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另一种交往

文人的另一种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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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建功等
在汪曾祺家抢画
过去我家离汪曾祺家很近，大概还不到一站地。

离得近，且共同的话题不少，有时专程去看他，向他请教，有时在自由市场就碰上了。

有一天清晨，在自由市场见到他在巡视，问他所为何来，他说：“找牛尾呢，中午想喝牛尾汤了。

”类似这种场合，请教的，就是关于“牛尾汤”的问题了。

当然，生活方面的问题，还有喝酒、品茶。

汪老是品味生活的大师，讲起来，不光头头是道，而且津津有味。

他知道我亦有此好，时不时也提携我一下，比如某日批评家何镇邦率领某位美籍华人女作家杀上门去，汪老亲自下厨煎炒烹炸，没忘了来电邀我前去大啖，遗憾的是，那次我家也有客人，只好辞谢。

向汪老请教的问题，也有文学的，比如我问过他：“您作品的语言节奏怎么拿捏得那么好?”他笑道：“别无它法，多读而已。

我曾把晚明小品熟读于心，读到最后，内容可能都忘记了，节奏倒留在潜意识里了。

写文章写到某处，多一字必删，少一字则必补，不然永远觉得系错了扣子，一天过不舒坦……”短短数语，即令我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我和汪老混得这么熟，竟未能求得一幅他的字画，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每到文友家中，看见他们把汪老的书法或水墨写意悬于堂上，总是提醒自己再见汪老时一定莫忘求字求画，然而直到我搬了家，也没好意思张口。

大约是1996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张锲阿志来电话相约去看望汪老。

那时我已经调到中国作协来工作，因为俗务忙碌，也的确很久没有看望他了。

听说他搬了家，且曾对北京作协的朋友“骂”我：“建功这家伙，忙什么呢，这么久没跟我联络了!”汪老的家搬到了虎坊桥附近，即他儿子所在单位的家属房里。

既是出谷乔迁，是不能不参观一下的。

没想到张锲和我随着汪老看他的新居时，还有几位陪同前来的年轻同志发现了宝贝——他们从汪老的字纸篓里找出了几团宣纸，抹平，如获至宝地跑过来道：“汪老!您画废了的，我们可要了!”汪老还是一如往常的神态，先是很平和地瞟去一眼，随即粲然地笑起来，说：“哎呀，都是烂纸，你们真能翻!”他不再说什么，走到画案前，从一个角落里掏出一卷纸来——大概都是他近期的画作。

年轻人有足够的机敏，他们竟欢呼起来，一张一张展看时，这个说：“汪老，我要，这张!”那个说：“这张是我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汪老是让我们挑画。

张锲乐呵呵地说：“你们这哪是挑画?你们这是抢画来啦!”嘻嘻哈哈中，每人各执所爱，请汪老一一题签。

我选中的，是《升庵桂花图》——虬曲而上的枝条顶部，盛开着黄灿灿的桂花。

环绕画面者。

是汪老的题诗：“桂湖老桂发新枝，湖上升庵旧有祠。

一种风流谁得似，状元词曲罪臣诗。

”诗后加注曰：“升庵祠在新都桂湖环湖皆植桂1996年新春是日雨夹雪持赠建功汪曾祺”。

四川新都的桂湖公园，我是去过的。

这里是明代杨慎(升庵)的故居旧址。

杨升庵于明正德间高中状元，授翰林修撰。

嘉靖时因“议大礼”而罹祸，谪戍云南永昌，流放终生。

据说，现新都桂湖，“环湖皆植”之桂，即为当年升庵所植也。

八月时节，桂花盛开，香气袭人。

品画赏诗，当时便与汪老相约，何时随他新都重游?汪老莞尔一笑，说：“你太忙。

”
2005年岁末，我再游新都桂湖时，汪老已经去世了。

新都区政府在桂湖公
园碑林举行了一个作家和读者见面会，川外作家有王蒙、舒婷、叶兆言和我，成都作家有魏明伦等出席。

主办者请我主持会议。

从北京起程时得知这一消息，我特意带上汪老所赠画卷与会，主持之始，即先行展示之。

此时回想起当年抢画情景，不由你不感叹唏嘘。

巴金题写“艾芜之墓”
1992年12月5日我公公艾芜去世。

墓址选在新都桂湖公园花木扶疏的一处开阔地，与升庵桂湖一墙之隔，古今两位文化名人毗邻而居。

未经人工雕琢的天然大青石，雄浑而粗犷，和老人一生朴实无华的风格甚为贴近。

这是艾芜铜像的基座。

那么，镌刻在基座上的墓碑，请谁来题写呢?老人生前所熟悉的领导人、文化官员、著名作家、书法家在我们头脑中一一闪过，最后，我向我的先生提出，最合适莫过于巴老了。

两位老人相识相知半个多世纪，他们之间的友谊虽非生死之交，甚至平常联系都不多，但两位老人心灵的息息相通，却又真真切切贯穿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

记得有一次，人文社要编辑出版巴老书信集，有关人员来信征集巴老信件。

去医院探望时，我说到征集事，我公公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解放前有书信来往，这些信件，散失于战乱和…文革‟中了，现在一封也没有，解放后没有通过信件甚至电话也没通过。

”我越发不解，我公公说：“在北京开会和一同出访时我们都能遇见，平时大家都忙各自的事。

”我对两位老人之间平淡如水的关系几乎是难以理解的。

然而，细细想来，到底是“热络”的更长久，还是“平淡”的更醇厚?
按照当下的标准，两位老人半个多世纪的交往真是寥寥无几，可就在这寥寥无几之中，却又足以给中国文坛留下伯牙、子期般的佳话。

曾给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读者带来一阵南国边地清风的《南行记》，便是由巴老出版的，而从此“南行”不仅成为一个特殊词语，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也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影响着几代读者。

1992年，我公公去世。

我们收到来自作家中的第一封唁电，就是巴老打来的。

巴老在唁电中说：艾芜沉默、寡言、勤奋，一生写了很多好作品……我也是《南行记》的读者……这些文字，简洁而真切，表达着巴老对老友性情的深刻了解。

尽管已经过了十几年，我们仍然觉得，在几百封唁电里巴老的最让我们难忘。

早听说巴老身体欠佳，更重要的是我们担心巴老及家人的忌讳。

可我们又是如此渴望墓碑由巴老题写啊!铜像与墓园均计划在我公公去世一周年的1993年12月5日落成。

思前想后，1993年春天，我先生还是“狠”着心给李小林去电话谈了请求巴老题写事，小林非常理解，说待问过巴老后一定告知我们。

两天后，小林来电话，说巴老同意写，巴老甚至谦虚地说自己的字写得不好看，怕艾芜家人失望。

又过了几天，我们收到了这幅无价的“艾芜之墓”，寄来的信封上署名“巴金”。

从字迹上我们能够想象巴老虽能握笔，手却抖动不止的艰难。

巴老写得非常认真，用美工笔，在两张纸上横的、竖的共写了四五条。

从我们去电话提出请求到收到巴老题写的“艾芜之墓”，前后时间不过一周。

1993年12月5日，艾芜墓地揭幕仪式如期举行。

“艾芜之墓巴金”六个字凸显于大青石基座上。

两位老人间的友情，就像这大青石的基座——默默，使之更显得雄浑。

李广田为宗璞的作文写评语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库珍藏着宗璞的《雪后》、《荒原梦》、《明日》、《劳动人民的儿女们——追记四妇女劳动英雄讲演会》四份手稿，这是她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当学生时的习作，最早的写于1946年，是她入学后第一篇作文。

因上面有李广田先生的批改，更显得弥足珍贵。

宗璞自己曾回忆“从小在书堆中长大，磕头碰脑都是书，父亲训诲我们很少，而多在潜移默化。

儿时因常把各种杂志放在地板上铺成一条路，在上面走来走去而被父亲发现，把我叫到他的书房去，拿出一本唐诗命我背，那就是我背诵的第一首诗，白居易的《百炼镜》。

此后，背诗就成了一个习惯。

后来，哲学、自然科学的书无所不看，父亲从不加限制，他认为：书读千遍，其义自见。

”1946年，宗璞考入南开大学，她写下的第一篇作文，就是由当时已饮誉文坛的李广田先生批阅的。

李广田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是国内颇有影响的散文家和诗人，与卞之琳、何其芳同称“汉园三诗人”。

对于宗璞的这4篇习作，李广田先生都给了高分，第一篇和第四篇得了当时的最高分“A+”，而其他两篇是“A”，并写下了亲切的评语。

在宗璞的散文《雪后》，李广田写道：“我很喜欢你文章的节奏，像听一个会说话的人说话，像听一个会唱歌的人唱歌，我想，你也许可以写诗了。

”
对散文《荒原梦》的眉批是：“我在荒原上住了一年，有很多地方都不曾体会到，凭借你这篇深切而灵动的文字，我才体会到了荒原之为荒原：它也可怕，也可爱，而从入的变迁上看起来——如你最后一段所写的那一片荒原倒是叫人非常怀念了。

”
对短篇小说《明日》的评语：“结构是完整的，发展也自然，有些细节写得生动，那些活的语言，尤其是一特点，这在你别处的文章中是还没有见过的。

假如能把他的日常生活，他的生活习惯再补叙一些就更像小说了。

”
对通讯报道《劳动人民的儿女们——追记四妇女劳动英雄讲演会》的评语就更为别致了：“我以为你最不喜欢而且不善于写这样的文字的，而这篇文字确写得很好，这是你一大进步。

以后可以多写些这样的报道，这极有用，叫任何人看了都会觉得振奋的。

”
这些评语不仅显示了老师的风采，同时也能看出老师对宗璞的欣赏，他的批改很细心，有眉批，有总批，甚至很多细微末节，他都用红笔一一改动。

他认真细心地提出意见又绝不轻易删改对方的观点，这种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和尊重，常常使学生很感动。

齐白石应老舍命题作画
老舍先生和齐白石老人是好朋友。

有一次，老舍以《芭蕉叶卷抱秋花》为题，求白石老人作画。

老人年事已高，记不清蕉叶新拔是向左还是向右卷着。

北京又没有多少芭蕉可供观察，于是老人含着笑说：“只好不要卷叶了，不能随便画呀。

”为此老舍十分感叹白石老人作画这样严肃，永远是要看见真东西，而后独出心裁，设计画稿。

建国初期，国画作品价格十分低廉，齐白石的作品每平方尺至多不过10元，老舍为了资助齐白石，常多付酬金请他作画。

老舍喜欢用名人诗句为题请齐白石
作画，而白石老人对这种“为难”也颇感兴趣，觉得“正合余意，余亦喜爱”。

1952年，老舍就以查初自、赵秋谷、苏曼殊等人的诗句“蛙声十里出山泉”、“凄迷灯火更宜秋”、“手摘红樱拜美人”、“红莲礼白莲”、“芭蕉叶卷抱秋花”为题，请齐白石以诗作画。

白石老人凭借高深的艺术修养和对艺术的真知灼见，欣然命笔，机智巧妙地交了卷。

其中，为创作《蛙声十里出山泉》，白石老人苦苦思索了三天。

当老舍得到画打开一看，高兴得拍案叫绝。

只见画面上一道山泉急泻而下，几只小蝌蚪在水中嬉戏玩耍。

不见青蛙，却仿佛听得蛙声一片。

构图之妙，令人倾倒。

齐白石借蝌蚪完美地表达出诗中的意境，可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这幅画后来还被印成邮票，广为流传。

老舍对这些画极为赞赏，经常挂在客厅供自己与朋友欣赏。

一条围巾和一张CD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小说作者不多，女作者更是只有那几个。

据传当时有南茹北冯之说。

我实在是高攀了。

我是业余作者；而茹志娟的小说当时已很成熟，有一种特殊的秀气。

一年，我陪以色列女作家露丝·乌尔到上海，见到茹志鹃，说起上海裁缝做旗袍最好。

不久，她领来一位高手师傅，使我有机会做了一件十分讲究的黑丝绒旗袍，七分袖，黑绸活里，很宽的花边。

可惜后来并没有适当的场合穿。

再后来，就穿不下了，只好给了我的高个儿外甥女。

穿旗袍要有身量，矮个子穿了不好看。

王安忆的文学成就早已超过了她的上一代。

《小鲍庄》真是一篇极精妙的小说，引来数百篇研究论文。

最重要的是她还在盛年，将来不可限量。

安忆曾为我安排到上海治疗目疾，因来往不便，还是在北京做的手术。

去年五月，复旦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安忆是主任)举行了宗璞作品研讨会，有好多学者参加，提出了高水平的论文。

我出席了。

一下飞机就发烧，不好好发言，也不好好回答问题。

会后，一会儿要吃大饼，一会儿要吃鲥鱼，真是个讨人嫌的老婆婆。

安忆却不以为嫌，总是那样热情周到。

今年，趁她来京开政协会，我请她来家小坐。

她带来这条雅致的围巾送我，我还没有用，一直藏着。

安忆的先生李章，更是好人。

我的先生蔡仲德要出一本音乐论文集。

李章是责编，费了不少精神。

仲德在后记里，写了感谢的话。

李章坚决删去。

现在还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
李章送我一张昆曲CD：计镇华唱的《长生殿》冲的《弹词》和《浣纱记》中的《寄予》，真真的好听得不得了。

有好几个月，我几乎每天都要听一遍，去会一会李龟年和伍子胥。

我于昆曲是外行，若不是李章送我这张CD，我绝不会有这份快乐。

(摘自《文人的另一种交往》，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