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肃注《孔子家语》

王肃注《孔子家语》
王肃是三国魏的大臣，字子雍，著名经学家，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约生于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

他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之中，其父王朗是三国名士，在会稽太守任上务在爱民、“育民省刑”，有政声。

到曹丕时，历官至司空，封乐平乡侯。

魏明帝时转司徒，进封兰陵侯。

王朗才高雅博，通经学，善疏奏，而性严整慷慨，恭俭节约，很有威仪。

“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

”王肃生于王朗会稽太守任内，幼时随父辗转动迁，颇受薰染教诲。

因其才学，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在朝廷掌管艺文图籍之事，他关心朝廷政事，屡上疏奏，多有建树。

正始元年（公元240年），王肃一度出任广平太守，不久被召回京，先后任议郎、侍中，后升迁太常，掌管礼仪祭祀之事。

当时魏政开始衰败，王肃倾向司马氏一边，司马氏掌大权后，又把女儿嫁给司马昭，成为了司马氏集团出谋划策的“军师”一类人物，司马氏有事多向王肃请教。

次年，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叛乱，司马师独纳王肃之策，讨平了叛乱。

王肃的官职也由此益加升迁，做到了中领军加散骑常侍，成了皇宫禁卫亲兵的首领，直至高贵乡公。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王肃病逝。

死后追赠他为卫将军，赐谥景侯。

王肃一生仕宦，功绩也算显著，但其后世影响，却几乎全在其经学。

他遍注儒家经典，多有创发，自成一家，称王肃学派。

他综合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将二者融为一体，形成王氏经学。

但他的经学与郑玄郑氏经学并立，使之成为继郑玄之后的又一位经学大师，并在与郑氏辩难中形成了《孔子家语》注。

两汉时期经学兴盛，但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

今、古文经之分在于两点。

一在经书书写的文字不同。

今文经用汉代通行的文字写成，古文经用的是先秦通行的文字，叫做“籀文”，也叫大篆。

造成不同文字的原因在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末咸阳的大火，使儒家经典遭受了灭顶之灾，六经几乎灭绝。

汉初挖掘经书，只好找到幸存的前代儒生口授其义，用当时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成了一类经书。

后来在孔子内宅墙壁中发现了一批用大篆书写的经书，当时的人们就把用隶书记录的经书称为今文经，把用大篆书写的经书称为古文经。

同一部经书，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文字不同，而且今文经是口述的，所以往往加进去好多传经者的理解和发挥，而古文经是原始文字记载下来的，可能更多地尊重了原始意义，从而造成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第二个不同。

今文经多从义理方面发挥，讲究微言大义，古文经多重名物训诂。

由于风格的不同，再加上当时的经学大师们特别重视师法，所以造成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水火不相容，特别是在中央，两派都争正统。

两派斗争始于刘向、刘歆父子。

向、歆父子先后任校录古书之职，总校群书。

向治《谷梁传》，喜今文；歆治《左氏传》，喜古文。

父子互相问难，各持己见。

刘向死后，刘歆继父业，任校书，想把古文经同今文经一样列入官学，上书哀帝。

哀帝让其与五经博士共同讨论，因五经博士皆为今文，对刘歆建议根本不予理采。

刘歆移书“太常博士”，详陈理由，认为今文经学是“末师之口传”，背离古经真义，“分文析字，烦言碎辞”，“莫知其源”；古文经才是真传，劝人们当“从善服义”，共尊古文经。

说理虽透，但却激怒了大司空师丹和众儒，把刘歆逐出了京城。

直到王莽专权，与刘歆互相利用，古文经才被立于官学，取得了合法地位。

但斗争并未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东汉时期虽然今古文经并立官学，但其理论观点不同。

由于今文经学讲“微言大义”，便与阴阳五行、谶纬之学结合，对经文中的某些章句任意发挥，编造出直接为当时政治所需要的“大义”来，这十分符合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的需要。

光武帝就深信谶纬。

当时五经之义，皆以谶决。

“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之风。

”而古文经学则把经文视为史实，注重名物训诂和史实考证，主张以经中的法制、义理来矫正世风人心。

这便是今、古文经学在义理观点上的根本分歧。

除此之外，还有真伪之争。

古文学者，常以孔圣之真传自居，认为今文经学为“末师口说”，有背古经真义。

而今文学者则以古文经是后人伪托质疑。

谁是谁非，各不相让。

但是，有斗争，必有交汇；有交汇，必有融合。

在斗争中，有些
古文学者，顶不住谶纬风行的压力，为保古文经学的官学地位，也引入谶纬之说。

而今文经学的一些无端发挥捏造，有时也破绽百出，留下可攻之处。

如今文学家何休，专治《公羊》，攻击《左氏》、《谷梁》，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

破绽被郑玄发现，便著《发墨守》、《针膏盲》、《起废疾》。

针锋相对，予以批驳。

何休见了，不得不服，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郑玄，字康成，是东汉末年集今古文经于大成的经学大师。

主治古文经学，又兼通今文，注经兼采古、今，将今、古语言经熔于一炉，铸为一体，形成了“独霸”一时的将今文经与古文经于一体的“郑学”。

然而就是这个“独霸”一时学坛的“郑学”，却受到了后生王肃的“讥短”。

王肃为了维护古文经学的纯洁，不以权威为然，向经学大师展开了挑战。

他在《孔子家语》序中说：
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矣。

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

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

乃慨然而叹曰：予岂好难哉？予不得已也。

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岂得不开而辟之哉？若无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

是以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

这段话，讲明了王肃注《孔子家语》的理由，就是为了维护孔子学说的真谛，开通壅塞通向孔门的路，辟除通向孔门路上的荆棘，不得不向权威郑玄发难。

王肃对郑玄的驳难，多集中于他的《圣证论》中。

据说《圣证论》是对郑玄“夺而易之”的专著，对郑玄之书“多所改驳”。

据《旧唐书·元行冲传》云：“子雍规玄数十百件”，又说“王肃改郑六十八条”。

可惜《圣证论》早佚，不得知其具体内容。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王肃尚有《尚书驳议》5卷、《毛诗义驳》8卷、《毛诗奏事》1卷、《毛诗问难》2卷。

这些著述虽已散佚，但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尚见有辑存30余条。

观其内容，均有对郑玄的改易与驳难。

故马国翰序说：《毛诗义驳》，“专攻郑氏”；“曰义驳者，驳郑氏义也”。

《毛诗奏事》，“此则取郑氏之违失条奏于朝，故题‘奏事’也”。

《毛诗问难》，“大抵亦申毛以难郑也”。

于是评说：“夫康成大儒，选通鲁、韩二家，后笺毛诗，其与毛不同者，意在两存其是；肃必欲尽废郑说，驳之不已，复陈诸奏，何见疾之深乎！”马国翰把王、郑分歧，归之于王肃对郑玄的疾妒，恐有失公允。

理论观点的不同才是分歧的真正原因。

王肃经学与郑学观点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王肃从维护孔子思想的纯洁出发，批驳郑玄。

经学，是指汉代儒者对孔子编定的“六艺”研究阐释之学。

孔子成之“六艺”，除《乐》书早佚外，汉代流传的尚有《诗经》、《书经》、《三礼》、《易经》和《春秋》，是谓“五经”。

“五经”自孔子创始，经七十子之徒相传，战国百家争鸣的融合，汉儒的整合改造，已非孔子原貌。

特别是今文经学，为“末师口说”，再加上其所谓“微言大义”的任意发挥，引进阴阳、谶纬之学与道、法、名、墨诸说，内容更加驳杂。

古文经学家则坚持以孔子原经为训，以为古文经才反映了孔圣的真谛，对今文经学不能容忍。

王肃反对郑玄，根本原因就在于郑玄兼采今文注经。

王肃以得孔圣之真谛自居，认为自己举的是孔子的大旗，言必以“圣训”为准，论必以圣人为证。

这是他著《圣证论》时言明的宗旨，也是他注《孔子家语》的明显表现。

他在《孔子家语·序》中说：“自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之学矣。

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

”“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岂不得开而辟之哉？”很明显，王肃认为，对经传注解，凡是不符合（他认为的）孔子原意的，就是壅塞通向孔门之路的“枳棘”，一定要“开而辟之”。

第二，王肃从维护圣人的圣洁形象出发，批驳郑玄。

王肃对孔子甚至古圣“圣洁”的维护，可说是一个顽固的卫道者。

凡是他认为有损圣人“圣洁”形象的，他必或否认，或另解，或批驳，甚至不顾事实而进行曲解，以强词取胜。

如《礼记·檀弓上》曰：“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

”郑注：“孔子之父鄹叔梁纥与颜氏之女颜征在野合
而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

”意即孔母耻“野合”事，而不告知孔父葬处。

王肃的注却是：“无此事，注记者谬。

”并据《家语》之文，以证《礼记》之妄。

又针对郑注说：“圣人而不知其父死之与生，生不求养，死不奉祭，斯不然矣。

”又说：“若征在见聘，则当言墓以告孔子，何得不知其墓？”不仅否认“不知其墓”、“死不奉祭”之事，也回避了“野合”的事实。

又如《礼记·檀弓上》：“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

”《正义》曰：“此节论非理横死不合吊哭之事。

”郑玄注提到“孔子畏匡”事，意谓若当时孔子被匡人意外杀死，即属“死而不吊者”。

王肃驳之说：“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

设使圣人卒离不幸，可得不痛悼（反）而罪之乎？”“有德”即“能自全”，可谓“妙论”。

又：《诗·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修介修止，载震载育，时维后稷。

”郑笺言此即指姜螈履大办人之迹而有孕，生后稷，长大，名曰弃。

这本是采《史记·周本纪》所记：“周后稷，名弃。

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

姜原为帝喾元妃。

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

居朝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陋巷，马牛过者，皆避不践……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

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这是原始族外婚的反映。

而王肃以为郑笺荒诞，反驳说：“帝喾崩后十月而后稷生，盖遗腹子也。

虽为天所安，然寡居而生子，为众所疑，不可申说。

姜原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弃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

”（上引肃言，皆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圣证论条》）在《辑佚书·毛诗奏事条》中王肃又加申说：“稷契之兴，自以积德累功于民事，不以‘大迹’与‘燕卵’也。

且不夫而育，乃载籍之……以为遗腹子，姜螈避嫌而弃之。

”这里不仅为后稷及其母姜原辩护，而且提到商祖先契。

传说契是其母简狄吞燕卵孕生，史书多有记载。

《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商族是以鸟为图腾的，故信鸟。

《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

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而王肃对此也予否认。

说：“稷契之兴，自以积德累功于民事，不以‘大迹’与‘燕卵’”是对的。

但说“大迹”、“燕卵”之说为
荒诞，怕是就有以今解古之嫌，越解离真实越远。

原始时代的婚姻是与封建时代不同的，没有什么封建道德束缚的。

王肃以封建时代的道德要求古人，就有违历史真实和历史主义了。

第三，王肃从维护封建道统出发，批驳郑玄。

王肃维护古圣稷契的圣洁，用的全是封建正统的制度和伦理道德。

不仅如此，甚至连“食色之欲”的人性之常，也讳莫如深。

如《礼记·祭义》有“如欲色然”句，郑玄注曰：“如欲色者，以时人于色厚，假以喻之。

”王肃不以为然，认为祭祀父母是极严肃的大事，若以女色相比，则是玷污之言，故解为“如欲见父母之颜色”，责问郑玄：“郑何得比父母如女色？”王肃此说明显有违圣训，故晋马昭反驳王肃说：“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

如此，亦比色于德。

”张融评曰：“如好色，取其甚，于文何妨？”
又如，《诗·大雅·卷河》：“伴奂尔游矣。

”郑注：“伴奂，自纵弛之意也。

”王肃认为这注有损周道尊严，驳曰：“周道广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乐易而来游，优游而休息。

”（同上）又说：“周公著书名曰《无逸》，而云‘自纵弛也’，不亦违理哉！”
第四，王肃以求真精神批驳郑玄。

王肃与郑玄等人的分歧，不仅是古、今文之争，也还有门户之见。

汉代经学经文经说来源不同，虽同治一经，而师承不同，解说各异。

如《易》始有施、孟、梁丘和京房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户，《诗》有齐、鲁、韩三派，《礼》有大戴小戴，《公羊》有严、颜之分等。

师传不同，门户各异，门内讲“师法”，即弟子要严守师说，不能乖离。

但一传再传，分化难免，必然又分出许多不同派别，叫做“家”。

家有“家法”要弟子遵守。

再加上古、今文对立，门户壁垒愈严。

各守门户，党同伐异：“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

杜（子春）、郑（兴、众）、贾（逵）、马（融）注《周礼》、《左传》不用今说；何休注《公羊》亦不引《周礼》一字；许慎《五经异义》分今文说、古文说甚晰。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8页）门户壁垒如此森严。

王肃古文自信贾、马，而郑玄兼采古、今，糅为一体，自然引起王肃不满而予以驳
难。

除了以古文《毛诗》驳难《毛诗郑笺》以外，其维护家法的门户之见也见于他对其他经传的解释当中。

如《尚书·舜典》之“禋于六宗”。

郑玄认为，“六宗”，“皆是天之神祗，谓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

王肃据《礼子家语》以“四时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解释。

而皮锡瑞经过深入考查认为，王说实际取自孔光、刘歆的“六宗”为“乾坤六子”说。

刘歆是古文学派的创始人，王肃若真宗法刘歆，更说明王肃反对郑学的家法门户之见了。

但是王肃经学又并非完全出于门户之见，而更多是“站在纯古文学的立场上，反对郑学”。

所谓“纯古文学”，王肃认为就是追求“义理之安，文符于实”。

故对郑玄的反驳，是为“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发现其“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

而对郑玄的符实符真的文字并不排斥。

故古人解经传引录，往往把郑、王并引。

再说王肃服膺贾、马，也并非盲目完全赞同，而是有自己的是非标准。

故马国翰说：“肃好攻驳康成，往往强词求胜，前儒多非之。

然其说如管仲不死纠难以为君臣之义未正成，实有特识。

”根据《论语·宪问》记载，齐桓公与公子纠争位，胜利后杀了公子纠；辅佐公子纠的二人，召忽死了，管仲不死，人以为管仲不仁，而孔子以仁许之。

人们多以“君死臣辱”之义认为孔子许之“如其仁”不可理解，王肃以当时“君臣之义未成”解，是正确的。

所以马国翰赞叹王肃是“古人拔帜自树一垒，以与往哲角敌者，夫岂漫无挟持哉”。

正因王肃“拔帜自树一垒”，并非纯出门户之见，努力追求义理之真、字句之实，才能成为一家，立于经学论坛，与郑学并行。

王肃在批驳郑玄的过程中形成了《孔子家语》的注释。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书，今本44篇，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众说不一。

一说为王肃伪托之作，一说汉孔安国撰集。

王肃在其注的《孔子家语·序》中说，他是从孔子二十二代孙孔猛那里得到的，因发现其内容与己所论“重规叠矩”，故为之注。

王注本遂流行于世。

从史书记载看，王肃之前确有《孔子家语》之书。

《汉书·艺文志》著录《孔子家语》27卷，唐颜师古注：“非今所有《家语》。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三国魏王肃注《孔子家语》
所附孔安国后序说：
《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

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日《孔子家语》……而《孔子家语》乃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安国）于是因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

《通考》又引孔安国之孙孔衍奏言云：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

安国为改今文，读而训传其义。

又撰次《孔子家语》。

既毕讫，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

王肃所注之本，是否孔安国撰，时迁世移，很难说定。

所以自宋以来就有人怀疑其书及二孔之序奏系王肃伪作，目的是伪托古人以自重，好与郑玄抗衡。

宋代王柏说：“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织成之。

”（《经义考》引《家语考》）至清代，学者多崇尚郑学，王肃更成了讨伐对象，力证《家语》为王肃伪作。

当然，也有对“疑古派”存疑者，如朱熹就说：“其书虽多疵，然非王肃作。

”（《朱子语录》）清陈士珂作《孔子家语疏证》，意在证实《家语》渊源有自，非王肃伪作。

强调指出：颜师古“既未见安国旧本，即安知今本之非是乎”？此外，黄震、钱馥、沈钦韩等，都曾对“伪作”说提出过不同看法。

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相关文献，“伪作”说似乎不攻自破了。

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

李学勤先生认为可称其为竹简本《家语》。

再就其内容看，《孔子家语》有许多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可以用于勘正史实及文字讹误，弥补某些古籍的疏略。

如《礼记·哀公问》：公问“成身”，孔子答仅有“不过乎物”四字，难以理解。

《孔子家语·大婚解》所记则比较详细：“夫其行已不过乎物，谓之成身；不过乎，合天道也。

”意思就明白了。

《说苑·政理》：“仲尼见梁君”。

清俞樾曰：“当从《家语》，作‘宋君’为是。

”再如樊须比孔子少36岁，《家语》云少46岁。

考之《左传》，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季氏以“樊须弱”为由，不同意他当车右。

据《礼记·曲礼》：“二十曰弱”。

时孔子68岁，樊须20岁，少孔子46岁。

《家语》是对的。

《孔子家语》不可能是王肃伪造，其中或有增损，也未可知。

《孔子家语》保存了许多真实的史料，其学术价值越来越被肯定。

王肃注之之功，也就越辩越明了。

郑派学者攻击王肃的一大理由，是王肃伪造“五书”除《家语》外，还有《孔丛子》、孔安国《尚书传》、《孝经注》、《论语注》等，但《论语注》已佚夫。

王肃与司马昭的特殊关系，也成为郑学学者攻击的把柄。

这些攻击，的确大有损于王学的地位和影响。

今既证明《孔子家语》不是伪造，其他各书的“伪造”之说也就不用再讨论了。

总之，王肃是继郑玄以后的又一位经学大师。

他和郑玄一样，遍注群经。

虽然两派对立，但各有千秋，都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王肃的一生，是为官的一生，且居朝中，为帝王近臣，言路通天，因此，他多有奏议。

奏议表现出的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轻徭役”、“安百姓”、“慎刑罚”、“重信用”、“倡节俭”、“简宫室”等。

这些思想，既是当时社会状况所必需，也体现了王肃对孔子思想的继承，是与其经学思想一致的。

王肃精经学，多弟子。

病逝后，縗絰为他送葬守丧的弟子数以百计。

其著述颇丰，而本传所载甚略，仅记有：“初，肃善贾（逵）、马（融）之学，而不好郑氏（玄），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官学。

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

”又，“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郑玄）”。

上文所述所引，皆出自《三国志·魏书·王肃传》。

然而据其他史籍著录，还有不少。

《隋书·经籍志》著录王肃20余种，190余卷，皆佚。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王肃佚作有：《周易王氏注》2卷、《周易王氏音》1卷、《尚书
王氏注》2卷、《毛诗王氏注》4卷、《毛诗义驳》1卷、《毛诗奏事》1卷、《毛诗问难》1卷、《礼记王氏注》2卷、《丧服经传王氏注》1卷、《王氏丧服要记》1卷、《春秋左传王氏注》1卷、《论语王氏义说》1卷、《孝经王氏解》1卷、《圣证论》1卷、《王子正论》1卷，计15种21卷。

此外，还有《孔子家语》，其注本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