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方面着手研究新航路开辟

经济方面着手研究新航路开辟
新航路的开辟，从1415年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占领休达城，开始沿西非海岸航行到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历经100多年，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现实。

完成开辟新航路的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西班牙，这是两个当时欧洲政治统一经济落后的国家。

新航路开辟的经济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当时欧洲最发达的意大利、佛兰德斯没有走在新航路开辟的前列？为什么由葡萄牙、西班牙完成新航路的开辟？这些问题都需要考察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发展的各种现象，然后对这些现象彼此存在的逻辑联系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一、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我们考察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农村社会经济，可以看到下面三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第一，大面积土地被开垦，农业技术得到提高和发展。

10－14世纪，欧洲出现了垦殖运动。

欧洲垦殖运动大约经过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0、11世纪前后的砍伐森林，扩大林中耕地时期；第二阶段是1150
－1200年左右建立新的村庄时期，此时欧洲的土地开垦进入最为激烈和最有成效的阶段。

从事垦殖不再是农民个人的私下的行为，而是得到领主的支持和鼓励。

很多垦殖是由领主牵头出资，农民及其他劳动者付出劳动。

这种开垦实际上是一种投资行为，领主出资让农民开垦土地，然后从他们帮助建立的村庄或庄园中分享各种权利，如征收各种费用，享有禁用权等，新的繁庶的农场出现了。

第三阶段是垦殖运动速度和规模以及成效都相对缓慢的时期，但垦殖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一直持续到14世纪。

第二阶段是中世纪欧洲农村历史的转折点。

为自由或财富的诱惑所吸引成千上万的拓荒者响应僧侣、主教、君主、领主的号召，在欧洲大地上开垦土地，欧洲农村在11－13世纪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业技术得到提高，农业生产力得到发展，粮食产量增加，人口迅速增长，村庄星罗棋布。

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工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为城市的兴起和整个社会的变革准备了条件。

第二，雇佣劳动比重越来越大，自由农民数量增加，农奴制度逐渐消亡。

欧洲中世纪庄园结构最基本的要素是土地和人口的结合。

土地分为领主自营地和农民份地。

自营地是领主自己直接经营耕种的那部分土地，农民份地是农民从领主处领有的小块土地，该土地的所有权领主，农民只有使用权。

农民份地按领有条件的不同，分为自由份地和农奴份地，前者以自由条件领有，后者以不自由条件领有，自由份地比例越高，庄园对农奴劳动以来越低，而对雇佣劳动或其他劳动依赖较多。

实际上欧洲中世纪存在大量没有份地或者只领有数量极少份地的农民，如英国东部的亨廷顿、剑桥、贝德福、白金汉等郡，13世纪后期庄园中少地农奴占农奴总数的50%，而少地的自由农民所占比例为50－80％，他们的份地往往不够维持生计，只好以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活所需，到13世纪欧洲各类庄园中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已经很少见了。

庄园经营的主要目的是满足领主及其家人的生活所需，因此有着很鲜明的自然经济特征，但庄园从来就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它与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市场的波动同样牵动着领主的心，封建经济具有某种程度的商品经济属性，存在着产品依赖于市场的经营倾向，并且地产越大，对市场和货币的依赖越深，庄园经营中的市场因素的作用日益明显和重要。

14世纪的黑死病对欧洲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黑死病于1348－1349 年横扫欧洲，所过之处陈尸累累，欧洲死亡人数在2500万左右，占其总人口的1/3到1/2，甚至更多。

黑死病造成农村劳动力减少，许多地方农民的状况有所改善，他们的劳动工资提高了，所占有的土地面积增加了。

农民经济地位的上升，导致农奴制度的消亡。

15世纪，欧洲农奴制已经基本消亡。

农奴的解放又意味着庄园的解体。

庄园制度的两大支柱是自营地经营和农奴制度。

这二者的灭亡就是庄园制度的解体。

所以在14世纪晚期、15世纪，领主庄园自营地的出租成为一种流行时尚，农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庄园经济为个体的农民经济所取代，领主变成了食地租者，农民、领主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农奴制的削弱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

它造成了一种更易变动的社会，这种社会组织能积聚起资本，为探险、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组织和自由的劳动力。

第三，存在大量无地骑士。

欧洲各国实行长子继承制，封建主的土地归长子所有，其它儿子只能成为无地骑士，他们收入微薄，
生活奢华，为争夺财产，彼此争斗不休，其中不少人甚至沦为盗匪，靠打家劫舍为生。

这批人垂涎东方的土地和财富，期望据为己有。

他们的存在，使觊觎财富、掠夺侵略的价值观在欧洲社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11世纪欧洲出现了城市运动。

中世纪的城市或依托山丘高岗，或临河靠水以为屏障，或占据要津四通八达。

城市的兴起原因，有的是因为手工业者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集中居住在一起，向周围农村提供手工业品，而依靠农村的粮食食品维持生存，如德国莱茵河以东城市；有的是因为商业贸易发展，尤其是长途贸易的作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是商业和贸易激发城市兴起的典型地区，像威尼斯、热那亚、米兰、弗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都是由于跟拜占庭、叙利亚、埃及、两河流域等近东地区的贸易而兴起与发展。

佛兰德斯的根特、布鲁日、伊普雷等城市也是在跟英国、东欧、地中海等地区的贸易中兴起与发展的。

有的是商业和手工业的共同作用，如佛兰德斯的许多城市的兴起，既是商业的作用，也得益于其相当发达的毛纺织业，二者结合城市由此而产生。

因此城市的兴起，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结果，是手工业发展的结果，是城乡交流商业发展的结果，是国际贸易发展的结果。

中世纪的城市一般规模较小，到15世纪末，最大的城市，人口在5－10万人，大多数城市的居民为5000人至1万人。

这主要是由于食品供给的限制。

中世纪晚期一个3000人的城市，每年需要粮食约1000吨，即周围农村需要提供土地在两田制下约9000英亩，三田制下需7500英亩才能养活城市居民。

城市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对跨地区贸易依赖越大。

各个城市的经济政策虽各不相同，但追求对本城市利益的满足这一点却是共同的，首先是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所需，尤其是粮食食品的供应，大的城市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因为他们对粮食的需求非本地周围乡村所能满足，必须依靠长途贸易以贩运。

为了商业贸易而争斗是中世纪城市关系的最突出的特征。

中世纪任何时期商业都是必须的。

教俗贵族要享受，故垂涎于东方的高档商品，如贵重金属制品、丝绸之物、瓷器玻璃制品、酒、香料等，下层人民需要食盐之类的生活用品和铁器之类的生产用品，商人和商业自然必不可少。

10、11世纪商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城市的兴起是同步的。

在欧洲的南方和北方，商业同时得到发展。

以意大利诸城市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兴起，商人们占据东西方交通的要津，向东与阿拉伯人、犹太人、埃及人等进行商业贸易，向西、向北与西班牙、法兰克、佛兰德斯、英国、德国等进行贸易，于是出现无所不在的意大利商人和商业中心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米兰、比萨等。

北方的佛兰德斯及北海贸易区辐射大陆和英伦三岛，影响所及商业繁荣，出现像香槟那样的国际性集市，以及著名的莱茵和汉萨城市商业同盟。

南北两大商业区域相互之间的贸易使欧洲商业充满活力与生机。

随着生产的发展，南北两大商业区域相互之间的贸易开始发生变化，北方波罗的海——北海地区主要从事谷物、木材、鱼和粗布等大宗贸易，南方地中海地区从事传统的香料、丝绸、香水和珠宝奢侈品贸易。

二、15世纪影响新航路开辟的因素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发展逻辑：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盛提供物质基础，城市的兴起使欧洲内部和欧亚之间跨地区贸易发展和兴盛起来。

那么，为什么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历史上会出现新航路开辟的事件呢？我认为可以从下面几方面考虑。

第一，打破商业垄断，分享东方商品贸易的暴利。

中世纪西方通往东方的商路有三条。

一条在北部，经小亚细亚、黑海、里海至中亚细亚；一条在中部，从地中海东岸经两河流域至波斯湾，再从海路到达东方各地；一条在南部，经埃及亚历山大港到红海，再从海路到东方。

自古以来，香料和其他许多东方商品，如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棉织品一起，沿着商路源源不断地运到欧洲。

在中世纪教俗贵族要享受，垂涎于东方的各种高档商品，内涵极其宽泛的香料贸易十分重要。

欧洲中世纪，由于储藏技术落后，食物容易变质，在只知道用盐处理食品、对其他食物保存技术知之甚少的世界里，为了压住食物尤其是肉食所发出的怪味，来自东方的香料是极受欢迎的。

随着欧洲城市兴起，国内外贸易发展起来，东方盛产的奢侈品、贵重织品、精制武器、香料等源源不断地运到欧洲，使封建主的物质享受不断提高，但满足物质欲望的可能性有限。

由于奢侈浪费，许多封建主经济上陷于破产，
需要大量财富解决经济困难，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侵，打的是宗教旗帜，本质上是觊觎东方的财富，当时的中东地区在阿拔斯王朝灭亡后处于分裂状态，所以十字军东侵获得极大成功，意大利商人建立了东地中海的商业霸权。

从本质上讲，欧洲寻求新航路的原因与十字军东侵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14、15世纪，东方形势已经不是十字军东侵时可比拟的了，北路商路为土耳其人控制，中南部商路被阿拉伯人控制，来自东方的香料等奢侈品经层层转手，价格已十分高昂，因此除了作为中间人的意大利人外，欧洲人渴望找到一条“前往香料产地东印度群岛”的新路，直抵东方，以分享利润。

第二，在欧亚国际贸易中，欧洲可供交换的产品不多，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更多的时候欧洲是以货币换取亚洲的产品，导致欧洲货币短缺，对货币的追求使欧洲出现“黄金热”。

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欧洲完全做不到自给自足，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国产品。

因此从中世纪后期起，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的经济。

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变得习惯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交易的规模也增大。

但是此时欧洲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亚洲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整个欧洲生产不出什么能使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东西，欧洲制造品通常比东方产品质量差、价格高。

当葡萄牙人来到印度时，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可用来换取自己垂涎的物品，达·迦马的一位随从曾经沮丧地说一件在欧洲可以卖到300里尔的衬衣在印度只值30里尔，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的纺织品在中国依然打不开市场，必须依靠毒品贸易才能扭转逆差。

因而欧洲商人在与东方商人交易时，常常需要直接支付货币。

工商业的发展，使货币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

封建主需要货币购买奢侈品和舶来品，农民需要货币交纳地租，商人、手工场主需要货币扩大资本，新兴的王权需要货币支付官僚机构的开支和官吏俸禄，因此货币成为财富的象征，成为各阶层竞相追逐的目标。

15世纪，欧洲各国货币实行金本位制，黄金成为欧洲各国和欧亚各国间国际贸易的唯一支付手段，但欧洲大陆金银产量较少，商业的发展使欧洲人感到贵金属的严重不足。

一方面欧洲出口货物在亚洲基本没有市场，一方面传统的欧亚商路因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而造成商品价格暴涨，各类商品价格往往比原价高达八至十倍，使欧洲每年都有大量贵重金属外流，引起贵金属的恐慌，由于奢侈品的消费终端是封建主，因此这种恐慌在封建主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中世纪欧洲封建贵族生活十分奢靡，衣食极尽精致奢华。

丝绸是贵族之家最受青睐之物，黄金、珍珠、玉石是贵族服装上不可缺少的点缀，1300年德国提洛尔伯爵的帐簿记载：“为缝制女公爵的服装，共花去6000颗镀金珍珠，6000颗珊瑚，3串五颜六色的珍珠，5盎司白珍珠和6块丝绸。

”贵族的食品也与一般人不同，据记载，英国萨福克郡一个小男爵的遗孀埃利斯·布瑞妮在1418－1419年一年间吃掉了46条牛、97只羊、44头猪及许多家禽，香料的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

而欧州中世纪封建割据的局面使西欧无论水路还是陆路的交通都人为地切割，每个封建主都雁过拔毛，道路上关卡不计其数。

税收额之重，商人不堪重负，但其负担最终要转嫁到包括封建主在内的消费者身上。

如15世纪塞纳河上谷物运行200英里等于其售价的一半，因此货物售价一般要增加20%。

如此巨大的商业利润的吸引，使商人们甘愿冒险去牟取厚利。

在交易中，商人们付出的是财产甚至生命的危险，收获的是财富剧增，封建主付出的是金银，获取的是各种奢侈品。

日积月累，封建主渐渐入不敷出，首先在他们身上产生金银恐慌，然后蔓延到全社会。

因而欧洲出现寻求贵重金属的两种现象，一种是热切研究炼金术，一种是寻找贵重金属产地。

对贵重金属的追求成为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的动机。

第三，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身受香料贸易暴利和寻找贵金属的双重压力，使其在新航路开辟中处于先行者位置。

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伊比利亚半岛政治、经济的发展均有其不同之处。

它们曾被阿拉伯人征服，14、15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先后完成了国家统一，但它们经济落后，贵族挥霍无度，经济对外依赖度很大，奢侈品依赖地中海贸易，谷物食品则依赖北海贸易。

14世纪后欧洲地中海与北海的贸易多走海路，经直布罗陀海峡，沿大西洋洋流北上，到英吉利海峡，再与佛兰德斯、英国、波罗的海等国交易。

伊比利亚半岛正好处于地中海——北海贸易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的海上交通线上，葡萄牙里斯本、波尔图商人经营从直布罗陀到北海的香料贸易，垂涎于香料
贸易的暴利，1385年，葡萄牙国王依靠里斯本、波尔图商人和手工业者，打败封建贵族的割据，建立政治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便开始着手探寻新航路，企图建立与东方的直接贸易关系，当1498年达·伽马抵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已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徒和香料。

随着西北欧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适应大多数人需要的北海贸易区谷物、木材、鱼和布料等大宗贸易逐渐超过地中海传统的香料、丝绸、珠宝等奢侈品贸易，这样，伊比利亚半岛一方面为满足少数富人、贵族的奢侈品需求支付货币，一方面要满足一般平民的生活必需品需求购买大宗货物，货币需求量大增，伊比利亚半岛本身不产金银，因此更渴望得到黄金，尤其是西班牙，大多数贵族负债累累，身受高利贷盘剥，梦想夺取黄金。

由于欧洲普遍地缺乏金银，开发黄金贸易的可能性引起葡萄牙、西班牙人的兴趣。

三、结论
综上所述，新航路开辟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内敛的经济，“以末致财，以本守之”，虽有足够的财力和组织力，却没有开辟新航路的动力，如中国古代明朝有郑和七下西洋，其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均堪称当时世界之最，却最终嘎然而止；简单的物物交换和渔猎劫掠，虽有探险传统并取得不错成绩，却没有发现和保持新航路价值的目光，如诺曼人早在11世纪以前，就已经到达美洲，但他们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不会也没有眼光了解自己探险的价值。

如前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欧洲各地自给自足的状态被打破，欧洲各地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逐渐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地区之间贸易依存度增强，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不同地区的对外依存度有明显的不同。

欧亚之间，是欧洲输入亚洲产品，金银大量外流，导致整个欧洲出现金银恐慌；欧洲内部，奢侈品贸易为主的地中海区域与原料和制成品贸易为主的北海区域之间，彼此大致保持平衡，地中海获利更大。

而经济落后的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既要从意大利人手里购买香料等奢侈品，又要从北海购买衣食用品，是货币的净输出地，金银恐慌更甚于其他地区，整个欧洲对金银的渴求集中体现在伊比利亚。

打个比方，商品经济发展是一个能量巨大的蓄水池，东西方贸易逆差是一块巨石，巨石砸向水池，激起欧洲货币短缺的阵阵波浪，这种波浪通过地区间各种贸易关系传播，最终在伊比利亚半岛找到泄洪口。

因而恩格斯“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魔咒；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需要的第一件东西”是对新航路开辟原因的经典表述。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新航路开辟的果而不是因。

因为最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和与意大利联系紧密的莱茵和汉萨城市商业同盟没有开辟新航路的动机。

土耳其帝国控制东西方商路，并没有使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取欧洲公众所需要的各种商品，这种情况对谋取中间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来说，是颇为称心如意的。

佛兰德斯是欧洲的毛纺织业中心，它进口羊毛，输出毛纺织品，欧洲对其毛纺织品需求量很大，它也没有致力于开辟新航路动力。

倒是经济相对落后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受新航路开辟的刺激，转向超出伊比利亚活动范围的北大西洋。

1496年即哥伦布第二次西行返回的那一年，英国亨利七世派遣约翰·卡伯伦朝北大西洋航行，卡伯伦发现了纽芬兰渔场。

这是一种比西班牙人的银矿更有价值的资源，纽芬兰渔场的鱼，大概是15、16世纪欧洲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人们冬季里的主要依靠及全年斋戒日中规定的食品。

但是决定国家命运还是制造业。

如羊毛纺织，是中世纪欧洲各国最重要的手工行业，其中，又以佛兰德斯、意大利、英国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毛纺织业最为发达，他们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不仅产品行销欧洲，而且在毛纺织业中最先产生资本主义萌芽。

各地区毛纺织业的运行和操作，基本上遵循一致程序，但技术的高低、质量的优劣、原料的充足与否决定了它们的发展程度。

佛兰德斯依靠其技术优势形成欧洲毛纺织业中心，处于领先地位，意大利则以其商业贸易的便利和雄厚的资本发展出自己的毛纺织业。

英国的毛纺织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成为民族工业。

凭借丰富的原料、逐渐取得的技术优势，以及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持，英国终于在14世纪后半期取得在国际毛纺织业中的领先地位，由羊毛原料的供应国一变而为呢布的主要出口国。

而西班牙虽然盛产羊毛，却只能是原料供应之地。

因此虽然在新航路开辟过程中和以后一段时间内，西班牙、葡萄牙凭借先发之势一度成为世界强国，但是由于制造业落后，从殖民地掠夺的金银最终如雨落房顶一样，哗哗地流向西北欧，刺激了早已存在的资本主义胚胎的发育，有雄厚制造业基础
的佛兰德斯、英吉利迅速发展起来，由此在这些地区发生了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主要参考文献：
1.朱寰主编《世界中世纪史》，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版。

2.郑之、王平编著《世界中古史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李纯武、寿纪瑜等编著《简明世界通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4.黄春高著《西欧封建社会》，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