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

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
【内容提要】本论文主要介绍媒介环境学在北美的学术起源简史。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是一个十分复杂且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其本质和意义。

作者在这篇对媒介环境学学术历史的论文中，主要讨论以下几个主题：媒介环境学作为媒介研究中一门新学科的兴起和建立；媒介环境学出现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媒介环境学典范内容的各个重要方面，包括理论问题和媒介时代史学,以及将媒介作为环境研究（或者环境作为媒介）等问题。

论文突出介绍一些奠定媒介环境学基础的权威思想家。

最后，作者还就媒介环境学与中国媒介研究的相关性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媒介作为环境（media as environments）、媒介时代史学(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media）
本文拟对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在北美的发展作一个概述。

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媒介环境学逐渐发展成为媒介研究的学术领域之一，其根源来自于多种不同的学科(Lum, 2000b)。

作为媒介研究领域之一，媒介环境学的独特性表现在将研究重点放在研究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 (symbolic) 和物质 (physical) 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深远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

一、媒介环境学的兴起
在此部分，笔者将探讨媒介环境学一词的起源和媒介环境学在美国最早的体系化情况。

从最初的学术背景来看，“媒介环境”一词最早是由加拿大媒介理论家和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H. 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 (Lum, 2000a)。

在麦氏许多著名的著述中，有两本研究媒介和文化的经典著作: 《古登堡的银河系》（McLuhan, 1962）和《理解媒介：人的延伸》（McLuhan, 1964）。

这一时期，麦克卢汉还提出了其他很多重要的、在传通和大众传播媒介研究领域耳熟能详的精辟论述，如“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冷媒介和热媒介”（“cool media and hot media”）以及“地球村”(“global village”）等论点 (注1）。

现在很难确定麦克卢汉如何提出“媒介环境”一词的确切起源。

但是，根据其诸多著述，通常认为他创立这一表述方式是将其作为一种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到生态式的影响。

（一）媒介环境学的命名：从修辞比喻到学术领域
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尼尔·M·波兹曼（Neil M. Postman）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拓展媒介研究课程时采用媒介环境这一术语后，它才转变为代表一种媒介研究中用于正式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

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波兹曼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研究生时，他就认识了麦克卢汉。

从那时起，两人便建立了长期的友谊，直到麦克卢汉于1980年去世为止。

这因为他们对于媒介和文化都持有许多相似的观点和看法。

在他们首次于纽约会面后一段很长的时期中，麦克卢汉成为了著名的媒介理论家，而波兹曼也成为一位在教育、媒介研究和社会批判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

波兹曼首次公开介绍媒介环境一词，是于1968年他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年会上所作的演讲，后来该演讲以《革新的英语课程》(Postman, 1970)为题发表，其中，波兹曼将媒介环境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30年后的2000年，波兹曼再次使用了生物学的比喻，来解释为什么他采用媒介环境一词来命名这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从你首次知晓皮氏培养皿（petri dish）时起，你会记得“媒介是被定义为文化繁衍的物质”
（a medium was defined as a substance within which a culture grows）。

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 来替换“物质”(substance)，那么这个定义便成为媒介环境学的基本原理：技术是文化繁衍的媒介；也就是说，它赋予文化的政治、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以形式。

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再援引另一个生物学上的比喻，生态学。

该词的起源和我们现在的用法已经大为不同了。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生态意味着“家庭”（household）。

他提到了我们保持家庭井然有序的理智镇静的重要性。

而首次以现代意义使用“生态”一词的则是德国的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68）。

20世纪晚期，他用我们现在理解的含义将生态一词用于指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

我们把“媒介”放在“生态”的前面，就是为了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媒介，还有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也可以说帮助文化保持象征意义的平衡。

如果把生态一词的古代和现代的含义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它说明了我们需要保持整个地球大家庭的井然有序。

(Postman, 2000, p. 2)
从以上生物学的解释中，我们可以逐渐理解到底什么是媒介环境学，或者什么是媒介环境学的典范内容（paradigm content）。

典范内容指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或学科中最重要的核心理论问题; 这些问题是形成这些学术研究领域或学科的知识基础。

深深根植于这些由典范所定义的理论中的是一套阐述问题的研究方法。

那什么是媒介环境学的独特的典范内容呢?
在我们对媒介环境学的典范内容进行更进一步解释之前，这里先要总结三个很基本然而却很重要的特征：
首先，媒介环境学承认传通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因为传通是人类社会互动的过程，而文化则是这一互动的产物。

从这个视角来看，媒介在人类文化中便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因为媒介的变迁促进了传播和传通在本质和过程上的变化，而后因传播和传通的变化又促进了文化上的变化。

其次，媒介环境学承认媒介和文化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承认要理解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将会是艰难的努力。

媒介环境学者 (media ecologist) 并不指望在媒介和文化间发现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复杂且常常不可预知 (Postman, 1992b)。

第三，根植于媒介环境学中的还是人文主义的研究议程 (Postman, 2000) 和教学法 (林文刚, 1999)。

媒介环境学者并不只研究媒介和文化的关系，实际上，他们也期望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媒介环境学应该也被视为媒介教育的教育学和教育法，即一种教授我们的年轻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文化以及如何能帮助保持文化平衡状态的方法。

波兹曼在其1968年的演讲中，将媒介环境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 。

这是媒介环境学这一独特的媒介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意义的一步。

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媒介环境这一词是作为一个比喻中文把“media ecology”作为比喻的翻译是“媒介环境”，而作为媒介研究学术领域的翻译则是“媒介环境学”。

但在英文中，“media ecology”一词无论作为比喻还是学术研究的专有名词，在写法和拼法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即便当波兹曼使用的是和原本作为修辞比喻的“media ecology”一样的拼写方式，但他于1968年首次公开将其定义为“对媒介环境的研究”，这也就明显地标志着该词从比喻转为了媒介研究中用于新的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麦克卢汉是首位将媒介环境一词作为比喻的学者，但波兹曼则是首位将媒介环境命名为媒介研究中一块正式学术领域的学者。

（二）媒介环境学的机构化
根据知识社会学（例如Mannheim, 1945; Stark, 1958）和特别是科学社会学(Fleck, 1979; Kuhn, 1962) 的论点, 任何正式
的学术领域或学科的构成都决不是一个自然过程；相反,学术领域的成长过程囊括了长期以来诸多志趣相投的学者群的工作和合作, 所以它是一个社会过程。

由此而言，这些学者之所以凝聚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术团体，很大程度因为他们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持有一些相似的理论关注点。

比如在科学中，某一专门领域的科学家往往受过类似的训练：他们学习的学校或多或少地从相同的角度教给其或多或少同样的知识；他们阅读类似的教材；学习类似的理论；掌握类似的研究方法(Kuhn, 1962)。

正是这样，他们才形成与众不同的理论群体 (theory groups) (参看Murray, 1994)。

同时，这些学者群体存在于专门的研究机构中，比如大学、研究中心、实验室、智囊团等等。

这种机构化的层面在社会学知识或者理论群体的构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要在类似的持续不变的机构支持下进行任何持续不变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

从这点来看，最早将媒介环境学研究在北美学术背景下机构化的创建者是波兹曼(Gencarelli, 2000; Lum, in press)。

在波兹曼公开介绍这一术语不久以后，他就于1970年在纽约大学的教育学院设立了“媒介环境学研究”(Media Ecology Program) 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课程。

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部分讨论的目的，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宣传某一大学或学位方向，而是将焦点集中于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是如何在机构化的体系中建立起来的。

因此，由波兹曼创立的这一学位方向的意义不能被忽视，这是媒介环境学机构化的最初基石（注2）。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波兹曼的学术领导下，再加上诸多对此持有共同兴趣的学者、思想家、作者和研究生的贡献，媒介环境学开始作为媒介研究的崭新领域而逐渐成型。

研究讨论班被设计出来并安排到教学中，其所探讨的有关科技和文化的一些关键主题都成为媒介环境学范式内容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兹曼首批博士研究生和长期合作者之一的克里斯汀·L·尼斯纯（Christine L. Nystrom），写下了媒介环境学作为一项正式研究领域的首批主要文献之一 (Nystrom, 1973)。

此外还有一些精心组织的学术会议，很多作者被邀请到会，与系内师生一起讨论有关对技术和文化的观点，这些都有助于媒介环境学研究方法的建立。

正是在此过程中，主要是1970年到1992年，不少文献著作（大部分为书籍）积累成为一个连贯的体系，构建了媒介环境学的经典基础和典范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注2）。

在下面的四个部分中，我将讨论一些媒介环境学典范内容的重要方面。

所以，首先我要通过介绍媒介环境学几位核心思想家的工作，来讨论这一学科社会性、多学科性的起源。

二、媒介环境学的社会起源和多学科起源
与所有的社会思潮和学术领域相比，媒介环境学的形成有着其更为广阔的社会及学术背景。

就此而言，我们的讨论将集中在20世纪，特别是在北美，技术和文化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这应该会有助于为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建立一个更宽广的社会性和学术性基础。

20世纪可以说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才真正开始。

无论从象征还是实体的层面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全球意识 (global consciousness) 的出现。

从本质来看，这个全球意识源自国际政治意识形态斗争。

这种全球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后来继续演进，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复兴，后来又在各种各样后续的全球性的冲突――如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表现了出来。

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层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标志现代化开始发轫这一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全球事件。

当国家的隔阂卷入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中时，技术和传播在战争期间开始占据了舞台的中心。

就此层面而言，20世纪本质上又可以由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定义，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之一便是相信技术是文明进步的发动机。

在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大多存在于是西方世界的工业化国家，成为推进技术的欢呼者和统领者。

例如在美国，通过无情的工业化进程，一个完全的工业联合体建立起来；现代广告的兴起，同时又为现代主义的推进帮了忙 (Marchand, 1985)，并在这一进程中有助于创造我们所知的消费文化 (Ewen, 1976)。

但是技术的发展也是有它的代价的。

事实上，当技术革新的步伐加快之时，20世纪也目睹了社会中由技术扩散的疯狂速度而带来的许多恶果。

我们看见全球环境恶化得越来越快。

自然资源正以更快的速度被耗尽：很多曾经干净的水域
正被来自工业的化学毒素所污染；森林和沼泽之类的自然资源也正受到破坏。

越来越糟的交通状况阻塞了城市的街道，而同时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正在兴建，市中心的空气弥漫着由汽车和工业排放物造成的污染物质。

在美国，每年平均有大约45000人死于车祸；这些死亡并不包括成千上万的因技术进步而造成的伤亡：如与工业有关的死亡、由环境变化带来的疾病以及各种各样社会和心理的失调，等等。

正是在这种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越来越多来自各种不同理论背景、学术领域或政治意识形态信仰的学者、思想家或社会批评家开始讨论他们所认为的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和积极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结果。

但是我们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媒介环境学出现的时机：20世纪60年代晚期。

这一时机值得重视的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不长的历史中绝对是一个伤痕时期。

对美国人来说，在某些方面，所有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产生的不安）看起来都集中在了这段时期。

各种社会运动都在兴起。

这里仅举几例：如民权运动相当活跃，该运动向在政治体制中具有最根本地位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合法性发起挑战；自1965年3月美国向越南派出第一批军队开始，整个美国随着越战的节节败退而越来越分化(Karnow, 1983)。

反战抗议日益加强，反战之声回荡在每个角落：从旧金山的街道, 到纽约州北部的伍德斯托克 (Woodstock); 从西海岸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到中西部的肯特州立大学、再到东部的哥伦比亚大学。

自然生态的恶化促使环保运动的兴起，包括对发展和使用原子能的抗议。

女性解放运动加快步伐，要求两性间的基本平等和妇女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

这些和许多其他类似的激进事件似乎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这段时间的发展势头如此迅猛，以至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将1967、1968、1969和1970这几年称为“风洞中的飓风” (“a cyclone in a wind tunnel” ) (1987, p. 242)。

简而言之，媒介环境学兴起的时机之所以值得注目，原因在于它是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的一部分。

这样的社会背景极度需要新思想，也在热切地寻觅着观察和生存的新方式。

实际上，大部分后来成为媒介环境学经典基础的著作都体现了思考技术和文化关系的这种新思想和新方式。

技术和文化所存在的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都是由20世纪头几十年产生的。

下面我将着重介绍一些思想家，他们的著作对媒介环境学学术传统的崛起做出了贡献。

这里介绍的这些人物，并不因为只有他们这样的思想家，而是因为这一些思想家的思想有助于“媒介环境运动”(media ecology movement) 的发端。

媒介环境学的奠基者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许多美国的媒介环境学家视为媒介环境学方法的创立者。

他的著作《科技与文明》(Mumford, 1934）有助于定义媒介环境学的“媒介时代史学”（详见后面部分的论述）。

在他其余著作中，《机器的神话（第一卷）：技术与人类发展》（Mumford，1964）和《机器的神话（第二卷）：权力的五边形》（Mumford，1966）这两本书为以媒介环境学的方法分析技术对文化的影响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请参阅有关芒福德（Strate and Lum, 2000）的附文，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其著作对媒介环境学的贡献。

加奎·埃吕尔（Jacques Ellul）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和神学家，同时也是媒介环境学历史上的另一位重要人物。

在《技术化的社会》（Ellul，1964）一书中，埃吕尔介绍了他用法语命名的“la technique”一词的概念，用以理解人们是如何适应根植在技术中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我们技术化了的心智又是如何对我们思考的方式、同时从总体而言也对人类文明起着决定性影响的。

他稍后的著作――《宣传：人类态度的形成》（Ellul，1965）则集中批判媒介对他的“la technique”概念的使用。

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是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是媒介环境学研究方法的另一位重要学术奠基人。

他的著作，《帝国与传播》（Innis,1950）和《传播的偏倚》（Innis, 1951）属于最早一批探讨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倚如何影响文化的书籍，其关注点主要是西方文明史。

英尼斯的著作对麦克卢汉有着极大影响。

毫无疑问，麦克卢汉 (McLuhan) 一直是媒介环境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虽然他于196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
《理解媒介》三十多年来一直被很多评论家误读或误解，但这本书在媒介环境学的历史上总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因为在追寻媒介的本质和媒介的内在结构如何影响文化的问题时，它介绍了一整套全新的方法。

他早期的著作《古登堡的银河系》（McLuhan，1962）被视为其最具学术气的论著；该书为其在《理解媒介》中的理论探讨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历史背景。

麦克卢汉的另一本书《媒介法则：新科学》（McLuhan & McLuhan，1988），是与其子艾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合著的，在他去世后八年出版。

该书介绍了“四分体”（tetrad）或者说媒介的四种法则，它们用作分析任何媒介或革新的影响和意义时的结构。

波兹曼 (Postman) 是媒介环境学真正的开山之父，因为正是在他的学术领导下，许多学术著作得以整合，形成了媒介环境学的经典理论基础，同时他还以媒介环境学项目为名在纽约大学设立了研究学位課程 (我将在后文进一步说明）。

他自己的许多著作都是对本文所提及的所有媒介环境学经典著作充满智慧的诠释、分析和综合。

就此而言，他的《教学是一种保存性行为》（Postman, 1979）、《童年的消逝》（Postman, 1982）、《快乐至死》（Postman, 1985）、《尽责的异议》（Postman, 1988）以及《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的屈服》（Postman, 1992a）等著作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例子。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只列举了五位媒介环境学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家，这部分因为文章的篇幅所限。

同时, 他们的著作往往集中于媒介和技术对文化的整体影响上。

还有很多其他学者的著作对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同样具有重要贡献。

我将在“媒介环境史学”部分中简单提及他们的贡献，因为他们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具体的媒介种类上。

整体的说，媒介环境学根植于及源自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学科理论中。

三、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1968年，当波兹曼在其演讲中首次公开介绍媒介环境一词时，他也将其改造成媒介研究里一块全新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

他在演讲中将媒介环境学定义为把“媒介作为环境”（“media as environments”）的研究。

什么是“媒介作为环境”呢？这里, 我们可以从至少两个层面来说明该问题。

首先，媒介环境学将一种（或任何）环境视为结构。

结构的独特性在于管制内部行为的外部规律或规则。

例如，一个建筑便是一种结构。

建筑的主要建筑设计和构造决定了在基础结构中如何安排所有其他事物（例如室内设计、硬件、家具等），以及最终该建筑的居住者如何获得（或无法获得）彼此沟通的途径或人际互动。

同样道理，我们也能将每一传播媒介本身视为这样一种结构，比如可以假设这一媒介是书写系统、烟的信号或者电影。

当然，这里我们并不讨论建筑结构，如水泥、砖瓦等物质。

相反，谈到媒介，我们所谓的是一种符号结构或曰符号环境，它们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地组建而成。

例如，要使用标准的书写中文作为传播媒介，我们必须掌握其词汇（也即符号及其指定的意义）和语法（例如，规定意义建构的语法规则或规定）。

但当我们掌握这种或任何媒介之时，我们也适应了媒介本身这一符号环境。

在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看来，我们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世界的界限，因为在语言所建立了符号结构中，我们必须遵循其内部逻辑，来观察、表现或者说形成我们对所相信的周围世界的概念。

当我们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感受或者“感觉”身边的世界时，我们从媒介的内在符号世界中思考、感知、谈论或表现它。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作者或读者而言，世界“读起来”像本书；对电影制作者而言，电影“看起来”像一系列视觉图像和声音，等等。

从这个微观层面理解“作为环境的媒介”可知，当我们“使用”媒介时，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相反，我们处于传播媒介符号结构其中。

因此，这个方面表明，媒介环境学是对传播媒介在人类感知、人类意识或者人类思维过程（例如，某一书写系统如何建构或定义其使用者描述自身经验并使之概念化的方法）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研究。

现在我们将探讨理解“媒介作为环境”的第二个层面，从本质上说，这是第一个层面的延伸。

这里，所讨论的符号
环境，其本质特征并不在于一种媒介或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而在于两种以上或多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的并存。

不难想象，这个多媒介的符号环境，比前面描述的单一媒介符号环境在本质上要复杂得多，也更难研究。

就这个层面而言，我们的理论关注点不只集中在多样媒介中每种媒介的内在符号结构。

相反，我们在这个层面所关注的，是媒介共存的动态影响以及它们的互动如何产生或组成一种合成的符号环境，其符号整体与各个符号部分的总和有着质的不同。

例如，当文字在最初靠口语传通的人群中得以传入和扩散时，这些人的心理动力状态会发生些什么情况？同样，我们不能使作为实体的因特网 (Internet) 概念化，它兼具书写、（静态和动态）图像、声音、计算机、电话等的特征；相反，它是一个独特的符号环境，我们还需要多作研究来破译其语言文法特征。

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从第二个层面理解“媒介作为环境”的一个变异（或者“反面”探讨）。

从这个（“反面”）角度来看，媒介环境学者也能考察“媒介作为环境”(environments as media)。

当传播学者谈论到媒介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谈到诸如收音机、报纸、电视、电影、唱片、电脑等信息载体。

但根据媒介环境学, 任何一种(社会)环境就是一个复杂的人际互动传通系统，其内在的符号结构能够并确实从总体上定义或决定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产生，还有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

我们在前面讨论中所提到的，一个建筑的结构如何解释人际互动的总体环境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其中建筑物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传播媒介。

另一个例子是作为机构的学校。

学校是一个复杂的“多媒介”符号环境 (symbolic environment)，具有一套专门的词汇和规则来说明其居住者（学校管理者、老师和学生）的行为和他们如何处理各自的事物，如何相互发生联系，以及如何与这个环境界限外的一切相互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将一家电影院、一个拜神场所、一个俱乐部或者一间卧室都概念化为传通媒介，因为这些环境都体现了一套符号结构或传通方式，很像用于传播或传通的任何一种传统媒介。

四、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命题
“媒介作为环境”（或“环境作为媒介”）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媒介环境学领域中相互连结的理论命题。

理论命题之一
媒介环境学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

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 (physical structures) 和符号结构 (symbolic structures) 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

就这个可探讨的层面而言，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例如“模拟符号对应数字符号”（analogic vs. digital symbols），也限定了将符号整合在一起的结构，例如“命题结构对应表象结构”（propositional vs. 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Langer, 1942; Nystrom, 2000）。

同样，媒介的物质结构涉及到技术的特征，而技术则传递代码和进行编码、传输、储存、恢复、解码和传播信息的物理要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因为它定义了媒介环境学一种最基本典范的独特性，认为正是媒介的结构决定了信息的本质。

例如，小说读者常常对根据小说而改变的电影深表失望。

一种解释也许认为电影的编剧、导演、制作人或者演员并不胜任改变工作。

虽然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媒介环境学的第一个理论命题说明，这种解释是一种误导，因为将这两种媒介 (小说和电影) 所“包含”的内容视为同样的信息毫无意义。

而这一命题表明，小说和电影体现了两套完全不同的符号和物质结构或形态。

因此, 纵使它们可能基于同样的来源（小说中的故事）, 小说和电影这两种不同媒介分别向受众 (读者和观众) 传递的是两套不同的信息或者说“现实”。

理论命题之二
作为第一个命题的逻辑延伸，媒介环境学同样假定每一媒介那套专门的物理和符号特征为其带来了一套偏倚或倾向（biases）。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可以参考一套由尼斯纯 (Nystrom)所做的理论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