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只是慢性病

癌症只是慢性病
作者：暂无
来源：《环境与生活》 2013年第2期
凌志军
2007年2月，医生在我的颅内发现两处病灶，疑为“脑瘤”，两天后又在我左肺发现恶性肿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相当于“肺癌晚期”。

医生当时认为我活不过3个月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和家人都懵了。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与死亡如此接近，真切地感受到癌症患者的恐惧和绝望。

切除了左肺的肿瘤后，我一直没接受切除脑瘤的方案，还拒绝了一些“抗癌特效药”、化疗和放疗，术后出院甚至连药也没带回家。

意识到肿瘤治疗存在一些致命弊端后，我开始尝试用纯自然的方法恢复体能，而不是急于用药物围剿体内残存的癌细胞。

这些方法也许在医生看来什么都不是，却寄托着我生的希望。

我并没有像医生预见的那样迅速走向死亡。

事实上，我能感觉到死神离我越来越远。

5年过去了，我仍活着，而且越来越像个健康人。

在最绝望的日子里，一些美国友人告诉我，在美国，大多数人认为癌症不是绝症，只是一种慢性病。

我将信将疑，试图考证它是否有根据。

结果发现，美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最近10年里第一次被遏制，呈下降趋势。

癌症患者的“5年存活率”，即医学上所谓“治愈率”，提高到81％。

美国癌症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已经达到11年，并不比一些慢性病患者的短。

也许正因如此，世界卫生组织才能公开宣布，1/3的癌症可预防，1/3可以根治，1/3经过治疗可以长期生存。

一些研究机构还证明，一部分癌症患者能够不治而愈。

我非常意外，这与我对癌症的认识如此不同，与我们国家的癌症治疗现状也大相径庭。

在我国，大部分癌症患者在3年内死去，能活过5年的只有20％左右。

这大大低于美国，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似乎看到一线曙光，可它距离我们那么遥远，就像一条又长又黑的隧道尽头的一盏烛灯。

为什么我们国家癌症患者康复的机会更少，死亡的人数更多？我的困惑在继续，因为找不到理由来解释。

2007年夏秋之交，复查表明我颅内的病灶正缓慢缩小。

看来那个据说迫不及待的手术完全没必要，医生的“死亡预言”也被证明是个错误。

想到当初被医生的话吓得手忙脚乱，我和家人都觉得好笑，同时庆幸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把脑袋锯开。

2009年的一天，我遇到社区卫生站的老护士长。

那时候我已完成肺癌切除手术，却仍未对颅内病灶做任何治疗，而那个病灶已经缩小了80%。

说起我的病，她大惊：“你现在还活着，真不容易。

好好珍惜吧！别人像你这样的，早死好几回了。

”
这种体验更明显地暴露出癌症治疗体系可能存在致命弊端，而我们对癌症的认识也存在致命偏差。

两个“致命”加在一起，让生的希望变得格外渺茫。

往后几年，我搜集癌症治疗相关资料，发现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有1/3被吓死，1/3
被治死，只有1/3真正因病而死。

有长期致力于癌症治疗的专家，甚至用这组数字来概括当今
中国的情形。

更难以置信的是，一些医学专家指出，“用药不当”大范围存在着。

有的认定，“目前癌
症病人符合规范用药者仅20%”。

有的则指出，“90％以上的癌症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

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不正确的治疗！
我们恐惧，是因为我们无知。

我们不知道癌症其实并非绝症，只不过是种慢性病。

我们不
了解自己的肌体，容易低估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却过高估计药物的能力，不知道所谓的“特
效药”可能正是致命杀手。

原来，求生的玄机如此简单：只要我们不恐惧、不盲从、不走上错
误的治疗之路，就有66%的机会远离死神。

即使肿瘤到了中晚期，也能长期与癌共存。

2012年春天，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不仅活过来了，而且重新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人。

我开始
设想把我的体验告诉同样命运的人，和他们被焦虑和绝望情绪包围着的家人。

如果要问我有没有一些可以让癌症患者共同遵循的东西，我会说，有。

的确，有些事对所
有病人都是相通的——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哪些是应当接受的和不应当接受的。

5年前那种死到临头的感觉依然清晰，对于死我已不再恐惧。

经历了与死神的对话后，我
对死亡的理解变得达观通透，我的生命也变得更加丰富从容。

我想，这就是所谓“向死而生”吧！
（原载《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记者。

）
不和外行聊专业
王路
某天，老家一大爷打电话给我：“我侄子想买房，你是学经济的，你觉得这房价接下来还
会不会再涨？”我告诉他我不懂，他说：“你少给我装，街上开出租的都能说出来个一二三，
你一个学经济的研究生你不懂？房地产公司又不是你家开的，今天你必须给我说出来个道道儿。

”
我只好告诉他：“这个真说不准，得看政府。

如果政府收紧银根，房价就不可能涨；如果
政府扩张货币，房价必涨无疑。

”我在那儿费劲吐沫白活了一个小时。

过不几天，有话传到我
耳朵里：经济学是啥狗屁专业啊，净瞎拽词儿，讲啥流动性、弗里德曼。

讲了半天说要看政府，看政府我还用问你！
和外行谈专业是很愚蠢的举动。

周围朋友很多是理工男，只有我是学经济的。

在金融男眼里，理工男太猥琐；在理工男眼里，金融男太装逼。

一日，大家聚餐，某理工男讲了个调侃经济学家的段子：两个学经济的人，一起散步看见一坨屎，甲对乙说，你吃下去我给你一个亿。

乙吃了，过会儿觉得恶心，这时恰好又看见一坨屎，乙对甲说，你吃了吧，刚才的一个亿算还了，甲吃了。

然后，俩人都觉得吃亏了，去找导师，导师激动异常：你们吃了两坨屎，却为国家贡献了两个亿的GDP！
讲完这个段子，一桌人拊掌绝倒，我默不作声。

旁边的哥们冲我笑道：“你们经济学真是出人才。

”我急了，一掌拍在桌子上：“你们懂个屁！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按生产算！懂不懂！”
对一个事物，如果俩人的理解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就丧失了交流的可能性。

一同事电脑出了故障，让我帮忙弄。

我不会，就给他推荐了一个学计算机的朋友。

大概后来也没弄好，同事就向我抱怨：“你那朋友根本就不懂，还装作很懂的样子。

”我哑然。

同事问：“他是学计算机的？”“是啊，博士生。

”他说：“居然还是博士，不会吧，哪个学校的？”我无语，想了想，说：“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清华大学的江湖名号）。

”
专业是人贯注了自己的热情和精力的地方，人在一生中智商最高的时候，在自己青春中最好的那几年，把时间和心血花在了上面。

因此，容不得别人对它质疑，说到底，是容不得一个外行在自己的地盘上指手画脚。

别人骂你傻帽脑残，你或许都可以一笑置之。

但当别人在你最擅长、最自鸣得意的地方，说你这里有一处硬伤，你就很难无动于衷了。

因为他不是在否定你这一点，而像是在否定你背后许多年的努力。

同事介绍一个女孩和我认识。

看上去挺顺眼，但性格和我一样内向，俩人吃饭时完全不知道聊什么。

冷场半天后，她说：跟我讲讲你们专业吧。

我说：“呃，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在讲之前，能不能先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当你看到‘亚当’这两个字时，会想到的另外两个字是什么？”
“当然是夏娃啊。

”
“可我想到的是斯密，所以，我们不能聊专业了，聊点别的吧。

”
“当你看到天空，第一个想到的人会是谁？”她又问道。

我想了想说：“那人名字是三个字，以空结尾。

”
“跟我一样耶，我也是想到孙悟空！”
“噢，不好意思，我想到的是苍井空。

”我说。

家有一老活宝
杨谨谦（阿联酋）
公公来家里一周了，正是我们的互相磨合期。

大概是还不习惯，或是本来就有代沟，或是太久没见面了，这几天家里可热闹了。

因为公公的到来，这几天家里客人一拨一拨的。

这天家里正好有客人，处女男（我老公）
起身。

“你上哪儿去？”公公问道。

“我去拿甜点。

”处女男回答。

“算了算了，今天够了。

”公公很平常地说着。

可这时所有客人都坐在边上呢，父子俩的语言（阿拉伯语）估计所有人都听懂了，不就是
摆明了公公不让拿甜点嘛。

可能是这两天客人太多，公公自己吃太多甜点受不了了。

我看到，
好客的处女男一根头发正在变白，他心里大叫着：“我不是给你吃，我请客人吃，你这么说客
人怎么想？”
某天在车上，处女男问道：“爸爸，要不我先给你租个车吧？”“可我听他们说租车不划算，应该买车。

”公公回答。

处女男饶有兴趣地逗起他爸来：“他们呀？您给我三个名字，这
个‘他们’是谁？”
公公被问得哑口无言，谁都知道买车是他的个人意见，哪里来的“他们”，还要名字！
处女男这样问实在是太缺德了。

“你知道我年纪大了嘛，像我这种年纪的人记名字是很难的，等你老了……（这里省去一千字老了以后的症状）”处女男这次自己觉得一根头发正在变白，他心里大叫着：“你承认自己要求买车不就得了？”
再一天我和公公一起去超市。

他说以前在迪拜工作了二十几年，对这里很熟，所以虽然我
在开车，他还是很喜欢帮忙指路，怕我走错了回不了家。

可问题是，我家真是选的不是地方，
公公又很久没来了，所以每个拐弯几乎都指错了。

他是老人，我要尊重他，想想反正就是在小
区里乱开，让他指会儿吧，远不到哪里去。

走了几条冤枉路后，我们终于到家门前了！Ｔ字路
口的右边就是家。

“往左！”公公继续着这一路来的光荣使命——指路。

这次我假装听错了，方向盘直接转
向右边，公公一看往右后家就在边上，终于批准说：“哦，我们回家，那往右吧！”我的妈呀！敢情公公指了半天的路，不是想把我们带回家呀！这时，我感觉我的头上一根头发正在变白，
心里大叫着：“这是我家，我还能不认路？”
送个礼容易吗
李金鹏（山东）
小马要过生日了，我和黄哥都为送礼物发愁，太次的拿不出手，太贵了又“伤”钱。

思来
想去，两人决定合伙买个大蛋糕。

蛋糕店选了个大蛋糕后，店主要200块钱，死活不让还价。

黄哥一咬牙一跺脚：“行，就这价了。

”店主问寿星的名字，说要在蛋糕上写生日快乐之类的
祝福语。

黄哥想了想，说：“佐藤佑崎。

”店主咧了咧嘴：“还是个日本人的名字？好，明天
过来取。

”
走出蛋糕店，我很是纳闷，小马全名叫马全和，怎么变成佐藤佑崎了？“黄哥，你怎么把
名字……”
没等我说完，黄哥咬着牙说：“哼，那个店主太嘴硬，一块钱都不便宜，我就让他写个日
本人的名字，笔画多，能多用些奶油。

”
我听了，直竖大拇指：“高！实在是高！真是算计到家了。

”
黄哥很得意：“我要不是瞅着他的店小，做买卖不容易，按我做事的彪悍作风，能把他的
店整黄了。

”
“怎么整啊？”
“本来我想给他说个俄罗斯人的名字，叫约瑟夫·谢尔盖耶维奇·基里连科。

后来一想，
算了，男人何苦难为男人呢。

”
我在英国看个性牙医
张悦悦
平躺在椅子上，我紧盯着白色天花板上15寸黑色屏幕上循环播放的英国各地风景。

放这个电视是为了舒缓气氛，而我满脑子想的却是逃跑。

我力图忽略屏幕旁那稍有些晃眼的手术灯，
但却忽略不掉占据着左1/3视野的金发护士的大玻璃面罩，和右1/3视野里那个医生鼻子上的
眼镜式放大镜。

是的，我是在英国伦敦牙科诊所里看牙。

这个诊室挺有“文艺范儿”，开着收音机。

老牙医一边修牙还一边对插播的新闻做些风趣
点评。

我挺喜欢那台收音机，它转移焦虑的作用大概只有躺在牙医椅上的人才理解。

这得是和
牙医意见基本相似的情况下，不然干张着嘴巴，却无法提出异议，也很闹心。

我认识第二个牙医是在伦敦读博士毕业后。

智齿出麻烦，最后拔掉了。

那是一次比较“暴力”的治疗，偏偏这个牙医是“战地记者型”的，一边治疗一边实况转播：“哎呦！居然这么
大的洞啊！嚯！这牙根不好办呐！”
气氛渲染得十分真切。

虽然那个牙医长得特别帅，我后来再没敢找过他。

识第三个牙医是到了英国坎特伯雷市之后，需要接受根管治疗。

这个医生是“科普型”的。

配合每个步骤，他都会用优雅的口气准确地解释他在做什么，背后的医学道理是什么，比如：“好的，我们下面要用双氧水及次氯钠冲洗，这是为了清除根管内组织碎屑，避免细菌滋生。

”我躺在那里只恨自己不会灵魂出窍，不然如果可以俯看医生操作的话，也许这一次治疗后，我
也成了半个牙医呢。

我打心底恐惧牙医，一想起那小钻头的声音，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但作为社会学学者，我
还得力挺一下牙科，因为我曾在网上看到过把社会学比作“社会科学里的牙科”的说法。

这个
比喻其实挺有道理：两个学科都名声可怜，和其姊妹职业相比（如经济学，临床医学），社会
学和牙科同样是计较一些小问题，尤其是那些阵痛一段时间后貌似可以自我修复的小问题，而
且两个学科都直击那些人们自以为可以在社交中遮掩的缺陷，都试图让他人能关注那些他们宁
愿忽视的事情。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本栏目责编/叶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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