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都市背后的精神荒原——黄咏梅小说论

繁华都市背后的精神荒原——黄咏梅小说论
曹霞
【摘要】黄咏梅的小说重在对都市经验和南国景观的捕捉与展现.在她的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环境大多带有鲜明的岭南地域色彩,主人公大部分都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卑微者和残疾者,小说家为他们的生活设置了许多充满诗意和想象的细节,将他们的精神状态描写得安稳而充实.在观照笔下人物的命运时,黄咏梅呈现出了人物为了生活与环境抗争时的自私,以及他们那冷漠、千疮百孔的情感世界.在这种生存本相的刻画里,有着人之为生存的所有本质特性.黄咏梅用独特的叙事方式与美学观念对都市精神史重新进行了"陌生化"的排演,写出了都市内里的忧郁与隔离,写出了繁华生活背后的精神荒原,同时也写出了边缘人充满超越性的心灵状态和精神镜像.
【期刊名称】《梧州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021)001
【总页数】6页(P14-19)
【关键词】繁华都市;精神荒原;边缘人;生存本相
【作者】曹霞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3000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黄咏梅曾以“神童”和“少女诗人”等头衔风云过梧州小城，硕士毕业后，她来到了广州。

算起来，她已经在这座繁华浓烈的南国城市生活了十年有余。

在与那些
形而下的繁华事物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她也毫不费力地保持了早年丰沛的真挚与美好，并且完成了从抒情到叙事的转换。

如今，她已经出版了两部小说集《把梦
想喂肥》（2007）和《隐身登录》（2010），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一本正经》（2004），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正陆续问世。

通过对都市经验和南国景观的捕捉
与展现，她将那些令她忧伤、惊奇、感叹、深思的人事融入笔端。

她以好奇而不乏温情的天真心灵探察着那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残余者和卑微者，并不动声色地铺展开他们在人世间的艰难无望和孤独残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灰败生活有所妥协，往往在貌似山穷水尽之处，可隐约见到她以诗性温暖之笔勾勒的葳蕤婆娑的细节，在那里，隐藏着都市边缘人坚韧而诗意的生存本相。

在黄咏梅的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环境大多带有鲜明的岭南地域色彩。

她善于捕捉都市环境中的瞬时经验，建构南方都市的独特景观。

她对煲汤、饮茶等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对粤语的书面还原，以及对民俗人情的独特表达，都充满了南方以南的俗世温暖。

对岭南风情的谙熟来自黄咏梅的成长经验，她出生长大的梧州小城其实是广州的小小缩影，从语言、气候到风俗习惯都与广州一脉相承。

她对于故乡清明温暖的感情成为小说隐匿的情感线条，无论是《骑楼》里的小山城，还是《把梦想喂肥》中的梅花州，我们都能找到她故乡小城秀丽明媚的影子。

从梧州来到广州，这个当年名噪一时的“少女诗人”不再写诗，青春期轻盈的飞
翔和青涩的梦幻缓缓降落，转而化为更为结实有效的都市叙事，但这并不是说她就此远离了诗的韵律与情绪。

在物质奔涌、欲望肆虐的都市潮流中，她细察着个体命运的疼痛与快乐，寻找到了诗性思维的别样表达，如她自己所说：“广州是一个消费的城市，一个物质化、欲望化的城市，她很平和、理性、务实，同时扫荡人的梦想和内心的诗意，让人安居乐业，变得实在。

这样诗歌就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但这个城市滋生了很多故事”[1]。

据此可以看出，她只是转换了表达的方式而已，
内心深处那浓郁的诗性和温情依然如故。

对于一个成功的小说家来说，不应当也不
可能只是将生活经验原样植入作品，而是要将经验上升为体验，并由此省察具有普遍性的事物。

具有深厚文字功底的黄咏梅很快掌握了叙事的奥秘，她将对于小城物事的熟悉经验交融于都市生活的书写，从已成惯例的日常生活轨迹中截取生存环境的片断，将熟悉的场景陌生化，从而与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

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2]。

在这种“陌生化”的艺术处理中，有小说家充满灵性与温情的主体心灵的支撑。

黄咏梅的小说勾勒了一幅岭南风情的文化诗学图景，那些充满南方地域色彩的空间环境散落于文本之中，成为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化符号：如《多宝路的风》中的天河公园和多宝路、《非典型爱情》中的石牌村、《勾肩搭背》中的白马服装市场、《草暖》中的草暖公园、《把梦想喂肥》中的冼村等等。

从表面现象来看，地名只是个体生活的空间标签，但当它们潜沉于文本的艺术肌理，则蕴涵了丰富的生存伦理和文化价值。

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香椿树街，都被小说家赋予了独特的文化价值，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座标图。

对存在于现世、奔忙于俗事的个体来说，那些亲切世俗的地理空间构成了生存与感受的力场，承担着突显人物自我意义和价值、表述自我言说和生命印迹的文化畛域。

构成这幅岭南风情图的主要元素还有许多日常物象与生活细节，如骑楼、煲汤、饮茶、粤语等等，对于这些南方都市常见的东西，黄咏梅显示了她敏锐的观察力和饱满的审美感受，她将它们从庸常、百无聊赖的节奏中解放出来，唤醒并冲击着人们沉睡的情感。

在这些物象与细节中，南方情怀展露无遗。

《骑楼》中那些高高密密、雕龙画凤的骑楼其实是岭南性情的象征：安全、保守、含蓄、实用，当这种原则被置于生存现场之时，它使得人生的多桀和坎坷渐渐平息，底层和边缘的生存伦理也由此显得阔大而慈悲。

《非典型爱情》中，阿堡长着一张“很石牌”的脸，
也就是说，他衣着很正规，但一看就知道那些衣服是模仿名牌的便宜货，这张
“很石牌的脸”作为一个相当典型的符号特征，连同在非典时期将一包板蓝根炒到30块钱的石牌村“走鬼”一样，成为特定环境中广州一些市民的生存写照和文学见证。

身为南方人，黄咏梅深知岭南性情的温和含蓄，通过对南方物事或语言等文化特征的描写，她充分勾勒出了南方人的性格特征。

《多宝路的风》讲述的是陈
乐宜与耿锵的婚外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充满南方特色的细节是乐宜那一煲管住了耿锵的靓汤，无论失意还是热恋，乐宜都会在汤里撒一把薏米，在“薏米笑了”
的境界中，她独自品尝着生活的况味。

《草暖》中，家庭妇女陈草暖不漂亮不聪明、不刻薄不显摆，有着相当好的脾气和修养，眼见丈夫日渐发达，她的危机感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来得那样汹涌。

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是但啦”（粤语：随便），当然她也并非圣人，至少她对于未出生孩子的名字无论如何是不肯“是但”的，对于出现在丈夫身边那个不美却很有味道的女秘书，她也不能免俗地心怀忧戚，不过，这些都无碍于她温和宽容的人生姿态。

黄咏梅的小说大多以广州或南方城市为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都市
生活才真正开始炉火纯青，走向“正途”，也是从那时开始，“都市人的异化、
商品拜物教、忧郁和理想、寓言与自然史等等现代性的基本母题”才被中国作家所关注，成为“中国人必须在自己日常经验里予以处理的‘创伤’和‘震
惊’”[3]。

在广州生活了十年有余，黄咏梅对都市生活有着自己的感受和理解。

和其他兄弟城市相比，这座城市显得格外的爱憎分明、起伏跌宕，同时这一切的曲折动荡又被人们毫不为奇地加以接受，连一点多余的惊叹也没有。

当那些强烈的生死爱恨被炒成了报料，当那些明暗交易如此地理所当然时，作者的观察也就带上了理性、冷峻、忧伤等复杂色彩。

经过她的不断阐释，现实中的广州与小说中的广州最后“相互重叠，相互剥离”，既合二为一又彼此独立，小说家也因此比别人多收获了一个广州，多收获了一个自己[4]。

黄咏梅并不避讳对广州充足物质的描绘，
她喜欢南方以南这样丰饶的俗世温暖，并在此基础上领略广州人的人生哲学，体察都市人的心灵悲音与艰难世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独具特色的岭南风情画是孕育她善意的根源。

在黄咏梅的第二部小说集和新近发表的小说中，她的文化诗学地理图在进一步扩展，《档案》和《瓜子》中的管山、《金石》中的千江市，都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展现了她对个人经验和社会环境关系的深入观照。

通过人物生存境遇的变迁、选择和认同冲突，小说家以慧黠灵光接通了人物的心灵，使文本的内核丰盈而饱满。

在黄咏梅的小说中，主人公大部分都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卑微者和残疾者，他们或者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收入低薄，或者终日无所事事地游荡在城市角落。

生存能力的薄弱、生理机能的残疾、社会地位的卑微使他们饱受苦难生活的侵蚀，不可避免地承受着社会变迁带来的屈辱、苦痛和眼泪。

但是，她显然并无意书写一部奋斗史或挣扎史，她笔下的人物没有特别强烈的大悲大喜，也没有曲折的大起大落，有的只是普普通通的七情六欲和小智小慧，以及为了将日子过下去而卑微坚韧的生存努力。

除了如史铁生等人出于自身的经验和体验对残疾人有所抒写外，残疾人的命运很少被关注。

黄咏梅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堪称一帆风顺，很难想像她怎么会将残疾人作为叙事对象。

在此，笔者只能将之归结于她作为诗人的丰富敏感的心灵、她对世间万物的悲悯以及心底深处那一小块柔软温暖的空地。

与常人相比，残疾人的生存和生活更加坎坷多桀，他们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必定会遭遇世俗常人和日常生活的无情打击。

《单双》里的廖小亮是一个白痴，
口水总是不断地从他歪咧的嘴角流出来，关都关不上，像拉尿一样多。

在《负一层》中，39岁的老姑娘阿甘从小到大总是一副“脑笋”没长合的样子，书到高中
就念不下了，虽然说话做事慢人半拍，但她却有自己的快乐。

在《把梦想喂肥》中，“我妈”瘸了左腿，可是她却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勇气，成为梅花州三轮车队的“大
家姐”。

所以作者说，可以想象如果她双腿健全的话，她一定会飞。

除了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事的残疾外，黄咏梅还设想出了许多“非现实”的残疾，从而为人物的
悲情命运增添了些许超拔于现实痛苦的色彩。

《将爱传出去》中的小时是克隆人，没有在子宫的温暖花瓣中营养过，因此严重缺乏免疫力，任何细菌都很轻易地袭击她。

《天是空的》中，刘淼淼得了一种怪病：身上所有能分泌的东西最后都不能分泌了，眼泪、口水、汗水、例假等等，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她“就这样干巴干
巴就干巴死了”，即使如此，她也一刻没有忘记扮靓，而且在爱情出现时毫不犹豫地坚决追随。

在描写人物某些生理机能的丧失和残缺、以及他们为缝合破碎生存图景而做出的努力时，黄咏梅的笔调并不忧伤，而是充满了明净和温暖。

无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位于社会的底层，对他们而言，现实生活满是艰辛，但他们并不因此而绝望，即使是在灰败而琐碎的生活废墟上，他们也能寻觅诗韵，心灵自足。

黄咏梅在描写他们时，为他们的生活设置了许多充满诗意和想象的细节，将他们的精神状态描写得安稳而充实，从而使他们的心灵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悲伤和庸碌。

《骑楼》里的女主人公和男朋友工作低微，在艰难的生存着，他们抚慰着彼此沉默的灵魂，执着地每个月在银行里存钱，梦想拥有爱情的小屋。

《多宝路的风》里，公司小秘书乐宜总是波澜不惊、平淡从容。

无论是妈子的落魄豆子的死亡，还是作为耿锵的实习老婆在欢欣着或苦痛着，或作为海员的妻子一直承受着离别的孤寂，她淡淡的眉目和表情都没有太多改变。

在黄咏梅的人物系列中，还有不少是生活朝不保夕却自有快乐的卑微者：寄人篱下的临时工小每爱上了臭豆腐和卖臭豆腐的人（《非典型爱情》）、没有劳动能力靠老妹妹养活的契爷却有一大帮“孩子”（《契爷》）、生意破产丈夫去世的家庭主妇徐惠玲总能在月亮下晾晒的淡灰底紫色碎花的法国丝绸衣服里寻觅诗意（《白月亮》）、保洁员鲍师傅虽然工作辛苦却能从“奇葩”这个评价和音乐里感受到了脱离日常劳作的激动与新鲜（《鲍鱼师傅》）、因嗜食而被炒鱿鱼的林求安在食物里体会着宁静欣悦和甜蜜忧伤的味道
（《暖死亡》）……按说，这种生活没有着落、凄凉可怕的处境很容易令人滋生出对社会的敌视和怨恨，描写这类题材的作家也很容易滑向曾经风靡一时的“底层
叙事”，但黄咏梅的叙事策略是“向外”和“向上”，她没有让残余者和卑微者
一直缠绕于自我的困境、停留于难以摆脱的凄凉感，而是以精细的笔法对他们的生存进行了具象展现，在人性的试探中不断触摸人物的心灵，将其命运置于悠远的人生哲学的烛照与观察之下。

小说的艺术形式无论如何变迁，但对人性的探求都是永恒不变的命题。

黄咏梅将纤细灵性之笔深入那些微妙隐秘的人性深处，通过人物在绝境生存中的自我拯救，将人性的丰富与复杂展现出来，使人感受到作者与文本的超越与悲悯。

从她那谨慎与略带质疑的试探中，缓缓溢出了超越日常生活的诗性质地，这使文本显得疏阔有致、清朗简洁。

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黄咏梅创作起点之纯粹和高远，也有理由对她充满期待。

高速发展的时代经济裹挟着物质、欲望和梦想奔涌而来，在古老保守的中国大地上建立了一整套“面向未来，追新逐异”[5]的现代性神话。

在直线向前的现代性叙事中，其实隐藏着自我反叛和自我侵蚀的因子。

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由于现代化
生活方式的全球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夺了曾经美满的生存方式，成为“经济
进步”、“秩序构建”和“全球化”的“废弃物”。

[6]在这个匆促忙乱的时代，为了牢牢抓住生存，人性的丰富和复杂都会不可避免地浮现。

在观照笔下的人物命运时，黄咏梅呈现出了人物为了生活与环境抗争时的自私，以及他们那冷漠、千疮百孔的情感世界。

在这种生存本相的刻画里，有着人之为生存的所有本质特性。

《将爱传出去》中，美丽不凡的女人艾尔为了如日中天的事业和美丽的体形，不顾丈夫柳其的反对，克隆了女儿小时，导致了小时的生存悲剧。

《勾肩搭背》中的
樊花曾经死心塌地爱上过一个“体制内”职员，这是白马服装市场的女人们的梦想，她花了很多钱在那小职员身上，买很好看很体面的衣服打扮他，还经常拿着好
东西上门讨好未来公婆，连避孕套都是自带的，但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那个小职员在报纸上刊登征婚启事。

在《负一层》中，阿甘无论如何都记不住总经
理和总经理的车，终于被开掉之后，那个热情搭讪过她的摩托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长篇小说《一本正经》描写了都市生活繁华表象下女性的悲剧爱情与命运，
她们曾经充满期待地成长、盛开，然而都市生活并没有让她们日高日上、日上日妍，在经历过欺骗、受伤之后，她们最后凄婉地凋零。

在对都市女性悲剧命运的描写中，透露出作者对都市生活的荒芜与凄凉的批判。

虽然以伤感之笔细细勾勒着都市人的生存本相，但黄咏梅并没有陷入绝望，她对生活一直持有温暖的信念。

因此，在小说中她从来不会刻意放大人性的丑陋之处，也无意夸张人物丰富的痛苦。

从叙事策略来看，她的小说通常都没有激烈的戏剧化冲突，无论是背叛伤害，还是生存的曲折坎坷，她都不会轻易去撕裂内核，即使是在可能遇到重大冲突的地方，她也会淡然地拐弯，并且予其一个“光明的尾巴”，
叙事因而显得克制而内敛。

在《将爱传出去》中，小时最后还是回到了广州，并
且主动给爸爸挂了电话，接他回家。

《对折》中，好好最终还是从医生那里逃离回家，躲进了乏味却安全的家庭港湾，那些亦真亦幻发生在生命中的异样风景她只能讲述给自己倾听。

《多宝路的风》中，乐宜是如何决绝地与耿锵分手、独自掩埋伤痛，如何在海员丈夫中风后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和忧伤，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作者只让乐宜在小说最后再次听到了多宝路的穿堂风，于是，她也和乐宜一样，在看到如鸳鸯交颈鞋垫的具有杀伤力的美丽事物时，她会悄悄地绕过去，然后偶尔伤感地回头，却永远不会追问那些伤害来自何处，如何才能泯灭。

黄咏梅善于以“淡”和“轻”的叙事节奏推进情节。

在描写那些令人心碎的变化和展现残酷冷冽的生存本相时，她通常会提取那些带有微凉锋利的精神切片，然后怀着悲悯情怀关注着笔下人物的命运。

比如，在《契爷》中，当卢本被夏凌云反
咬一口，诬为孩子之父后，他遭到了小城人们的刻薄的嘲弄和殴打，身上经常伤痕
累累。

在人们眼里，卢本最后一定是疯了，因为他居然戴上了黑色的文胸。

但故事没有将这人性之痛切入骨髓，而是在叙事者“我”离开故乡的快意中结束了小说。

在《暖死亡》中，林求安的体积堪称庞大，他很好奇想要求证火葬的炉道是否能
装得下自己重达400斤的身体，打电话去火葬场问，接电话的人却骂他是神经病，而路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

世人以惊人的凉薄拒绝了这个卑微者最卑微的生存希望。

但作者也并没有让人物堕入绝望，叙事依旧淡然平和地向前推进。

在黄咏梅笔下，不少人物最终的结局都是悲剧，《负一层》中，阿甘最后跳楼自杀了，直到她去世，几乎都没有人知道她叫杨甘香，人们只记得她是“迷张国荣跳楼那个”阿甘。

《把梦想喂肥》中，“我妈”的钱被骗光之后，她跳进臭水沟自杀了：“连
流浪猫经过这里都晓得迅速地逃窜，可我妈却一头栽了进去”。

作者之所以如此轻淡描写他们的自杀并有意略去其亲人面对这一悲剧事件的哀痛，正在于以“淡”
刻画生命的卑微。

底层和边缘人从来都是为人所忽略的，他们的生存和死亡也像一缕轻烟飘过不留痕迹，仿佛他们从未曾来到这个世界。

在客观平淡的叙事态度中，我们不难看出黄咏梅对都市人生存本相的悲悯之情，以及对于这个冷漠时代的失德的反讽，这反讽虽然很温和，却是有力的、有效的。

拨开叙事的细枝藤蔓，可以看到，在对都市经验和边缘者、残疾者的描写中，黄咏梅着力最多的还是人物的精神与内心状态，这也许与小说家的艺术观念相关。

在黄咏梅看来，日常伦理虽然可以被写作者的经验修改，但最重要的是作者是否在经验的呈现之中，“每种经验因为有了他身涉其中，将变得丰饶多味”，也正因如此，小说才能“对抗经验的重复”。

[4]正是因为一直保持着对内心真实的苦苦追索，以及长久以来身处都市生活的感同身受，黄咏梅赋予了人物以结实有力的内心力量，所以在小说中，即使人物在这个世界上无比地孤独，或身遭残缺，或有可能被淹没于灰败的生活河流，他们却从不会轻易地崩溃和堕落。

作为一个擅长描述现实物象和平淡生活细节的作家，黄咏梅用独特的叙事方式与美学观念对都市精神史重新进
行了“陌生化”的排演，她写出了都市内里的忧郁与隔离，写出了繁华生活背后的精神荒原，同时也写出了边缘人充满超越性的心灵状态和精神镜像。

【相关文献】
[1]黄咏梅.广州不是一个适合诗意生长的地方[N].南方都市报，2002-11-08（2）.
[2]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M]//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5.
[3]张旭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再版序[M].北京：三联书店，2007：27.
[4] 黄咏梅.内心的出走[J].作品，2006（6）：1.
[5]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49.
[6]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M].谷蕾，胡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