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普遍交往看社会主义的兴衰

从世界普遍交往看社会主义的兴衰
贾英健
[内容提要] 社会主义由高潮走向低谷,是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教训已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全球化等多方面作了探索。

本文认为,把社会主义放在世界普遍交往的视域下来审视,就不难发现,社会主义之所以走向低谷,是与世界普遍交往的缺失有密切关系的。

同样,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恰恰是我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普遍交往的结果。

[关键词] 世界普遍交往 社会主义 对外开放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6505(2001)06 0088 05
全球化在当代的历史凸显,使人们能以全球的眼光来审视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

当人们用这一眼光来审视社会主义的发展时,就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发展的兴衰,原因固然很多,但能否进行世界普遍交往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一
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资本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 世界历史 的先导, 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

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

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整个世界的普遍交往有着重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是普遍交往未来发展的归宿,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普遍交往从本质上说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相冲突的。

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便与其出现不相适应的状况。

这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太狭窄了,它再也不能容纳其本身所创造的财富。

因此,撇开资本主义的消极后果不说,世界普遍交往的充分展开,必将冲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把人类推向资本主义的反面,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首先,世界普遍交往为社会主义冲破狭隘地域限制而走向世界并最终得到实现创造了前提。

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指出,由于普遍的交往,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附关系,其结果,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这样,一方面,那就只会使贫困普遍化,而在贫困的情况下,就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旧的东西就要死灰复燃;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现象而存在,处于家庭式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

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

因此,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不可能是一种地域性的现象,它一定是全球各民族,至少是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各民族突然间同时发生的行动。

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 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所讲的 同时 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对革命关联性的一种表达,即其中每一民族同其它民族的变革都有依附关系。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后者如果是 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 , 那么它注定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灭亡。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实现作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2001年第6期
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深层次的理想追求,并将其奠定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前提之上。

马克思还通过对俄国公社两重性的分析,以世界普遍交往为背景,提出了落后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的国际条件,即落后国家在全球化境遇中,要通过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去实现自身的发展。

总之,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绝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能实现的概念。

其次,世界普遍交往使无产阶级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从而为彻底否定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主体前提。

马克思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狭隘的地域性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的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 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

马克思不仅指出了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与世界历史的相关性,而且还对 世界历史性的个人 进行了价值规定。

马克思认为,作为 世界历史性中的个人 ,其价值指向是朝向未来的。

这种未来价值指向,既包含着对狭隘的地域性个人的超越,也包含着对自身的超越,即超越那种在资本文明阶段上必然产生的孤立、片面、偶然的个人,确立个人对关系、对偶然性的统治,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自觉个性。

后一种超越之所以必要,在马克思看来,是因为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

结果只能是,全球化趋势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力量而与作为主体的人相对立。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工业以前所未有的 邪恶方式 ,不断制造出现存的分工,把人变成其活的附属物。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与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 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

解决这种异化状态的惟一办法就是实现对其的价值超越。

因此, 异化 从本质上说,体现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道原则,异化的克服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才能成为全面的自由的人,具有丰富个性的人,他们不仅能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更不乏高度的思想道德觉悟。

显然,马克思对 世界历史性的个人 的分析是与他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分不开的。

马克思指出: 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 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

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

总之,马克思正是从对共产主义的特征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分析中,把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看作是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具有一致性的。

按照这种观点,无产阶级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像它的事业 共产主义一样,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

无产阶级也正是在这种普遍交往中,最终挣脱资本主义异己力量的支配而获得自由和解放。

二
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运动也走向低潮。

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挫折,究其原因,世界普遍交往的缺失是根本性的。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世界普遍交往为背景的。

在普遍交往的背景下,某些落后国家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往往加速走向激化,而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在这个矛盾的支配下,某些落后国家能够越过典型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

然而,在世界交往关系作用下产生的社会经济形成的跨越现象,如果脱离世界交往的轨道,如果不普遍发展生产力,也会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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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反面。

这说明世界普遍交往对社会主义有着极端重要性。

因此,社会主义要想在革命胜利后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不能离开同世界的普遍交往。

首先,世界普遍交往具有整体相关性。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把自己置身于世界普遍交往的联系中,并在这种普遍交往中实现自身的发展。

但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取得社会革命胜利后,没能正确处理自身发展同世界普遍交往的关系。

对世界普遍交往的作用缺乏了解,一方面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一味地追求自身封闭体系内的扩张,希望依靠自身的经济强大挤垮体系外的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使社会主义国家热衷于姓 资 姓 社 的争论,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作是水火不兼容的、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对社会主义自身体系外的符合世界普遍交往规律的体制和机制,如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经济、技术创新、企业管理、社会保障等采取了批判和排斥的态度。

这不但使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拉开了差距,而且偏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轨道,其结果,由于违背了世界普遍交往的基本规律,致使20世纪末社会主义阵营解体。

从前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看,其改革失败以致最终解体,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从自身发展与全球交往发展的联系中去认识社会主义,割裂了与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的联系,实行高度集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推行 两个平行市场 的理论,走上了孤立发展的道路。

这种违背生产力整体化和全球交往普遍规律的发展模式,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调,使发展失去后劲。

其次,世界普遍交往具有多极主体性。

世界普遍交往是主体之间的交往,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民族国家,它们作为参与交往活动的一方,都有自己的因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和特质,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生存发展权利;与此同时,参与交往的各方又因有共同的利益追求,而能够在交往活动中协调互动,构成一个包含差异性的利益共同体,这决定了交往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双向建构性:既建构全球共同体,又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多极主体状态;既受整体性的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又在交往活动中加深对自身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合理利益的认识。

它不但要求参与交往的任何一方都要尊重他方的主体地位和合理利益,并在追求共同利益的交往活动中,实现交往各方的生存和发展。

而且还要求人们要破除单一的主体观念,树立各个国家和民族共生共荣的多极主体观念。

但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却忽视了交往主体的这一多极性,他们把社会主义作为绝对的价值主体,以单一的主体性态度和单一的主 客交往观进行社会主义的扩张活动。

他们将自己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奉为惟一正确的合理价值观,将社会主义奉为惟一的社会发展模式,只强调单一的社会主义交往主体之间的交往,强调本国、本民族范围内的交往,忽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交往关系。

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各个民族和国家的交往关系中,也没有贯彻多极交往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

如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社会主义常常以大国自居,对其他国家自主地进行制度选择横加干涉,一概斥之为资本主义而加以排斥,致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

再次,世界普遍交往具有创新性。

如前所述,作为交往主体而言,无论是个人、集体还是国家,一方面他们要使自己融于世界普遍交往之中,在普遍交往中达到交往的高度一体化;另一方面在普遍交往中实现主体的自我重构与创新,构建具有独特个性的主体形态。

这表明,普遍交往说到底是一种创新活动。

从这一特征出发去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在与世界进行的交往中,应注重进行交往活动的创新。

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却普遍存在着创新的缺失。

这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缺失两个方面。

从科技创新方面来看,世界普遍交往的发展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并由后者推动。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进行交往,都不能不重视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

而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应如此。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这一作用,不能在与世界普遍交往中吸收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的优秀成果,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处于竞争劣势。

如20世纪中期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风靡世界,为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和普遍交往提供了条件,日本、韩国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利用现代科技革命实现了现代化,中国却没能融入这场全球化浪潮,由于一系列运动而错过了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普遍交往的大好时机。

从制度方面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普遍交往面前,由于采取了僵化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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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的制度模式,因此不能在同其他制度的相互借鉴学习中进行自我反思。

其结果是,僵化的制度模式使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三
社会主义在世界普遍交往中的挫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或社会主义不适应全球化发展,而是社会主义与世界普遍交往相脱离的结果。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与世界普遍交往发展轨道的偏离,并不表明社会主义与普遍交往不兼容,更不表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批判错了,而是表明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制定了一个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身的价值性的僵化发展模式,造成社会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普遍交往的缺失。

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

纵观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件成就都离不开对全球化冲击的积极回应,离不开对世界普遍交往的历史确认和积极参与,这是对中国实践成功的深刻认识。

首先,从普遍交往的视角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是中国走向成功的出发点。

在当今世界普遍交往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非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既避免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侵蚀,又积极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既批判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又发扬光大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等问题。

应该说,从近代以来,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人民一直在以实践的方式求解这一历史课题。

但是,在过去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中,虽然曾有一些仁人志士试图以世界普遍交往的视角审视中国发展,提出一些符合全球化发展规律的正确主张,但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是闭关锁国,将自己独立于世界普遍交往之外。

特别是在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由于独立于全球化进程之外,造成自身的封闭和僵化。

这虽然使我们保持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同时也造成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建国以后这段时间发展的经验教训时指出: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落后,就必须开放。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

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重新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和现实方位,找到了一个使中国快速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正确的方法论视域,这就是从全球化的高度审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邓小平指出: 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

正是这一观察视域的变化,拉开了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广泛参与世界普遍交往的序幕。

其次,形成了体现世界普遍交往精神的开放意识。

如前所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出现挫折,就在于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普遍交往之外,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正是从解决这一问题入手,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与思想。

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一个局部或方面,而是全方位全领域的,既涉及经济、科学技术等吸收和学习的生产力基本要素领域,也涉及到管理制度与方法等的借鉴与引进生产关系领域,还涉及政治、法律制度的接轨和文化思想交流等上层建筑领域,因而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开阔的、全球化的视野和意识。

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我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进行了广泛的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交流。

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正是由于我们采取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使我们能够通过同世界的普遍交往,学习和利用发达国家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发展和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再次,确立了与普遍交往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创新观念。

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源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而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创新活动,它要以创新意识为指导。

在创新意识中,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最为重要,而这两者又都是由交往本身的内在要求所规定的。

从交往本身来看,普遍交往是人类交往发展的新阶段,在普遍交往的情况下,交往手段越来越实现了科技化。

喷气式客机、海底电缆、大众传播媒介使地球在变小,计算机网络在消解着人们之间的距离,电子商务开辟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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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产生真实交易后果的虚拟市场,数字技术使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正变得十分简单,比特成为人们交往中日益重要的媒介。

所有这些说明,在当今普遍交往时代,如果在交往手段上不能够占据领先地位,就会使其交往受到极大限制。

正是从这一考虑出发,我国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观念,强调要科技兴国,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并把科技创新视为参与世界普遍交往的重要条件。

同时,我们在交往过程中,一方面吸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吸收学习落脚在提高中华民族科技创新能力上。

从交往的功能看,交往不断创造着个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实际地产生着人的各种社会关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能否有效解决由普遍交往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它实际涉及到人的交往能力问题,以及如何对待具有不同文化价值观、不同政治信仰、不同目的和动机的外来投资者和经营者,如何对待国内生产者、经营者以及以什么方式处理与国外投资者、经营者和国内生产者、经营者的关系问题。

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必须制定统一的规则和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既要体现与世界接轨,又不能照搬他人的模式。

所以从根本上讲,解决这一问题离不开顺乎历史、合乎国情的制度创新,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如此。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上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为目标,通过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了制度上的一系列创新,为实现制度的转型做了许多努力,初步形成了一个既体现与世界接轨,又有中国特色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制度体系。

所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创新观念以及这种创新观念指导下的创新实践。

最后,制定了应对世界普遍交往的方法论原则。

中国社会主义从世界发展的一体化与多极化、共识性与分裂性、对话与对抗、民族性与全球性、普遍性与全球性相统一的角度,辩证地把握世界普遍交往的一般规律和趋势,解决了普遍交往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的基本问题。

如在机遇与挑战的关系上,强调既抓住机遇,又冷静面对挑战;在合作与竞争的关系上,既强调合作的互利性,又要求在同资本主义的合作中,以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影响世界普遍交往进程,以取得竞争的优势;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上,既强调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又强调政策和策略的灵活性,其价值标准是 三个有利于 ;在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的关系上,既坚持对外开放,与世界进行普遍交往,又坚持独立自主,强调中国的事情按中国的情况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办;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上,坚持世界普遍交往与保持我国的民族特色的一致性,既提倡民族特色不能离开与世界历史的整体联系,不能离开世界文明大道,又强调民族特色并不等于孤立,不等于封闭,一个国家要想真正保持经济独立性,必须参与世界普遍交往;在发展经济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系上,既强调广泛参与世界普遍交往,又强调充分尊重世界各个民族国家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关心和尊重那些现代化落伍者的权利,决不能以牺牲落后者的发展权利为代价来发展世界文明。

由于我国从解决普遍交往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入手,因而能够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

总之,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交往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交往实践的成功。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国一如既往地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和政策,广泛参与世界普遍交往,我们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第234页,第241页,第39 4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第40页,第4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第444页。

邓小平文选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第78页,第90页,第282页,第373页。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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