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政治批评”之反思

伊格尔顿“政治批评”之反思
梁心怡
【摘要】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美学意识形态和后现代主义批判等研究都深深打下了“政治批评”的烙印,甚至宣告“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梳理并反思中国文论界对伊格尔顿“政治批评”理论的批判,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
【期刊名称】《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34)001
【总页数】6页(P15-20)
【关键词】伊格尔顿;政治批评;理论之后
【作者】梁心怡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6
19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大量译介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西方文论思潮，对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文论界尤其重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引进。

这不仅是由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有天然的青睐，更因为此派所主张的理论，具有强烈关注社会政治的倾向，对于自古讲求“文以载道”的中国知识分子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

特里·伊格尔顿作为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首屈一指的学者，对于中国学界早已不陌生,大量
研究论文主要涉及伊氏文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研究、审美意识形态研究、后现代主义批判、悲剧理论研究、爱尔兰文化研究、后理论研究等问题。

纵观伊格尔顿的学术思想，其鲜明的学术特色在于，他以“政治批评”为基调，由此建构他的理论体系，参与文化批评与文学争论，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本文拟揭示伊格尔顿“政治批评”的理论内涵，择要梳理部分中国学者对此做出的批判和思考，反思伊格尔顿理论的不足等。

中国学界最早译介的伊格尔顿著作，就是他赫赫有名的“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一书。

[1]正是在这本书的导言《什么是文学》里，伊格尔顿论证
了他的“政治批评”
从“什么是文学”这个基本的问题开始，伊格尔顿对历史上各式各样对文学的定义和试图对其进行定义的尝试择要进行了分析。

比如，历史上曾有人将文学定义为“虚构(fiction)意义上的‘想象性’(imaginative)写作——一种并非在字面意义
上追求真实的写作。

”[1]1而俄国形式主义者则认为文学是一种以特殊方式运用
的语言，“代表一种‘对普通言语所施加的有组织的暴力’(organized violence committed on ordinary speech)”[1]2,甚至文学还被人定义为“是一种被赋予
高度价值的作品”[1]10。

伊格尔顿认为这些都是伪命题，用自己的辨析来暴露它
们的不全面与不恰当之处。

在他看来，文学实际上是一种极为不稳定的东西：“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抛弃下述幻觉，亦即，‘文学’具有永远给定的和经久不变的
‘客观性’。

任何东西都能够成为文学，而任何一种被视为不可改变和毫无疑问的文学——例如莎士比亚——又都能够不再成为文学。

……因此，从现在起，当我再在本书中使用‘文学的’或‘文学’这些字眼时，我将给它们画上隐形的叉号，以表明这些术语并非真正合适，只不过我们此刻还没有更好的代替者而已。

”[1]10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定义的流动并不是由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人们难以统一的“主观性”所造成的，事实上这种主观性只是表象，根本上反映出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
结构，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他在否定历史上的文学定义之际，完成了对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的确证，顺利引出他对文学批评的判断，即文学批评不可避免的都是政治批评。

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最后一章《结论：政治批评》里，伊格尔顿直截了当地说：“不必把政治拉进文学理论……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

……我用政治的(the political)这个词所指的仅仅是我们把自己的社会生活组织在一起的方式，及其所涉及到的种种权力关系(power-relations)；在本书中，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表明的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

”[1]197在伊格尔顿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不仅没有一个在本体论意义上稳定的研究对象，并且其研究方法千奇百怪，虚无缥缈。

形式主义的，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的等等，在这些方法中我们找不到文学理论的统一性，甚至连“重要的共同之处”都没有。

因此伊格尔顿认为，最好将“文学”视为一个名称，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出于不同的理由，为不同的作品赋予这个名称，如此而已。

这些作品处在福柯所谓的“话语实践”的领域之中，而这个完整的领域才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批评实际上就是一种阐发观点和立场的话语实践，它与其他话语实践的区别在于它关心话语产生什么效果以及是如何产生效果的。

“其实，这大概就是‘文学批评’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古老的形式，即修辞学(rhetoric)。

……它考察种种话语是如何为了实现某些效果而被建构起来的。

它并不在乎自己的研究对象是说话还是写作，是诗歌还是哲学，是小说还是历史：它的视野其实就是整个社会之中的那个话语实践领域，而它的特殊兴趣则在于将这些实践作为种种形式的权力和行事(performance)而加以把握。

”[1]207伊格尔顿心中的文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带有鲜明目的性的话语实践，它置身于广阔的价值关系结构之中，关心话语的效果和产生效果的方式，因此它必然带有政治属性。

伊格尔顿明确指出：“所有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

”[1]213他还特意提醒读者不要犯哲学家所谓
的“范畴错误”，即认为“政治批评”只是一种批评方法，和其他例如女性主义批评或后殖民主义批评在性质上是同等级的，只是在具体的种种假定上不同而已。

文学理论的政治性是绝对的。

文学研究者对文学现象进行价值分析时，确立的话语是具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性的权力话语，所以任何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都是政治学的。

这个观点的渊源在马克思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心态》一书，当然有其合理性。

然而，伊格尔顿的问题在于他将政治批评扩大的过分了。

中国文论界对伊格尔顿的理论主要以译介、梳理和赞同为主，对之进行反思乃至批判的文章可谓凤毛麟角。

本文择数篇批判之作来考察文论界对伊格尔顿政治批评理论反思的情况。

较早反思伊格尔顿政治激进立场的是林广泽。

他认为，伊格尔顿的政治观、文学观以及文学批评观体现的是同一条逻辑轨迹，均基于伊格尔顿“ 压抑—抗争” 的心理情结而繁衍生成。

他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结合伊格尔顿个人生活背景，将伊格尔顿“试图用政治批评思维替代文学批评思维”的理论倾向视为其强烈政治参与意识情绪化的结果。

“伊氏的结论更具有一种偏执的政治功利性, 它毫不掩饰地表露出伊氏的‘政治参与者’的心态, 而非一个文学批评家对文学的冷静思考。

”[2]他指出，伊格尔顿虽然看似激进，实质却是保守的，他仅仅是企图利用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去参与或影响政治而已。

“历史已证明并将会继续证明, 任何一种以政治功利为其追逐目标的文学或文学批评,势必造成审美意识的淡化、单一和封闭,使自身的
审美定位发生偏差, 缺乏多层次多元化组合的审美思维,从而在有意或无意中消解了文学的审美功能。

在这方面, 对我国的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们,无疑更是有过切肤之痛的历史教训的。

”[2]林广泽的反思告诉人们，这种利用文论并进而利用
文学进行文化批判与社会政治批判的行为，到底在文论体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是值得思考的。

对政治批评的过度推崇，往往会给我们的文学创造带来负面影响。

吴炫从批判伊格尔顿理论本身的缺陷入手，同样认为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是忽略文学性的。

他认为，一股旨在颠覆文学确定性理解的“反本质主义”思想已经在
中国学界生根发芽，伊格尔顿对“文学”之稳定概念的消解就是其中之一。

而伊
格尔顿理论本身是有盲视的。

吴炫认为文学艺术所创造的是一个体验性的复杂世界，这种由复杂意味所构成的“体验形态”是不能被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认识、评价信仰模式”的意识形态所简单收编的。

伊格尔顿忽略了“形象世界”对“虚拟”、“想象”、“创造”的整合作用，从而未能发现这些概念与‘非文学世界’的区别。

伊格尔顿将“文学性”还原为“形象世界”中的“文学性语句”，或只作静态的对象化解释，这都是不妥的。

此外，伊格尔顿始终没有对“历史的”和“地方的”进行清晰界定，“这就既难以解释特定时期的文学观为什么会产生‘超历史影响’的现象，也难以解释由于历史的循环性而导致一种特定的文学观会不断被后人提起的现象，更难以解释不是任何‘历史’和‘地方’都会产生自己的文学理论欲求之现象。

”[3]总之，吴炫对伊格尔顿的批判立足伊氏理论本身，抓住伊格尔顿夸大文
学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一面，强调文学可能会因自身的独特性产生超越意识形态的另一面揭示了伊格尔顿的盲点，具有一定说服力。

2003年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一书问世，影响颇大。

汤拥华认为，伊格尔顿理论构想中最大的问题是，文学没有地位。

他认为当代理论反思的关键,是使在本质
主义/反本质主义的争论中被简单处理掉的“文学性”问题,重新焕发生机。

这点和吴炫英雄所见略同。

而伊格尔顿却拒绝对文艺独立性本身进行反思和考察。

对此汤拥华感叹：“伊格尔顿未免太功利主义同时也太虚无主义了。

”[4]伊格尔顿曾经
给新批评扣上过一顶封闭自满的本质主义帽子，汤拥华却认为，正是英美新批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本体论批评”的理念，即“我们能否构建一种把文学当文学看的方式, 从而使文学不止是道德观念的翻译、个人意图的表达或读者感受的投影, 能够在并无外在价值依据的情况下成就自身？”[4]这种以经典阅读为基础的传统
文学经验中必然包含着一种反思潜能。

而认可尊重文学的独立性，也并不意味着只是从审美角度去看待它，文学和文化的紧密关系必然会引发人们的思考，文学研究
与文化研究又是相辅相成的。

汤拥华赞成伊格尔顿对当代千篇一律、缺乏内在价值的文化理论进行反思，但是他不能赞成这种反思撇开与文学的关系。

“我们所期待于伊格尔顿这一理论家的,不是简单地声明‘理论对文学有益’,而是希望他能将理
论如何‘成就文学’作为理论的基本问题, 把理论的反思推向新的境地。

我们愿意看到一种生气勃勃的道德批评( 或政治批评),只要此类批评同时深化了对道德的理
解和对文学的理解, 而不是扬弃文学以实现理论在道德上的自我救赎。

”[4]汤拥华在文章中表达了对文学的忠诚与尊重，更对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提出了中肯的反思，即当我们从文学外的理论来观察文学时，着眼点应当是有利于理解文学并发展文学。

王建刚作为巴赫金研究专家，主要探讨了伊格尔顿对巴赫金理论的借鉴与改造问题。

伊格尔顿的老师雷蒙德·威廉斯，曾将巴赫金的思想有意识地融入自己的文化研究中，对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学研究起到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

但是王建刚认为，与威廉斯适度的将巴赫金的理论拿来为己所用不同，伊格尔顿是以一种过度的“六经注我”的方式，将巴赫金的对话批评彻底政治化了。

伊格尔顿对于“身体”的关注受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影响。

在巴赫金那里, 狂欢形象固有的两项特征，双重性和笑谑，扰乱“先验的能指”，在肉体的“骚乱”中解构了“超验的理念”。

然而伊格尔顿不满足身体仅仅作为一种消解性力量出现，他还要求身体与其他社会事物一样，释放出一种政治潜能，将异化的权力结构的面具击碎。

这是过度地以文化政治的眼光来审视人类生活，因而导致了一种政治幻境的浮现。

王建刚认为伊格尔顿学术个性标新立异，这使得他常作惊人之语，醒目有余而深刻不足。

“他的文学阅读乏善可陈,重在宣示姿态,向文学讨要政治,文本成了他阐释政治的工具。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叙述风格: 话语空洞而且标语化,叙事逻辑躲闪、腾挪,论述时参照
点游移跳跃, 他似乎总在追赶别人的话语,用别人的话语来搭建自己关于政治的‘七巧楼台’。

”[5]王建刚认为，同对政治有着切肤之痛的巴赫金相比，伊格尔顿只
是个政治学院派，他的政治热情流于表面，缺乏对社会和历史的有效介入。

伊格尔顿令许多学者推崇备至的社会关照热情，在王建刚看来只是纸上谈兵，其意义相当有限。

或许对于视巴赫金为精神偶像的王建刚而言，伊格尔顿要显得渺小了一些。

刘锋杰对伊格尔顿的批判同样针对的是他的政治批评观，尤其针对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暴露出的思想矛盾。

一些学者运用伊格尔顿的理论去证明文学再政治化的必要，在他们看来伊格尔顿研究美学，只是为了说明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说明它与权力有关，它只为资产阶级服务等等。

但刘锋杰认为，伊格尔顿的美学观是充满矛盾的，他对审美和意识形态复杂关系的处理，暴露出他对审美依然抱有幻想。

伊格尔顿自己承认道：“从某种意义上来理解，美学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形式提出了异常强有力的挑战，并提供了新的选择，因此，美学又是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

”[6]3伊格尔顿强调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所以他的政治批评有一种
绝对性。

按照这个逻辑，不存在非政治的批评，美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可是既然伊格尔顿承认了美学对意识形态具有挑战功能，然而又不存在非意识形态的美学，那么这种可以反抗意识形态的美学究竟是什么呢？刘锋杰认为，美学对意识形态的挑战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挑战。

事实上，伊格尔顿确实感到“将全部的审美活动都完全纳入意识形态范畴加以解释是困难的。

所以，才有了美学可以挑战意识形态的说法。

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说法来自他的感觉，与其基本理论观点是完全冲突的，所以，他才选择了相对模糊的表述方式来说明这一点。

”[7]122-127在《美学意识形态》一书中，伊格尔顿试图反抗整个欧洲美学
传统所留下的思想残迹，进而扭转传统美学的解释路径，将美学的解释完全意识形态化。

但也正是在这个厘清的过程中，他看到也展示出了美学的重要和独特。

虽然伊格尔顿坚持“美学范畴在现代欧洲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美学在谈论艺术时也谈到了其他问题——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中的中心问题。

”[6]3但
是他毕竟看到了美学对意识形态的挑战作用，没有完全漠视美学发挥过不同于意识
形态的重要作用。

伊格尔顿没有设法去否定这个作用，从而非自愿地承认了他的“美学矛盾”。

刘锋杰认为:“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只是道出了美学的
一个特征，即美学的意识形态性；伊格尔顿的‘美学矛盾’却道出了美学的另一个特征，即美学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美学可以超越意识形态，成为意识形态的对抗方式并有可能引领社会进步。

……美学矛盾的出现，揭开了隐藏在伊格尔顿思想下的潜流，他无法压抑美学的自身特性。

”[7]在刘锋杰看来，伊格尔顿这样一位坚定
的“政治批评”拥护者在面对美学的复杂性时也做不到彻底否定美学的独立性，这恰恰说明美学的复杂特殊和独立。

刘锋杰强调，伊格尔顿的“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是值得警惕的，它“有可能将我们带回到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老路上去，从而从根本上抹杀了文学作为人类活动的自身规定性与独立性，这是不利于文学创作的，也是不利于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建构的”[7]。

以上几篇文章是中国文论界反思伊格尔顿理论的代表作。

从整体来看，这样的反思文章是中国伊格尔顿理论研究中最稀缺的。

这种以赞同为主的局面有传统与现实需要两方面的原因，但是对于中国文论的建设并不利。

因为几乎任何学术思想都需要加以反思才有利于继承与借用，一味地接受，只能导致模仿局面的形成而缺乏独创性。

所以，集中分析伊格尔顿思想的局限性乃至错讹之处，是中国文论再出发的首要问题之一。

在《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认为正统的文化理论已经衰微，理论对生活的影响与指导开始扭曲、错位。

他在“前言”里开宗明义：“(本书)它驳斥了我所认为现今正统的文化理论。

我认为：正统的文化理论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以适应我们政治局势的要求。

我将努力阐述其原因并提出补救的措施。

”[8]1简单来说，伊格尔顿认为，“政治失忆症”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所谓“政治失忆”，是指人们忘记了理论的政治维度，政治事件被转化为纯粹的知识事件，文化理论失去了政治批判性。

伊格尔顿最痛心的就是“政治”地位的空前下降，其激进反思作
用被消解，甚至沦落为消费主义的产品。

因此，他要将文化理论和他的政治批评联系起来，突出文化理论所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

然而，在这张新的文化理论蓝图中，文学和审美的位置还是处在边缘之地。

伊格尔顿对理论的反省确实对后现代主义碎片化的思想有一定的批判价值，但是他对于文学研究所抱有的观念依然非常狭隘和激进。

富有生命力的文艺活动不可能仅仅是“真实世界”的被动体现，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反映或仅仅受权力结构的操纵。

相反，文艺应该对这样破碎的现实起到分析、反思，批判、修补和重铸的作用，这才是文学艺术真正不朽之处。

伊格尔顿这种看似颠覆、激进的立场，却反而是对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世界的妥协。

伊格尔顿似乎不相信文学本身具有内在的力量，既可以反映这个世界，也可以整合这个世界。

在伊格尔顿的批判者中，有很多是对文学艺术满怀深情和敬意的人文学者。

1970年代末期，文学去政治化思潮蓬勃发展，而捍卫文学政治性的理论阻击也随之展开。

其中，一些学者为文学工具论辩护，认为文学工具说是不容否定的。

理由有这样几个：“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创作就带有阶级性，其完整的称谓应当说‘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形象化的工具’；工具说与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没有必然联系，这些弊端是脱离生活引发的；不能因为‘四人帮’利用过工具论就否定工具论。

”[9]370捍卫文学工具论的学者，虽
然也部分承认艺术规律的重要性，承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但他们更认为文艺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所带有的深刻的阶级性，使得它必然成为其所属阶级的宣传。

这种关于文艺二重性的认识，和伊格尔顿的美学观念有相近之处。

伊格尔顿对于文学和审美的态度，正如刘锋杰所言，是带有矛盾的。

他既不能完全无视审美和文学那种独立的反抗力量，却又总是对之抱着不信任的目光。

李长生认为：“按伯林的区分标准，伊格尔顿表面上是一个狐狸型思想者，因为他追逐许多目的，比如既坚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又笃信天主教，既是文化理论的杰出代表又
反理论，既反后殖民主义又积极参与北爱尔兰的解放事业，生活、行动与观念离心，思想零散而漫射，无意融入‘一元内在识见’，这符合伯林对狐狸型学人的描述。

但伊格尔顿从根本上说却又是一个刺猬型学人，因为他变幻不定的背后有着不变的关切，那就是马克思主义。

他将一切都归于这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

”[10]事实上，与其说伊格尔顿有意将政治批评带入了文学和审美研究之中，不如说，文学和审美研究是他实践其政治批评的具体领域。

这种做法，正如张江指出的，是“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
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11]，也即所谓的“强制阐释”。

张江认为，这种将文学场外的理论调入文学阐释话语之中的理论模式，实际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

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有四: “第一，场外征用。

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
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

第二，主观预设。

论者主观意向在前,前置明确立场，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

第三,非逻辑证明。

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基本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逻辑谬误,所得结论失去依据。

第四,混乱的认识路径。

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11]伊格尔顿的政
治批评显然就是一种典型的“强制阐释”。

他的理论建构总是离文学艺术很远，越来越有走出文艺的倾向。

他虽然对文艺作品保持缄默，却对文艺理论喋喋不休，在他建构的意识形态理论大厦中，永远有一间为文艺打造的黄金“牢房”。

伊格尔顿不信任文艺的独立性，不信任审美的“异化”力量，他选择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历史的、甚至伦理的种种理论来解构文学，唯独不用文学自身的话语。

在伊格尔顿看来，所谓独属于文学的话语压根就不存在。

他预设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这就是他的前在立场，伊格尔顿“变换不停，左腾右闪”的叙述风格也和他这种理论立场先行的论述模式有关。

他省略对具体文艺作品的研究, 目的是要挫败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