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与江南遗民诗人

王渔洋与江南遗民诗人
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二十五岁的王士禛以二甲第三十六名，与吴国对、李天馥、王曰高、萧惟豫、张一鹄、李念慈、毛际可、邹祗谟、郑重等名士同榜进士及第。

照例进士二甲前列可授部主事，但此科以给事中上言都改外任，二甲前十人为知州，余及三甲若干名以前为推官。

王士禛翌年十一月谒选，授扬州府推官，从此开始他长达45年的仕宦生涯。

年不及壮而擢高第，本期望翱翔郎署，优游卒岁，结果得一个掌管刑狱司法、案牍繁剧的推官，王士禛的失望和沮丧是不难想见的。

友人汪琬有《赠王贻上序》勖之曰：“新城王子居京师，与其友唱和为诗，甚乐也。

已就吏部选人为推官有日矣，王子愀然有忧色。

客或谓予曰：'王子之忧也，忧夫以吏治之故而废其诗也。

’(中略)王子可以无忧矣，使诚能以清静治之，吾见王子之才必加优，其簿牒必加少，国中之盗贼亦必加衰止，如是而曰不能为诗，吾不信也。

”[0]汪琬的预料没错，在以后五年的推官任期内，王渔洋不仅没有因吏务废诗，
而且创作极丰，隐然树立新一代诗坛领袖的形象。

在扬州的五年，是王渔洋文学活动的第一个重要时期，夙为学术界所重视，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思想都已有学者加以研究[1]，他的社会活动和个人生活也被作为士大夫生活史的个案加以细致的剖析[2]。

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王渔洋在扬五年的社会交往，主要是和江南遗民群体的交往。

现有资料表明，王渔洋在扬州任职期间，利用自己的家世背景、政治地位和文学才能，积极地结交江南遗民诗人，赢得这一群体的舆论支持，从而为日后雄踞文坛盟主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这是王渔洋文学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的第一步，值得我们认真考究。

一．初临扬州扬州地处长江与运河交会的要津，商贾云集，富甲天下，唐代有“扬（州）一益（州）二”之称，骚人墨客往来题咏不绝。

又经历宋代欧阳修、苏东坡两位文章太守，诗咏风流，江山胜迹，愈为风雅都会。

明代扬州属南直隶，文化、经济地位虽不如唐、宋时代那么重要，但仍相当繁华，号为淮左名都，“冠裳文物甲于他州”[3]。

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史可法督扬州军民负城死战，清兵攻陷后屠城十日，在扬州历史上留下了惨烈的记忆。

这仇恨的记忆是如此深刻，十六年的时间是绝不足以将它销磨的。

当王渔洋以少年才子翩然来掌扬州刑政，当地还生活在仇恨记忆中的人们，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这位旧朝贵胄、新科进士，而他又将如何面对扬州的人们呢？
出任扬州推官之前，王渔洋的足迹只限于京城和山东掖县，江南对于他即便不是很陌生的名词，也是只能由古诗文去遐想的佳丽地。

豪侈而真实的城市生活与齐鲁圣人之乡的淳朴民风是完全不同的，这甚至让他很不适应，他抵任不久所做的第一件较重要的事就是翌年正月初，请太守罢府僚迎春琼花观用妓导骑及饮宴用妓侑酒的旧例，他宣称此举一时为州人所诵美[4]。

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七引吴绮《扬州鼓吹词序》：“郡中城内重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

吾乡佳丽，在唐为然；国初官妓，谓之乐户。

土风：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城东蕃厘观，令官妓扮社火，春萝婆一，春姐二，春吏一，皂隶二，春官一。

次日打春官，给身钱二十七文，另赏春官通书十本。

是役观前里正司之。

”按常理推想，扬州这样的传统消费
城市本应有此类热闹的节会，它们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手段。

罢用官妓扮社火，除了道学先生，市民阶层恐怕是不会高兴的。

好在推官毕竟是专掌刑法的官员，与地方行政的关系还不太密切，除了顺治十八年的“通海案”外，他的传记资料中所保留的政务记录就寥寥可数了，他在扬州五年可称道的主要是在文学活动方面。

应该说，在出仕之前，王渔洋已是个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

早在顺治九年（1652）与西樵初应会试，江西名士丁弘诲一见之下，便有天人之叹，当时诗人十九岁。

三年后再与两兄连袂入京应试，与海内名公缟纻论交，时号“三王”[5]。

及至顺治十五年应殿试期间，先后所识诗坛前辈有吴梅村、申涵光、张九徵、李敬、方文、施闰章，所交朋辈则有丘象升、刘体仁、汪琬、曹申吉、傅扆、秦松龄、梁熙、荣开、陈玉璂、许虬、吴国对、王曰高、萧惟豫、张一鹄、李念慈、毛际可、邹祗谟、李天馥、郑重、吴懋谦、程可则、吴绮、米汉雯、钱中谐、毛逵等，尽为一时翘楚。

顺治十四年（1657）秋在大明湖畔集名士举秋柳社，作《秋柳》四章，传诵南北，一时和者多至数百家，顾炎武、曹溶、朱彝尊等并有和作，足见声闻流远。

其中方文是与王渔洋在扬五年关系最密切的人物。

他按辈分算是方以智的从父，但年龄还小一岁，与以智同学十余年，在明已为诸生，易代后以遗民自居，游食四方，一时名士都与他交游。

顺治十五年夏间，方文将出京南归，渔洋以诗集请教，方文作《王贻上进士携其全集见示答此》诗，略云：“王郎方弱冠，山左擅诗名。

到处闻新作，居然见老成。

”[6]据方文后来回忆：“昔君弱冠通籍时，都门一见如故知。

曾窥写笈皆鸿宝，窃叹词林是总持。

”[7]他显然极欣赏这位年轻的诗人，从王渔洋诗中他已看到未来诗坛盟主的不凡气象。

而王渔洋也极视他为知己，在他面前能坦然流露内心的真实情感。

康熙二年九月，两人同出席广陵贵家的宴席，伶人呈上剧目，首座点《万年欢》，方文大呼：“不可！岂有使祖宗立于堂下，而我辈坐观者乎?”主人重违客意，方文奋袖而起，说：“吾宁先去，留此一线于天地间！”这是个很尴尬而微妙的场面，渔洋却拊几道：“壮哉，遗民也！”[8]以他的身份，敢于如此立场鲜明地表态，显然是不容易的，年长二十二岁方文能视他为密友，
不会与此无关。

从后来方文在王渔洋和钱谦益之间穿针引线的情形推想，王渔洋得他吹拂、揄扬处一定不少，所以王渔洋人尚未到，才名已先播扬于江南一带。

顺治十七年六月，渔洋初抵任不久，侨寓扬州的陕西诗人孙枝蔚将游河南，临行来访，有《赠王贻上》诗云：“十载遥看故国云，归心此日缓江濆。

邗沟景物非清渭，地主风流似右军。

潇洒已叹书法好，清新谁敌赋诗勤。

寻常泥饮遭田父，最喜仁声处处闻。

”[9]他还和了王渔洋与彭孙遹相唱和的《无题》诗。

这基本可以看作是主动来修好的表示。

与此前后，余怀也托严沆寄来《金陵咏怀古迹》诗二首，王渔洋与余怀不曾谋面，大概是因去年十月内叔张幼量招同纪映钟、袁藩集药圃，有诗见忆，兼及余怀，将两人联系到了一起，于是余怀借藤生瓜，投诗致意。

渔洋寄二首作答，即《阮亭诗选》卷十二所收《余澹心自吴中属严颢亭寄予金陵咏怀古迹诗却寄》。

从现有材料看，王渔洋初莅任的一年，除与故人镇江通判程康庄、宝应名士朱克生往还外，基本上未主动接近遗民群体。

但他在表现民族情感和文学才能两方面的努力，相信已赢得了遗民群体的好感。

前者想应与撰写《任民育杨定国传》有一定关系，文末云：
予以顺治庚子理扬州，士大夫为予述民育事甚烈。

（中略）时距其死十六年矣，会修郡志，民育死节事略而不书。

予惧其无传也，得杨谕德士聪所述《任扬州始末》，略之为传。

[10]
后者则是将本年所撰《白门》、《过江》等集汇编为《庚子诗》，请顺治十二年会试座主张九徵撰序，序中评渔洋“笔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览之余，别有怀抱”，当时以为名言。

通过这些作品，王渔洋为自己描绘了一个有民族情感有性情有风雅的诗人形象，从而拉近了自己与江南遗民群的感情距离。

二．与江南遗民的接触从顺治十八年开始，王渔洋显示出主动与江南遗民群接触的趋向。

正月底照例往松江谒直指，途径毗陵时曾访邹祗谟、董以宁、黄永、巩宗子等名士，有《毗陵晚泊访巩宗子黄云孙邹吁士董文友》；过苏州时有《泊金阊答余澹心》，又有《与金次公谒海涌观音复坐梅圃树下》、《半塘访沈无封不遇》等诗，均载《阮亭诗选》卷十四。

这些人中，除邹祗谟
是会试同年，其它都是素不相识的布衣或遗民，应是通过邹祗谟的关系认识的。

之所以说他主动结交这些遗民，理由是他两次路过常州，却不造访当时执文坛牛耳、且有通家之好的钱谦益。

尽管他托人捎去诗集，请钱谦益作序，却不肯登门拜访，这说明他是清楚地意识到江南文坛强大的舆论力量的，值钱谦益声名狼藉之际，他对与钱往还不能不心存顾忌。

这反过来证明，他通过邹祗谟的关系结识常州一带的遗民诗人，乃是积极主动的行为，出于自觉的选择。

要知道，当时遗民羣体的社会地位虽不太高，但影响力却极大。

葛芝《侯研德文集序》有这样的记载：
裁量人品，以澄清自任者，几道与研德尤甚。

每得一士，未尝不走相告也；闻一败类，未尝不走相戒也。

忆卯辰之间，一士人饰行牍问世，名甚高，退考其人内行弗善也。

几道慨然移书曰：“奈何使熏莸同器哉，当与子割席谢之耳。

”今其人俨然在先生长者之列，而岂知固吾党昔所弃置勿道者哉！世道凌夷，清浊混淆，良足悲夫！[11]由此可见当时江南士林舆论严厉之一斑。

相对于那些出仕新朝的诗人，道德上的优越感使遗民羣体拥有更强势的话语权，更何况他们身后往往有深厚的地域文学传统或家族文学背景呢，因此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主宰着当时江南地区的舆论。

而这对初出茅庐的青年诗人王渔洋来说，正是他急切要赢取的东西。

对“布衣交”的热心，果然使王渔洋的亲和力迅速提高。

此行的直接成果，就是吸引了三位名士来访。

先是在无锡惠山，当地著名选家邹漪来访，渔洋有《惠山下邹流绮过访》诗纪事。

邹漪是《杂剧新编》编者邹式金之子，选有《诗媛八名家集》、《名家诗选》和《五大家诗钞》等。

康熙七年刊行的《名家诗选》中收有《王贻上诗选》一卷，应该是缘于两人的这次会晤。

回到扬州后，王渔洋将此行所作诗编为《入吴集》，恰好梁溪顾宸来访，便请为撰序。

顾宸是《国雅品》编者顾起纶的后人，《阮亭诗选》卷首载顾宸序曰：
阮亭先生语余曰：“梁溪有九华、九霞两顾公者，其著述迥脱凡近。

尝读其《国雅》一编，所列如惠巌、洞阳、松阁诸先生诗，皆卓然大雅，自名一家。

君岂其苗裔耶？何君家之多才也！”余喜而且泣，
曰：“是余高曾辈行也。

余小子不能表章先世，方惧淹没无闻，阮亭乃为发其幽光，振其潜德，其可感也夫，其可感也夫！”阮亭又云：“余于唐独爱王、孟之诗，尝手奇字斋所笺释者，三绝编而不厌。

”嗟乎，何阮亭之酷嗜吾家书也！（中略）阮亭饮余孱提之居，纵谈娓娓，罄博竭奥，灯炧酒阑，无倦色。

凡目中未见诸书，阮亭胸中皆有之。

余不觉退舍而欲避也。

示余《入吴诗》一卷，余读之如草有幽兰，木有虬松古梅，味有苦茗，臭有名香，别具一切殊邈之骨之性。

[12]谙熟近代掌故是世家子弟的特点，王渔洋更有对文献的特别爱好和收藏兴趣，所以他总是能以称赞别人祖上或乡贤的著述而轻易赢得别人的钦佩和感铭，顾宸序已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山东前辈名家丁耀亢当时正游越，道经浒墅关，在榷使李继白署中见渔洋《玄墓看梅诗》，有惺惺相惜之意，过扬州特意来访。

渔洋为他题《陶公归来图》、《归鹤图》，耀亢赋五首作答，将渔洋比作历史上著名的南朝诗人何逊。

这是渔洋此行的意外收获。

丁野鹤是明末山东声名最著的作家之一，文学创作遍涉诗文、戏曲、小说，有多方面的文学成就，且交游甚广，渔洋既得他的青睐，日后沾溉于他的说项就不难想见了。

不久，渔洋因公务赴金陵，不居公廨驿馆而下榻遗老丁胤家，再次显示他笃于布衣交和“好事”的性情。

《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惠栋注：“丁故居秦淮，距邀笛不数弓，山人往来赋诗其间。

丁年七十有八，为人少习声伎，与歙县潘景升、福清林茂之游最稔，数出入南曲中，及见马湘兰、沙宛在之属，又为山人缕述曲中遗事，娓娓不倦。

山人辄抚掌称善，掇拾其语入《秦淮杂诗》中。

诗益流丽悱恻，可咏可诵。

”[13]这组诗成为渔洋早期创作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金陵作为故国繁华的象征，一直是清初诗人热衷的题材，对往事的追忆，对遗迹的凭吊，无不在兴亡之感中寄寓亡国的哀思。

对于山东出生的王渔洋来说，金陵风物唤起的不只是对与祖上世代簪缨相联系的王朝的哀挽，更有着印证自己的历史想象的欲求，而这无意中成为他与遗民情感相沟通的纽带，则恐怕是他不曾料及的。

他对这座城市怀有太多的好奇和渴求，案牍之余，总是独自出游，访古探幽，流连诗咏。

还据丁胤所述，属好手画《青溪遗事》一册，请陈维崧题诗，又自题《菩萨蛮》八阕，陈维崧、彭孙遹、邹祗谟、程康庄、董以宁各有和作。

邹祗谟《菩萨蛮·咏青溪遗事画册和阮亭韵》词渔洋跋：“仆曩居秦淮，听友人谭旧苑遗事，不胜寒烟蔓草之感，因属好手画《青溪遗事》一册，阳羡生为题诗，仆复成小词八阕，程邨倚和。

春夜挑灯，回环吟叹，觉菖蒲北里，松柏西陵，风景宛然在目，正使潘髯、王百谷诸人身在莫愁、桃叶之间，未必有此写照也。

”[14]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这些描绘、吟咏旧院风情的作品正是一曲故国的挽歌，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交流不堪回首却也不易诉说的哀思。

《秋柳》四章所抒发的无非也是此种情愫，不同的是，亲历金陵的萧条景象，使抽象而朦胧的历史记忆变得具体、清晰起来。

如果说四年前《秋柳》四章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善言人所难言之情的才子，那么今天的《秦淮杂诗》和《青溪遗事》则让人看到他包裹在新朝官服内的故国情怀。

丁胤所以乐于缕述南曲旧事，显然也是看出了这一点。

渔洋在丁翁邀笛步水阁看到钱谦益题沈颢绘秋柳的绝句，不禁援笔作和，此外又写了《题丁继之秦淮水阁和牧翁先生韵》、《再题继之水阁》，对牧斋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王渔洋的聪明之处正在这里，他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去登门拜访，而是通过诗的题咏与赓和，再通过前辈遗老的声气相通，将自己的仰慕曲折地传递给钱谦益。

事实上，正是这年九月丁胤赴常熟贺钱谦益八十寿庆，对牧斋述说当时情景，牧斋异常感动，这才一改敬而远之、迁延不报的态度，挥笔写下《古诗一首赠王贻上》和《渔洋诗集序》[15]，这是后话。

我们当然不能说王渔洋的布衣交都是有计划的，出于自觉的功利目的，但是他努力接近江南遗民，最终被这个群体接受和推崇，其间的因果关系确实是清晰可见的。

比如三月间，他拜访了金陵遗民诗人纪映钟，赠以诗。

月底流寓金陵的福建诗人林古度即屈尊来访，其间难道没一点关系吗？林古度正是丁胤、纪映钟的密友。

这位82岁的老诗人，是渔洋叔祖王象春的朋辈，万历中与曹学佺、钟惺游，后久寓金陵，以前朝遗老为当世所礼敬，可以说是遗民群体中辈分最尊的诗家。

渔洋对这位老前辈执礼极恭，“亲为撰杖结袜”，呈上自己的诗
集，又有《长歌赠林茂之先生》云：“一月淹留邀笛步，泥滑天阴春欲暮。

山人忽自乳山来，芒鞋访我青溪路。

爱君坐君朝爽阁，叙述同游慨今昨。

”林古度显然很喜爱这个后进英髦，欣然为撰《入吴集》序，其中虽因渔洋的官员身份，行文不免有些客气，但赏爱之情还是洋溢于字里行间：
今辛丑春暮，得谒季木之从孙贻上先生于秦淮，欣然叙孔李通家之好，惠我以诸集。

甫展卷涉猎一过，使人惊异慨叹，何其家学门风渊源有本，一至于是！[16]
后渔洋再以西樵《十笏草堂诗集》请序，林古度写道：
予客游京都，庚戌夏获见季木先生，称金石交。

历今数朝，五十余载，忽复见其从孙贻上于秦淮，读《阮亭》、《渔洋集》，如昔读季木《问山集》，恍若再生事。

因贻上又得读其难兄西樵先生《十笏草堂诗》，挑灯卒业，夺目惊心，益信望族家风，渊源广大，不可涯涘。

[17]
诗坛老前辈的如此褒奖，对于提高渔洋兄弟的知名度，当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林古度将二子的才华与家学门风的渊源联系起来，加强了人们对其才华、家世背景及诗学渊源的印象，而淡化了他们新朝官员的身份。

此度金陵之行，通过接触丁胤、林古度两位遗老及金陵前辈诗人纪映钟，王渔洋又赢得了金陵遗民群的好感。

他对此是很清楚的，更感激林古度的揄扬提携，后来他为林古度编选诗集，乃至直到四十多年后，他去世的前一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辗转病榻之际，仍念念不忘为林古度刊行诗集，托门人程哲任其事，驰书叮嘱说：“此我五十年挂剑之约，子其成之。

”[18]可见他内心深处对林古度的感铭和眷恋之情有多么浓烈。

三．冒氏一门与邵潜仅用一年时间，王渔洋已结识苏、常二府和金陵一带的遗民，在情感上为他们所接受和认同，现在他还需要接近扬州当地的遗民群体，掌执本地的坛坫。

扬州一带的遗民虽不如前两地名士多，影响大，但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即名列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还有一位在明代即已出名、明亡后流寓金陵、经常往来广陵的湖北名诗人杜濬，也是个交游广泛、相当有影响的人物。

机会适时而来，四月初渔洋刚归扬州不久，马上又有海陵之行。

这次是例行巡部，所以也到了如皋，冒辟疆、冒褒兄弟为他接风，赠画水苔数幅。

渔洋更求为画一屏障，有札报谢云：“一接兰芬，尘土尽涤。

况与难弟次公把臂，一门龙凤，盍胜健羡耶？”[19]渔洋又回请冒氏兄弟，后几日有札云：“前晚草草晤别，迄今怅然。

弟三四日来应酬判牍之外，听断日至十余件，寝食不遑。

虽切近清光，而仰望百尺楼中，便不翅蓬壶、方丈。

老世翁先生能无念我乎？”从两人往来书札看，这次会晤是冒辟疆先殷勤致礼的。

但在此之前彼此应已有联系，因为王渔洋的诗友陈维崧正寄居冒氏水绘园。

以冒辟疆的辈分名望，屈尊下交后进诗人王渔洋，除了赏识他的才华之外，应该还有另一层用意：冒家虽富甲一方，但沧桑后人事全非，已无往日豪势可凭，乡里奸猾渐见欺凌。

在这时候结纳一位掌执地方刑法的府推官，未尝没有托庇的意思。

一年以后，这层关系就派上了用场，王渔洋用他掌握的权力使冒辟疆得以免受一些宵小的侵凌。

五月端午节，冒辟疆来扬州观竞渡，追忆崇祯十三年影园咏黄牡丹盛会，感赋一诗相寄，云：“隋帝龙舟事尚存，偶来吊古独声吞。

廿年重采扬州芠，一赋难招众友魂。

冰雪壶中思旧令，垂杨影里失名园。

桃笺写恨谁曾见？惟向王恭尽此言。

”[20]末句有同气相求之意，渔洋报以《午日观竞渡寄怀家兄兼答冒辟疆感旧之作》，并有书云：“流光如驶，遂已五日，沅湘之感，正深于怀。

忽捧新诗，缠绵宛恻之情，风景河山之叹，所谓对此茫茫，百感交集矣。

”末告以“秋间欲刻弟廿岁以后七、八年之作为编年诗，奉求大序”[21]。

这里“风景河山之叹”用了《世说新语》“新亭对泣”的典故，表明王渔洋已领会诗中隐含的故国黍离之思。

相比追忆影园盛会的今昔之感，这是更深层的情感交流，只有这一层意蕴的印证，冒辟疆才能确认王渔洋的文化身份，掌握与他交往的分寸。

王渔洋含蓄地传递了冒辟疆所期待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当时在审理“通海案”中[22]，王渔洋努力斡旋使许多人免遭株连，让冒辟疆真正看清了他的政治立场，因此他没有推辞为渔洋诗集作序。

据《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惠栋注：“先是海寇犯江上，宣城、金坛、仪真诸邑有潜谋通贼者。

朝命大臣谳其狱，
辞所连及，繋者甚众。

监司以下，承问稍不称旨，皆坐故纵抵罪。

山人案狱，乃理其无明验者出之，而坐告讦者。

大臣信其诚，不以为忤，全活无算。

”这是王渔洋赢得扬州士大夫亲附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他的文学才能尚未被人们十分熟悉的时候。

此后王渔洋就和冒氏一门才俊交往密迩起来。

先是七月底在仪征，与友人吴国对、冒辟疆二子禾书（字谷梁）、丹书（字青若）唱和，有《新秋十二夜吴玉随编修附余舟归广陵玉随醉后题诗素版壁上作字斗大凤跋龙挐余卷袖濡笔起题其后曰此复何异吾家右军书门生棐几时耶因和其韵兼寄二冒子》、《真州南郭同冒谷梁青若戏用杜句为起》、《坐容园山洞青若因言义兴张公洞之胜》、《题谷梁青若诗卷兼寄辟疆》等诗，后编为《銮江唱和集》。

渡江至丹阳归，又有书与冒辟疆：“弟昨至丹阳，停舟江上，又饱看金、焦一日。

归登瓜洲新建大观楼，月明风静，望江南诸山如镜奁中物，偶得句云：'回飔闻玉第，凉月满江楼。

’惜巢民先生不共此也。

”年底他为冒褒延誉，使其应试顺利，冒辟疆特意来扬致谢。

后冒辟疆又有书来，说翌年届渔洋生辰将莅扬贺寿。

时“奏销案”起，渔洋复书询问江南故人安危，忧心殷切，情见于词：“吴下逋欠，虽先贤如唐荆川、缪西溪诸先生亦不能免，有心人可胜太息！其年得不蔓及否？如吁士、云孙、文友诸同志皆在其中；浙中如骏孙兄不知何故阑入，为之废寝食者数日夜。

将来过郡城，何忽见其楚囚相对哉?”[23]这种关切之情完全逾越了现职官员的身份，让人感受到朋友间真挚的情谊，后来冒辟疆能与王渔洋发展更亲密的交往，王渔洋能在书信中倾吐遭受罚俸、降级处分的不满和失意情绪，以至居停水绘园日，“连日夜坐，几于达旦”，“几不成寐者四夕”，全都靠这无形的铺垫。

八月二十八日，渔洋29岁生辰，冒辟疆有贺仪，渔洋复书言及为乃弟褒、次子丹书托请的事，均载《同人集》卷四。

一曰：“青若事，弟及珍示敝门人颇殚心力，闻有收渔人之利者，不可不察也。

”一曰：“次公事，弟今日在真州前后覼缕言之，当事意最佳，可必得当。

语略具似君札中，不敢复赞。

此公与弟性命交，定不宿诺也。

”可见冒辟疆结交王渔洋后，确实获得有力的援引和帮助。

而王渔洋呢，则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