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陕边界区域红色文化旅游协同开发

２０１９年２月第３１卷第１期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ｅｂ．２０１９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１－
１５作者简介：郜俊斌（１９８６－）
，男，山西太原人，吕梁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史；李静宜（１９８７－）
，女，山西吕梁人，吕梁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史．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４８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３２－
０５晋陕边界区域红色文化旅游协同开发
郜俊斌，　李静宜
（吕梁学院历史文化系，山西吕梁　０３３０００
）摘　要：协同理论运用于旅游行业的区域合作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位于晋陕边界区域的吕梁、延安、榆林三地因相似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丰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而具备了协同开发的基础。

为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三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可以以现有的资源优势、政策支持、交通条件为依托，通过加强红色旅游资源跨区域合作与共享，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全域旅游发展模式，以促进该区域红色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晋陕边界区域；红色文化旅游；协同开发中图分类号：Ｆ５９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协同理论，
是由前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物理学教授哈肯（Ｈｅｒｍａｎｎ　Ｈａｋｅｎ）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的。

该理论主要研究处于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内部协同作用，自发地进行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其实质是探究各种系统和现象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共同规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协同理论运用于旅游行业的区域合作研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文献［１］以武汉为例，运用区域协同理论对武汉大旅游圈的构建要素、职能特点等进行分析，并从功能和空间方面提出具体的拓建方案。

文献［２］从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整合与开发的角度，分析了协同合作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文献［３］以左右江革命老区为研究对象，指出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财政资金不足，扶贫任务艰巨，迫切要求老区在红色旅游开发过程中加快形成系统化、
完整性的区域旅游产业体系，提升区域红色旅游的竞争力。

文献［４］在研究中提出，目前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发展普遍存在条块分割、
发展水平低下等诸多缺陷与不足，红色旅游走区域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之路是完全有必要的。

就目前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红色旅游区域协作的理论依据、实施途径、预期效
果等方面的研究上。

本文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晋陕边界地区的吕梁、榆林、延安三地开展红色旅游协同合作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协同理论分析三地协同开发红色旅游的必要性、开展协同合作业已具备的优势以及协同开发应采取的基本策略等问题，以期对三地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一、研究对象
本文涉及的“晋陕边界区域”主要指地处黄河两岸的吕梁、延安、榆林三地。

三地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接壤，
同属黄土高原沟壑区，境内梁峁林立，沟壑纵横，地形均以山地、半山地为主。

光绪《永宁州志》曾记载：“州（指今吕梁地区）境昔战国赵地……万山丛
薄，故气候常寒多而燠少。

”［５］
嘉庆《延安府志》记载：
“延安……自汉迄明为被边要地，而土瘠民悍，政之
张弛视他郡为难。

”［６］
道光《清涧县志》则称其县地形为：“冈陵重叠，溪谷深阻。

”［７］
作为革命战争年代陕
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所在地，三地又均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为三地发展红色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近年来，三地抓住红色文化旅游迅猛发展的契机，大力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取得了一定成绩。

相似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同为革命老区的红色经历，为三
第１期郜俊斌等：晋陕边界区域红色文化旅游协同开发
地开展红色旅游协同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开展区域旅游协作的必要性
１．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吕梁、榆林、延安三地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受困于恶劣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多年来一直不高。

特别是吕梁市的兴县、临县，榆林市的绥德、米脂等区域，因位于全国１４个集中连片贫困区的吕梁山区，这一带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据相关部门统计，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吕梁市共有贫困人口４８万，是全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市，这其中，又有大约７０％左右的贫困人口来自经济水平更加低下的吕梁山区［８］。

近年来，随着全国范围旅游经济的发展，红色旅游作为旅游产业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其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示范作用越发明显。

自２０１１年以来，吕梁市旅游产业发展迅速。

全市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各项旅游经济指标稳步提升，旅游总收入以年均２０％的速度递增。

旅游业正以其强大的拉动力成为推动全市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２０１７年吕梁市实现了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总收入的双增长，全市累计接待旅游者总人数４５７０．４４万人次，同比增长３２．６９％，实现旅游总收入３８９．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３２．８９％，旅游总收入增幅排名全省第二。

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吕梁市已累计接待游客超３０００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２２０多亿元［９］，旅游产业规模经济效应已初步显现。

未来，以红色旅游为代表的旅游产业在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革命老区精准脱贫方面仍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三地通过广泛开展区域旅游协作，实现地区间红色旅游资源共享，建立起跨区域的红色旅游协同发展模式，从而达到“１＋１＞２”的效果，红色旅游对地方经济的带动效应势必更加明显。

２．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的需要
红色旅游主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立丰功伟业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

不同于其他旅游方式，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高度依赖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

我国红色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以及空间上的跨地域性，决定了红色旅游开发既不能从时间上割裂开来，也不能从空间上割裂开来，走区域合作与区域红色资源整合的路线成为各地红色旅游开发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红色旅游发展迅速。

然而，红色旅游热度的持续升温，在给革命老区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加剧了旅游市场的竞争。

再加上各地在红色旅游开发过程中，因缺乏必要的协调与合作，导致开发同质化、重复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各地红色旅游开发也因严重缺乏辨识度而显得千篇一律。

建立区域红色旅游开发的长效协调机制，提升红色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信息共享程度，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因重复开发建设而造成的资源浪费，而且能够促使各地在红色资源开发过程中扬长避短。

在充分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特色的基础上，打造各具特色的红色旅游品牌，进而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的红色旅游市场，并最终带动整个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升级。

三、晋陕边界区域红色旅游协同开发的优势
１．资源优势
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吕梁、榆林、延安三地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涵盖了从大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内容。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红都，也是全国红色革命旧址数量最大、分布最广、规格最高的地方。

据相关部门统计，全市共有革命旧址４４５处，遍布全市１区１１县，仅延安市区就有１６８处。

其中延安革命遗址、瓦窑堡革命旧址、洛川会议旧址等５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０］。

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吕梁市有据可查、有案可稽的各类红色文化遗址有２６５个，其中革命遗址２３０个，其他遗址３５个。

文水县刘胡兰纪念馆、兴县“四八”烈士纪念馆、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临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旧址、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旧址于２０１７年初，被选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全国３００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单。

榆林市则拥有各类红色文化遗址５０余处，其中极具开发价值的有２０余处［１１］。

此外，各级档案馆、革命纪念馆、高校和地方图书馆等机构还收藏了不计其数的红色文物、红色文献。

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既是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英勇抗战的真实写照，也是三地红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地红色旅游资源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多样。

根据《国家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ＧＢ／Ｔ１８９７２－２００３）国家标准进行分类，三地红色旅游资源大致可分为三大主类，八大亚类，十多个基本类型，详细情况见表１。

３
３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３１卷　
表１　吕梁、榆林、延安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类型统计表
主类亚类基本类型代表性资源
遗址遗迹类（Ｅ）社会经济文化活动
遗址遗迹（ＥＢ）
历史事件发生地（ＥＢＡ）
大麦郊政治局扩大会议旧址
瓦窑堡会议旧址
小河会议旧址
军事遗迹与古战场（ＥＢＢ）
兴县阳会崖战斗遗址
青化砭战役遗址
羊马河战役遗址
废弃生产地（ＥＢＤ）延安兵工厂旧址
建筑与设施（Ｆ）综合人文旅游地（ＦＡ）
教学科研实验场所
（ＦＡＡ）
延安抗大旧址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旧址单体活动场馆（ＦＢ）展示演示场馆（ＦＢＣ）
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
延安革命纪念馆
绥德革命历史纪念馆景观建筑与附属建筑
（ＦＣ）
碑碣（林）（ＦＣＨ）
晋绥烈士纪念塔
四八烈士纪念塔
居住地与社区（ＦＤ）
名人故居与历史纪念建筑
（ＦＤＤ）
临县中共中央后委旧址
枣园革命旧址
王家坪革命旧址归葬地（ＦＥ）陵区陵园（ＦＥＡ）
兴县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
刘志丹烈士陵园
绥德革命烈士陵园
人文活动（Ｈ）人事记录（ＨＡ）人物（ＨＡＡ）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
艺术（ＨＢ）
文艺团体（ＨＢＡ）
湫水剧社、西北文艺工作团、
鲁迅艺术学院
文学艺术作品（ＨＢＢ）《吕梁英雄传》《兄妹开荒》
丰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是三地发展红色旅游的最大优势［１２］。

２．政策支持
山西省政府早在２０１６年制定的《“十三五”红色文化传承保护与发展规划》中，就已提出通过与邻近省份开展区域红色旅游协作，提升红色旅游品牌竞争力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依托毛泽东同志自陕北经山西到西柏坡行程沿线的路居纪念馆系列，打造“胜利之路”红色旅游线路的具体建设方案［１３］。

建设方案的提出，对于加强山、陕二省红色旅游方面的协同合作，实现区域红色旅游资源的开放共享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陕西省近年来同样将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发展对象，不断在区域红色旅游开发上下功夫。

延安在“十三五”期间明确提出打造“国际红都、文化名城”的口号，通过深入挖掘红色文化旅游内涵，加强与周边地区联动等方式，打造集红色旅游、历史人文、自然景观为一体的经典旅游线路。

提出到２０２０年，接待游客超３５００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３００亿元，文化旅游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达到３％以上的总目标［１４］。

近年来，作为传统能源大市的榆林也加快了转型升级的步伐。

２０１６年初，榆林市提出以“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红色旅游开发为龙头，着力打造红色旅游目的地，全力实现红色旅游产业突破发展的战略设想。

进而又提出以“转战陕北”旅游线路为主题的红色旅游产品开发力度，力争将转战陕北线路打造成全国精品旅游线路，与延安市优势互补，共同形成“大陕北旅游圈”［１５］。

政府针对红色旅游产业区域协作所作出的顶层设计，为三地红色旅游协作开发提供了政策上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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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期郜俊斌等：晋陕边界区域红色文化旅游协同开发
３．交通条件
吕梁位于山西省西部，东与省会太原毗邻，西隔黄河与陕北相望。

作为山西省的西大门，这里是山西通往陕西、甘肃、宁夏等西部省份的重要交通通道。

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吕梁赢得了“控带疆索，锁钥汾、晋，诚要区也”［１６］，“全晋之保障，三关之藩篱也”［５］的评价。

吕梁境内铁路、公路密布，既有担负晋煤外运重任的介西铁路、孝柳铁路、太中银铁路等多条铁路线路，又有３０７，２０９，Ｇ２０等多条国道穿越全境。

随着２０１４年吕梁机场的正式通航，吕梁作为大西北能源基地与环渤海经济圈之间的重要节点城市，其交通区位优势更加凸显。

延安北接榆林，南接咸阳、渭南，西邻甘肃庆阳，东隔黄河与吕梁、临汾毗邻，素有“形胜之地，五路襟喉”［１７］之称，境内既有Ｇ６５，Ｇ２２，Ｇ２０等多条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又有西北地区唯一与北上广三大枢纽机场通航的支线机场———延安机场。

“十三五”期间，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重要城市，延安在物资运输、经贸往来等方面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榆林位于陕西省的最北部，为晋、陕、蒙、甘、宁五省交界地，自古就是中原王朝的重要边塞，素有“九塞岩险第一”“边陲冲要，全陕藩篱”［１７］“延绥五路之襟喉，三秦之要区”［１８］的美誉。

榆林位于包西铁路和太中银铁路，青银高速和包茂高速两大北方重要交通运输线的交汇处，既是环渤海城市群与西北能源基地之间的重要节点城市，也是未来国家规划的呼包银榆重点经济区的核心城市。

良好的区位优势及区域内部便利的交通条件，为三地开展红色旅游协同合作提供了可能。

四、红色文化旅游协同开发策略
１．加强政策引导，建立协同合作长效管理机制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通过科学、适度、有效的宏观调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吕梁、榆林、延安三地，虽然地缘上彼此接近，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目前三地红色旅游开发仍旧各自为政。

三地政府需加强在红色旅游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引导，制定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企业、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区域红色旅游协同发展总体规划。

在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命令，避免红色旅游资源被人为条块分割的同时，通过强化市场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实现红色资源在地域间的自由流动与组合。

此外，地方政府还须打破固有的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建立起一套跨政区、跨部门的综合协调机制，避免因协作过程中利益主体不一致导致各利益主体只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其他利益主体的情况。

在制定区域协作总体规划的同时，地方政府还要逐步建立相应的法律约束机制，通过立法明确各自在区域协同合作中的权利与义务，明确相互之间开展合作的途径与方式。

２．建立道路交通规划建设协作机制，提升景区通达度
吕梁、榆林、延安三地大部位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破碎的地形造成该区域红色旅游景区的通达度普遍较低。

就目前三地红色旅游景区的分布情况看，除延安市内红色旅游景点比较集中外，其他区域红色旅游景点的分布都比较分散。

各景点之间由于距离较远，交通条件较差，游客往来各景点所耗费的时间往往相对较长。

因而，提升红色旅游景区的通达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地政府必须打破以往道路交通规划和建设各自为政的局面，尽快建立省际、市际间的道路交通规划建设协作机制。

在充分利用吕梁、延安、榆林三个中心城市在基础设施、客源市场、游客接待能力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的基础上，构建以上述三个中心城区为辐射中心，以综合交通体系为轴线，以各红色旅游景区为节点的城市红色旅游圈，形成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区域联动旅游网络发展体系，从而更好地发挥旅游资源的集聚效应，提升该区域红色旅游的市场竞争力。

３．加强红色旅游品牌协同开发，打造红色旅游品牌
尽管延安红色旅游开发时间早，开发程度也更深，无论从知名度还是从美誉度上看，其优势都非常突出。

但从整体上看，晋陕边界区域红色旅游开发仍然以传统的革命遗址观光、革命纪念馆展览的方式为主，这样的旅游方式既不足以展现红色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又缺乏足够的吸引力，难以引起游客内心的共鸣。

为改变这一状况，地方政府，特别是各红色旅游景区应共同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红色旅游品牌，从单纯的革命旧址参观游转向更深层次的红色教育游、红色体验游。

在红色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可以充分借助声光电结合的全息投影、３Ｄ动画等ＶＲ技术，更加逼真地还原标志性历史事件的场景，使游客有身临其境之感，从而加深游客对红色革命的认知度，提升游客对红色文化的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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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３１卷　
晋陕边界区域不仅红色旅游资源丰富，还拥有以黄河风情为代表的自然风光资源、以轩辕黄帝为代表的根祖文化、以于成龙为代表的廉吏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以及独具特色的晋西、陕北民俗文化资源。

该区域在红色旅游开发过程中，还应注意加强红色旅游资源与自然风光资源、民俗文化资源等其他旅游资源的协同开发，打造以红色旅游为主体的，“红、绿、古、民（民俗）”相结合的全域旅游新模式。

在开发过程中，三地也应充分考虑地区间资源的差异性，立足地方特色，在凝练各自优势品牌方面下功
夫，
形成优势资源互补，内部市场共生，外部资源共享的良好局面。

综上所述，吕梁、榆林、延安三地地理位置相互接壤，相似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红色旅游开发过程中面临的相似问题，成为三地开展红色旅游协同合作的基础。

三地在红色旅游资源协同开发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同时，还要在打造红色旅游特色品牌上下功夫，共同开创以红色旅游为主体的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形成资源信息共享、市场彼此互动的共赢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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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府志［Ｍ］．道光二十一年刻本．责任编辑：张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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