的“慢”、“近”、“引”等新调，如《浪淘沙慢》、《惠兰芳引》、《红林擒近》等，不仅格律精严，而且为配合音律，非常讲究平仄，有时还严守四声，由此可见周邦彦的创调及审音协律的工作使词的字句与音律皆有法度可依，成为后人的楷模。

概括地说，周邦彦在继承柳永创制新调、审音协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由此我们可以说慢词的昌盛自柳永始，而至邦彦繁。

柳永的词在格调上自由，音律和谐，语意刻露，绝少掩饰假借之处，他的词多口语化、通俗化。

周邦彦的词由于题材相对狭窄，因为在艺术技巧上争胜。

所以周词逐渐减少了天然的风韵，而朝着人工雕炼的方向发展了。

他的词音律严格，还喜欢用代词。

“凉吹”代风，“凉蟾”代月。

在这方面典型成功的例子要数《玉楼春》，几乎句句点化前人诗句，又能恰当表达自己的感情，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