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发展简史

中国画发展简史
【中国画】简称“国画”。

是用毛笔、墨以及中国画颜料，在特制的宣纸或绢素上作画。

按表现题材，可分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

按表现手段和技法，可分为工笔、写意、钩勒、没骨、设色、水墨等画法。

按幅面样式，可以分为立轴、横卷、册页、扇面等款式。

史前及先秦概况
有关中国绘画的起源问题，像有关中国历史的起源一样，令人不可琢磨。

究竟中国的绘画开始于何时？何地？是何人所创造？这一谜团千年以来一直萦绕在历代美术史研究者的思绪中。

唐代的张彦远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历代名画记》中，将中国绘画的起源追溯到传说时代，指出那时的象形文字便是书写与绘画的统一。

而在他看来，图形与文字的脱离，才使得绘画成为一门专门的艺术，探讨绘画技巧的工作则晚至秦汉才开始，魏晋时名家的出现，才标志着绘画臻于成熟。

这1000多年前提出的有关早期中国绘画发展的理论至今仍基本成立。

所不同的是现代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史前和历史早期绘画形象的实物，不断增加着我们对早期绘画艺术的了解。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造型艺术，在彩陶及绘画、陶塑和雕刻方面，均有一定的成就。

我们习惯上把从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开始，经过商、西周直到春秋、战国的这一时间段统称为先秦。

由于铜器和铁器的相继发明和推广，加上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各种手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除了为礼教服务的青铜艺术、商周的玉石雕刻及战国的彩漆木雕以外，寓有兴废之诫的庙堂壁画及人物肖像画，受到了先秦统治者的普遍重视。

但直到本世纪初，对于先秦绘画的研究还只是凭借着那些并不完全和丰富的记载进行的。

近年在长沙等地出土的帛画与漆画，为探讨先秦绘画艺术的面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史前绘画
我们现在对史前绘画的了解都是从出土的彩陶及遍布全国的岩画遗存中得来的，而今天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作品的创作大多出于宗教和巫术的目的，并不是出于审美和欣赏的需要。

●绘画的萌芽
石器时代是中国绘画的萌芽时期，伴随者石器制作方法的改进，原始的工艺美术有了发展。

但在若干年以前，我们所掌握的中国绘画的实例还只是那些描画在陶瓷器皿上的新石器时代的纹饰。

但近年来，在中国的许多省份发现了岩画，使得史学家们将中国绘画艺术的起源推前至旧石器时代。

在这些众多的发现中，也包括了许多描绘人的图像，有些堪称宏幅巨制。

内蒙古阴山岩画就是最早的岩画之一。

在那里，我们的先人们在长达一万年左右的时间内创作了许多这类图像，这些互相连接的图像把整个山体连变成了一条东西长达300公里的画廊。

据推测，是宗教或巫术的感召促使先人们不辞辛劳地创作了这些图像。

类似的图像还可以在苏北的连云港孔望山将军崖岩画遗址中见到。

●新石器时代的绘画艺术
探讨新石器时代的绘画，我们仍然要把目光投向那些地处边远地区的神秘岩画。

这一切的改变源自于陶器和木结构建筑的出现，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家们马上就发现这些材料是绝好的作画之处，于是，缤纷的色彩和丰富的纹样出现在这些器物上。

以质朴明快、绚丽多彩为特色的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图案，是我国先民的杰出创造。

此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彩陶。

仰韶类型的彩陶以在西安出土的半坡陶盆《人面鱼纹盆》最具特色，也最耐人寻味，关于这种图案具体的含意一直在猜测之中。

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的图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绘制于陶缸上的《鹳鸟石斧图》，出土于河南临汝闫村。

该图以写实手法所描绘的鸟、鱼及斧据说代表了鹳氏族兼并鱼氏族的历史事件。

此外，在青海大通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盆，描绘了氏族成员欢快起舞的景象，堪称
新石器时代绘画艺术的杰作。

先秦绘画
在整个“先秦”时代中，春秋以前属于奴隶制社会，战国以后则进入了封建社会。

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各种手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青铜文明”。

统治阶级的需要带动了美术各门类的发展，绘画当然也不例外，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先秦绘画遗迹少之又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被推测为大部分的绘画都绘制在了易于腐烂的木质或者布帛上面。

在商代的多处墓葬中发现了残存的彩绘布帛，在商代王室的墓葬中更是发现了很多的木质品上的漆画残留。

可见，用漆作为颜料绘制器物在当时已很广泛了，常用的黑、红两种基本色的并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据说，那时的漆绘制品经常是与铮亮的青铜器以及白色的陶器摆在一起的，极富观赏性。

在殷墟也曾发现过建筑壁画的残块，以红、黑两色在白灰墙皮上绘出的卷曲对称的图案，颇有装饰趣味。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庙堂壁画创作的情况被记载下来，楚国屈原著名作品的《天问》就是在观看了楚先王庙堂的壁画后有感而作的。

幸运的是，在长沙的楚墓中先后出土了两幅战国时期的带有旌幡性质的帛画，它们都属于公元前3世纪的作品。

两画描绘的都是墓主的肖像，一幅为妇人，其上方绘有飞腾的龙凤；另一幅则是一位有身份的男子，驾驭着一条巨龙或龙舟。

墨线勾勒的侧面肖像及伴有象征意义的动物是两画的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人物御龙图》所表现出来的画家技巧要熟练了许多。

秦汉绘画
概况/绘画艺术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民族艺术风格确立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使得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了宣扬功业，显示王权而进行的艺术活动，在事实上促进了绘画的发展。

西汉统治者也同样重视可以为其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服务的绘画，在西汉的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绘画变成了褒奖功臣的有效方式，宫殿壁画建树非凡。

东汉的皇帝们同样为了巩固天下，控制人心，鼓吹“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祥瑞图像及标榜忠、孝、节、义的历史故事成为画家的普遍创作题材。

汉代厚葬习俗，使得我们今天可以从陆续发现的壁画墓、画像石及画像砖墓中见到当时绘画的遗迹。

秦汉时代艺术以其深沉雄大的气魄，在中国美术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彩。

秦汉时代的绘画艺术，大致包括宫殿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帛画等门类。

宫殿寺观壁画
秦汉时代的宫殿衙署，普遍绘制有壁画，但随着建筑物的陆续消亡几乎丧失殆尽。

本世纪70年代发现的秦都咸阳宫壁画遗迹第一次使我们领略到了秦代宫廷绘画的辉煌。

在秦宫遗址3号殿的长廊残存部分上，发现了一支有七辆马车组成的行进队列，每辆车由四匹奔马牵引；另一处残存的壁画则表现的是一位宫女。

东汉明帝时，由于明帝本人的爱好，壁画创作之风更盛。

派使赴西域求来佛法后，在新建的白马寺绘制了《千乘万骑群象绕塔图》，这是中国佛教寺院壁画的肇始。

墓室壁画
秦代的墓室壁画遗迹，迄今尚未发现。

但是汉墓壁画的发现，则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了。

传出洛阳八里台的那组空心砖壁画，是有关西汉墓室壁画的首次重要发现。

1931年，辽宁金县营城子壁画墓的清理，则揭开了东汉墓室壁画的面纱。

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在全国各地又发现了四十余座壁画墓，为探讨汉代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汉代帛画
汉代画在缣帛上的作品很多，但历经千年之后，遗存极少。

画像石与画像砖
画像石是遗存丰富，很有特色的秦汉美术史资料。

艺术家们以刀代笔，在坚硬的石面上创作了众多精美的图像，用以作为建筑构件，构筑和装饰墓室、石阙等。

全国发现的汉画像石数以千。

据载，画像石萌发于西汉昭、宣时期，新莽时有所发展，到东汉时进一步扩大，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及其周围地区。

西汉晚期画像石以山东沂水鲍宅山凤凰刻石、山东汶上“路公食堂画像”为代表；新莽时期则以河南唐河冯君孺人画像石墓为代表，墓内刻30余幅画像，描绘现实生活及神怪异兽等。

东汉前期画像石的代表作品有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和南武阳石阙画像石。

东汉后期的画像石以山东嘉祥武氏祠最为著名。

该石祠自宋代即为金石学家所重视，元代受水后被掩于地下，至清乾隆时才重见天日。

其中的武梁祠的画像石最为精美，皆用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技法雕成，多为历史故事及神仙、奇禽异兽，技法高超。

作者善于抓取历史故事矛盾冲突的高超，并善于运用必要的景物以交代特定的环境，人物之间的呼应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出色，如《荆轲刺秦王》。

出土于成都羊子山1号墓、现藏于重庆市博物馆的《出行、宴乐画像石》为四川汉画像石的优秀代表作。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绘画
概况
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是由统一而分裂的过程。

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随后由司马家族统一为西晋，但十六国的连年战乱，使得中国再次进入了一个分裂的时代。

5世纪时，由北魏的统一和相继分裂而形成的北朝和西晋王朝偏安江左后被宋、齐、梁、陈替代形成的南朝相互对峙。

政治的不稳定、时局的混乱动荡，带来的是经济的普遍衰退，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有了超乎寻常的改变。

此时的统治阶级早已被儒家思想所左右，民间的风气也随之俯仰。

纷乱的社会，又给宗教的蔓延和传播创造了极好的机会，社会各个阶层都对佛教有了更为迫切的需要和更为广泛的接受。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映象之一的书画艺术在此时也发生了强烈的变化。

绘画中的人物画得到了突出的发展，对其他对象的描绘则还处在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隋唐是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重要时期。

隋朝书画，继往开来，酝酿着新风格的出现。

初唐的书画则承袭了隋朝的风尚，崇尚法度，但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这一转变到盛唐时就已经完成了。

各科画家先后涌现，风格趋向于健美飞动。

以吴道子为代表的人物画（包括宗教画）与山水画，展现了唐代绘画的卓越成就。

中晚唐的绘画又发生了新的变异，它的影响直到五代时仍能体现出来。

五代两宋元的绘画
概况
五代十国历时53年，虽然纷争并峙，但在绘画创作方面并没有停止，仍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五代十国的书画，在唐代和宋代之间形成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

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和面貌。

中原地区的战乱，并没有使得寺庙壁画的创作陷入停顿，但是风格都依托于吴道子的风范之下。

在山水画的创作中则将唐人的水墨法大大发展了，出现了荆浩开创的北方山水画派。

南唐的相对安定和其统治者对书画艺术的偏好，使得南唐绘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画院的创立为画家开辟了新的出路和去向，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左右民间的绘画观念和风尚。

人物肖像画、宗教画和仕女画都有名手出现，皆从前代的吴道子和周昉等处脱胎。

在山水画上，则出现了与北方相异的江南山水画派，它的开创者时著名的画家董源。

花鸟画也由于宫廷贵族的喜好而逐渐发展起来。

南唐的著名画家有曹仲玄、周文矩、顾闳中、王齐翰、高太冲、董源、徐熙、赵干和卫贤等。

地处内陆的西蜀则因为晚唐以后不断有画家避乱入蜀，也设立了画院，在宗教壁画的创作方面极为兴盛，宗教人物画方面则出现了贯休、石恪等有变形风格的作品和写意画法。

同时代的
花鸟画则显得极其精致，黄筌父子是其完善者和光大者。

960年到1127年间的北宋和南宋时期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并多次经过战争破坏，但社会的发展却没有止步，在手工业、农业、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文化艺术也走向的新的繁荣，绘画也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北宋继承了五代西蜀和南唐的旧制，建国之初，就在宫廷中设立了“翰林书画院”，对宋代绘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培养和教育了大批的绘画人才。

徽宗赵佶时的画院日趋完备，“画学”也被正式列入科举之中，天下的画家可以通过应试而入宫为官。

这是中国历史上宫廷绘画最为兴盛的时期。

北宋画坛上，突出的成就是山水画的创作。

画家们继承前代传统，在深入自然，观察体验的过程中，创造了以不同的笔法去表现不同的山石树木的方法，使得名家辈出，风格多姿多彩。

李成和范宽为其代表。

花鸟画在北宋时期的宫廷绘画中占有了主要地位，风格是黄筌的富贵之风，直到崔白等画家的出现才改变这个局面。

北宋人物画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宗教绘画和人物肖像画及人物故事画、风俗画的创作上。

武宗元、张择端都是人物画家中的卓越人物。

在北宋时，除了宫廷和民间各自存在有数量可观的职业画家之外，还有一支业余的画家队伍存在于有一定身份和官职的文人学士之中。

南宋的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号称“南宋四家”的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他们各自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创造。

文人画在南宋时期除了在理论上进一步展开讨论以外，在实践中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

米友仁的“云山墨戏”，扬补之的墨梅，赵孟坚的水仙兰花都为世所重。

被称为“四君子”，时至今日仍被画家看重的梅、兰、竹、菊，在南宋时已基本成为文人画的固定题材。

南宋的著名人物画家有李唐、萧照、苏汉臣等。

他们的人物画创作，很多都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有关，多选择历史故事及现实题材，擅长减笔人物画的梁楷的出现，则为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五代两宋的绘画
五代绘画
顾闳中，江南人，南唐中主画院待诏。

曾与周文矩奉后主之命潜入“多好声色，专为夜饮”的大臣韩熙载府第，目识心记，绘画以进。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也是顾闳中唯一的传世作品，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长卷。

该画真实地描绘了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韩熙载纵情声色的夜生活，成功地刻划了韩熙载的复杂心境。

为古代人物画杰作。

但有人将此画断为宋人摹本，未得公认。

宋代人物画
由于北宋统治者对于道教的重视，道教壁画的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宫廷组织了多次创作活动。

王霭、高益、王瓘、武宗元、王拙、孙梦卿、赵光辅、孙知微、勾龙爽、高文进、武洞清等都是此类高手。

但随着寺庙的破坏，这些人的画迹已不可见。

但是可以从敦煌的宋代洞窟及苏州瑞光塔出土的“四天王像”中见到宋代宗教壁画的风尚，主要还是受吴道子传派的影响。

肖像画的突出成就则表现为宫廷写真高手和民间写真画师的活跃，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为宋代的帝后画像及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和耶鲁大学博物馆的北宋无名氏所绘的王涣等四人的肖像，也可以作为研究的参考。

人物故事画和风俗画的发展则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李唐的《采薇图》和《晋文公复国图》都暗含有深刻的寓意，或者可以说表达了某种政治宣传的需要。

他的学生萧照创作的《中兴瑞应图》、《光武渡河图》等都是借近世或古代的历史故事为赵构歌功颂德的。

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则描绘岳飞等抗金名将，是现实题材的典范。

虽然这些人物画不能脱掉层层的重负，但是较之前代仍然时有更加富于意匠的经营。

梁楷的减笔人物画更是在发展写意人物画的技巧方面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风俗画的
发展则是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艺创作的繁兴而兴起的，反映的社会面之广，人物阶层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其意义已经超出了美术的范围。

著名画家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都是描写城市生活的名作。

毛文昌、陈坦等则以描绘农村生活习俗为长。

今所存祁序的《江山牧放图》为此代表。

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城（今安徽潜山）人。

他的一生在仕途上不甚得意，但诗文书画成就很高，也擅辨古器物。

李公麟虽然被列入了文人画家之列，他把过去仅作为粉本的白描画法确立为一种画种，使之独立成科。

有描写文人诗酒生活的《莲社图》和《西园雅集图》等作品。

梁楷，祖籍东平（今属山东），《泼墨仙人图》中的仙人系以大笔蘸墨画人物的衣着，寥寥数笔勾写人物面目，生动传神，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创造。

上海博物馆藏的《八高僧故事图》卷和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藏的《释迦出山图》则造型严谨，用笔谨慎，与减笔法面貌不同。

日本还藏有一幅《太白行吟图》，系仿本。

宋代花鸟、走兽画与山水画的发展类似，北宋时期的花鸟画创作，在继承前代多种风格的基础上，偏重对于黄筌所创立的工细画法的发扬，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与黄筌齐名但风格迥异的徐熙的孙子徐崇嗣也不得不改变家风，转而效仿黄体而创造了“没骨法”。

神宗前后，黄家画风的统治逐渐被赵昌、崔白、吴元瑜、易元吉等画家出现而打破。

徽宗本人则创造了一种粗笔水墨的画法。

北宋的花鸟画在重视写生的同时，也注意唤起人们的感情。

在代表官方意见的《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强调了要赋予花鸟画的伦理道德观念：“有以兴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登临览物之有得也”。

从宋代把“传神”之说从人物画扩展到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做法，也从侧面表明了山水和花鸟两科所取得的成就。

崔白，字子西，濠梁（今属江西）人，宋神宗时画院画家。

除擅画花鸟外，也擅画道释鬼神，创作不少壁画。

其花鸟画重写生，并且不打草稿。

传世作品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双喜图》轴，描绘西风袭过的深秋野外，一对绶带鸟飞来，对野兔叽叫。

禽兔刻画细腻，树石草坡则用笔老健。

故宫博物院藏有其《寒雀图》卷，画数只麻雀于枯枝间栖憩的情景。

其弟崔悫，字子中，也是画院画家，兄弟齐名，且画风相近，都是改变宋初以来“黄氏体制”的中坚人物。

文人花鸟画家及其作品
文同（1018－1079），字与可，世称石室先生，又自号笑笑先生、锦江道人。

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人。

历任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和陵州、洋州、湖州知州等。

擅诗文词翰，亦长飞白书，在绘画上以墨竹闻名，称“湖州竹派”，成语“胸有成竹”即出于他的说法。

与表弟苏轼诗词往来唱和，确立了四君子题材。

其画竹，“深墨为面，淡墨为背”。

传世作品极少。

北宋山水画
李成和范宽是北宋初期山水画家的代表，上承荆浩以水墨为主的传统，以表现北方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为主，与五代的关仝一起，被认为是“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的大师，他们的创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后继者有王士元、王端、燕文贵、许道宁、高克明、郭熙、李宗成、丘纳、王诜等。

除北方山水系统的山水画外，长于界画的郭忠恕，善于表现湖山小景的惠崇、赵令穰，以及继承唐代以来的青绿山水画法的王希孟等，都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各自的独特贡献。

南宋山水画
南宋时代的山水画家，一部分人仍在表现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全景式的构图，细腻的皴法，曲折多变的山势都来自于上一时代大师的创造。

传为宗室画家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故宫博物院藏）卷实际上是南宋画院高手的作品，代表了承继上代山水画法的作品。

其弟赵伯驌有《万松金阙图》（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写临安凤凰山景色，点染与勾画相合，笔
法朴拙，是在传统青绿基础上，吸收董源、米芾等的水墨技法而成的新风格。

但真正代表了南宋一代山水画创作的是那些讲究意境的创造、以抒情为主要目的所谓“偏角山水”。

画家以突出一个局部的方法来加强描写的力度，用笔更加泼辣，水墨的韵味发挥得更加充分。

李唐是公认的开创这种新风的一代宗师，他的《万壑松风图》轴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继承他的技法的刘松年则在描写江南景色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

马远、夏圭更是因为构图多截取一角或片断的不全之景，画面中留下大块的空白，而被人称为“马一角”和“夏半边”。

明代的绘画
概况
明代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一时期的绘画，是在沿着宋元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演变发展。

特别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逐渐稳定，文化艺术变得发达起来，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与流派。

绘画方面，如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以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派，董其昌、赵左等人的松江派、华亭派、苏松派，蓝瑛则另称为武林派等等，流派纷繁，各成体系，各个画科全面发展，题材广泛，山水、花鸟的成就最为显著，表现手法有所创新。

总的说来，元四家的影响在初期犹存，前期以仿宋“院体”为主；中期以后，以吴门各家为代表，回到继承元代水墨画法的文人画派，占据画坛主流。

整个明代绘画大体可以分为前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这三阶段相互有所区别，但也不能截然分开，而应该说是相互交替衔接的。

明前期绘画
明代前期的绘画从洪武到宣德、成化、弘治时期，基本形成三大体系并立的局面。

即继承元代水墨画法的文人画、宫廷“院体”绘画和活跃于江浙一带民间画坛的“浙派”绘画。

三派之中，宫廷绘画和“浙派”的绘画在这一时期占主要的地位，影响较大。

画家王履因为即善于写生又能师法传统，成为明代前期独树一帜的重要画家。

宫廷绘画
明代宫廷绘画的历史，从明代建国伊始就已经开始，经过永乐、宣德、成化、弘治几朝，宫廷绘画达到了兴盛阶段，到嘉靖、万历以后，逐渐衰微。

赵原、卓迪、周位、王仲玉等是初期院体画家的代表。

宣德以后，宫廷画家不断增多，著名的有谢环、商喜、倪端、李在、石锐、周文靖等，他们的绘画，技艺全面，师法南宋“院体”，各有特点。

成化、弘治之际，宫廷画家主要有以画花鸟著称于时的林良、吕纪；山水、人物画则以吴伟、王谔的成就最为突出，正德年间的朱端，其人物、山水、竹石画也具有相当水平。

在明代的宫廷绘画中，无论花鸟、山水还是人物画，作品中都多多少少可以找到两宋院体画的影子。

黄筌父子的工笔重彩花鸟画法在明代宫廷绘画中得到了传承；山水人物画方面的主要效仿对象是南宋的李、刘、马、夏，也有的宗法郭熙，刻意的摹仿和自己的特点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明代院体画的特有风格。

主要特点表现为形象精确、法度严谨、色彩艳丽。

但与宋院画相比，明代院画则显得在严谨细腻之中多了一些轻灵的气息，所用水墨也较多，成化以后，受到浙派的影响，风格则更加趋于豪放挺拔。

在明初的宫廷画家中，有些是自元入明的文人，在画风上仍保持元人传统，如赵原、卓迪的山水，取法于元四家，郭纯则师承盛懋，周臣、王仲玉等的人物画，以清淡秀逸取胜。

边景昭的花鸟画与上述等人的师承有所不同，他直接效法的是宋代的院画，以工笔重彩著称。

明中期绘画
明代成化、弘治到嘉靖前后的时期，是院体一派和吴门派画风并存的时代，同时也是两派兴衰交替的时代。

以林良、吕纪为代表的宫廷花鸟画包含了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的不同风格。

王谔则以山水画被称为当代马远。

在民间，受到戴进影响的浙派画家江夏人吴伟，师承马、夏，而风格变得更加纵放，对当时的影响很大，被称为“江夏派”。

浙派的影响在成化、弘治前后逐渐深入宫廷，出现了宫廷内外的画风都趋向于粗笔水墨的现象，但有些流于粗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