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台湾客家子弟的教育成效

清朝臺灣客家子弟的教育成效
----以科舉為例
江淑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摘要
本文主要分成清朝臺灣的學校、科舉制度，與客家的進士、舉人分析兩部份。

前者，主要在探討清朝臺灣學校與科舉制度的設計、規定，以瞭解清朝臺灣的普遍情形，與針對客家子弟另立學額或舉額的特別規定，直接影響客家人中舉的數量與取得功名的難易。

後者，則分析客家的進士與舉人數，探討客家人中舉的情形、客家人中舉與閩籍中舉的難易比較、及中舉者所受教育三部份，以瞭解客家人如何獲取科舉功名，展現其教育成效。

經由以上研究，得出三項結論。

一、清朝科舉制度，因應臺灣移民社會的籍貫組成，分成閩、粵籍來取進學額，或取中舉額。

在規定上已限定了閩、粵籍士子取中的人數，所以在道光八年（1828）粵籍另立鄉試取中字號後，臺地的閩、粵籍士子，只要達成必然的學養，即與同籍士子競爭，以獲取功名。

但在會試時，閩、粵籍士子才會在一同取中的情況下，彼此爭勝。

二、以閩、粵籍進士、舉人數與人口籍貫所佔的比例而言，粵籍士子應試的困難度，要高於閩籍，也就是客家人應試時，獲得功名的機會較閩籍士子為難。

三、獲得功名的客家子弟所受的教育方式，以私塾最多最重要，其次則為書院。

關鍵字：
客家
客家教育
教育成效
科舉
學額
清朝臺灣客家子弟的教育成效
----以科舉為例
江淑美
壹、前言
客家諺語有云：「人到貨到，買田一大片。

圓桌團圓，子子孫孫考狀元。

」 [1] 短短的兩句話，卻點明臺灣客家族群重耕讀的生活型態。

所以在資料不易蒐集的情況下，筆者將以有限的資料，試著探討清朝臺灣客家子弟的教育成效。

由於教育成效，可以表現在識字率的增加、功名的取得、及社會地位的提升等不同的面向。

本文將研究重點放在考取科舉高階功名者，如：進士、舉人 [2] ；至於低階功名者，如：生員、貢生、或是捐納的監生等，數量較多，資料取得整理不易，暫時割愛。

並試著探討客籍進士、舉人數；及其佔臺灣總進士、舉人數的比例，嚐試比較閩、粵籍 [3] 應試取中的難度；最後，以客籍進士、舉人的求學歷程，探討客家子弟獲致功名者，主要受過的教育。

在瞭解客家人參與科舉的情形之前，有必要先瞭解清朝臺灣一般的科舉情形，及對粵籍應試者的特別規定。

因此，在介紹清朝臺灣的學校與科舉制度後，再介紹客家族群的進士、舉人，最後，再以資料整理的結果發現，作結。

貳、清朝臺灣的學校與科舉制度
清朝以科舉為選取人材的主要方式，主要分成鄉試、會試及進士三級，因為參加科考的人數眾多，且參加科舉必先經由學校，所以士子在參加科舉考試前，須先通過童試，取得官學生員的資格；再通過歲考與科考，如此才能取得鄉試的資格。

所以介紹科舉制度之前，不能不先對清朝的教育行政與學校制度有所認識。

所以此一小節分成教育行政、學校教育制度與科舉制度三部份。

其中，主要影響客家人科舉取中的是：清朝臺灣對閩、粵籍學額與鄉試舉額的特別安排。

一、教育行政
清朝地方的教育行政主管機關雖經過幾次演變，從清初的各省並置督學道，繫按察使僉事銜，到由不同官職兼任的學院、學道，且因各地各時而稍有不同。

[4] 雍正後各省置一提督學政，由侍郎、京堂、翰林、詹事、科給事中、道監察御史、部屬等具有進士身世的人員中簡用，各帶原銜品級。

[5] [6] 學政的主要職務是綜理一省學務，掌學校政令，歲試與科試；並巡歷各處，考查師儒優劣和生員勤惰，以升其賢能者，斥其不帥教者；如有興革，則需會督撫行之。

[7]
臺灣由於地理位置特別，位處海外，在建省前行政上雖隸屬福建省，可是臺灣由於地理位置的因素，不利福建學政跨海掌理，尤其是主持歲考、科考等考務之時，遂委由臺灣的高級官員兼任之。

雍正五年（1727）為免臺灣道事務繁雜，於是交由每一年委派的巡臺御史漢籍御史兼理， [8] 乾隆十七年（1752），朝廷改巡臺御史由一年一巡，改為三年一巡兼理提督學政，倍感不
便，於是提督學政事復歸臺灣道兼理。

[9] 到臺灣建省後，光緒十二年（1887），才改由臺灣巡撫兼任學政。

[10] 由以上可知，內地的學政多由中央官員簡用而巡視地方，有獨立的學政一職，但臺灣則由地方的行政官員兼任之，這是與內地不同之處。

所以在變動頻仍的臺灣官員录用中，就會隨主事官員不同而變動。

學政的重要職掌中，以主持歲、科二試及院試最為重要，稱為「按臨」。

其任職是三年一任，到任後，第一年考歲考，歲考是凡府、州、縣學的廩生、增生及附生，都需應考，依結果定生員獎懲。

[11] 第二年考科考，生員必須經過歲考後，始能參加科考，是選送一省生員參加鄉試的資格考試。

[12] 另外，童試中的院考也是由學政主持，詳情見下文學校、科舉部份。

二、清朝臺灣學校制度
以下將依學校數量，及容納學生數的由少到多，分成儒學、書院、啟蒙教育等三部份。

（一）儒學
清朝的地方官學，即是府、州、縣儒學和部份的社學、義學。

此處主要討論地方儒學，數量較多的社學、義學留待後文。

在入地方儒學前，須先通童試，通過童試者，才具有參加科舉考試資格。

[13] 參加童試者不論年齡老少皆稱童生。

[14] 童試分三級，縣考、府考和院考。

應考者需無犯法、冒籍、匿喪、欠糧租、優倡隸卒等身家清白之子孫。

[15] 縣考由知縣主持，府考則由轄有該縣的知府主持，最後院考由學政主持， [16] 考試後，依成績將中式童生分發至縣、府儒學中為附生，稱為生員，通稱秀才。

[17] 而各級儒學教官，府學設教授，州學設學正，縣學設教諭，各一名，皆設訓導佐之。

初入學的生員稱為附學生員（附生），之後依序升增廣生（增生）、廩膳生（廩生），增、廩生皆有定額，是以歲、科兩試等第高者補充。

生員員額則視一地人文多寡，有大、中、小學之別，且後有增廣。

[18] 所以各儒學生員的有必然的額數，簡稱學額，由朝廷核定之，且會因當地賦額、文風、戰亂等有所增廣。

[19]
康熙二十三年（1684）臺廈道周昌撰〈詳請開科考試文〉，以為「所有一府三縣應照內地事例，成立文廟四座，以崇先聖；旁置衙齋四所，以作講堂。

」 [20] 但由於「錢糧無徵」，直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臺灣府、縣「定有賦稅之額」，才得開始設立學校。

[21] 所以康熙二十五年（1686）才開始設立一府三縣的儒學，以後隨著府、縣、廳的改制，逐漸增設，至嘉慶二十二年共有六所，其間均有重修，改建等，目的均在推廣儒學。

[22] 至於清朝臺灣儒學的建置，則見表1。

表1：清朝臺灣儒學建置表
資料來源：林孟輝，《清朝臺灣學校教育與儒學教化研究》，頁67-68。

其中康熙年間設立四所、雍正年間設立二所、乾隆年間設立二所，光緒年間設立五所，總共十三所。

由其建置的時間及數量可知，幾乎是配合地方縣治的設立而發展。

而且由康熙年間的普設，可知的確受到施琅重視臺灣教化的影響，且為國土新收入地方，也受到中央的重視；至於光緒年間設學再興，則因臺灣當時已普遍開發，縣治設置成熟，由於國際情勢變化，臺地再度受到中央的關切有關，可惜清廷本身國內外情勢已困難重重，臺地設學後續，由於割日也就難有作為。

至於臺灣儒學學額，依照府、縣、廳儒學設立、文風的發展、戰亂輸餉等因素，經過多次地方官的上奏，有多次的增廣調整。

首先，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分巡臺廈道周昌初上呈福建巡撫請開科考試時，請「歲、科兩考文武生員，照依各府大縣事例，府學取進二十名、縣學各進十五名，以鼓舞士氣。

大比之年，一體赴本省應試。

」 [23] 至二十五年（1686）周昌再上〈詳請開科考試文〉時，改為「臺灣府學應照各直省府學事例，取進文武童生各二十名；臺灣縣學應照大學例，取進文武童生各十五名；鳳、諸兩縣學，應照中學例，取進文武童生各十二名。

歲科兩試，幫補廩、增，其廩膳生員，照依各府縣定例，俟次出貢。

」 [24] 二十六年（1867），朝廷從福建總督王新命、巡撫張仲舉之議，以「臺灣郡縣設立學校，但與考人數無多，未便照內地之額。

請於府學量設廩、增各二十名，縣學各十名。

」 [25] 至於府縣學實際學額，據高府志云：「（府學）額定取進文、武生各二十名。

」「（臺灣、鳳山、諸羅縣）額定取進文、武生各十二名。

」 [26] 合計康熙二十六（1687）全臺學額，文童生五十六名、武童生五十六名。

其次，雍正三年（1725），彰化設學，學額為八名，廩、增生名額未定。

[27] 迄十三年（1735），以該縣文風日盛，遂設廩增生各增十名。

[28] 此時全臺學額文武生各六十四名。

乾隆五年（1740），巡臺御史兼理學政楊二酉奏准，粵民流寓在臺连年，入籍者臺灣府縣均有戶冊記錄，但係隔省流寓，恐佔閩童名額，是以閩童常提出抗議，此時粵童應試者已有七百餘名。

希望准其另編新字號應試，取進學額數八名，附入府學。

[29] 六年（1741）禮部議准，「歲科兩試，將粵童另編新字號應試」，「共取進八名，附入府學」。

[30] 至乾隆六年，全臺學額，文生七十二名，武生六十四名。

且第一次在府學文童中有粵籍文童八名的規定，此後粵籍文童亦有增廣，變動情形見表2。

此後，在乾隆朝晚期、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等朝都陸續有文武童生名額的增加，其中文童增加的數量較武童為多。

且在臺灣的閩籍學額中，較特別的是有粵籍、郊籍等的規定。

[31] 清朝臺灣的整體學額數依照王惠琛的研究統計，表列如下：
表2：清朝臺灣儒學名額增加表
資料來源：王惠琛，《清朝臺灣科舉的研究》，頁57。

說明：一、粵籍文武童數為筆者核對王惠琛前文表格所加。

二、康熙二十六年、雍正十三年、嘉慶二十三年、同治十一年、光緒四年、光緒十六年的增額，主要和府縣廳儒學的增設有關。

3、咸豐八年的增廣文武生名額，則是朝廷為獎勵臺民，對太平天國的軍需捐輸濟急所增。

[32]
由以上可知，清朝臺灣的儒學學額，主要增加的因素有三：一，府縣廳儒學的增設，對照表1清朝臺灣儒學建置表，可以取得清楚的時間數量變化。

二、朝廷對臺民捐輸軍餉的鼓勵。

三、清朝臺灣各地文風的增盛。

以整體的學額增加而言，初期另立學額是對臺灣新設地术士子的鼓勵，可是在十九世紀初，乾嘉年間人口增加速速後，學額的增加則是因為應考的士子增加，不能不依應考者的增多，增加取進。

總之，清朝臺灣儒學設置與學額分派的情形，和臺灣的開發、縣治的設置息息相關。

雖然儒學越設越多、學額的分派也有增加，可是與當時的總人口數
來比，容納的學生數實在有限，依張仲禮的推算，太平天國前後的福建生員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是%和%。

[33] 另外道光二十一年（1841）噶瑪蘭廳的生員佔人口數的比例是%。

[34] 可見數量之少，且清朝地方儒學的教學功能不彰，除「月集諸生明倫堂，誦〈訓飭士子文〉及〈臥碑〉諸條，諸生環聽」外；學政按臨時，則「謁先師升明倫堂，官生依次揖見。

生員掣籤講書，各講大清律三條。

」 [35] 等活動外，主要的教學活動則落在書院。

（二）書院
書院的興起主要在宋朝，是私人的講學之所，一般較有講學自由，可是在後來卻變成士人應考準備之地，尤其在清朝，更有以課考為目的的書院出現。

清朝各省設立書院，乃輔學校所不及，起初設在省會，經世祖頒給帑金獎勵後，府、州、縣次第成立，在儒學衰落時，成為重要的造士之所。

[36] 其目的是輔助推廣儒學教化，並成為科舉士子的重要來源。

臺灣開始有書院的設立起於清朝，王啟宗的研究提出有62所之多。

[37] 。

清朝的書院無論是各省、州、縣的書院，或是紳士出資創立，或是地方官撥公經理，都應申報該管官查覈。

[38] 也就是無論是公辦或是官辦的書院，均受到官府的監督。

雖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領臺之初，即建西定坊書院，但性質屬義學。

[39] 臺灣的書院，常有「書院」之名，而為義學之實。

例如：明志書院本来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原籍汀州府永定縣貢生胡焯猷，捐興直堡（今新莊）莊房租穀充作義學之用，同年淡水同知胡邦翰嘉其志，稟請賜以「書院」。

次年起，書院每一年的經費收入即要「造冊呈官查核」， [40] 並詳列學產規條， [41] 且經官方賜匾立碑， [42] 可見已有官辦書院的性質。

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移至西門（今新竹）， [43] 但旧址仍辦義塾，較屬民辦性質，卻仍稱明志書院， [44] 此即書院與義學常生混淆的原因之一。

因為都要受官府監督，所以設置形式與教學內容多與官學相近。

其教育目的以科舉為主，有入學考試、講習、考課和祭祀等活動。

[45]
（三）啟蒙教育
清朝臺灣啟蒙教育，有官辦或是官民合作的社學、義學，與民間私立的義學、蒙塾、家塾、私塾等。

以下分別簡單介紹臺灣的社學、義學和私塾。

社學主要盛於明代，而清朝沿襲之，可是不若明代盛。

清朝的社學，是設置於鄉，擇文行優者充任社師，凡近鄉子弟十二歲以上令入學， [46] 所以有官辦的性質。

社學的教育目的主如果為求教育的普遍，讓遠離城市的鄉民可以就學， [47] 教育內容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聖諭廣訓》為主要教材。

[48] 所以在臺灣的散布區域，可以說只要有開墾的地區，北至新竹，南到鳳山都有；較特別的是教育對象上是由教化原住民子弟轉為教育一般民眾子弟，而總數至少有273所。

[49]
義學的設置目的在於教導貧民子弟，以識字教育為主。

清初於京師設立五所，之後各省府、州、縣多設立，對於在教孤寒生童，或蠻、黎、猺子弟秀異者。

[50] 故清朝義學具官辦性質，異於宋朝義學興起時的私學性質。

臺灣義學初期以官辦為主，光緒後則有紳民自辦的情形，清朝臺灣至少有83所義學。

[51] 可是臺灣的義學和書院之間很難劃分，如有書院名義但實為義學者，義塾為書院經營者、或是義學設於書院一隅， [52] 因此造成後人在計算或分類上的困難。

至於私人教育大宗的私塾數量，則相當龐大，以日人日治初期明治三十年（1897）的調查可知，已達1127所。

[53] 可是民間設立的私塾亦有以「書院」為名者，例如：苗栗的陳氏家塾，即取名為「向陽書院」。

[54] 至於教育的目的則因設置者的要求不同而有別，可以分為讀書具識字基礎和準備科舉考試兩種，所以教育內容亦異，學童年齡多在6至17歲之間。

[55] 年齡的差距相當大，程度各異，雖一路上課，但適合個別教學。

三、科舉
清朝的科舉考試，大略承襲明制，主要分成份成鄉試、會試及殿試三階段，皆以八股文為考試內容。

鄉試見《清史稿校註》記載：「三年大比，試諸
生於直省，曰鄉試，中試者為舉人。

」 [56] 即每三年於各省省会舉行一次鄉試，上榜者稱為「舉人」。

考試時間定為子、午、卯、酉各年的八月舉行， [57] 為正科，遇有國家慶典，另外加考恩科。

[58] 參加鄉試者的資格為通過提督學政按臨的院考、歲考、科考的優秀生儒，符合無居喪、冒濫、非倡優隸皁之家
的規定者。

[59]
通過鄉試的舉人，即於次年的辰、戌、丑、未年於北京參加會試，會試三
月舉行，會試中試後，稱貢士；貢士於同年四月參加皇帝親自主考的殿試，以
等第分成三甲。

一甲賜進士及第，成績最好取三名為狀元、榜眼、探花；二甲
賜進士身世，取若干名；三甲賜同進士身世，亦取若干名。

在授官上，依名次
授與不同的官職。

一甲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受編修，二、三甲進士受庶吉
士、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博士、推官、知州、知縣等品級不同的官。

[60] 至於會試錄取的各省解額，清初並無規定，然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各省
取中人數不均，邊省可能遺漏，因此開始分省取中，按應試人數多寡，欽定中額。

[61]
由於科舉是士人進身的正途，也是清廷最主要的選拔人材途徑，所以一般
士人為求出仕，無不專心科舉。

清朝科舉進身之途可以說結合府、縣儒學與考試，但以考試為主。

請見圖1。

進士
↑
貢士
↑
舉人
↑
↑
生員（秀才）
↑
童生
圖1 清朝科舉考試流程簡圖
資料來源：據徐宗林、周愚文《教育史》，頁153，圖改。

臺灣因為是新闢地方，讀書士子較少，所以初期應試者多為內地冒籍而來。

例如：雍正五年（1727），浙閩總督高其倬有「奏聞臺灣各學校寄籍諸生
宜歸原籍事」一摺，中有「因臺地新闢，讀書者少，多係泉、漳各處之人應試，進學之後仍歸本處居住……應令道、府、各縣，查明現住臺地，有田有產，入籍既定之人，方准與考……其泉、漳各處寄籍之人，一概不許冒濫。

」[62] 在《清會典事例》中，則記載雍正五年（1727）議准寄籍者，限兩月內具呈自首，俱令改原籍考試。

[63]
以上是因臺地一府三縣的新設的新學額，在康熙、雍正年間吸引大量內地學子前來應試。

嘉慶之後，則臺地就學之人已多，反而是有臺灣的士子到大陸寄籍的情況發生。

[64]
至於清朝臺灣的鄉試名額，亦隨生員的數量增加、及臺灣紳商對太平天國之亂的輸餉等經過數次的增加，由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取中一名，到咸豐八年（1858戊午科開始已有常額七名。

康熙二十五年（1686），歲次丙寅，議定臺灣一府三縣設學校及學額，次歲（1687）丁卯，適逢大比之年，福建提督張雲翼上疏，認為臺灣「薦舉之榮未興，帖括之習未深」，無法與內地八府競爭，因此請於閩場中另編字號，額中一、二名。

由於試期逼近，中央為了鼓勵新附區的士子，乃「另編字號，額外取中舉人一名。

」 [65] 因此康熙二十六年（1687），即有鳳山縣人蘇峨中舉。

[66]
康熙三十五年（1696），分天下各省為上中下三等增加解額，福建屬於中省，增加解額為七十一名，閩浙總督郭世隆，依據臺灣四儒學士子僉呈具題，認為臺地「已歷四科，人文日盛」，奏准「於今科鄉試撤去另號，通省一體勻中」。

[67] 本来是為了增加取進名額，但其後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十一年（1702）都未有中試者，直到四十四年（1706），才有王茂立中舉。

[68] 四十七年的壬午科，則「分官卷者七人，未有雋者」，且「自後遂多輟科不與額」，對臺地士子可謂打擊不小，且「國家有遺才之憾，司學政者以為憂」。

[69]
於是雍正六年（1728），在為了避免內地冒籍應考，同時鼓舞臺地士子，巡視臺灣兼理學政監察御史夏之芳具摺奏請鄉試中試，臺灣另立字號，以與內地的八府分別。

[70] 且福建巡撫劉世明也上疏，奏准：「請照舊例另編字號，於閩省中額內取中一名，以示鼓勵。

」 [71] 所以又恢復臺地取中一名的規定。

[72]
雍正十三年（1735），鄉試增額，大省增加三十名、次省加二十名、小省加十名，福建巡撫盧焯據分巡臺灣道張嗣昌詳請奏允： [73] 「閩省解額八十九名外，再加中臺字號一名，共取中九十名。

」 [74] 於是臺灣的舉人名額增為二名。

乾隆五年（1740），巡視臺灣御使楊二酉請准粵籍移民在臺考試，經臺灣、鳳山、諸羅、彰化四縣官員考查粵籍童生數後，發現「以應試者共有七百一十二名」。

[75] 次年（1741），禮部議准閩浙總督德沛的題奏，將粵童另編字號，四校共取八名入學，但為怕占臺籍生員鄉試額中二名的名額，所以算入閩生員內，等到數科後滿百名，再另編字號取中一名。

[76] 這是朝廷第一次正式明列粵籍參加鄉試，算入閩籍名額之始，並議定等數滿百名後，另編字號取中。

嘉慶十二年（1807），議准閩浙總督阿林保、福建巡撫張師誠奏稱：「現在有志觀光者不下千百餘人，而科舉僅准錄送二百餘名，中額仍止二名。

再臺灣四縣應考文童，最近几年冊報多至三千餘人，較之內地大中各縣應試童生，八两半斤，而進額尚不及內地中縣。

……俯准將臺灣鄉試中額，於閩省額定八十五名之外，再加一名，連前共中三名。

」 [77] 最後經禮部議准，增加臺灣府「至」字號舉人中額一名。

[78] 則此時臺地的舉人名額已增至三名。

嘉慶十六年（1811），福建巡撫張師誠以粵籍生員造送科考者已有八十八名，加新進九名，共有九十七名，題請另編字號，取中舉額一名。

但造駁回，因為禮部檢查嘉慶十四年科考冊內，粵籍生員列入等第者僅止三十四名，即造
送錄遺者亦未必人人盡屬可取，不得遽添中額，致各省客籍紛紛效尤。

因此並未增加鄉試取中名額。

道光八年（1828），閩浙總督孫爾準奏准：「臺灣道冊報粵籍生員現計一百二十三名，己超過百名之數」，同時臺灣四縣「文風加盛，應試之人倍多於昔」，「應請於臺灣閩籍中額三名之外，另編田字號加設粵籍中額一名。

」 [79] 後經禮部議准。

[80] 這也就是鄉試中臺灣客籍保障名額的由來。

此時，臺灣的鄉試舉額已增至四名。

咸豐三年（1853），由於太平軍興，軍餉急需，所以朝廷對捐輸軍餉的地方，增加學額作賞賜，規定「凡紳士商民，捐輸備餉，一省至十萬兩者，准廣該省文武鄉試中額各一名」。

咸豐四年（1854），議准臺地捐钱，分閩粵兩籍累積，各按十五萬兩以上，加定額一名。

結果，次年（1855）閩籍捐至十五萬兩，加至字號永遠中額一名。

其後陸續有捐助軍餉，遂於咸豐八年（1858），再加鄉試定額二名，則至該年的戊午科始，至字號定額已增為三名。

[81] 則到了咸豐八年，臺灣的鄉試舉額總共有七名，其中閩籍六名，粵籍一名。

清朝臺灣歷朝鄉試另編字號取中名額，整理如下：
表3清朝臺灣鄉試另編字號表
鄉試有必然的取中名額後，接著則是會試取中的問題。

乾隆四年（1734），巡臺御史諾穆布、單德謨等奏稱，臺地現有舉人八名，請於福省名額內編臺字號取中一名。

經禮部查核議覆，認為「近科臺郡會試者，不過三、四人，若遽定中額一名，未免功名太易，啟士子僥倖之心。

」宜等到臺郡士子會試來京超過十人以上，再向奏聞取中。

[82] 雖然會試並無保障名額，可是經簡鈺珣整理臺灣方志中的進士名錄，發現乾隆朝臺灣有王克捷、莊文進榮登金榜、嘉慶朝也有林望恩、劉鳴皋得中進士。

[83] 直到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會試，臺灣舉人入京會試實在人數十一名，於是禮部奉旨取中一名，且規定此後臺灣會試士子至十名以上，於題請中額本內聲明。

[84] 所以道光六年編修的《彰化縣志》中則記載鄭用錫為癸未年進士， [85] 至於鄭用錫的開臺進士之說，當是指臺地會試士子開始超過十人則取中一人的保障名額而言，對於臺灣的士子未嘗不是一種鼓舞，因此「開臺進士」之說才廣為民間留傳。

依據簡鈺珣的研究顯示，臺灣地區的文進士總共有39名，文舉人總共有270名。

進士數集中在同治、光緒兩朝，佔臺灣進士總數的72%；舉人則以乾隆、道光兩朝最多，佔了臺灣舉人總數的45%；若以嘉慶元年（1796）分前後期，均以後期的進士36名、舉人193名為多。

就職官品級而言，無論進士或舉人最多的品級是正七品，官職之外縣知縣為多，至於身世背景則平民為多，三代有功名者只有七名。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