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离鲁与山东省政府的流亡

东北军离鲁与山东省政府的流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军令部于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在湖南省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重新调整战略区划，增设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总司令。

1939年春，于学忠率东北军第五十一、五十七军入鲁，设立鲁苏战区。

客观而言，入鲁初期的鲁苏战区和所属东北军曾表现出坚持敌后抗战的姿态，对山东抗战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东北军连年征战、严重减员的影响，逐渐陷入困境。

至1943年，鲁苏战区和入鲁东北军便走上了离鲁之途，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亦随其出鲁，成为流亡政府。

东北军离鲁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流亡，从根本上讲，是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结果。

而具体分析，其中也交织着许多复杂的因素。

一是国民党内部重重矛盾而带来的严重内耗，突出表现为于学忠与沈鸿烈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于、沈之间直接的矛盾与冲突。

国民党设立鲁苏战区的一个重要意图，是企望以战区和入鲁东北军为依托，统一指挥和节制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党、政、军，以收相互配合的功效。

战区和东北军入鲁，也曾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带来某种程度上的人心稳定。

于、沈都是东北军旧人，本有保持合作的基础，但二人又都有着以各自为中心控制鲁省党政军活动的强烈欲望。

这种强烈欲望不仅带来许多隔阂与矛盾，将相互配合的功效化为乌有，而且上演了一出出闹剧。

沈鸿烈一心控鲁的意图，在1938年2月开始主鲁时就表现出来了。

沈退出青岛后失去立足点，当上省主席，就自然地把山东省当作基本依托。

因此，他主鲁伊始就致力于重建已经瘫痪的全省军政，尽力收罗地方势力人物，委以官职，点编各地的武装，纳入他所控制的保安部队系统。

1938年时，石友三占据鲁中山区，委任地方官，插手地方事务。

对此，沈大为不满，试图以任命石友三为省府委员而臵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石去于来，而且以战区总司令身分进驻鲁南，更使沈不快，刺激了他以己为中心控制山东军政的欲望。

沈长于学忠8岁，加盟东北军亦早于于学忠，于是，便首先摆出老资格制于。

据牟中珩记述，于学忠‚到达鲁南后，沈鸿烈大摆其大架子，不肯首先谒见于学忠，然而于学忠也不愿先去见他。

过了几天，沈鸿烈决定在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处和于学忠见面。

于是于学忠和我一起到达缪军长驻地与沈鸿烈见面。

我们刚同他相见寒暄，他即令他的参谋处长宁春霖拿出五十一、五十七两军的布防图，强令于学忠按其计划布防。

沈鸿烈的用意完全是为了保护其省府，因此遭到于学忠的反对。

沈鸿烈说：‘老弟，我比你大几岁，你要听我的。

’于学忠仍不听从，当时缪澂流亦不同意沈鸿烈的计划。

但沈鸿烈始终纠缠着于学忠不放，一定要听他的才行。

缪澂流对于学忠说：‘不要管他，去他的！’沈鸿烈一直缠了一整天，未得结果，不欢而散‛（牟中珩：《我所接触的沈鸿烈》，《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此举不成，沈鸿烈又重演对石友三故技，自作主张呈请国民党中央任命于学忠为山东省政府委员，而行政院会议也竟通过了这一任命。

这是一个不伦不类又很微妙的举动。

于学忠不同于石友三，他是以战区总
司令名义入鲁的，负有节制鲁、苏两省军政之责，官位应在省主席之上。

沈作为省主席和战区副总司令，应从属于于学忠，而沈却要于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听命于自己，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于学忠的态度。

这一任命把于学忠臵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所以，当沈鸿烈兴高采烈地在欢迎于学忠大会上公布这一消息时，惹怒了于学忠，刚一散会，他就当面向沈鸿烈辞去了省府委员的兼职，并生气地说：‚你这等于侮辱我！‛这大致是于、沈公开不和之始，明显地表露出沈鸿烈控鲁、控于的强烈欲望。

当时山东省政府的职员也都清楚地看出这一情形。

时任省政府教育厅秘书主任（代理厅务）的刘道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进入鲁南后，沈主持召开的鲁南军政会议明显地突出了山东军政‚以沈为中心‛这一点，沈以‚主席并以地主身份招待前来人员‛，‚显示山东的事务由省政府管理，与战区无关‛（刘道元：《抗战期间山东未曾沦陷》，《山东文献》第12卷第2期）。

于学忠不满沈鸿烈的所作所为，同时也在吴化文新四师和海军陆战队的防地和给养问题上搞了一些动作。

新四师和海军陆战队列属正规部队系列，受战区统一节制，但它们又是配属省政府方面的主要护卫力量。

沈鸿烈会见于学忠时，就提出吴化文部的防地问题，想让吴部驻省政府附近，作为沈的守备力量。

但于学忠却将吴部调到远离省政府驻地东里店的临朐蒋峪一带。

‚蒋峪是从益都到鲁南山区的必经要道，也可说是鲁南山区的咽喉。

于学忠调吴化文部防守此地，其用意就是一旦日寇‘扫荡’，吴化文部首当其冲。

吴化文部能击退敌伪进犯，固然很好；若吴部抵挡不住，于学忠的司令部可从容转移。

但这对沈鸿烈来说，是个很重
的打击，这不仅削弱了他的防守力量，同时使他对吴化文部不能直接指挥。

至于经费问题，是统一由国民党中央用空军投给鲁苏战区司令部，再由于学忠转发给山东省政府和新编第四师。

在转发当中，于学忠经费充裕时，就如数拨给；在经费不足时，于学忠就托辞不发或少发。

于学忠在经费上掌握主动、有权，而沈鸿烈则受到很大束缚，对其部属不能按时发饷，影响统治威信，因而对于学忠很不满意。

对于给养地区划分，于学忠要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新编第四师，在驻地自筹自给。

而省府和新四师所驻地区，地瘠民贫，筹措给养，十分困难。

这就使沈鸿烈对于学忠非常气愤，双方矛盾日益加深。

沈鸿烈除向国民党中央控告外，对战区司令部的指示，则阳奉阴违。

‛（崔基成：《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于学忠这些举施不仅加大了与沈鸿烈的矛盾，而且把吴化文推到沈一边。

省政府驻地迁移至临朐吕匣店子后，沈、吴便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于学忠，不听战区调令，甚至为催收给养，开火争斗。

于学忠以战区名义大规模整编山东地方部队，更为沈不满。

这些部队，许多是沈已控制或力图控制的。

如张里元、秦启荣、赵保原等都是沈任命的专员，其部队已被沈点编为保安部队，力量较强；厉文礼部原为游击部队，厉任第八区专员后，所部为沈改编为保安部队。

上述部队，都被于学忠整编为战区游击部队。

这种整编不仅削弱了沈鸿烈保安司令部的力量，而且使沈不得不重新调编所属保安部队。

沈、于之间的矛盾还表现在对共产党的态度上。

沈鸿烈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进入鲁南后，不断指使所部制造事端，挑起冲突。

于部入鲁后，他更想拉于学忠一起反共。

但于学忠说：‚八路军山东纵队还归我战区指挥，共同抗战。

我怎能来打共产党呢？‛中共方面对沈、于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要求对沈鸿烈等顽固派，‚须在自卫原则下坚决消灭之‛，对于学忠，‚除对其反共政训人员应加以坚决打击外，对东北军应极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第129页）。

沈、于在对待共产党的实际行动上，也处臵各异。

1940年8月，沈鸿烈所部进攻鲁村八路军，而驻防附近的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却‚按兵不动，坐观胜负‛，于是，外界于沈交恶的谣言，也随之而起。

以上种种因素使于、沈关系日渐恶化。

至1941年夏发生韩子嘉刺于案，更把于、沈关系推入僵局。

韩子嘉原系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六六八团第一营营长，因涉缪澂流投敌事件被撤职。

韩与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李子虔是同乡。

沈鸿烈通过李收买了韩，令其伏于于学忠去战区干训团上课途中掷手榴弹炸之。

于学忠见手榴弹后迅速卧倒，只伤手部。

韩为混淆是非，嫁祸于人，投弹后逃向八路军驻地。

八路军逮韩送交于学忠战区总部，由军法处审讯。

审讯中，韩供出沈鸿烈派李子虔收买经过，并案涉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

军法处一再传李、宁到庭对质，沈不令前往。

由此于、沈之间矛盾达到顶峰，已是水火不能相容。

于、沈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着省政府和战区之间的关系，迄未实现最高统帅部设立鲁苏战区以统一地方军政活动的初衷。

随着于、沈关系的日趋恶化，特别是刺于事件之后，沈在省内的处境已相当困难，最终演成1941年夏的沈鸿烈不辞而别。

此后数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几乎陷入停顿，省政府主席急待择人补缺。

但这
对蒋介石来说，确是极大的难题。

沈鸿烈虽说也是东北军出身，但自主掌青岛后，积极投效蒋介石，还是能为蒋所信任的。

沈离鲁后，于学忠部成为国民党在山东的主要力量。

而蒋对于是不信任的，不甘心将山东党、政、军大权都交给于学忠，但又没有更好的选择。

因此，山东省政府主席人选问题很令蒋介石伤脑筋。

从发挥战区与省政府统合作用上讲，于学忠以战区总司令兼省政府主席是最合适的。

最初，蒋介石也提出让于兼任。

但随即又变了卦，转令于学忠保荐二人送请中央选定，于学忠保荐了其总部秘书长周从政和第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并表示有意于周出任省主席。

但蒋对周不信任，加上沈鸿烈等从中作梗，向蒋控告周是共产党，最后决定去周留牟。

后周从政在给范予遂的信中叙说了他就省主席人选之事赴重庆见蒋介石前后的情形，信中说：‚从这件事的经过来看，蒋对于学忠的主要目的，在消灭东北军的五十一军。

采取的手段是分化，包括分化人和部队。

蒋介石留我在渝不让回鲁，正是分化手段之一。

蒋介石认为我是张学良的党羽，接近共产党，不可靠，在当时又为于学忠所信任，更觉可虑。

因此，调我去渝，不让回鲁，一面能限制我的活动，一面可减少于的帮手。

在这个问题上，沈鸿烈、周复也起到一定的煽惑作用。

‛（范予遂：《我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回忆》附注一，《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可见，蒋介石在山东省政府主席人选问题上大作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于学忠东北军。

牟中珩就是这样当上了山东省政府主席。

牟主鲁可说是蒋、于、沈矛盾的又一产物。

尽管如此，蒋介石对山东仍不放心，另从重庆派来范予遂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不让牟中珩兼任此职。

抗战爆
发后，从党、政、军一体化考虑，一般都是由省主席同时兼任保安司令和省党部主任委员职务。

沈鸿烈是如此，牟去职后，继任者何思源也是如此。

对牟的这种安排显然是想利用省党部对牟中珩进行制约。

范予遂原属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系，汪投敌后，与汪分裂，向蒋靠拢，作为参政会参议员留在重庆。

来山东前，范去见了蒋介石，他说：‚蒋介石批准我回山东后，就很快约我见了面，冠冕堂皇地说了几句，最重要的是今后有事叫我直接给他报告。

临别，叫他的侍卫任林蔚交我一本密电码，要我有事随时拍电报告他。

他还写了一张送我路费6000元的纸条给我。

这是自汪精卫投敌以来，蒋有意拉拢我，我也有意靠近他的一个具体表现。

‛这一段话，将蒋介石派范来鲁监视和制约于学忠、牟中珩的目的说得很明白了。

经过此一番折腾，1942年1月9日，正式发表牟中珩任命时的山东省政府，已呈人心涣散的局面。

牟中珩还没有来得及对省政府进行补充和改组，就遇上了日伪军的大‚扫荡‛，省政府驻地吕匣店子受到日军攻击。

为了逃避日军，省政府放弃吕匣店子，向东南方向沂山左侧移动。

日军分路跟踪追击。

为分散日军攻击目标，省政府人员被迫在雨雪中化整为零，逃走的逃走，疏散的疏散，潜伏的潜伏。

如此艰难的挣扎，前后历时半个月。

日军撤退后，山东省政府重新集中于原驻地。

4月，牟中珩对省政府进行了改组。

改组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撤销了鲁西、鲁北、鲁东三个行署。

行署的撤销说明山东省政府力量的减弱，也说明省政府更大危机的即将来临。

牟中珩改组省政府后，颇有重振省政府的决心，一方面抓紧
干部培训，另一方面分派大批人员赴各县视察，推动地方军政工作。

然而，这并没有给省政府带来多少希望。

至8月，随着日伪军的再次大举进犯，战区和省政府又陷入危机之中。

为应付复杂局面，战区移驻与省政府驻地相距约30余华里的第五十一军防区，以便与省政府和第五十一军相呼应，借以推动山东军政一体化。

但这种举动为时已晚。

此时，日伪方面正在酝酿进一步的进攻步骤，此即是自1942年10月8日开始，历时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这期间，驻山东日军还发动了一系列的全省范围的‚扫荡‛、‚蚕食‛和封锁行动，进行所谓‚治强战‛。

日军的频繁进攻，彻底破坏了战区和省政府短暂的稳定局面。

数月间，东北军和省政府东冲西搏，陷入几无宁日的混战状态。

另一方面，由于日军的‚三光‛政策和自然灾害造成的1942年粮食歉收，鲁中山区出现大范围的粮荒，战区和省政府又面临粮饷无着的威胁。

至1943年春，粮荒愈益严重，出现野菜吃光，树皮充饥，老弱转乎沟壑，强者散而至四方的局面。

省政府控制区临朐、沂水（今沂源）、博山三县交界处出现了东起蒋峪，西至三岔店，南起九山，北至方山，方圆近百里的‚无人区‛，致山东省政府失去经营多年的立足地。

正在这时，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率驻悦庄、南麻、鲁村一带的新四师及保安第一师公开投敌，省政府顿失西部外围唯一护卫屏障，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

为躲避日伪军的攻击，省政府机关仓皇由沂山北麓移往沂山南麓的于沟、九山一带，又失散了一些干部（一部分被俘，一部分逃散）。

经此磨难，使本来已无多少业务可言的省政府，又陷入了半死半活的蛰势局面。

其实，半年来，省政府一直处于惊恐不宁之中，早已有名无实。

东北军和山东省政府走上离鲁与流亡之途的另一因素是东北军和战区内部力量的分化，突出表现为第五十七军的分化，主要是两大事件。

一件是发生于1940年9月的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通敌与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锄奸事件；另一件是发生于1942年8月的常恩多、郭维城率第一一一师和总部特务团各一部宣布脱离国民党的‚八三事件‛。

常恩多锄奸事件表露出东北军中的裂痕。

此后，东北军内部的分化日趋明朗化，进步力量与反共顽固势力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加剧。

锄奸事件使常恩多陷入事变旋涡，一病不起。

第一一一师内部顽固势力乘机弄权，并于1941年2月，制造了扣押锄奸骨干第三三三旅旅长万毅事件，大肆清洗进步力量，操纵历来与八路军友好相处的第一一一师加入反共摩擦的行列。

1941年3月，诱使八路军独立营朱信斋部叛变，杀害八路军干部和地方干部20余人，逮捕200余人。

4月25日，又突然袭击驻在沟洼的日照民主政府，造成流血伤亡。

与此同时，第五十一军的顽固派也屡肇事端。

4月25日，第一一四师张本枝团纠集第三三四旅荣子恒部及地方顽军进攻中共临（沂）郯（城）费（县）峄（县）边联县，大肆烧杀抢掠，仅在九女山下就枪杀、活埋77人，制造了‚四二五‛边联县惨案。

10月，张本枝团又突袭移驻银厂村的中共鲁南区委机关，打死7人，捕扣区委书记赵镈等10余人，11月30日，活埋赵镈于九女山，制造了‚银厂惨案‛。

对此，山东八路军被迫自卫反击。

东北军与八路军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度的微妙局面。

如此种种情形，不仅损害了东北军的力量，而且加剧了东北军的分裂，导致了常恩多脱离东北军的‚八三事件‛。

之后，为驱逐占
据甲子山区的第一一一师残部，八路军又进行了甲子山区反顽作战，将第一一一师残部赶出这一带山区。

经这一系列变故，原东北军第一一一师已支离破碎。

‚八三事件‛也给东北军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以强烈震撼，并为日军提供了攻击战区和东北军的机会。

8月12日至15日，日军调集第五、第六旅团发动了意在‚捕捉‛于学忠的包围作战（日军称作第三次鲁中作战，即‚は号作战‛）。

于学忠部被迫冒雨抵抗，奋力突围，由莒、日边转移至沂水、安丘边界一带，力量再次大损。

而日军更加紧了对于学忠部的连续追击作战，于8月20日至30日发动了第四次鲁中作战（日军称作‚れ号作战‛）。

21日，两军遭遇于沂水以东的唐王山，激战中于学忠负伤。

此战，东北军损失颇重。

东北军和战区力量的分化还表现为所属武装力量的大量投敌。

在连续不断的沉重打击下，鲁苏战区的处境日趋艰难，对地方武装几乎失去控制力。

因之，地方武装中动摇、投敌的情形日趋增多。

1941年2月，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纵队司令李长江在日军打击和引诱下率所部4万余人投敌。

1942年4月，莫正民部1400余人投敌。

同月，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率部投敌，被汪伪政权任命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孙良诚是最早公开投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山东局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6月以后，张步云部、李永平部等又频繁与日军接触。

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率部投敌，2月，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被俘后，率部投敌。

吴、厉的投敌使战区司令部和省政府失去东西两面的防卫屏障，陷入疲于逃命的困境。

6月，驻防鲁南山区的第五十七军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率
部投敌，被汪伪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军军长。

处境的困难加剧了战区和省政府内部的分化，而部队的分离和投敌，反过来又加剧了战区和省政府的危机，从而陷入了不可收拾的恶性循环之中。

第三个因素是日伪的大规模的连续的进攻和外部环境的恶化。

东北军入鲁初期，除在1939年6月的日军大‚扫荡‛中受创较重外，尚能偏安于鲁南山区。

进入1941年，日军确定了巩固华北、长期作战的方针。

2月，由华中抽调第三十三、第十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

自3月至12月，华北日伪连续发动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军、官、民、会一体的所谓‚总力战‛，加大了对东北军和山东省政府的压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日军为巩固华北占领区，于1941年底1942年初开展了一系列的攻击作战。

驻山东日军认为经过一年多的连续打击，八路军的抵抗能力已大为减弱，所以，转而把矛头指向驻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包括鲁南山区的鲁苏战区和鲁西地区的孙良诚部队。

2月5日，日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集中19个步兵大队的兵力，从昌乐、安丘、莒县、诸城、益都、临沂及沂水各路，以大包围的阵式对活动于鲁中山区的于学忠部和山东省政府发动了强大攻势。

圈里和吕匣店子是日军进攻和破坏的重点区。

于学忠部放弃战区总部驻地圈里，移至莒县、日照境内。

嗣又遭到日军追击，损失颇重。

直至26日日军撤退，于学忠部始稳定于莒日边的李家彩。

此时山东的局势是，日伪方面为纪念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2周年，自1942年3月30日起，发
动了历时两个半月的第四次华北‚治安强化运动‛。

为配合运动，山东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队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作战。

3月25日至4月15日，以独立混成第五、第六两个旅团的兵力，‚扫荡‛了胶东地区（日军称作第二次鲁东作战）。

5月中旬，又发动了对益都、沂水以东地区于学忠部的攻势作战（日军称作‚あ号作战‛）。

6月初，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又‚扫荡‛了新泰、莱芜以东山区。

再加上‚八三事件‛后日军对东北军的连续作战，使东北军进一步陷入困境。

而此时，日伪方面亦正在酝酿进一步的进攻步骤，自1942年10月8日开始，发动了历时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为配合运动，驻山东日军又展开了一系列的对鲁中、鲁南山区攻势作战，10月10日至20日‚扫荡‛了鲁中北部地区（益都东南及博山西南山区），10月27日至11月11日，又‚扫荡‛了鲁中南部及鲁南地区（沂水北部及博山东南山区），集中攻击活动于这一带的八路军部队和东北军第一一三、一一四师。

随后，自11月19日起又发动了对鲁东地区历时一个月的大‚扫荡‛。

1943年1月，吴化文投敌后，日军直接进至悦庄、南麻、鲁村一带吴化文部防区，威胁战区总司令部。

战区被迫倾全力向北防守。

2月下旬，日军独立混成第六旅团与第五旅团配合，发动了对驻安丘城顶山一带的第一一三师和第二纵队厉文礼部的进攻。

4月，日军第十二军又集中一部兵力，陆空配合，发动了对鲁苏战区总部的正面作战，双方相遇于大崮山，演成了反复肉搏、拼命争夺的惨烈之战，第一一四师张本枝团遭敌机大肆轰炸，多数悲壮捐躯。

山东八路军配合作战，以伤亡一个连的代价，掩护第五
十一军跳出合围圈。

5月14日，日军又以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和吴化文指挥的6个团为主力，分兵两路，发动了对战区总部和第一一四师的第二次攻击。

战区总部被迫避于八路军根据地。

在各方大力配合下，战区各部队，苦战10余天，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冲出日伪军包围圈。

随之，战区总部移至莒（县）日（照）边，活动于以坊子为中心，东起两城，西至照贤，方圆100余里的地区，西部山区几乎全部放弃。

鲁苏战区和山东省政府在省内陷入困境时，其外部环境也日趋恶化。

一是与山东互为犄角的河北省国民党的力量严重削弱。

活动于河北省境的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庞炳勋与所部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于1943年5月14日联名通电，率部投敌，国民党河北省政府被迫迁出省境，流亡河南。

二是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日军的‚扫荡‛、封锁、‚蚕食‛下，自1941年起进入艰难时期。

至1943年上半年，山东及其他抗日根据地虽然有所恢复，但仍没有摆脱困境。

这种局面既削弱了八路军与于学忠部的配合，又使于学忠部成为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

而此时奉命入鲁支援和接替于学忠防务的李仙洲部，亦受阻于微山湖以西地区，无法东进接近于学忠防地。

在内外援无望的情势下，于学忠部处境更加艰难，弹药缺乏，补给无术，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

为避免继续受损失，7月上旬，于学忠部不等李部接防就开始撤离，向皖北转移。

于部由日照的坊子一带启程，以第一一一师为前卫，第五十一军为后卫，先向西经八路军鲁中根据地之坦埠、旧寨，进入费滕山区，冲过。