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译本《浮生六记·闲情记趣》节选赏析——从诺德翻译导向的发展文本分析模式谈起

林译本《浮生六记闲情记趣》节选赏析——从诺德翻译导向
的发展文本分析模式谈起
樊孟轲
【摘要】翻译活动涉及原文、译者和译文,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在权衡三者利弊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一个成功的译本.以诺德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为指导,从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对《浮生六记·闲情记趣》节选原文和相应的林语堂英译本进行赏析,
结果发现:林译本在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相互积极影响下,有效地传递了原文内涵和
文本风格.
【期刊名称】《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32)004
【总页数】5页(P70-74)
【关键词】文本分析模式;《浮生六记·闲情记趣》节选;文外因素;文内因素;林语堂【作者】樊孟轲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外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5.9
《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46岁之际著于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主要讲述了作者的人生经历，被誉为中国经典文学著作之一。

1936年林语堂将其译成英文，其译本在国内外好评如潮。

经典文学作品英译工作的重点是落实文化
“走出去”战略、弘扬中华文化和促进世界多元文化交流，探索林译本的《浮生六记》对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者们对林译本《浮生六记》的研究主要可分为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两方面。

微观层次上主要研究林译本《浮生六记》的特色、翻译策略和方法，如葛校琴、季正明从归化和异化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得出翻译主体的翻译策略与翻译主体的取向密切相关[1]。

从宏观层次上看，学者们主要从跨文化交流、语篇层面、译者主体性、译语文化和译文的读者对象等维度研究林译本《浮生六记》，例如学者孙会军探究了林译本《浮生六记》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2]。

本文
以诺德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为理论基础对林译本《浮生六记·闲情记趣》节选*《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余)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杂处，常蹲其身，使与台齐；定神细视，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

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蛤蟆也。

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

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呀然惊恐。

神定，捉蛤蟆，鞭数十，驱之别院。

进行分析，以期揭示诺德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在指导翻译实践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是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领军人物，其翻译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老师赖斯的影响。

诺德从功能概念的视角出发，在其著作《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中提出一个更为详尽的功能分析模式，即翻译导向的文
本分析模式。

翻译导向指的是对源语文本的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的解读都需紧紧围绕着翻译的功能。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以篇章语言学和文本类型为理论基础，注重分析源语文本，有助于译者在译本中彰显源语文本的特点和功能。

尽管诺德提出的翻译理论与卡特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的翻译批评理论、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的目的
论和霍尔玆·曼塔里(Holz 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相似，但诺德的理论更侧重于
对源语文本特点的分析。

诺德翻译导向提出，译者只有在了解了影响文本分析的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解读源语文本的特有功能，选择与之相适应的翻译策略。

[3]40文外因素具体包括文本发送者(sen-der)、文本接受者(receiver)、发送者意图(intention)、媒介(medium)、文本接受场所(place)、文
本接受时间(time)、交际动机(motive)和预期文本功能(text function)8个维度；
文内因素具体包含题材(subject matter)、内容(content)、预设(presupposition)、文本构成(composition)、非语言因素(non-verbal elements)、词汇层面(lexis)、句子结构(sentence structure)和超音段特征(suprasegmantal features)8个维度。

诺德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对各个维度的遵循方式较为灵活，不同的译者注重不同的维度会产生不同的译本。

译者要尽可能地依据这16个维度来进行翻译活动，才会呈现一个大众喜闻乐见的译本。

以下是笔者分别从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两个大方面对《浮生六记·闲情记趣》节选的原文和林译本进行解读*本文的例句均来自沈复.浮生六记(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汉英对照)[M].林语堂,译.北京: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文外因素的分析发生在阅读文本之前，即简要地知悉文本使用的情景。

[3]42这种方式会使接受者对文本的文内特征产生某种期许，但只有在阅读原文后，人们才能把自己先前的期许与文本真实产生的特征做对比。

情境一般先于文本交际，情景决定文内的步骤，因此，本文将依次分析文外和文内因素。

1.林译本《浮生六记·闲情记趣》节选赏析之文外因素
在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中，文本的发送者和文本的作者隶属于两个概念，但也不排除文本的发送者就是文本的作者的情况存在。

文本发送者的目的在于借助文本以传递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读者；文本的作者则是依据文本发送者的意图来完成文本的创作，并遵循源语和目标语中约定俗成的规范和准则。

在翻译生产过程中，
译者的主体性要大于文本作者的主体性，译者可以根据翻译的功能有选择性地选取源语文本中的一个或多个信息因素。

[4]由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的信息可知，林译本《浮生六记》发送者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林译本《浮生六记》的作者是林语堂，其版权由林语堂次女林太乙女士提供。

译者可以通过“文本背景”的途径获取文本发送者的相关信息。

[3]52从“文本背景”视角来看，林译本《浮生六记》通过出版说明阐明了文本发送者——外研社
的意图，即在当时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希冀通过国际文坛巨匠林语堂的英语作品输出中国文化，使中国被世界所了解。

目标语文本产生时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以及中国和英国从政治领域拓展到多个社会领域发展公共关系的时期，国内外为目标语文本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良性碰撞与交融；同时也表明文本发送者(外研社)达到了预期目的，即影响了文本接受者(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观念。

此译文预设的文本功能可概括为三点：首先，该原文具有信息功能，传播中国的风土人情和价值观；其次，该原文具有表情功能，表现古典散文的美学形式，展现了中国儿童的好奇心理和善于观察的秉性；再次，该原文具有感染功能，引导外国人积极、全面地了解中国人，以此树立中国人的良好形象。

译文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文的功能，较好地完成了对原文的文外因素的呈现。

林译本《浮生六记》传播的媒介是书面形式，更确切地说，该媒介是便于携带、大小适宜的小册子，此种媒介可推导出文本发送者希冀以小册子这种便捷的形式让广大外国读者了解中国。

该文讲述童年时期趣事的内容与小册子这种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形式相契合。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文本接受者的信息来自于文本发送者，可以推导出文本预设的功能，同时又“受制于”文本的媒介、地点和动机。

文外因素的8个维度相互交融、不可分割，其中某一维度的线索和信息也可由其他相关维度的相关信息推导出来，如图1所示。

2.林译本《浮生六记·闲情记趣》节选赏析之文内因素
译者在获取有关原文基本情况之后，需对原文进行分析，从而界定翻译活动是否可行，进一步考虑实现翻译所涉及的原文相关内容及必要的翻译策略。

运用诺德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分析可知，该译文是展示原文作者(沈复)与译文接受者(英国人)之间交流的“文献型翻译”。

[5]120除了文外因素，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还包括文内因素，即题材、内容、预设、文本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层面、句子结构和超音段特征8个维度，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如图2所示。

《浮生六记·闲情记趣》的题材是古典散文，英语中也存在散文题材，源语和目标
语语境在文化上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这给译文的可译性提供了可能。

该节选的内容由小标题《闲情记趣》推断出文本旨在记叙生活中的趣事，英译为The Little Plea-sures of Life，little表示“琐碎的”的同时，还表示亲昵、精致的积极语义韵，契合了原文作者轻松记叙趣事的行为。

通过进一步研读原文文本可知，此节选主要讲述了童年的趣事，故该节被命名为《童趣》，并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收录到其出版的小学课本中。

预设主要与原文和译文读者的背景知识及特定的文化和题材惯例有关。

[5]122原
文读者(中国人)与译文读者(外国人)的文化背景具有差异性，因此，要注意分析原
文的隐层预设。

譬如，“凹凸”是中国人根据事物形状的特点所创造的象形文字，而英语本族语者则没有与之对应的语言表达形式，因此，译者依据意义采取了归化策略，译为“broken”，把原文的隐含意义在译文中得以彰显。

又如，原文是从孩童的认知模式来叙述事件，因此，要预设孩童的心理及孩童的表达方式，译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把“定神细视”译为“I would look and look”，“look and look”贴切地表现了孩童的心理。

本节选的文本构成包含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

宏观结构方面，原文和译文的每段篇幅都较短且层次分明，易于阅读。

微观结构方面，则主要通过句法结构、词汇衔接
和超音段特征来标识。

[6]217原文主要以动宾小句为主，译文采用的是句法结构
完善的长短句，这样的差异还与文化差异密切相关：中国人对语言崇尚言简意赅，英语本族语者则倾向于形式和内容的严谨。

原文语言简朴、自然、生动，译文长短句的结合可以灵活地体现原文的特点。

关于词汇衔接，一方面，原文有“于”“忽有”“一日”“盖”(“原来是”的含义)“而”“方”的词汇连接手段，译文为符合英语本族语者的表达方式采用了比原文更多的词汇衔接词，如
“or”“and”(出现七次)“there”“one
day”“while”“with”“that”“when”，这使得译文更通畅易懂，契合发送者传播的目的。

另一方面，原文许多词汇也运用得很贴切。

譬如，“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中，“吞”和“吐”两个动词表现了蛤蟆用舌头捕捉小虫动作的迅速和准确，极为生动传神。

译者据此选取主从复合句，使用with引导的方式状语(with one lick of his tongue)和动词swallow up的语言形式表现出蛤蟆用舌头捕捉小
虫动作的“快、准、狠”的特点。

又如，“神定，捉蛤蟆，鞭数十，驱之别院”中连用“捉”“鞭”“驱”三个动词，表现了孩童当时的心理状态。

译者使用的“caught”“struck”“chased”三词也一气呵成，表现这个孩童惊恐方定，随
即惩罚蛤蟆，驱除强暴、同情弱小的迫切心情，契合了孩童的心理。

再如，“拔山倒树”一词形容蛤蟆扑来的气势和力量之大，虽然在大人看来似乎有违事理，但以孩童的眼光来看却是自然真实的，所以使人如见如闻。

译者在处理这个词时，把主语“庞然大物”的程度稍微提高了一点儿，译作“a big monster”，把“拔山倒树”译为“overturning my hills and tearing up my forest”，这与上文中提到孩童自己所建的“丘”和“壑”相呼应，使文章内容连贯、脉络清晰。

超音段特征方面，叙述童年趣事时，原文应用较为基础的词汇(土墙、花台、小草、虫蚁、丘壑等存在于自然的事物)，小句(一个小句包含两个字到十个字不等，可读性较大)及小孩的心理变化(定神细视—怡然自得—兴正浓—呀然惊恐—神定)，使
得节奏跌宕起伏。

译者运用词汇衔接手段、长短句、标点符号(译文使用破折号代
替了原文的“盖”)、并列句(or和and引导的并列句)、从句(so…that句型、while和when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使得译文抑扬起伏、富有节奏感。

这样一来，译文巧妙地运用不同于原文的手法，实现了原文的“节奏感”。

另外，标点符号使用的类型和个数也有所区别。

原文含有逗号、分号和句号三种标点符号类型，依次分别出现21次、1次和3次;译文则包括逗号、破折号和句号三种标点符号类型，依次分别为13次、1次和5次。

这也表现出汉语注重意合、英语注重形合的句子结构特点。

非语言因素方面，译者在原文的基础上多了插画，如图3、图4所示。

从插画中可以直观形象地看出清代中国人的外貌特征、生存环境及插图作者能力等。

插画是一种艺术形式，它具有直观的形象性、真实的生活感和美的感染力。

插画和语言一样，对社会现实既具有复制作用，又具有重新建构的作用。

[7]85译者把插画作为文字的进一步补充，将文本所描述的童年观察景物的两件趣事以简洁、明确、清晰的形式传递给文本接受者，引起接受者对中国的人和事的兴趣，努力使他们信服传递的信息，并在审美的过程中欣然且潜移默化地接受译文所传递的内容：通过描写儿时观察花台草木、驱打蛤蟆的事情，表现了原文作者天真活泼、好奇心强的物外之趣，引导接受者接触更多的中国文化，并在意识中建构中国人善于观察、富有好奇心和热爱自然的积极形象。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内因素的8个维度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如图2所示：文本题材决定内容的选择和文本的构成；题材和内容决定词汇，词汇和文本构成影响句子结构，词汇和句子结构影响超音段特征；同时，超音段特征、句子结构、词汇又影响内容和题材，预设影响文本题材。

以各个维度为节点，构成了一个网状系统，体现了各个维度相互依存的关系。

[3]142
与此同时，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也相互依赖、彼此牵制，共同影响翻译实践活动。

[3]151诺德强调，分析模式重要的是要涉及交际情境的语用分析，且原文和翻译
文本应该采用同一种模式，这样结果才会具有可比性。

[8]62该模式从已有的原文及即将根据要求而生产的目的文本中识别与功能有关的成分，并通过比较译文目的与原文功能，让译者能够识别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设计出一种全面解决问题的策略。

[9]林译本《浮生六记·闲情记趣》较好地契合了原文，充分考虑了传播文化的交际目的。

判断译文的标准有很多，克里斯蒂安·诺德提出的翻译导向文本分析模式囊括了从
句子到句子以上的文本分析涉及的诸多要素，是一个较为详细的功能模式，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本文以林译本《浮生六记·闲情记趣》节选为研究对象，并结
合诺德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从文内因素和文外因素对原文和译文进行相关的解读，得出以下结论：林译本《浮生六记·闲情记趣》整体上做到了与原文模式保
持一致，保留了汉语语言和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向译文接受者传递中国的特色语言文化，而且使译文接受者更容易理解，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

同时，原文、译文的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相互作用，和谐共存，此模式为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分析框架。

因此，运用文本分析模式对翻译活动进行深入研究，探析影响文本的各种因素，深谙源语文化和提高翻译活动准确性很有必要。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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