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方式与中美关系_一种博弈论的分析

《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５期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Ｎｏ．５
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和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但这种良好的愿望或价值理想具备客观的基础吗？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思想，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一个道理——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带规律性的趋势，中国的和平崛起具备客观的基础。

但是，规律的实现还取决于我们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和正确的发挥。

中国崛起需要具备多种条件，就国际条件而言，关键是处理好中美关系。

“只要维护住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对中国而言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就有基本保障……美国对华战略如何与中国对美战略如何制定，将决定中国以什么方式、在多长时间、能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成为世界大国。

”［１］（Ｐ１６６～１６７）而中美关系的好坏又由多种因素决定，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是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崛起方式；中国的崛起方式与中美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

一、传统崛起方式与美国遏制中国
历史上大国崛起可以说都是非和平的，“千百年来，大国的崛起和强盛，往往都是和征伐、杀戮紧密相连的，这曾被认为是逃脱不掉的‘铁律’。

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认为，一个大国崛起，必将损害现有大国的既得利益，使
既定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发生剧烈的变动，甚至引发战争”［２］（Ｐ１９６）。

翻开世界近现代史就会发现确实如此。

西班牙的崛起，是依靠了在海战中战胜了早期海洋强国葡萄牙，成为了新的霸主。

在西英之战中，英国战胜了西班牙强悍的“无敌舰队”，开始了西班牙的没落与大英帝国的崛起。

１８～１９世纪的俄罗斯在成长过程中，先后对北方的强国瑞典、南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边的清朝进行挑战，先后取得了波罗的海、黑海以及中国的大片领土，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对清朝和俄罗斯的挑战，取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由此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一战后的苏联对整个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挑战，并成为世界性大国。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建立纳粹德国，成为削弱英帝国海洋霸主的“新的起点”，英国在二战初期面临的不利局面，正是由于纳粹德国的兴起。

美国也是以非和平方式崛起的。

１９世纪末美国把西班牙赶出美洲大陆后，便迅速向亚太地区扩张，直到１８９８年占领菲律宾，把西班牙赶出亚洲。

由此开始，美国在通往全球霸主巅峰的道路上稳步攀升。

在二战中后期，美国卷入了战争，并完全击败了纳粹德国以及日本军事帝国，使美国开始崛起为具有超级地位的世界主导国家，并且至今依旧在延续。

可见，传统大国的崛起方式是，后起大国通过战争打
中国的崛起方式与中美关系
——
—一种博弈论的分析
詹宏伟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９）
摘要：运用博弈论思想，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崛起的规律性问题，揭示了中国的崛起方式与中美关系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历史上大国崛起都采取非和平方式，这是“零和博弈”的方式。

如果中国循此方式崛起，则中美关系一定会恶化，并导致崛起失败。

在全球化条件下，我们有可能创造一种新型的崛起方式——
—和平崛起，这是一种“双赢博弈”
方式；美国能够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受益，这会导致中美合作共处，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也面临美国的挑战，我们可采取多种应对之策。

关键词：传统崛起方式；新型崛起方式；博弈论；全球化；共赢
中图分类号：Ｄ８２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６９１（２００７）０５—００１３—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４－１９
作者简介：詹宏伟（１９６９～），男，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败既有的大国从而取而代之。

其实质是国际利益在大国间实行了再分配，后起大国通过从老牌大国手中夺取既得权益而兴起。

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这种崛起是国家间“零和博弈”的结果。

“在（两人）零和博弈中，局中人２的盈利正好是局中人１的盈利的负值。

因此，两个局中人的奖励是截然相反的——
—一个局中人赢，当且仅当另一个局中人输。

”［３］（Ｐ１２９）也就是说，一方所得是他方所失，其结果是“此消彼长”、
“一方受益、一方受损”。

如果中国按照这种传统的方式崛起，美国肯定会遏制中国，并导致中美冲突。

改革开放近３０年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引起美国的严重不安，在其国内一直存在着“中国威胁论”思潮。

美国的忧虑在于它以传统崛起方式看待中国的崛起，或者说它担心中国按传统方式崛起。

美国国内有一种很流行的理论，“每个国家都在最大限度地追随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是由一个国家的实力来界定的，国家利益越大，所需要的权力也越大，而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权力国家之间的利益不可调和性，由不可调和到冲突甚至战争，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的规律性的现象。

”“中美关系的实质是新兴成长中的大国与现有的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国成长与美国的遏制必然导致严重的冲突”［１］（Ｐ１６９）。

但是，历史条件的变化给我国提供了创造新型崛起方式的机会。

在全球化深入和普遍发展的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形成具有了新的特点，受新的规律制约，中国正创造着一种新型的崛起方式。

我们应顺应世界潮流，走“过去新兴大国从未走过的道路”，和平崛起。

二、新型崛起方式与中美合作共处
如果创造一种新型崛起方式（即和平崛起），那么中国的崛起是可能的，中国的崛起还会使中美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新型崛起方式与传统崛起方式根本不同，新崛起的国家并不是从现存大国手中夺取既得利益，而是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也为他人创造发展的机会，它的手段是和平的，结果是互利共赢的。

下面运用博弈论的思想说明和论证新型崛起方式。

博弈矩阵图
美国
合作遏制
崛起２００，２００!－１００，－５０中国"#
不崛起０，１００!０，８０上图是在中国和平崛起情况下，中美２×２战略性矩
阵对局。

中国首先选择“崛起”或“不崛起”，当它选择“不崛起”时，其收益是０，美国的收益分别是１００个单位和８０个单位（因为“遏制”总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当中国选择“崛起”时，美国在“合作”与“遏制”之间进行选择，如果选择“合作”，则中美都获得２００个单位的收益，否则，分别获得－１００和－５０的收益，此时美国肯定会选择“合作”策略。

而中国在进行决策时，会作这样的考虑：如果自己选择“崛起”策略，美国会采取“合作”策略，从而中国自己可得到２００个单位的收益，比“不崛起”强。

根据从后向前倒推法的思路，该动态博弈中各局中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一定是（崛起，合作）。

矩阵图中的双箭头表示这个动态博弈的求解过程，可以直观地看到，中美博弈最后的策略组合是（崛起，合作）。

这样，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条件下，中美之间的博弈就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互惠互利的“双赢博弈”，这会导致中美友好相处，并为中国的崛起创造关键性的国际条件。

质言之，中国和平崛起促进中美友好，中美友好又有利于中国的崛起，从而形成中国和平崛起与中美友好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

可以用分割蛋糕和做大蛋糕的比喻来理解传统崛起和新型崛起的区别。

一块既定大小的蛋糕，两人分割，一人多得另一人就会少得，这两个人之间的利益是绝对对立的，两人之间的斗争只可能是零和博弈。

如果转换思路，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做大蛋糕上，如果一人多得会导致另一人也多得，反之亦然，那么两人就会采取合作战略，从而形成合作型的双赢博弈，双方的和平共处就是必然的结果。

同理，如果中国的崛起不仅自己得益，而且美国从中国的崛起中也得益，则“中国威胁论”就会转变为“中国机遇论”和“中国贡献论”，中美关系就会不断改善，中国的崛起就会赢得关键性的国际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博弈模型假设的“一人多得会导致另一人多得”或“中国的崛起不仅自己得益，而且美国从中国的崛起中也得益”的共赢局面在现实中何以可能。

正是全球化提供了实现上述共赢局面的历史机遇。

首先，全球化使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明显加深，这保证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不可阻遏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自觉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２０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尤其是美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格局。

这意味着中国与美国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或“利害共同体”关系，任何损害对方的举措同时也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而和平和合作的发展才会导致互利、互赢。

这就使得现存大国很难用传统的办法来阻挠、遏制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崛起。

正像一些美国学者所说的，全球化时代已经
没有零和游戏；如果美国同中国冲突，美国自己也会受伤，这是两败俱伤的游戏。

美国同中国合作，客观上有助于中国发展，但美国自己也受益，这是双赢游戏［４］（Ｐ１６７）。

正因为如此，当中美两国因台湾、贸易、汇率和知识产权等问题而起摩擦时，波音、麦当劳和可口可乐等公司以及许多美国有识之士往往会发出反对制裁中国的强烈呼声。

其实，中美经济已形成了结构性依赖关系。

对美国而言，在其国内储蓄缺乏、又希望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必须要从国外吸引额外的存款，才能实现增长。

美国不得不靠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和贸易赤字来吸引这些外资。

同时，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至少有７０％左右是美元，中国手里还握有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等于借钱给美国填补财政与贸易赤字。

庞大的资本输出和经常项目逆差成就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

对中国而言，庞大的商品出口为国内创造了就业，外需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拉动力，而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中国经济的增长离不开美国。

中国高额外汇储备对美国金融资产的回购，也为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找到了保值和增值的途径。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将中美之间这种相互需要又相互牵制的财经关系，称为谁也离不了谁的“金融恐怖平衡”。

这意味着，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经济全球化让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越走越近，相互依赖度超过以往所有历史时期。

这就是与核恐怖平衡相对应的金融平衡。

其次，“一方多得导致它方也多得”的共赢局面在全球化中正在变为现实。

全球化促进了科技进步、贸易发展以及管理制度的改善，这使得人类生存的空间相对扩大。

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查尔斯・沃尔夫（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ｏｌｆ）提出了“宇宙空间论”。

他认为，正像宇宙空间是不断扩展的一样，在一个全球化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一个国家的“和平崛起”将扩大其他国家可占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５］。

事实的确如此，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了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２００３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２年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来计算对全球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比，中国的贡献为２５％，居全球第一；中国外贸迅速发展，２００３年进口增长率达４０％，是全球进口增长率的３倍，中国进口的扩大带动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的扩大和经济的复苏。

就美国而言，中国经济发展对其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尤为重要。

世界著名的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斯・罗奇在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２日的《财富》杂志发表了题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中国人》的文章，他指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让世界分享了超常利益，美国贸易逆差根
源在美国自己，近年来美国联邦预算赤字严重失控，而储蓄严重不足，需要吸纳国外储蓄来补缺，这必然带来逆差。

正如日本填补了里根时代联邦预算的空缺一样，中国充当了布什时代预算赤字的角色。

如果美国贸易赤字的对象不是中国，也会是墨西哥、加拿大甚至欧洲，如果那样的话，问题会更严重。

因为从这些地区进口的成本更高，而高成本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进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美国消费者是美中贸易的最大受益者。

２００３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１５００亿美元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此举抑制了美国的物价上涨。

罗奇还指出，中国正把大量出口收益转化为美元金融资产。

到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高达１４４０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排名世界第二，远高于排名第三的英国。

这降低了美国政府大规模举债的融资成本，从而有助于维护美国国内的低利率，促进美国经济的稳步增长。

可见，与零和博弈思维（冷战思维）所预测的结果不同，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美国的利益不仅未受损，而且还从中受益。

这是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是对传统大国崛起方式的颠覆，为大国合作及和平共处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可以说，中国的崛起不是对既定大小的蛋糕进行重新分配，而是把蛋糕做大，不仅为自己创造了生存与发展空间，也为他人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当今世界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中美合作的重要纽带。

非传统安全因素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其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等［６］（Ｐ３２）。

非传统安全使不同的主权国家比较容易找到利益共同点。

例如，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各国政府为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必然会加强反恐合作。

这就产生了“共同安全”概念和实践，这是一种新安全观。

“非传统安全挑战比传统军事安全挑战具有更大的跨国性特点，有效地应对此类挑战，既需要各国努力，更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

”［６］（Ｐ６）各国存在共同的安全威胁，这就需要国家间的合作和协调，以应对共同的威胁，维护共同的安全，这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三、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上面分析了中国和平崛起与中美友好两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揭示了在全球化和新型崛起方式条件下
中国崛起与中美和平共处之间的内在的、客观的联系，即规律，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即证明了这一规律的存在。

但是，社会规律只是指明了社会事态的发展趋势，它不会自动化为现实，人对规律的正确把握以及人的主体性实践、人的奋斗是规律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中国的崛起仍处在过程之中，我们的和平崛起面临着、而且将继续面临来自美国的极大挑战。

这需要我们牢牢把握中国崛起的规律，树立信心，勇于创造，积极奋斗，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中国的崛起。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崛起面临着美国的极大挑战。

其一，在中美之间的博弈中双方地位不对称，我方处于弱势地位。

从上文“博弈矩阵图”之中，我们看到，如果双方的战略组合是（崛起，遏制）则收益组合（－１００，－５０），虽然两败俱伤，但中方的损失明显大于美方。

这是美国常常敢于霸道无理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中美之间虽然有很大的共同利益，但客观地讲，双方确实存在不少利益分歧甚至对立，如果后者超过前者，美国就会主要选择遏制中国的战略。

其三，美国可能更关心相对收益。

根据博弈论原理，博弈双方主要关心绝对收益，即关心自己的收益是否增加。

但是，美国是一个有霸权抱负的国家，其对外战略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其“一超独霸”的地位，这决定了它可能偏重于追求博弈中的相对收益，从而把中国看作对手，提防在中美双赢博弈过程中中国实力增加而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

因此美国不太满意利益在中国与它之间的分配，并有可能颠覆中美双赢博弈而选择非合作博弈或负和博弈。

美国一直宣扬“中国威胁论”及多次扬言要制裁中国的深层原因正在于此。

所以，要维护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好的国际条件，中国必须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采取继续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等正确对策。

首先，逐渐改变中美相互依赖关系中双方实力的不对称性。

中美关系定位的不对等，是由双方的综合国力的差异引起的。

所以，要改变中国的被动地位，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一主题，坚定不移地遵循“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方针，坚决避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大的波动，集中精力埋头苦干，确保综合国力持续较快地增长。

其次，树立共赢的思维，努力保持和继续扩大中美共同利益，把利益分歧控制在可掌握的范围内。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遏制＋接触”的两手战略，根本原因在于中美既有共同利益，但也有分歧和对立；如果后者不断发展甚至超过前者，美国就会主要采取遏制战略阻止中国的崛起，这是我们必须努力避免的。

例如，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美在能源方面客观上形成了竞争的关系；中国对美国贸易巨额顺差造成中美经贸关系紧张……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遵循这样的策略：既要努力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又不要企图单赢的结局。

要权衡得失，学会妥协，力争保持双赢局面。

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任何单赢状态都是不可持续的，更何况中国在中美相互依赖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企图维持单赢局面而与美国僵硬对立是不明智的，实际上也是维持不了的。

所以，那些主张在汇率问题上对美国的压力和关切不予理睬的观点是错误的。

再比如，中国在东亚有与美日同盟形成两极对立的危险，这对中国是不利的。

明智的策略是既要维护和发展自己在东亚的利益，又不把美国排挤出去，力争发现和创造中美在东亚的利益交汇点。

龙永图说：“我们中国人接受共赢的理念是不容易的，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你死我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观念……我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讲‘共赢’的时候，一夜都没睡着。

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和美国的谈判、和西方国家的谈判，很多人不同意‘共赢’的目标。

他们认为我们和他们没有什么好共赢的，中国和美国怎么可能共赢呢？但是事实证明了，我们的谈判如果不是以双赢作为目标，那么这种谈判永远不可能结束。

谈判要强硬是最容易的，但这有什么用？你拿不到入世协议回来！如果不研究对方的材料，不去想方设法寻求共赢的结合点，谈判永远不会成功。

”［７］
我们在“共赢”外交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大成效——
—亚洲正在形成包括中国在内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的“１０＋１”自由贸易协定，不针对美国的上海合作组织，围绕朝核问题而形成的北京六方会谈机制等，这些次区域化体系与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体系虽有区别，但并不与美国对抗，并有可能双赢和多赢。

我们还应积极运用共赢的思维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保卫台湾’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甚至也不是美国的重要利益，台湾在美国的利益体系中将边缘化。

中国越发展，中国越强大，两国发展的共同利益越多，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的可能性就越小”［１］（Ｐ４３３）。

再次，不断增加美国阻止中国崛起的成本。

博弈论设定博弈双方都是理性人，在相互依赖又有分歧的双边关系中，任何一方采取针对对方的行动都要三思而行、理性计算，因为存在投鼠忌器的问题。

第一，增加其经济成本。

办法是：坚持开放政策，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合作，从而进一步加深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到２００６年，中国的外
汇储备一举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储备国。

全球外汇储备一共才四万多亿美元，中国一万多亿美元的储备，在事实上已具备决定美元命运的能力。

如果中国抛售美元资产，无疑会引发市场对美元资产的抛售狂潮，从而冲击美国经济。

而且，中国手里握有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债券，仅次于日本成为美国第二大债主，这等于中国借钱给美国填补财政与贸易赤字。

如果美国执意与中国全面对抗，在中国崛起和台湾等问题上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引起中美关系严重恶化，那么中国可以停止为美国的赤字提供资金，并抛售美元。

虽然这样也会伤害中国自己，但为了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也不得不如此。

如果中国这么做，那美国的通货膨胀、进口商品价格、存款利息和按揭利率都会飙升，首先住房价格会大幅上升，消费者很快便会负担过重，其结果是出现严重的滞胀，甚至导致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崩溃。

应该说，美国是付不起这个成本的。

中国应该继续融入世界，继续扩大与美国的互利合作关系，这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促进两国不断加深相互的依赖关系，从而也不断加大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和恶化中美关系所付出的代价，为两国关系稳定和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第二，不能片面理解“韬光养晦”思想。

不应把“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对立起来，中国应在国际经济、政治、外交、维和等方面进一步有所作为，以加强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的份量，从而增加中国对美国和世界的重要性。

第三，理直气壮地加强国防建设，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被“中国威胁论”捆住手脚。

军事力量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军事威慑力足够大，才可能防止战争，才能最终保证美国用和平手段解决中美分歧。

复次，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开创新型工业化道路，改变粗放的高能耗、高投入、高污染的增长方式，以减轻中国高速发展与其他国家在资源、环境方面的矛盾。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对国内经济总量和效益的提高、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十分重要。

如关于温室效应的问题、全球变暖的问题，如果中国不尽早承担起义务，国家的形象、大国的地位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最后，学会与霸权合作共处。

美国的根本战略是维护其“一超独霸”的地位，这就会与中国的崛起（哪怕中国是和平崛起）发生矛盾。

但我们的崛起策略不是去直接挑战和打倒霸权，而是避其锋芒，学会与其合作，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发展自己。

中国经历了从体系（指现存的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引者注）的反对者和改革者到体系的维护者的角色转换［８］（Ｐ５２）。

当然，“体系的维护者”一说不免简单化。

现存国际体系有其历史合理性，我们过去只是指责其不公正、不合理的一面，并与其对抗，付出了很大代价。

现在我们“通过加入国际社会而不是与国际社会对抗或者自外于国际社会，能够对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基本目标提供更大和更多的市场、资金、人才、管理经验、技术以及信息等必需的资源”［１］（Ｐ１５８～１５９）。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只有融入这一体系才能在其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对体系规则的完善和改进拥有发言权，从而推动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和平地演进，还能够避免激烈的对抗和战争。

这样，中国将以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就是中国崛起的新方式和新形象。

我们还应该看到，全球化和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潮流，除中国外，希望崛起并有可能成为世界性大国或大国集团的还有欧盟、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就是日本也不过是想借美国霸权之力实现其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梦想。

在这种情形下，美国要长期维持“一超独霸”的地位就必须不断增加成本直至其力所不及。

当美国为维护其惟一霸权付出的成本过大且无法支撑之时，也就是它自己从霸权的地位降为“多强”中的一员之日，那时才是中国真正崛起的时候。

但那时中国的崛起不等于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而是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情况下，为建立和谐世界，为人类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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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祖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