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雷里：盛成著《我的母亲》序言

⽡雷⾥：盛成著《我的母亲》序⾔
编者按：本⽂乃是盛成先⽣法⽂著作《我的母亲》的序⾔，作者是法国⼆⼗世纪著名诗⼈保尔·⽡雷⾥（Paul Valéry; 1971—1945）。

⽡⽒写就这篇序⾔的时间为1928年，当时他刚刚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在⽂坛的地位可谓如⽇中天。

⽡⽒被公认为是⼀位惜墨如⾦的作家，所以为⼀位来⾃中国的作家的法⽂著作写序，就更加难得⼀见了。

原⽂洋洋万⾔，长达⼗六页，⾜见盛成先⽣的这部作品深深地打动了⽡⽒的⼼灵，遂以此⽂表达他对作者以及《我的母亲》这本书的诚挚感情和由衷赞赏。

原⽂没有标题，译者在重新翻译时根据⽂章的内容，⾃拟⼀题⽬，特此说明。

西⽅⼈眼中的中国
——盛成著《我的母亲》序⾔
（法国）保尔·⽡雷⾥
胥⼷译
⼤众喜闻乐见的书并不多见，确有真知灼见的书亦为世间少有。

两者兼⽽有之的就更加难以觅得了。

但是稀见并⾮真的不可能有；或许有朝⼀⽇，⼀部令⼈爱不释⼿的⾮凡之作，会成为世界新纪元的⼀个征兆。

我发现在盛成先⽣的著作中，在那最柔和的⾊彩与最亲切的形象之下，初次显露出⽆⽐崇⾼的、令⼈赞叹的新奇事物。

它使我联想到破晓的曙光，玫瑰⾊的世间奇景，通过这些细腻、温情的⾊调，揭⽰和彰显出⼀个时代诞⽣中的沧桑巨变。

有什么事情⽐欧洲⼈与远东⼈在思想和⼼灵⽅⾯的联系和最直接的沟通，更加新奇、更加重要且有更加深远的影响的呢？迄今为⽌，这种观念与思想上的交流从未曾有过，⽽且⾄今在我们中间仍未有⼈意识到这种交流是完全可能的。

在相当漫长的时间⾥，中国对我们⽽⾔似乎是⼀个完全不同的星球。

在我们的想象中，那⾥⽣活着⼀个奇怪的民族，因为最顺理成章的便是想象着他们所做的，在我们看来都是⼀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个头戴假发、涂脂抹粉抑或是戴着⼤礼帽的⼈，对于脑后拖着⼀条长辫⼦的⼈，不可能不表现出惊奇与诧异。

我们茫然⽽⽆所适从地⾯对这⼀诡谲的民族，他们的睿智与愚顽；既弱不禁风⼜恒久不衰；惰性僵化⽽⼜技艺出众；既愚昧⽆知，却⼜机智灵活；既质朴天真，⼜狡黠⽆⽐；既节俭朴实⼜追求奢华；永⽆穷尽的滑稽可笑与荒诞不羁。

我们眼中看到的中国幅员辽阔⽽空虚薄弱，有创造⼒⽽停滞不前，迷信⿁神⽽⼜没有宗教信仰，残忍野蛮⽽⼜充满理性，有清规戒律却⼜腐化堕落；我们被如此混沌⽆序的印象搞得不知所措，不知道应当将其在我们的⽂化体系中置于何种地位。

⽽我们坚不可摧的体系是从埃及⼈、犹太⼈、希腊⼈以及罗马⼈那⾥得来的，我们既不能像中国⼈对待我们那样将其贬抑到野蛮⼈的⾏列，也不能把它抬⾼到我们引以⾃豪的地位，于是就将其放置于另⼀个星球上，纳⼊另外⼀种历史纪年中，归属于既真实⽽⼜难以理解的类别中，既与我们同⽣共存，却⼜绵延不绝、永⽆穷尽。

举例来说吧，我们最不容易理解思想之受制于意志，以及物质⼒量受到传统礼教的遏制。

因此，欧洲⼈扪⼼⾃问：中国⼈何以能发明了指南针呢？他们怎么不深化这种好奇⼼，并继续专注于此，直⾄磁性引⼒学领域呢？另外，发明指南针的⼈们，怎么会想不起引领⼀⽀舰队远渡重洋，去探寻和征服更遥远的疆域呢？同样⼜发明了⽕药，却为何没能深⼊到化学领域中去，也没能发明⼤炮呢？他们却把精⼒浪费到制作烟花、及其⽆⾜轻重的夜晚的消遣娱乐中了。

指南针、⽕药和印刷术改变了世界的⾯貌，⽽发现它们的中国⼈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掌握了能够⽆休⽌地破坏世间安宁的⼿段。

对我们来说，这是⼀件令⼈感到羞耻的事。

因为正是我们⼼存最⼤限度地滥⽤的欲念，⽽⽆法理解别⼈不这样做的原由，以及他们没有从中获得每⼀份利益和可乘之机，并因之取得最⼤限度的、臻⾄完美的成果，并且将这些发明的作⽤发挥到极致。

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正是使得整个世界因为我们的举动⽽显得异常渺⼩吗？不正是压制我们的思想，且亦⾮受到不为⼈知的虚⽆缥缈之⽆限量的压抑，⽽是被所有可知与永远不可知的现时存在的量所驾驭的吗？
因此，我们总是需要更紧张、更快捷、更准确、更纯粹、更意外的东西。

新⽣的事物，实际上却是很容易消逝的，于我们⽽⾔，是⼗分卓越的品质。

我们缺少了它，⼀切事物就将⽇趋衰亡；有了它的存在，则会不断地推陈出新。

由于惟恐被视为庸才，受到蔑视以及让⼈感到厌弃，我们总是迫使⾃⼰在艺术、道德、政治和思想上变得更加进步，并且不再为对抗、冲突所产⽣的实际的影响和震动⽽妄作评论。

恺撒认为，⼀个⼈只要他在世间还有未竟之业，就不能算是有所作为；拿破仑写道：“我只是⽣活在两年之后。

”看来他们将这种焦燥与偏激差不多都传授给⽩种⼈了，我们也被怂恿得象他们那样，如果不凭借⾃⼰
所特有的放纵将过去所做的⼀切摧毁，就会显得⽆所事事，⽽且我们亦会得到同样的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向，我们可以相信它的创造性，事实上它的⾏为⽅法⽐与其相反的倾向更不缺乏能动性。

有时常常会出现有步骤的对新事物的追求，但却是⼀种更缺乏效⼒的外在形式：⼀种单纯的“技巧”⽽已。

⼀种以更迅捷快速为准则的社会，与另⼀种以惰性作为其更突出的本质的社会，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乎不可能保持均衡；但是使两者之间的关系维持平衡，成为⼀种真正的和平之准则，实在难以相信其是否存在。

还有⽐这种情况更糟糕的。

遗憾的是对于⼈类来说，在事物的⾃然规律中，⼈与⼈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肇始于通过最少的个体之间的接触，去探求其共同的根源，并且在认识万物之初洞察到⼈类情感的相通之处。

起先，各民族之间的接触是通过那些最冷酷的、最贪婪的⼈，抑或是最强硬固执的传道者们，⽽且他们只传不受，因此与前者有所区别。

两者与他⼈所进⾏的物物交换并不平等，他们所扮演的⾓⾊根本不重视和平、⾃由、或者他⼈的信仰和利益。

他们把全部精⼒、才能、学识、忠诚都献⾝于构筑和不择⼿段地利⽤这种不平等。

不遗余⼒地、且总是不择⼿段地将⼰所不欲之事强加给别⼈去做。

既然如此，他们就势必会轻视别⼈，有时往往⾃⼰对此浑然不觉，甚⾄毫⽆愧疚地竭⼒强迫他⼈就范，或者使其受到引诱和迷惑。

开始的时候只是蔑视，相互之间既缺乏更多的轻松⾃然，也缺乏更多的机智敏捷。

互相⽆法了解，互相蔑视，甚⾄互相之间与⽣俱来的“势不两⽴”，和他们之间的彼此否定，以及他们之间那些过激的或者奸诈的不可告⼈的欲念。

这便是从古⾄今 “⽼古董[1]”与“洋⿁⼦”相互交往中其⼼理状态的实质性内容。

然⽽，“洋⿁⼦”们因为他们卓有成效的⾏⽌所产⽣的严重后果，⽽雀跃欢呼的时刻来临了。

这些令⼈不可思议的魔⿁们，沈湎于狂热的思想，以及对权⼒和知识的滥⽤；激发和挥霍着⾃然界本⾝所固有的能量；产⽣出更多的他们⽆法规避的未知的⼒量；建⽴起较之所有观念都更加复杂、更加全⾯的没有极限的思想体系。

此外，他们更加热衷于将那些原始的种族，抑或是那些不堪忍受其传统习俗的⼈们，从他们的愚蠢僵化与⿇⽊不仁中拯救出来。

在这种形势下，⼀场激烈的，产⽣前所未有之影响的，并且令整个世界陷⼊恐慌中的战争爆发了，⼈类在战争的深渊中饱受摧残。

全世界拥有各种肤⾊、各种习俗和各种⽂化的⼈们均被召来接受这末⽇审判前的⼀次审判。

各种思想、信念、见解与⾔论以及建⽴在此基础之上的先前的政治稳定性，也同时经受着⼀次巨⼤的考验。

由于这场战争是⼀起意外事件所引起的冲突，物质上必须倾其全部⼒量⽅能保持正常的精神状态：⼀场漫长的、全⾯的战争扰乱了所有的⼈头脑中对整个世界及其未来的业已形成的观念。

鉴于和平只是⼀种协议条款的制度、⼀种象征的平衡、⼀种本质上可信的海市蜃楼。

于是威胁恐吓取代了⾏动，证券取代了黄⾦，黄⾦则取代了所有的⼀切。

⽽信誉、可能、习惯以及记忆和⾔论却成为政治游戏中最直接的因素——因为政治是投机⾏为——是建⽴在虚假的价值之上的或多或少的真实的交易。

“⼀切政治都可以归结为权⼒交易中的预先⽀取和延期兑付。

”战争将对这种形势进⾏最后的清算。

——要求真正实⼒的参与和付出——它使⼼灵经受考验，揭开了隐秘的内幕，⾏动战胜了想象，结局摧毁了荣誉，意外事件打破了先前的预⾔，死亡覆盖了空洞的话语。

战争发展的趋势将⽇后所有事物的命运，全都取决于瞬息间发⽣的⼀切不可预知的事实。

因此上⼀次战争中显露出许多新的启⽰。

我们发现世界上最傲慢和最富有的民族沦落成乞丐，向最贫穷弱⼩的国家求助。

向别⼈企求劳动⼒、⾯包、和⼀切可能的援助。

当他们把⾃⾝的全部⼒量都投⼊的时候，⾃⼰却没有能⼒维持其⾄⾼⽆上的地位，多少双眼睛⽬睹了这⼀切，许多对过去的反省与⽐较得以深⼊⼈⼼。

但是随后发⽣的最重要的战事并⾮在我们的国⼟上蔓延，时⾄今⽇那些最深切感受到惶恐不安与风云突变的⼈们，并⾮是在战争冲突中那些最直接的参与者和抵抗者。

战争的影响扩散到欧洲以外的地区，⽽且毫⽆疑问的是，我们将会看到那些波及到东⽅⼴⼤民众中的严重的战争后果，反过头来⼜殃及我们⾃⾝。

最终“⽼古董”们认识到过于固执和过于长久的消极被动所导致的危害。

长久以来，他们将社会变⾰视为洪⽔猛兽，⽽“洋⿁⼦”们却⼀直秉持着与此截然不同的观念。

这些希腊辩证法、古罗马智慧和新教教义的承袭者，却将世界上独⼀⽆⼆的民族从它的沉睡中唤醒了。

我不晓得这个习惯于接受精致优雅⽂化政体的民族，已经沉睡了多少个世纪？⼈们⽆法预知他们醒来之后，世界将发⽣怎样的全⾯动乱，欧洲内部将发⽣什么样的变化？也⽆从知晓在未来崭新的时代中，⼈类社会将趋于何种新的均衡形势下。

然⽽⼈道地去关注这些⼈类的问题，我只是个⼈认为这些如此迥然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的相互接近将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这些⾯对⾯从未正视过对⽅的⼈们，彼此之间如同毫不相⼲的陌⽣⼈，他们之所以如此，因为相互之间⼀⽆所求。

确切地说，我们彼此在对⽅看来只不过是些“奇怪的动物”，如果我们是被迫相互承认具有某些独特的品⾏，或者某些⽅⾯的优势的话，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些曾经被我们视为动物的⼈们，意识到他们⾝上具有我们所缺乏的某种⼒量、敏捷和技能的时候，就不再过于被动地勉强⾏事了。

我们过去相互之间的了解，以及现在的相互了解，仅仅是通过商业贸易、战争冲突、现实政治与教会政治的交往获得的。

——所有的往来交接最根本的便是双⽅的敌对观念和相互篾视。

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肯定是肤浅的，不仅与⼈们内⼼深处极端的愚昧⽆知达成默契，⽽且确实必然如此：因为当你发现⼀些具有深邃的⽣命⼒，并且可以与之⼼⼼相印的⼈，想去欺骗、伤害或者消灭他们是⾮常痛苦的事情，⼏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然⽽所有的⼀切都把地球上的⼈类引领到如此密切的相互依存状态中，交通通讯变得如此迅捷，以⾄于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再也不能互相贬低和蔑视了，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降低到单纯的利益上的操纵和利⽤。

在剥削、渗透、压迫与竞争的⾏为之外，还应有其他⾏为的存在空间。

长久以来，远东⽆与伦⽐的艺术品令我们倍加瞩⽬。

西⽅⼈的贪婪本性，使其⾃诩为⽆所不知和⽆所不能，他们把从东⽅搜罗来的⼤量的奇珍异宝，放置于最头等的藏品之列。

或许值得注意的是，对形式上的匀称及构成颇为谙熟的希腊⼈，似乎对本质、原料上的臻⾄完善有所疏漏。

——他们满⾜于现有的⼀切，不去竭⼒追求更加精致的东西，不去关注意义⽆限延伸的可能性、从⽽延缓了观念的形成。

但是我们应当感谢天朝帝国卓绝完美的发明创造，诸如丝绸、瓷器、珐琅器、纸张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这些发明使我们变得更加亲近，因为它们恰好具有符合普遍⽂明的特征。

但是如果我们不抛弃漠然置之的态度，⽽仅仅限于对花瓶、漆器、象⽛⼯艺品、青铜制品、⽟器等物品的抚弄和把玩的话，那么就不能充分重视和利⽤来⾃于⼀个外国民族的聪明才智，因为除了这些被证明是杰作的可供消遣娱乐、有纪念意义的艺术品之外，还有更加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个民族的⽣命⼒。

我冒昧地向⼤家介绍并推荐盛成先⽣的著作，期望该书能够使⼤家对那些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视、误解，以及凭借过于天真的⾃信所嘲笑的事物发⽣兴趣。

这位学者，是⽂⼈之⼦，⼀个中国古⽼家族的后裔，在他的诸多先辈之中，可以追溯到令⼈景仰、久负盛名的⽼⼦。

这位学者，是来我们欧洲学习⾃然科学的。

我说什么？他是来学习⼈⽣科学的，⽽⼈⽣科学的⾸要问题就是“谋求⽣存”。

请看这位⼆⼗九岁的亚洲青年，获得了多少经验和教训！
以下就是他本⼈简要⾃述的经历：
⾟亥⾰命爆发之际，我在南京的美国教会学校读书。

⼆次⾰命时逃往上海，在南洋路矿学校学习。

之后转⼊上海震旦⼤学预科，学习期满毕业。

1916年，我成为京汉铁路的⼀名售票员。

1919年，与其他⼈⼀起参与并领导了“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

鉴于留在铁路公司继续⼯作所⾯临的危险处境，我被迫放弃了铁路上的职务（列车长），同时辞去了长⾟店“救国⼗⼈团”联合会及长⾟店各界联合会会长的职务。

后赴上海，代表长⾟店铁路⼯⼈出席了全国各界联合会。

我感到⾃⼰能⼒不⾜，难以完成重任，于是提请辞职，并于1919年10⽉20⽇出洋留学。

先抵达英国，后转往法国。

作为⼀名华法教育会的成员和勤⼯俭学运动的⽀持者，我在巴黎的迪希龙⽊⼯⼚⼯作。

后来，我来到诗⼈龙沙的故乡，进⼊旺多姆中学学习。

不久，⼜回到⼯⼚，我需要赚钱来解决个⼈温饱问题。

再返回校园。

我于1920年进⼊蒙⽐利埃农业专科学校。

⼜⼀次进⼊⼯⼚。

这次是在⽐利⽜斯⼭、塞⽂⼭脉和阿尔卑斯⼭的养蚕场⼯作。

再返回学校。

⼜进⼊棉纺⼚和拈丝⼚⼯作。

然后⼜进⼊蒙⽐利埃农业专科学校作实习⽣。

复⼊意⼤利北部的⼯⼚。

再进⼊意⼤利帕多⽡⼤学⽣物学院学习。

最后返回法国，到蒙⽐利埃⼤学开始从事博物学研究。

1924年，获得理科学⼠学位。

随后⼜在理学院继续攻读，并以⾮常优秀的成绩获得⾼等理科硕⼠学位。

现在巴黎⼤学担任助教。

正是这个喜欢冒险的盛成，⽤法⽂写出了他的著作。

他并没有更多的奢望，⾄少可以使我们能够深⼊到这⼈⼝众多的民众的深渊⾥，那充满⽣命⼒的深邃之中。

直到如今，我们对其所了解的⼀切只是根据⼀些旁观者的主观臆断，⽽这些旁观者的眼光同我们是何其的相似。

我们这位作者的野⼼是异乎寻常的。

他想要感动我们的⼼灵。

他并不满⾜于从表⾯上向我们诠释中国，⽽是期望我们对中国深深地产⽣爱恋。

作者在其中设置⼀道隐约可见的柔美的光束，它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家庭的整个机体⼀⽬了然，向我们展现出她的风俗、美德、⾼尚、悲哀以及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穷的⽣命⼒。

盛成以⼀种最别出⼼裁、最细致⼊微和最巧妙的⼿法写就此书：他选择了⾃⼰的母亲作为故事的主⼈公。

这位具有⾼尚⼼灵的夫⼈，是⼀个和蔼可亲的⼈物形象。

她或者讲述因缠⾜所承受痛苦折磨的伤⼼往事，或者向⼦⼥们诉说她的家庭⽣活中的变故，或者给孩⼦们讲述如此真实、如此神秘、⽣动有趣的故事，⼜或者对我们倾吐⼀些关于政治事件的感想。

倾听她的讲述，实在是⼀件令⼈感到愉快的事情。

把⼀位最慈爱和最善良的母亲，当作⼀个民族的代⾔⼈，放置于⼈类的⾯前，是多么别具匠⼼和多么合乎情理的想法啊，读者不可能不为之感动并受到震撼。

我把⾃⼰的全部感想说出来了吗？
如果作者对我们相当了解，那么他是否借⽤他母亲的⼈与名，来触及到我们的灵魂呢？他从没有想到通过母亲的慈爱，委婉地使其转变为我们对博爱的笃信吗？我⼏乎不可能想象⼀个西⽅⼈，能够⽤最⾼尚的情感，毫⽆顾忌地对中国⼈倾诉衷肠。

我们可以对此深⼊思考⼀番。

不仅如此，全书还把我们的反思，重新带回欧洲，归结到欧洲的习俗、信仰、法律、尤其是归结到它的政治原则。

此岸与彼岸毫⽆⼆致，它每时每刻都经受着过去的影响和未来的挑战。

很显然，传统与发展是⼈类所⾯临的两⼤劲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