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福柯《自由主义的治理艺术》

读福柯《自由主义的治理艺术》
自由主义与治理艺术放在一起，看似矛盾，但福柯应该有他独特的一套解释，我且细细读来。

福柯开头便强调他提出的是新的治理艺术，该治理技术并非为国家理性服务，事实上它是为了限制国家的武力、财富及支配力无限增长而实行的。

当国家权力被抑制时，民众的自由度就会提升，因而福柯提出的新的治理艺术目标就是保障自由主义。

读到这，我会认为新的治理艺术与国家理性之间才是矛盾对立的双方。

但福柯马上强调新的治理艺术并非要压制、抹杀、废弃甚至消灭国家理性，相反，它是以维护、充实并完善国家理性为目的被提出的治理原则。

在此原则下，新的治理艺术要求国家尽可能地减少治理，甚至做到“最小化治理”，福柯将其称作是对国家理性的强化或内部提纯，是国家理性本身的组织原则的最小治理理性。

这种“最小化治理”也被称作“节俭型治理”，它超越国家政权而成为当下最受关注的问题，节俭型治理问题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问题。

紧接着福柯提出国家理性-->节俭型治理-->政治经济学三者间的联通关系。

以及真理体制与治理实践之间的联结问题，并举出市场、疯癫及性等相关案例进行论证。

以下摘录几段经典论述:
真理所应该扮演的角色——这仅仅是次一级的角色——是命令、指挥且规定必定与市场相关联的司法的机制，或者当这些机制缺席的时候，真理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在以往的系统里，主权、君主、国家能够施加影响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又是什么东西，形成了施加这种影响的权利的基础，使其成型并合法化？答案是事物、土地。

以新治理理性为基础——而这也是旧治理理性与新治理理性、国家理性与最小国家理性之间分道扬镳之所在——治理必须不再介入，
而且它不再对事物及人民直接施加影响；只有当利害关系，或者诸种利害关系，或者诸种利害关系的相互作用，能够把一个特殊的个体、事物、货品、财富，或利害关系的进程，改造成对众个体，对由众个体形成的总体，对与总体利害关系相对峙的特定个体的利害关系而言，具备某种利害关系的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治理才可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去介入，且这种介入是合法的，是以法律与理性为根基的。

治理只对利害关系有兴趣。

自由主义是一种最小治理，是一种节俭型治理。

“市场的真理；治理实用性之计算带来的对治理的限制；还有相对于一个世界市场而言，欧洲作为无限制经济发展之区域的定位。

这就是我所谓的自由主义。

”
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在一个事物的真正价值由交换来决定的社会里，治理及一切治理行为的实用价值（utility value）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包含了自由主义提出的根本问题。

凭着这个问题，自由主义提出了治理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所有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政治的、经济的形式，以及其他形式，是否真正能够避免这个问题，是否真正能够在由交换决定事物价值的体制中，避免形成关于治理的实用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