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伯格的技术新路及其批判性分析

芬伯格的技术新路及其批判性分析
王颖斌 毛建儒
（太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起始于技术综合的技术新路是芬伯格技术思想的核心。

关于技术新路，芬伯格提出了五个基本观点：一是前进到自然；二是确认现有技术体系的偶然性；三是把现代技术体系重新置于更大的情境之中；四是人类需要对技术发展中所受的自然和人类的限制予以理性承认；五是技术实践与生物适应相一致。

这五个基本观点是芬伯格技术新路思想的主要构架，也是其独特之处。

关键词：芬伯格，技术综合，技术新路，自然，偶然性，情境化
中图分类号：NO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524/ki.10-1009/g3.2019.01.102
作为当今科技哲学界的一个热点，芬伯格的技术思想被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

例如，刘永谋分析了芬伯格的技治主义理论表现出的独特性和缺陷[1]，刘同舫对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进行了批判[2]，朱凤青对芬伯格的人道主义技术思想进行了研究[3]，李勇探讨了芬伯格对技术的本质主义与建构论之争的调和及其面临的诘难[4]，王华英阐释了芬伯格的技术存在论思想[5]，等等。

这些研究对理解和把握芬伯格的技术
作者简介：王颖斌，太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德国哲学、科学哲学。

毛建儒，太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
义哲学。

项目资助：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海德格尔存在论的科学哲学思想研究”（15BZX026）。

思想颇有价值和启示。

我们的研究重点则放在芬伯格技术思想的核心即技术新路上，并围绕这一点，阐述芬伯格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分析它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一、技术新路的理论背景及在技术哲学中的位置
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性的问题成为人们的重要论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技术对自然、人和社会等影响的凸显。

具体而言，由于技术在生产领域创造的极大财富，现代社会为了获取最大程度的效益，将技术作为普适的东西应用于各个领域，使得技术支配整个世界的力量在等级上发生巨大跳跃。

由此，人类实现了对世界的征服，通过现代性去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的唯一选择。

这样，社会的发展似乎不再有其他的可能性和方向。

这在理论上表现为技治主义，主张由掌握技术的专家来掌握权力，用技术方法来运行社会。

这一思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迅速泛化。

但是，随着各种技术在现代社会的普及，其负面效应和危险性日趋明显和严重，成为横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弥漫于各个角落。

面对这一现代性境遇，人们无尽担忧，一方面掀起保护环境的运动，另一方面则对技术的应用前景进行深刻反思。

当时学术界的技术哲学思想大致可归两类：技术工具论（包括技治主义）和技术实体论。

技术工具论认为，技术是中立的，本身没有价值内容，不承载任何社会价值和利益，只听命于使用者，为使用者服务。

即，技术具有普遍性，可以运用到不同的社会之中，不会和其所使用的社会环境发生关系，不管在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宗教中，技术的作用都相同。

如果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社会负面后果，只应当从技术应用主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而无需为这种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雅斯贝尔斯就曾经指出，技术在本质上没有善恶，它只是一种手段，其所产生的善恶结果是由人决定的，是由使用者根据自身的目的赋予技术的。

[6]而在技术实体论看来，技术是自主的，具有独立性，是一种绝对的宰制力量，它能够冲破以往的任何价值体系，渗透进一切领域，潜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重新构造并统治整个世界，支配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

持这一观点的有海德格尔。

他认为，技术的“座架”促逼着人将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订造为“持存物”，使得世界处于异化和沉沦状态，技术作为一种“天命”是不
可改变的，人们在其面前无能为力。

[7]这些经典的理论都有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都属于技术决定论，对技术所持的态度是简单的“接受”或“放弃”，处于乐观和悲观两个极端之中。

芬伯格发现了以往哲学存在的问题，着力改进和克服。

他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实用主义、海德格尔哲学等思想的基础上，将开始兴起的社会建构论和历史主义运用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从经验主义出发，以后马克思主义为视角，在现代性的哲学反思和技术研究之间建立起联系。

在他看来，技术的发展有着多种方向和潜能，现代技术及其秩序不是惟一和必然的形式，它是偶然成其所是的，具有可选择性，因此可以重构。

即，技术是一个社会系统，应从整体论和生成论的观点去审视，分析其内部机制和生成过程，关注它与社会的相关性，探索既有现代性的替代方式，由此提出通过重新设计技术、转化技术去规避技术负面效应、抵御现代性危机的理论—技术新路。

芬伯格为技术新路设计了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框架，展现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现象学、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的关联和不同之处，呈现出多元化的共生态势。

这一思想是对以往技术哲学的继承，又是对其两难困境的超越，使技术哲学焕发新的生命。

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的哲学，它把技术哲学向纵深推进，将其拓展到一个新的领域。

它是微观的技术研究和宏观的现代性问题之间的桥梁，开启了技术哲学从批判到批判后的重建，从线性的非历史的到多方向的待确定的技术进路，从对技术的片面和单一理解到复杂多样性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从抽象的思辨玄想到生活经验和实践等一系列转向。

总之，它虽然还存在如对现实的关照不足等问题，却改变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状况和路径，实现了技术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重构了技术哲学的愿景。

二、技术新路的起点
芬伯格认为，技术新路始于技术综合，后者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技术各部分的综合。

技术有两个维度，即内部的维度和外部的维度。

前者是指技术的内部构成，包括技术本身的要素及其组成结构；后者则是指不同技术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或疏散或紧密。

技术的综合主要
是针对外部维度而言的，如机械技术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综合、空间技术与生物技术的综合，等等。

这种综合从性质上说，可分为结构综合和功能综合。

结构综合要吸入新的要素，并且要改变原来的结构；功能综合则只是技术用途的增加，即技术可以应用于很多方面。

结构综合和功能综合虽然不同，但二者互相依赖、相得益彰。

无论是结构综合还是功能综合，都使技术最终成为一种体系。

这种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外在相关要素的聚集。

（2）技术与环境的综合。

这里的环境包括两个层面：纯自然的环境和人造环境。

技术离不开纯自然的环境，如，技术所需要的原料、场地等都是由自然提供的。

因此，技术不同于科学，它对自然的依赖性很大，没有自然提供的条件，技术就寸步难行。

人造环境包括工作场所、生活场所、交通运输等。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造环境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越来越复杂。

而技术与环境的综合，就是技术与自然环境、人造环境的综合。

这种综合的难度远远超过技术自身的综合，因为其不仅因素众多，而且其中的一些因素还是对抗的。

例如，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利用技术从自然中掠取资源，从而造成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

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在近代特别是现代愈演愈烈，以至于酿成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

这表明，技术与环境的综合面临更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非一朝一夕之事。

（3）技术与人的综合。

在前工业社会，技术与人是不可分的，技术就是人的一部分，这突出地表现在工匠的身上。

工匠是技术的载体，技术的“软件”部分就储存在工匠的头脑中。

一旦工匠离世，技术的“软件”也随之消失，甚至永远失传。

另外，工匠所使用的工具有着不可调换性，即工匠甲的工具，工匠乙不能使用，至少是不能得心应手地使用。

这样，技术与人就构成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技术具有人的特性，打上了人的烙印。

进入工业社会后，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

这时的机器不会与特定的人相联系，经过一定训练的任何人都可以操作机器，具有独特性的工匠被随时能被替换的工人所取代，技术的“软件”也独立出来并被程序化。

工人开始还在操作，到后来，自动化的技术可能使得很多工人退出操作。

也就是说，除了技术的创造和管理，技术的其他方面已经不再需要人。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又被排除在技术的创造和管理的领域之外，这样就出现了人的分化。

这种分化使工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这是技术
和人综合的异化。

当然，改变不是要回到工匠时代，而是要在新的时期使工人成为真正的人，使他们重新掌握技术的主动权。

三、技术新路的内容
技术的三个综合代表了一种新的道路。

对此芬伯格指出：“所有现代工业社会在今天都处于十字路口，面临着两种不同的技术发展道路。

它们或者加强对自然和人类的剥削，或者转向支持解放应用的技术综合趋势的新道路。

这种选择本质上是政治性的。

第一条道路产生了始终增强精英权力的形式上带有偏见的体系。

第二条道路需要一种技术原理的具体化的应用，需要考虑许多技术影响的更大的情境。

”[8]235
芬伯格所说的第一条道路是旧的道路，是要征服和统治自然。

这一道路始于培根。

培根坚持，在学术、战争和航海领域中，人类发明了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帮助我们去思考一直闭锁在自然深处的秘密。

……它们不像那些旧式技术对自然过程给予温文尔雅的引导，而是施用力量去占用和征服她，直到动摇她的整个基础。

”[9]189培根的观点一度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人们开始了对自然的征服。

在“征服”的过程中，人们“攻城略地”，取得了一个个胜利，以至于乐观地认为，自然算不了什么，征服自然指日可待。

甚至认为，人的意志可以高于一切，可以超越自然规律，在自然面前为所欲为。

这种观点和实践遭到自然的日益严重的报复，当今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是这一思想的一个后果，其极端的后果是将人类陷于“劫难”之中，危及人的生存和未来，无异于人类的自我毁灭。

面对上述问题，芬伯格主张积极应对，因为消极的逃避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

他主张走第二条道路即新的道路，这就是技术综合的道路，主要观点如下：
（1）前进到自然。

针对人类面临的危机，一些环境保护论者主张退回到自然，退回到前技术状态。

芬伯格对此予以批判，认为应该前进到自然，即“根据人的需要和利害关系的宽广范围而有意识地构造总体性。

”[8]236这种总体性的概念是一种中介过程的目标，意味着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自然的因素，必须把自然纳入其中。

这种“纳入”是把自然
变成技术的内在而非外在因素，这样，自然就成为技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成了技术的目的，技术不再对抗自然，不再与自然割裂。

这就使技术与自然融为一体、亲密无间，成为“命运共同体”。

这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2）确认现有技术体系的偶然性。

芬伯格认为，在技术与生态、环境问题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否则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消灭技术，这正是一些环保主义者要退回到自然的原因。

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就是如此，他们都批判现代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过度应用，试图提出一种更具体的开创性理论，但都未能完成这一突破，只是提供了一种本质主义理论，使得技术在他们的思想中僵化为宿命，而救赎的前景异常渺茫[10]。

显然，芬伯格不同意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观点，因为要“救赎”，就必须挣脱作为必然性的“宿命”，由此，他通过“偶然性”对必然性予以否定。

进一步说，解决危机的方法既不是浪漫地回归到原始、素朴的自然，也不是跃进到一个“新时代”和一种整体的“新技术”中，而是要走“第三条道路”，即确认现有技术关系的“偶然性”。

因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能通过不可改变的作为规律的“必然性”，而只能从可改变的“偶然性”入手。

改变的途径就是将新的价值即“前进到自然”注入“偶然性”之中，使现有的技术体系服从新的技术目的，实现自然与技术的良性互动，达到自然与技术的一体化。

这种良性互动和一体化可以改变技术本身的性质，克服技术产生的弊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使人类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3）把现代技术体系重新置于更大的情境之中。

现代技术体系即资本主义技术体系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去情境化，即技术对象与它的直接情境相分离，它使技术得以独立于社会等方面。

在传统社会，技术被融入到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丧失了独立性，成为社会关系的附庸，这就严重阻碍了技术的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运用去情境化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技术从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性。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发展的一些障碍清除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了。

但是，技术的去情境化却导致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把技术重新置于更大的情境之中。

这里的“情境”指向未来，而不是过去。

过去的“情境”解决不了现代技术体系的问题，例如，“马和犁不是现代农业所需
要的相关‘情境’，真正的‘情境’是实际环境和健康的考虑事项”[8]237。

那么，现代技术体系“更大的情境”和“未来的情境”包括哪些因素呢？根据芬伯格的观点，应该包括技术要素、自然要素、社会要素。

通过这三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就能解决现代技术体系带来的问题。

（4）理性地承认技术在发展中所受到的自然和人类的限制。

这种“承认”表明，人类不能退回到个人同一性的传统形式，即前现代社会中技术与自然、技术与个人有机统一的技术形式。

这种传统形式之中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例如，它的生存艺术最核心的是不与自然对抗，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但是，相对于现代技术体系，这种“传统形式”的基本内容已经过时，不可能、也解决不了现代技术体系的问题。

对它的理性承认有时被混同于对外在必然性的被动屈从。

这种混同源于资本主义将自己固定在“初级工具化”即去情境化的范式和面向现实的一种技术倾向中。

由于“初级工具化”把技术与自然、社会割裂开来，结果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新的技术范式—关注环境与技术的结构之间的协同作用。

这种协同作用是在“次级工具化”阶段获得的，在这里，仅有面向现实的技术倾向是不够的，必须将这种倾向变成进入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中的现实技术。

在新的技术范式中，技术与自然、社会不再分裂，而是处于共生状态。

通过这一范式，就可以解决现代技术体系带来的问题。

（5）技术实践与生物适应性相一致。

首先，在生物适应性中，生物体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因为生物体的进化要受到自然的限制。

技术也是一样，它不能为所欲为，而要受到自然和社会的限制。

对这种限制，过去的技术或者试图冲破它，或者把它视为“禁区”，不管是哪一种做法，都外在于技术结构。

新的技术范式则把这种限制结合到技术的结构之中，使其成为技术内在的东西。

这一根本转变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开辟了美好前景。

其次，生物的适应还意味着生物顺应自然，力求与自然和谐相处。

这一点也是技术实践应该吸取的。

长期以来，技术被看作征服自然的工具和手段，自然则被看作技术的对手，这种观点和实践造成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为了改变已有的观念，芬伯格提出变“对抗”为“适应”，融入自然，实现与自然的一体化。

为了实现适应自然这一目标，除了要改造和限制已有的技术外，更重要的是用生产效率高和增添了“自
然”内容的新技术代替旧技术。

再次，适应还保持了现代自由概念的形式特征。

即，主体在适应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屈从于自然，而且从自然中获得了自由。

反之，如果主体对抗自然，自然就会反作用于主体，这种“反作用”将使主体失去自由，甚至使主体“土崩瓦解”。

因此，适应是获得自由的前提。

这一点可以延伸到技术。

技术实际上是人与自然的中介，技术适应了自然，人就能通过技术从自然中获得自由。

当然，技术也有负面作用，会使人变成工具甚至奴隶。

人要从技术中解放出来，也首先需要适应技术，在此基础上，人就可不再受技术的奴役，获得自由和解放，成为真正的人。

四、对技术新路的批判性分析
芬伯格的技术新路突破了培根的技术旧路，并根据技术的新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这些观点既是对历史的总结，同时也描绘了未来的方向。

从理论上说，它们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实践上讲，它们对世界技术的发展、对我国技术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价值和启示。

首先，技术新路在于提出一种关于技术的新的方向和道路。

技术与人类相伴随，可以这样说，有了人类就有了技术，至少是有了技术的萌芽。

但就技术道路而言，则是在培根时期形成的，这就是培根道路。

培根道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技术是用来征服自然的。

培根道路已影响人类几百年，其弊端日益显现。

针对其弊端，从学界到政界，都在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改进措施。

芬伯格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技术新路。

这种技术新路是针对培根道路而言的，这种技术新路的目的是克服培根道路的弊端。

其次，技术新路的创新集中于它的三个起点和五项内容。

三个起点涉及到技术、环境、人。

就这三个方面而言，别的学者也曾分析和探讨过。

芬伯格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侧重于综合，即技术的综合、技术与环境的综合、技术与人的综合。

特别是在技术与人的综合方面，他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挖掘”，譬如他提出技术与人综合的异化，在这种异化下，人要受资本家和机器的双重奴役。

至于五项内容，每项内容都有创新，五项内容综合起来也是一种创
新。

这种创新的最大特点是，针对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即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创新的观点；针对现实的各种观点，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对策。

因此，五项内容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仅凭头脑的想象，它们来自现实，来自对现实问题的反思。

这就使五项内容与现实、现实问题紧密相连。

从这个角度说，五项内容虽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但对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再次，技术新路的更大价值和闪光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面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芬伯格坚决反对返回到自然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在这个方面，芬伯格是正确的。

芬伯格的主张是前进到自然，适应自然，把自然融入技术之中，即在技术设计、技术发明的过程中，要考虑自然的因素，把自然当成目的。

此外，对技术可能危害到自然的方面，要有事前的评估，并有防止和解决的预案，决不能等问题出现后，再寻求解决的方法，否则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旧技术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是立即消灭它们，这条措施是不现实的；二是发明新技术消除它们带来的问题，这条措施是不彻底的；三是用新技术代替它们，这是最好的措施。

当然，在实行第三条措施时会遇到诸多困难，如投入、发明、推广等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一个过程。

尽管如此，第三条措施是最根本的。

如果再辅之于第二条措施，就能前进到自然，逐渐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2）芬伯格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提出现代技术体系的偶然性。

所谓“偶然性”，就是上述二者的关系是偶然的。

偶然性不同于必然性。

如果是必然的，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得消灭技术。

这是一种“冰炭”不能相容的态势，这也是一些环保主义者要退回到自然的原因。

偶然性则开启了一条新路，使生态、环境问题与技术避免了二者择一的困境。

偶然性及其重要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技术所依赖的培根价值是偶然的。

培根价值就是培根所提出的关于技术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并没有什么必然性，可以用新的观点代替培根的观点。

芬伯格的技术新路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尝试。

在这个方面，除了要创立新的观点外，还可以吸取历史上已有的一些观点。

如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先贤便主张人与自然不能对抗，必须和谐相处，对这些观点，要在创新的基础上进行吸收。

其二，技术本身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关系是偶然的。

客观地说，有些技术确实是
生态、环境问题的肇始者，二者具有必然的联系，对这些技术必须放弃。

从这个角度看，芬伯格的观点有缺陷，但技术本身所产生的问题还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的实质是：技术可以选择。

技术选择有两个方面：新技术和绿色技术。

过去选择新技术，是由于它效率高，现在又加了一条：环保指标。

这就是说，新技术与旧技术相比，它的环保功能更强，它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更少。

新技术是不断出现的，而新技术不是一种而是多种，这样就有一个技术选择的问题。

绿色技术不同于新技术，它的目的是消除已有技术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

因此绿色技术可以与已有技术共存，但它只表现为“正能量”。

绿色技术与新技术有时是合二为一的，但二者还是有一些区别。

绿色技术也是可以选择的，因为绿色技术也在不断进化、也在不断进化出新技术。

例如，在能源结构中，石化能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较严重，用一些新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等代替它们，可以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3）芬伯格所提出的关于从技术的去情境化到技术的更大情境化的观点既有不足，也有很多合理之处，意义重大。

技术的情境化是前资本主义技术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资本主义使技术离开了它的情境，使技术变得独立、自主。

这推动了技术的发展，这种发展远远超过了前资本主义，是前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完全使技术离开它的情境，资本主义保留的情境是，赢利和发财。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资本主义在技术上所强调的是它的效率。

这样就有了两个第一：发财第一，效率第一。

这两个“第一”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撑的。

这样的思路，不顾生态、环境的破坏，以致酿成生态、环境危机。

这表明，芬伯格的观点有一定的问题。

其合理之处可从技术本身谈起。

芬伯格使技术这条“船”不再孤独地飘荡，他针对资本主义在技术上的去情境化，尝试把技术放在更大的情境之中。

这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对现实的反思。

因为现代技术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中轴，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领域，决定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技术就是“慢变量”，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东西，涉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把自然作为技术的情境。

撇开自然发展技术，只会对自然造成严重的破坏，致使人类失去合适的生存环境，逐步陷入无法生存下去的困境，因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