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飞越疯人院_的解构主义分析_谭晓春

《飞越疯人院》的解构主义分析 
谭晓春，郭德艳，王庆勇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江苏昆山 215300；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天津 300204；天津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191）
摘 要：肯·凯西的《飞越疯人院》以疯人院影射现代社会，并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塑造和事件描写颠覆了传统的男女形象和健全/疯癫的意识形态，将矛盾的双方换了位置。

他的矫枉过正意在使人们质疑存在了千百年的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从而进一步思考这种意识和思维模式以及由此建立的体制对于人类自由的束缚。

试图从解构的角度，通过文本细读，指出肯·凯西只能在虚拟的文本中解构体制，以解构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对自由的追求。

关键词：解构；《飞越疯人院》；性别意识；疯癫与健全；自由
Abstract: Ken Kesey’s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uses an asylum as the epitome of modern society and describes quite a few characters and a series of events. Through changing the places of the conflicting sides, it deconstructs the traditional man and woman image,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sanity and insanity and hence the major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binary opposition which is the basis of the dominant ideology. Ken Kesey’s deconstruction puts in doubt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dominant ideology and thinking pattern, and helps us question the ideology-based system that has greatly fettered people. Through the method of deconstruction and close reading, this thesis points out that although Ken Kesey’s Utopian deconstruction of the existing system only exists in his text, his effort opens a window for us to transcend the reality and seek freedom.
Key words: deconstruction;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 gender ideology; sanity and insanity; freedom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 （2011）02-0042-06
收稿日期：
 2010-09-05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YW10-1-578）
作者简介： 谭晓春（1984-），女，硕士生，研究方向: 现当代美国文化
郭德艳（1971-），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王庆勇（1973-），男，副教授，山东大学外语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 现当代美国文学
一、引言 
美国作家肯·凯西的《飞越疯人院》现已成为当代美国文学的经典。

它凭借碎片化口语化的散文风格、紧凑的故事情节、浓郁的象征主义色彩、对社会弊端的批判等特点深受广大读者和批评家的喜爱。

故事通过布罗登酋长之口，讲述了一群精神病人在麦克墨菲的带领下与大护士拉奇德及其代表的体制作斗争的故事。

有关评论多从寓言和象征的角度分析作品所呈现的体制和自由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评论
者认为，精神病院象征着美国社会，大护士是体制的化身，而麦克墨菲和布罗登等人前赴后继冲出精神病院的努力象征着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

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肯· 凯西在抨击体制的化身（“联合机构”）的同时，展开了对体制的上层结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的解构。

二、对传统性别意识的颠覆1 西方传统中的性别意识
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认为，女人在智
2011年3月Mar. 2011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第18卷第2期Vol. 18 No. 2
力和道德上都低于男人，女人总是被动，男人总是主动。

由此，亚氏宣称，男人对世界的主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此后，这种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思想不断得到肯定和强化。

无论是在古希腊的“黄金时期”还是古罗马时代，妇女总是被视作男人和家庭的衍生品，她们的工作被限定在相夫教子、做家务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古罗马时代，一个家庭中的男孩子各有其名，而女孩子们则只能共用一个名字（Bullough,1974: 220）。

这种男性至上主义贯穿了整个西方世界。

在传统意识形态中，以男性为中心的男/女二元对立非常强大。

这种对立早已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统治基础的一部分，它旨在确立身体、智力、权力等方面的男强女弱的形象。

2 男女形象的改变和权力的倒置
与传统的性别意识相适应，文学作品常常将男性角色塑造得健壮强大，甚至专横跋扈，突出其“阳刚”，而将女性人物刻划得弱不禁风、性格脆弱，温顺如羔羊，尽显其“柔弱”。

但是，在《飞越疯人院》中，凯西彻底颠覆了这种男强女弱的二元对立意识。

小说中的绝大多数男性人物都对女性充满了恐惧，这是因为他们都遭遇了强大的女性并在与之相处中受到了伤害。

典型人物之一是哈丁，他每次见到妻子，总是神经紧张，“他赶紧将两根纤弱的象牙色的手指伸进衬衣口袋摸香烟，摸索半天，终于掏出烟盒里的最后一支”（p. 172）。

他笑起来就像老鼠低声叫；当哈丁对妻子微笑的时候，他的神情是那么淘气、激动和欢快！在妻子的面前，哈丁简直就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毫无阳刚之气可言。

小说中另一个人物比利天生口吃，这暗示着他的话语权的丧失，至少是部分的丧失。

由于对外在世界的恐惧，他主动要求来精神病院。

恐惧主要来自他的母亲，一位专横跋扈的女性，她和大护士拉奇德是好朋友。

正是母亲控制了比利，她对待他就像对待婴儿，不允许他有正当的性意识。

小说对比利母亲的直接描写很少，对她的刻画主要是通过对比利担惊受怕的情况的描写来实现的。

后来在麦克墨菲的帮助下，比利与凯迪发生了性关系，在生理和心理意义上暂时找回了他的男子气概，但是好景不长，拉奇德得知了所发生的一切，她首先从情感和道德上竭力压扁和审判比利。

她对比利说：“你的可怜的妈妈如何承受这一切！…… 我发现了你在一个床垫上，和这种女人在一起。

”（p. 27）进而，又她威胁比利说要将此“丑事”告诉他的母亲，对羸弱的比利而言，这无疑是最后的一击，他割断喉咙自杀了。

可以说，拉奇德和比利的妈妈这两位女性的合谋带来的压力和恐惧将比利推上了自杀的绝路。

布罗登酋长的父亲也饱受女性的压迫，压迫者正是他的妻子。

他采用妻子的姓氏，他的儿子（布罗登酋长）也如此。

这种做法无疑是对妻子的妥协和让步，是弱势一方对强势一方作出的牺牲。

然而，他的退让没能让妻子满足，却使得他自己最终丧失了自尊和自立。

后来，政府通过布罗登夫人之手取得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在其上修建了大坝。

强大的布罗登夫人“深受重视并成就非凡”，无可奈何的布罗登先生却因此颇感无助、渺小和无能，痛心之余只能借酒浇愁，沉醉杯中。

不仅一群男病人都得了恐女症，就连精神病院的男医生们也对大护士拉奇德这位女魔头充满了恐惧。

他们整日生活在她的阴影之下，深知她手段的厉害，对她既尊敬又害怕，不知道哪天厄运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惶惶不可终日。

每一位男医生都曾经对医院的人事主管说过：“自从来到那个女人管辖的病房和她一起工作，我就如坐针毡。

 我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p. 290）在这样一群对她又敬又怕、同她一起工作过的男医生中间，拉奇德最终选择了最胆小怕事、最容易统治的斯皮维医生作为她的病房医生。

小说《飞越疯人院》对男强女弱二元对立的颠覆不仅体现在诸多男性人物的恐女症上，还体现在它消解了许多男性人物的性能力。

具有强大的性能力一向被视作男性自信的根本和男性气概的重要表征，因此，人们也常常想当然地认为，男人在性方面要比女人强大或者更具攻击性。

但是，《飞越疯人院》却十分集中地描写了一群男性人物性能力的丧失。

首先是西非尔特，他患有癫痫，在与萨蒂做爱时当场发作。

“ （我们）进去时发现他四肢伸开，
《飞越疯人院》的解构主义分析
浑身抽搐不已。

 旁边地板上坐着大女孩萨蒂，她正一边整理裙子，一边低头看着西非尔特。

”（p. 290） 由做爱引起的这次癫痫发作比以往发病更加严重。

病友弗雷德里克不得不“将一个钱夹子放在西非尔特的上下齿间，以防他咬自己的舌头，并帮助他穿上裤子扣上纽扣”（p. 4）。

性能力常被视作男子气概的重要象征，和女人做爱的过程也是一个男人证明自己性征服能力的过程。

西非尔特和萨蒂做爱时的尴尬显示的则是性无能和阳刚之气的丧失。

与西非尔特有类似情况的还有其他几个男性人物。

比如哈丁，他的妻子丰满诱人的胸部没有让他产生兴奋和愉悦，反而让他整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因为它不仅吸引了路人太多的目光，而且它的魅力和风头使他产生了一种相形见绌的自卑感。

此外，哈丁在病人日记中吐露的一切似乎在暗示，他妻子过度的性欲最终导致了他的阳痿。

根据上下文推测，哈丁的性取向可能也有问题，他自愿来到这家精神病院，或许是因为他难以承受人们对同性恋者的种种偏见。

哈丁的性无能可能也导致了妻子的红杏出墙，从而使他从精神到肉体彻底失去了妻子，这不能不说是传统视角下男人的失败。

另外一个性无能的男性人物是比利，他31岁之前一直保持处男之身，即使当他求爱的时候，他也会紧张和害怕、口吃不已，换来的是姑娘们的嘲笑和拒绝。

他唯一的一次求欢最终却要了他的命。

最凄惨的是老罗勒，他缺乏性功能，却将所有的痛苦都掩藏在心里，当达到承受极限的时候，他割掉自己的两个睾丸，悲惨地死在卫生间里。

这种自我阉割象征着男子阳刚之气的彻底丧失。

小说中众多的男性形象显得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

相反，不少女性形象却尽失女性之美，被赋予了太多的男性特征，似乎强大且凛然不可侵犯。

首先，小说中的大独裁者大护士拉奇德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她柳条编织的手提包里装的不是粉盒、口红或者别的女性用品，而是数以千计的零零碎碎，这些都是她打算在当天的工作中使用的……”（p. 5）她唯一的女性特征是特大的胸部，但是她却想方设法将其掩藏在浆洗得发硬的制服下。

在肯·凯西的笔下，大护士拉奇德有时候甚至被描述成机器。

她的名字“Ratched”也暗示着ratched（棘轮，棘爪：一种包含合于转轮或长条倾斜性齿轮中的爪状物的机械，使轮仅向一个方向运动）。

拉奇德每次总是带着一股冷风走进病房，然后迈着僵硬的步伐离开。

她生气时会膨胀得像一台拖拉机那么大。

在她管辖下的病房里，病人全都是男性，大部分工作人员也都是男性。

拉奇德善于控制男医生，她只需要告诉人事主管或者仅仅暗示某某医生违反了病房制度，然后这位医生就会遭到解雇。

这令每一位和她一起工作的男医生时刻都胆战心惊，唯恐多走一步路，多说一句话。

每次召开职工会议，大家都出于畏惧而附和她的意见。

拉奇德选择三个黑人男孩做她的助手，主要是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仇恨并对她服服帖帖，能严格推行她的意志。

拉奇德不仅让男员工紧张害怕，更让全体男病人不寒而栗。

哈丁曾说过，病人都成了母权制的牺牲品。

拉奇德的穿着打扮、一言一行以及她所建立的权威，使她更符合传统意识形态中的男性形象。

另一个颇具男性特征的女性人物是布罗登酋长的母亲。

在布罗登酋长的描述中，“我小的时候他（指父亲）块头很大。

妈妈的块头则是他的两倍……有人在狂欢节上仔细端详了我的妈妈，说她身高有五英尺九，体重有一百三十磅”，这种个头和块头在幼小孩子心中往往是强大和权威的表现。

在幼年的布罗登心中，母亲显然是“重量级的”，而且有“不断扩展的趋势”（p. 207），父亲显然处于弱势。

此外，她还代表着一种阉割的力量，这体现在丈夫被迫接受她的姓氏上。

在婚姻关系中，姓名是一种权力的体现。

一般说来，在男权社会，女的在婚后采用丈夫的姓氏。

但是布罗登酋长的父亲却随妻子的姓，这表明母亲在这场婚姻中处于优势，是家庭权力的实际掌控者。

布罗登酋长写道：父亲自从使用了母亲的姓氏，就开始“缩水”，变得越来越小了，尽管心怀不满，牢骚满腹，却对自己的处境无可奈何（p. 207）。

最终，布罗登夫人联合部落其他成员，迫使丈夫同意卖地给白人，这一决定彻底摧垮了后者，将他变成了从精神到肉体都弱小不堪的酒鬼。

与此同时，布罗登酋长描述说，母亲却通过不断地镇压他们父子，“茁壮地”成长起来。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小说中的这种强大的女性还包括哈丁的妻子和比利的母亲。

这类人物的共同特点是，形体庞大，意志强大，有决定权和话语权，从物质到精神都对周围的男性形成一种威压和优势存在。

她们或者缺乏女性之美，比如大护士拉奇德；或者有着让人窒息的胸部，比如哈丁的妻子；或者既充满诱惑力同时又让人恐惧，比如妓女凯迪和萨蒂。

总之，小说 《飞越疯人院》中多数女性人物都不再是男权制度的牺牲品，她们强大无比且往往随心所欲。

同样，男性人物也不再扮演统治者，而是处于弱势，成了弱小、被动和服从的代名词。

正是通过这样的男女人物刻画，肯·凯西成功挑战并颠覆了作为传统意识形态支柱之一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思想。

三、对传统疯癫与健全意识的颠覆
1 西方传统中的疯癫与健全意识
福柯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中认为，几乎每个社会的存在都需要其部分成员扮演替罪羊、局外人，成为嘲弄、偏见和抛弃的对象。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正是通过界定这些边缘人来界定其本身。

中世纪欧洲的麻风病所受到的歧视和抛弃，16世纪末精神病人所遭到的驱逐、流放和杀戮，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专门运送疯癫病人的“愚人船”（Foucault，1965: 50），17世纪许多欧洲国家所设立的疯人院——这一切都在诉说着“正常人”以各种理由和方式对“疯癫者”的迫害。

在历史上，疯癫成了不可饶恕的一种罪过。

此后，从18世纪到20世纪的医学推测或者研究也没有彻底改变这些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

时至今日，人们对疯癫者仍然心存偏见和恐惧。

西方世界数千年来一直存在着疯癫/健全或者文明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

人们通过对疯癫的界定来证明自己的健全，这种思维如同男权意识，已经内化成一种集体无意识。

2 健全者的疯癫和疯癫者的健全
小说《飞越疯人院》一反西方传统意识中疯癫/健全的二元对立，通过揭示所谓健全人的残忍和疯狂与疯癫者的善良和健全的心智，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他们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观点。

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名义上都是些正常人，似乎有着健全的心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的情感和人性都已经彻底扭曲了。

首先，他们在精神病院实施的治疗方式就是不人道的。

医生将病人分成“急性”和“慢性”两种，“急性”是可以治疗的，“慢性”则因为有内在的缺陷再也没有治好的希望。

“慢性病人”又被分成“能走的”，“坐轮椅的”和“植物人”。

医院的一些常规治疗方法包括使用电击和脑部手术，这些方式的过度使用常常将一些所谓的“急性病人”变成了“慢性病人”。

艾利斯就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

他进来时是个“急性病人”，接受电击之后就转成了“慢性病人”。

他像一件战利品，全天除了吃饭时间都被固定在墙上，他“在同一个地方站立太久，他的尿液侵蚀了身下的地板和横梁”（p. 15）。

此外，医生有时甚至使用极端物理疗法，如前脑叶白质切除术。

拉克利几年前进来时是急性病人，因为反对病房制度被实施了脑叶修补术，成了慢性病人。

此后，他从脸部到心智都改变了模样，整天将一张旧照片举在自己烧焦的脸前面。

即使麦克墨菲这样心智完全正常、身体强壮、生龙活虎的人也被强行实施了脑叶切除术，变成了植物人。

此外，病人每天都被强迫吃各种胶囊，其中有不少都有害健康。

比如，有种治癫痫的药叫地仑丁，它慢慢损坏病人的牙床。

还有一些治疗方法，据称是有利于病人恢复的，其结果是再次打击了病人脆弱的神经，其目的是控制病人而不是治好他们。

比如，打着有利治疗的名义，拉奇德让急性病人互相监视。

具体做法是：只要有谁透露出一点点个人隐私，其他人等便争相去记录在病房日志上。

作为回报，“揭密者”将享受第二天晚起床的优待。

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其他病人盘问比利的口吃和失恋情况；在另外一次会议上，他们又试图探询哈丁的性障碍问题。

事后，盘问者们总是因为自己的恶意行为深感不安。

麦克墨菲把这种小组会议比作“斗鸡比赛”——参会成员就像一群小鸡，不停地啄其中一只小鸡的伤口。

他同时警告大家，这种“斗鸡比赛”将毁掉“鸡群”。

然而，医生们无视此类治疗手段的残忍和不人道，反之，他们认为实施这些疗法是医学
《飞越疯人院》的解构主义分析
的进步。

再者，这里的病人没有知情权。

病人泰伯曾请求医生们告之自己的用药情况，医生们不但没有满足这一正常要求，而且强制送他去接受高强度的电击治疗，直到确信他已经服服帖帖，才以“治愈”的名义将他送回病房。

除了不得不接受毫无人性的治疗，病人的正常娱乐权力也被剥夺。

以麦克墨菲为首的全体病人想看一场世界职业棒球联赛，以大护士为首的病房管理人员却以比赛时间和打扫卫生时间相冲突为由拒绝了这一正当要求。

于是病人们便停止工作，围坐在关着的电视机前，以示抗议。

大护士拉奇德面对失控的局面气急败坏，对着他们大声尖叫“秩序、纪律、追求责任”等等，显然是一副发了疯的样子。

大护士等人对“现代规训权力机制”的运用以及“种种规训手段”的使用充分展示了她们的疯狂和病态（赵越， 2009: 62）。

所谓的“正常人”表现得很不正常，而“疯癫者”则显示出健全的心智。

表面上看，病人们性情和行为都极其怪异，似乎难以预测，但他们展现的聪明才智、丰富的情感是所谓“正常人”所无法企及的。

病人们的一次海上旅行充分说明了一切。

旅行过程中，大家各负其责，配合默契。

乔治担当船长，他的安排和调度保证了行船的顺利，其经验之丰富、安排之妥当，使他更像是一位聪明的船长，而不是一位精神病人（p. 240）。

 在这次远离大陆乘船旅行期间，每个人都钓到了大鱼，都喝得醉醺醺的，每个人都通过钓鱼、笑声、友情以及一个随行的女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的收获颇丰，甚至一个曾经在他们出发前嘲笑过他们的流浪汉也开始对他们刮目相看，称赞病人们钓上来的比目鱼是他所见过的从俄勒冈海域钓到的最大的比目鱼。

除了海上旅行，病人们的其他一些重要活动，诸如打牌、打篮球和开晚会，也展示了他们健全的一面。

比如，在晚会上，他们的巧妙设计绕开了巡视员的查问，闯进药房取了些止咳糖浆加进伏特加里面。

在晚会结束时，布罗登酋长回想他们当晚竟然在病房做了那么多事情，觉得真是不可思议，他说：“（我）和五六个伙计以及两个小妞喝得醉醺醺的——就在大护士的病房里！就在强大无比的‘联合机构’
的堡垒的正中央喝醉了，还乱跳乱跑，尽情笑闹，和小妞们调情嬉戏……回想起来这一夜和这一切，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p. 292）一场精彩的晚会表明，这群精神病人完全有能力像正常人一样去爱，去笑，去感受，去思考。

同时，爱和笑声也帮助他们重新寻回失落在病态、扭曲、残忍、高度异化的现代社会里的健全心智。

此外，精神病人所展示的对于同类和弱者的救助、同情和理解也绝不是所谓的“正常人”所能比拟的。

有一次，当大护士病房的病友们来到游泳池的衣帽间时，他们发现另一个病房的一位病人正侧身躺在洗脚盆旁边，切斯维克和哈丁赶紧扶他站起来，其他病友也深表关心。

还有一次，麦克墨菲与救生员谈话之后，就不再替全体病友说话。

其他病人并没有因此而责备他，而是抱以深深的理解，他们明白，麦克墨菲这是为了不至于住院延期而不得不采取的向大护士的妥协。

这一切与病房管理人员冷漠的心灵和残忍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包括大护士在内的病房医疗人员对待精神病人的残忍行为以及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所作的荒唐的辩解，充分说明了这些所谓“正常人”才是真正心智不健全的疯子。

相反，那些在“正常人”眼里疯疯癫癫的病人虽然性情古怪，行为奇特，却心地善良，满怀同情，内心深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小说通过一系列事件的描写以及人物的刻画，颠覆了千百年来人们对于疯癫和健全的模式化理解，促使人们思考和审视现代社会中人性的严重扭曲，重新界定疯癫与文明的含义。

四、结语
肯·凯西以疯人院影射现代社会，并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塑造和事件描写颠覆了传统的男女形象和健全/疯癫的意识形态，将矛盾的双方换了位置。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既无意也不可能建立以女性为中心的二元对立或者构筑以疯癫者为中心的意识形态。

 他的矫枉过正，意在使人们质疑存在了千百年的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从而进一步思考这种意识和思维模式以及由此建立的体制对于人类自由的束缚。

然而，肯·凯西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企图通过颠覆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从而颠覆整个体制的美好愿望只能停留在他的作品中，他通过解构只能寻求心灵的自由。

这是许多作家在对现实失望之余所能做的事情——只能
《飞越疯人院》的解构主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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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1页）
在虚拟的文本中解构体制，以解构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对自由的追求。

他的这种努力虽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却为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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