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五篇模版]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五篇模版]
第一篇：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十多年来经济不断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总量一再成倍加大，对外贸易的地域和规模也迅猛扩展。

在2009年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了9%左右的增长。

并且，中国的经济总量于2010年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密切关注，也引来了诸如“中国威胁论”等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言论。

从大的格局来说，冷战结束，终结了中国与邻国间的政治分割。

各国之间都基于各自长远战略利益与现实实际利益加以考、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邻国包括了诸多国情差异巨大的国家,在整个世界上是较为少见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复杂性。

在与我国相邻或隔海相望的东亚国家中，最为复杂的当属中日关系，其次为中朝与中韩关系。

中国与日本关系之间，既有每每引起矛盾和冲突的历史遗留问题，又有紧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现实关系。

钓鱼岛、参拜晋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慰安妇、日军遗留毒气弹、南京大屠杀等等的历史遗留问题。

近几年，日本经济持续萎靡不振，而我们在今年年内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引起了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不满与敌视，也使日本政府对我国的态度更加捉摸不定。

同时伴随着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强化日美同盟，防范和牵制我国的行动不断升级，使中日关系在发展中又存在着许多隐患。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日之间关系的友好一面。

现如今，中国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和商品出口国，索尼、东芝、丰田、本田、马自达，在我们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我们的产品也大量销往日本。

这都可以说明，我们同日本之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这要求我们对待中日关系是要理智、客观、冷
静。

我国和朝鲜、韩国之间的关系，虽不如与日本那样复杂，但也是扑朔迷离、纷繁复杂。

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抗美援朝，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将“联合国军”赶出了三八线，保卫了自己和朝鲜人民的家园，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可以说，我们与朝鲜本应有着革命战友般的友谊，但是朝鲜核问题也使我们与朝鲜兄弟之间有些不愉快的小矛盾。

我国与韩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多变。

历史上，虽然我们帮助朝鲜军民抵御了侵略，但在韩国人眼中，我们却是造成朝鲜半岛分裂现状的凶手之一。

两国关系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但改革开放后，现如今，我国境内现有超过一百万的韩国公民居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韩国人海外居住地。

我国的白菜、葱、蒜等农产品大量销往韩国，我国大量持有着韩国国债，持有量位居前三。

同时韩国也向我国大量出口汽车等工业产品，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

同日本一样，我们与韩国也日益成为联系密切的利益共同体。

近年来，中俄关系的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两国高层互动频繁，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

横跨要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代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界线，我国北方边缘方向仅有俄罗斯和蒙古两个国家，俄远东地区和蒙古的形势相对稳定，不存在重大现实热点问题和安全隐患。

同时，我国和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良性状态，并且不会在短期内长生重大动摇。

因此，该地区的政治格局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对美，虽存在跟本性的矛盾和分歧，但在短期之内不会发生直接的冲突和对抗。

在东方，则加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方位关系，同时积极参与朝鲜核问题。

中俄近年的联合军事演习也表明两国的军事合作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两国政治走向合作的体现，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强大的邻国是把双刃剑，因此，复兴后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其它邻国所无法相比的。

我国与中亚国家之间有着长期的历史友好往来，苏联解体后，中亚一直是中国所关注的重点地区。

中国之所以如此关注中亚地，首先
由地缘政治决定的，因为中亚地区是中国的近邻，无论出于本能的想要了解邻居的动机，还是受到中国整个外交战略的支配，中国都一直将中亚视为必须加以关注的地区。

在中亚地区，中国尤其关注哈萨克斯坦，十分重视发展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

中国与中亚各国发展关系，谋求实现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战略利益，谋求实现中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谋求实现世界多极化和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利益关系，这尤其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和安全方面。

政治上，就像中亚各国谋求与中国发展关系有其战略考虑一样，中国与中亚各国发展紧密关系也是有战略考虑的，是由中国总体外交战略和政策决定的。

经济上，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不断发展，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合作逐步得到发展。

能源问题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发展关系的重要议题，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已经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95亿美元的石油开采协议，中国将开发哈萨克斯坦的阿克纠宾斯克油田和乌津油田，这是中国在海外最大的一笔投资。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关于管道建设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中国除了开发哈萨克斯坦的油田之外，还承诺修建从哈萨克斯坦到新疆阿拉山口约3000公里管道的建设。

不仅如此，中国将来还可以将石油开发与管道建设分开进行。

中国大型公司完全可以竞争修建中亚地区的南向管道和西向管道。

工程建设也是中国在开发哈萨克斯坦能源资源的有效方式，中国油气技术具有很高水平，完全可以在中亚地区进行竞争，而且中亚地区是一个油气工程承包和油气设备出口的巨大市场。

中国必须竞争这块市场，中国在开发哈萨克斯坦的油气资源时已经注意到长期的战略性问题，中国并不急于与西方石油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因为有西方石油公司做参照，哈萨克斯坦可以看到与中国石油公司合作的潜力和优势，哈萨克斯坦还可以明确地感到中国是美国与俄罗斯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平衡力量。

在安全合作方面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国家特别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

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首脑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
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这是六国在深化安全合作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为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联合打击“三股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

公约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概念均作了明确的法律界定。

六国承诺将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

公约的签署有利于维护各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将为各方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地区环境，对推动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在与中亚各国发展关系时最注重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安全这三个大的问题。

在政治关系中中国关注的重点有两个，一是确中亚各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二是确认中亚各国对旨在分裂中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立场和态度。

在经济关系中，中国更加强化了能源战略，逐渐形成了与哈萨克斯坦发展能源合作的战略构想。

在安全方面，中国未来的关注点依然是反对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三股势力。

当然，中国会随着周边国际局势的变化相应地调整外交政策,但针对中亚各国的外交战略不会轻易改变。

在南亚地区，印巴冲突冲突由来已久，已引起三次印巴战争，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和军备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和争端。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直接造成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隐患，近年来，两国的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克什米尔的冲突时紧时缓，印巴冲突对南亚安全局势，和我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又重大关系。

随着进度经济的发展，其21世纪军事战略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巴基斯坦，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阻拦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跻身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目标。

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之路，印度控制了印度洋，就等于中国通往这些地区的海上通道，威胁中国的石油安全和经济命脉。

印度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的地位在升高，国际影响也在不断加强，而中印关系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贸易交流日益密切，规模不断扩大，且中印双方都致力于经济的发展，都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共同的利益决定两国的关系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内经保持一定程度的密切关系。

作为我国的传统友好邻国，我国一直与巴基斯坦保持着非同一般的友好密切关系，而且伴随着两国在经贸、军事、科技领域的合作的日益加深，两国的关系将得到不断地加强。

我国与南亚的关系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处于比较稳定友好的状态。

东南亚诸国的对外战略对于大国关系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其地理位置上，东南亚国家对外战略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依托于一个地区性的同盟。

收到政局动荡和恐怖主义的影响，东盟各国的经济受到很大打击，海外市场缩小，外资流入减少，旅游业衰退，如何实现国内政局的稳定和经济复苏成了东盟国家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东盟可以说是我国崛起的一个战略支点，我国在97年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的表现，促进了东盟国家与我国关系的新进展。

在印度洋海啸灾难中，我国伸出援助之手，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和我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使我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互信达到了新的水平。

但是我国与一些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着主权争端，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日益增多，而且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非法占领我国南中国海的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严重损害我国领海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我国的发展。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着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危害中国国土安全。

但中提形势是平稳和可控的，双方在经济上有竞争，在政治上有共同利益，两方的关系必将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密切，无论是合作的内容还是合作的层次，都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通过改善和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周边外交充分实现了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目的，很好的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第二篇：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简史
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前，地球上还没有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只是存在着相互隔离封闭的区域性国际体系。

就地缘关系和相互接触作用性来说，古代东亚地区的确存在一种秩序。

这种秩序就是由中国历代中央王朝与周边国家长期外交关系互动而形成的“朝贡—册封”秩序。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势力相对强大的政权，为了保卫其核心地区的政治安全，都或多或少地有自己的“朝贡—册封”秩序。

朝贡的范围所包含的具体国家，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相应的缩小或扩增，但其基本地域并无多大出入。

“朝贡—册封”秩序所涵盖的范围主要包括：东边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朝鲜半岛国家、琉球群岛及日本列岛(其中日本与体系互动是间接性的)；西边经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中亚、西亚的爱乌罕、浩罕王国等诸国，南边主要包括安南、缅甸、老挝、柬埔寨。

古代历代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贡封秩序”，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衍生出古代区域性国际体系的外交规范和制度。

一、“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和平主义不干涉政策中国古代外交思想深受孔孟的“仁”“义”“礼” 影响，强调大国要对小国施之以礼，不欺压和威胁小国的生存。

因而皇帝往往推崇“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精神，以道德感化外邦，来表达自己仁慈的胸怀。

武力扩张征伐，只会徒损国力，带来沉重的经济社会负担。

例如汉朝由于对朝鲜兴兵动武，损兵折将，消耗粮饷，遭受重大损失。

隋朝时期隋炀帝杨广三征朝鲜更是断送了大隋朝的江山。

所以才会有“驭夷之道，守备为上”，也就是说，驯服蛮夷，以防守为主，讲究“来而不拒，去而不追”之道。

即便是汉武、唐宗之伟业，也不是依托军事征服，他们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原地。

这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是截然相反的。

在西方历史上，只要有强大帝国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与远征，无论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皆是如此。

二、文化制度上的吸引与归依
“贡封秩序” 所构筑的东亚国际秩序维护，一方面来自中国强大
实力的存在，另一方面，周边国家主动融入这种秩序，内化吸收当时先进的文化制度。

换言之，周边国家是否愿意接受朝贡与册封，决定权不在中国，而在朝贡国一方，大部分时候他们是主动融入朝贡册封体系之内的。

“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等儒家文化制度的根本精神对周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周边国家大多“事大至诚”，以“藩邦”自居，谨守“臣节”。

在“贡封秩序”下，中国周边国家处于儒家文化的辐射范围之内，东亚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圈”。

文化制度上的吸引与归依，使得周边国家深深嵌刻着儒家文化的印记。

在唐朝强大的国势影响下，东北亚的日本、新罗积极效法内化中国制度，仿照中国建立封建统治体系，推行儒家的统治思想。

镰仓时代（1185-1333年，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政权时代）以前，日本的早期儒学主要受中国原始儒学和汉唐经学以及朱子学的影响。

同样，韩国学者也普遍认为：“至今，儒家在韩国社会中仍占有绝对的比重。

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动。

”
三、强调“和”的松散脆弱的中心—外围权力结构模式古代中国标榜自己为“正统” “中心”，而分布在周边的地区、国家则被称为“蛮夷”，形成一种“统而不治”带有鲜明藩属关系的中心—外围权力结构模式。

这种权力结构模式对外围的国家没有约束力，中国的权力不是对属国及其资源的影响控制，而是一种礼仪性的象征。

更重要的目的是使儒家文化免受藩邦文化的干扰，从而保证“天下”秩序的稳定、儒家文化的发展及保持其优势地位。

这种模式不同于西方帝国列强的支配式权力中心。

西方的模式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础之上，相反中国则是带有一种传播中华文明的使命感。

四、“厚往薄来”——经济上的互利平等性
朝贡体制既是中国与周边国家间表示政治臣属关系的形式，又是两国官方贸易的形式。

即通过两国朝廷间的朝贡与回赠，交换两国的特产和物品，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

周边国家的称臣纳贡，就经济贸易上来说，是平等的互利关系，有时候碍于天朝面子，给的多于纳入
的部分。

例如明朝时候，明太祖坚持“贡奉之物不必过厚，存其诚敬可也”的主张，“厚往薄来”往往给朝贡国家高于贡品的回赐。

据记载，永乐十五年，朝鲜国王李芳远遣使来北京朝贡，明成祖朱棣回赠白金二千两、丝绸二百匹……赐其妃丝绸八十匹。

”
五、朝贡体系还具有鲜明的联盟外交特征，即当成为朝贡体系的一员时，朝贡国有时依赖中国来抵御其他国家的侵略，有时依赖中国来制衡内部各派势力，带有鲜明的合纵连横的联盟外交特征。

例如宋徽宗时，为达“联丽抗辽”的联盟外交目的，优待高丽来使，如史书记载：“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

”
“贡封秩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先秦为萌芽、孕育时期，汉唐时基本确立成型，宋元时期进一步充实，明清时成熟完备达到顶峰。

然后由盛而衰，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贡奉秩序最终为“条约体系”所取代而寿终正寝。

近现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在西方列强到达东方以后，先是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周边国家的大门，在那里实行了长期的殖民统治，然后以这些地区为跳板，对中国进行侵略和蚕食。

新中国成立前后，大部分邻国也获得独立，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三种不同的状况：一是新中国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对周边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提供政治、道义和物资的支持，如朝鲜、越南。

二是差不多与中国同时获得民族独立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与中国面临共同的处境，具有共同的愿望。

缅甸和印度分别是第一个承认和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民族主义国家。

中国在解决与印度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过程中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向世界各国倡议。

三是反对超级大国利用周边对中国的威胁。

在新中国成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面临着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威胁。

这种威胁都直接来自中国的周边：最初是美国的威胁，首先来自东北的朝鲜半岛，其次来自东南的印度支那。

后一段时期则来自苏联来自南北的战略包
围和武器威胁。

中国先是派出志愿军赴朝鲜进行的抗美援朝的斗争，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国支持法国恢复殖民统治的斗争，随后则进行了持续时间最长的援越抗美的斗争。

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反对苏联来自周边的威胁则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矛盾。

随着中国安全问题得到解决，边界问题的解决日益提到议事日程。

中国的边界线总长4万多公里，是世界上边界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其中陆上边界线长2.2万公里，海上边界线1.8万公里，与周边15个国家接壤（苏联解体前为12个国家）。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与大部分国家的边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

1957年，中国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策：以“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便于进行建设”为目的，以“双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为原则，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和双边关系的大局，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根据这样的原则，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

但是，并非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中国与印度、苏联、越南等国家的边界在同一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有些此后还引发了战争。

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为中国的国内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逐步改善了与东盟、蒙古、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

冷战结束后，面临西方的压力，中国外交从周边着手，本着顾大局、讲友善、有克制，增信释疑、增进友好精神，与一些国家解决了尚未解决边界问题，或者达成了协议实现了边界的和平，或者即使问题还存在，也达成一致将问题搁臵起来，中国的周边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进入新世纪，中国提出了“安邻、睦邻、富邻”思想，积极落实“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政策，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化解热点，参与或促成一些多边机制，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
最好时期。

首先是东南。

中国政府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以及采取克制的态度对待同个别国家的领土主权争议，改变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

在政治上，中国通过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增加了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信任，通过论坛框架内的多边对话与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如2002年10月中国同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一年后加入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

在经济领域，通过东盟与中日韩（10+3）和东盟与中国（10+1）合作框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

2002年中国和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到2010年中国与东盟将建立自由贸易区。

这些都有力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使中国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成为近代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在西北，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在苏联解体后为探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于1996年和1997年分别在上海和莫斯科达成关于在边境地区增加军事领域信任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有力推动了中国与这个地区国家间的信任，不仅促成中国与它们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边界问题的解决，也促使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领域逐步从安全扩展到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领域。

在此基础上2001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至今已经在此框架内形成了包括国家元首会议、政府首脑（总理）会议、外长会议以及总检察长、国防部长等部门领导人的会议在内的多层次、固定化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大大改善了中国与西北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在西南，中国同南亚国家领导人，特别同印、巴之间互访不断，推动了中印关系的改善，巩固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友谊。

2000年中印两国领导人确认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印关系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中国同巴基斯坦的互利合作，传统友谊得到加强。

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外交努力促进了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缓和了西南地区的紧张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